二 关于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1950年《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与工农出身的妻子之间的生活习性的冲突，最终矛盾和解，他们又回复到家庭的温馨之中。小说分为四个部分：一、“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这部分讲述他们在革命年代建立的婚姻关系，那时妻子劳动，他为革命工作，婚姻似乎很美满。二、“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地变了！”写进城以后，李克对城市生活很熟悉与迷恋，而妻子却完全不能融入城市的生活，他们的矛盾开始产生。三、“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写那些非原则性的生活问题导致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痕日益加深。妻子保持着革命传统，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坚决斗争。四、“我们结婚三年，直到今天我仿佛才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部分批判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进城以后发生的变化，试图唤起他们对革命年代婚姻关系的珍惜。这篇小说朴实无华，语言简洁通俗，故事平铺直叙，虽有插叙，也脉络清晰，正是那个时期提倡的赵树理式的文风。从现实社会现象来看，这篇小说也是某种真实情形的改写。当时的社会现象是，进城后，大量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抛弃了农村妻子，找城里的女学生为妻，形成了建国后一次大规模的换妻运动。但作者却从另一个角度来揭示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篇小说虽然描写了妻子的一些固执的缺点，对城市生活的抵触情绪，但整体上还是歌颂了工农出身的妻子的高尚品格。

然而，这篇小说在建国初期还是遭遇到严厉的批判。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在距发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后仅20天，发表了陈涌的批判文章《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这篇文章认为萧也牧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工农出身的干部，作者保持和渲染了旧观点、旧趣味，以此来嘲笑劳动人民。文章认为，这不是作者个人问题，而是性质严重的错误，它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城以后，在文艺创作方面逐步产生的一种不健康的苗头，应该引起警惕。随后，6月2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五期发表读者李定中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这篇文章认为，萧的这篇小说对于工农出身的女干部，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作者尖锐指出，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这篇文章比陈涌的文章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嫌陈涌的文章不够上纲上线，认为这不是作者脱离生活，而是脱离政治。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作者是已经站在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这位李定中不是别人，是冯雪峰的化名。随后，1951年8月17日的《文艺报》刊登了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她肯定了陈涌的观点，认为对萧也牧的批判非常必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她认为目前文艺界确实存在一种错误倾向，萧也牧的小说被一些人当做旗帜来拥护，这就是要放弃解放区的传统，改变毛泽东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呼吁人们不能忽视这种倾向的危害性。一时间萧也牧可谓众叛亲离，连他的密友康濯也站到了批判他的队伍当中，发表了《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康濯出于何种动机批判老朋友不得而知，但他以朋友的身份证实萧也牧进城后确实受到不良文艺思想的影响，对自己过去的作品采取否定态度，认为今后写作应适应新的读者。康濯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企图抹杀否定解放区文艺，企图拿他们那一套代替之。”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萧也牧在同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检讨书——《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承认自己进城后在创作上感到“困惑”，不大喜欢老解放区的小说。他还谈到自己原来认同的创作观，即最好的小说要写日常生活，要从侧面写，这才显得深刻。

对萧也牧的批判引发了对当时被认为有同样倾向的作品的批判。电影《关连长》，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都成为批判的对象。一时间批判之风弥漫文坛。这一切都说明，革命文艺本身是运动与斗争催生的。正如冯雪峰以读者名义对萧也牧展开激烈的批判一样，革命文艺家心中都有一个想象的人民和群众，都努力让自己以人民和群众的名义进行思想和写作。读者就是群众，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正如丁玲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反复重复的一句话，“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这就是中国革命文艺不断激进化的精神动力。有一个想象中的无限进步的“群众”，紧接着把自我想象为与“群众”进行革命竞赛的角色，这使自我革命化只能以奔跑的速度进行，革命的思维就只能是无限激进化的思维，还有什么比把命革了更彻底的呢？知识分子从无法拒绝革命，到唯恐不革命，再到唯恐革命不彻底，不达到极限，这是一个无尽的自我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萧也牧的遭遇展现了革命历史无限激进化的最初情景，然而，革命文学建构的历史化在这里不过是才开始了涓涓细流，更大的洪流将随后奔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