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权变的观点

正如上章介绍的，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的学者们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较早提出的是特质理论，这一理论关注的是领导者的个人特质，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和特性，以确定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充当领导者；其次是关于领导行为的研究，目的在于寻找一种最有效的领导行为模式或领导风格。由于这两种理论都很少注意到领导行为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效果，因而在发展上都有一定的局限，后来的研究者针对这一局限提出了权变的观点。

权变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领导行为和风格，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具体情境，结合各种因素随机应变。它把领导的效果看做是领导者、被领导者以及环境因素的函数，即：

领导的有效性 =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领导者应根据这种函数关系确定一种最有效的领导方式（郑晓明，2002）。在这方面，主要的理论模型有Fiedler的LPC权变模型（Fiedler's LPC contingency model）（Fiedler, 1964;1967）、领导行为的路径目标理论（path-goal theory of leadership）（House,1971）、领导行为的替代理论（leadership substitutes theory） （Kerr&Jermier,1978）、多重连接模型（multiple-linkage model）（Yukl,2001）以及Fiedler将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发展而得到的认知资源理论（cognitive resources theory）（Fiedler,1986），等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考察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不同情境条件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特别是不同领导方式的各种适用条件，一般都是根据领导者的个人特质、下属特点、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以及团队、部门、组织的结构与工作任务的性质等因素的不同组合来确定一种最佳的领导方式。这些理论我们会在本章随后的各节中有所介绍。

总的来说，关于领导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领导形态学、领导生态学到领导动态学的发展阶段，并以领导的权变理论作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上述权变理论都是从某一方面对领导风格、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尽管它们各自仍存在一些不足和争议之处，然而也正是由于现实中的各种情境千变万化，使得这些理论基本上只能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下适用。另外，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各种领导理论，对于中国的领导者来讲未必适用。近年来的跨文化研究（House等，1999; Trompenaars,1993）证实，文化也是影响领导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的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领导行为（Bennett, 1997）。这一点，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应当注意。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变观点

事实上，中国很早便有了各种权变的观点，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孙子、管子等都提出了有关权变的观点。例如孙子谓“审时度势”；管子认为“事以时举”, “视时而立仪”, “审时而举事”；韩非子也说“时异则事变，事异则备变”，等等（郭全中，付晨，2000）。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兵家理论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关于古代中国军事管理理论的经典著作，它自然也就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周业柱，2001）。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孙子兵法》或许还可以作为一部关于军事领导者的理论著作来解读。另外，《周易》对于现代管理者也很有启发意义。现在有所谓“管理易”、“周易管理学”等，其实就是《周易》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周易》也包含了很多关于权变的理论，尤其是关于领导的权变理论（麻尧宾，2004）。在许多其他的中国古代经典中，如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诸葛亮等领导者同样也表现出了我们东方人的领导智慧。

与西方的权变理论有所不同的是，这些中国传统的权变观点是有其独特魅力的。

首先，它强调了领导者的道德本位问题。所谓道德本位，是指一切社会的实际事务应以一定的社会道义为基准，反对人的功用取舍与其价值判断的对峙和分离。事实上，道德问题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在首篇就提到了“道”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如何权变，最起码的道德准则是不容许改变的。

其次是人本主义的问题。西方的管理理论，尤其是从经济学发展而来的管理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而西方学者在理论研究中使用的，也正是他们一贯奉行的“科学主义”方法——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一直是在试图从一群被模型化了的人当中探寻出一些固定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律，从而构建出某些特定的情境模式，以将各种领导模式套用其中。这与中国的方法有所不同。孙膑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比较重视人的因素的。因此，在中国，也许人们更愿意把领导看做是一门艺术，而不完全是一门科学——是艺术就意味着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而权变理论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张再林，1997）。

再次，西方的权变理论强调的是领导风格与领导行为的变化，而中国传统的权变观点则更侧重于情感上与主观思维方面的变化。由思维的变化来引导行为的变化，使得领导方式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这一点也正是第一章中的适域观点与本章的权变观点的最大区别。适域观点最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法或模式。而权变观点最重要的是在思考领导有效性的问题时，有一种辩证的观点，不单是让不同的行为模式适合特定的环境特点。具有了这样的观点或角度，就可以更好地审时度势，根据不同的环境展示不同的行为，增强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及领导的有效性。

当然，这种关于中国传统权变观点的探讨，也只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结和引申。我们并没有构建出一些比较具体的理论模型，而只是把它们当成了一种主观思维上的引导。同时，我们的许多观点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此外，许多相关的研究其实也只是从哲学、文化这样的角度对领导问题做出的一些思考，而且更多的是从管理的角度而不是领导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在领导理论研究中所不得不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