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什么是后现象学？

序言

在这一系列的四个讲座中，我将从一般所说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和“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出发，看一下它们在当代的发展。我使用了“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和“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这两个更特殊和更特定的术语，以便反映下述两个事实：首先，尽管“后现象学”明显来源于现象学，但是后现象学是对现象学的有意识地修正或改变，以便反映任何带有现象学风格的哲学在当代处境中的历史性变化；其次，出于同样的原因，“技术科学”也反映了对当代科学技术学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做出响应的历史性变化。我深信，哲学、科学和技术在20世纪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对这三种现象的解释同样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我将从最近在英语国家中发生的“科学之战”（science wars）开始我的阐述。有人认为，美国发生的“科学之战”是从1996年《社会文本》（SocialText）季刊发表《跨越边界：迈向一种量子引力的转型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开始的。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作者阿伦·索卡尔是个二流的物理学家。文章是一个有意设计的骗局，目的是为了表明文学理论家和人文学科研究者的无知。《社会文本》是一本激进的文学理论刊物，编辑们这次上当受骗，接受和发表了这篇带有欺骗性质的文章。这个事件逐步从学术圈流传到报纸和因特网上。从广义上来说，这场“战争”涉及的是科学是否普遍有效，科学是否是享有特权的知识，科学是否在文化和价值上中立和科学是否变成了“科学的卫道士”这些问题。人文学者是这场论战中受愚弄和受攻击的对象，他们被认为是攻击科学的；他们宣称是相对主义者，否认普遍和绝对的真理。对他们来说，所有的知识形式都仅仅是主观的（在这里，通常攻击的目标是解构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社会建构论者”）。当然，这场广受瞩目的讨论让索卡尔“名利双收”，书籍、文章、电视访谈都介入了这场争论。

这是美国版的“科学之战”，但是我在我的《技术与生活世界》（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1990）一书中就已经指出，此前英国版的“科学之战”早已发生。在1987年，《自然》（Nature）杂志（当然，这是最高级的科学杂志之一）发表了一篇名为《科学错在哪里》（Where Science Has Gone Wrong）的文章，文章作者西奥切雷斯（T.Theocharis）和皮斯姆保罗斯（M.Psimopoulos）也是两位物理学家。他们认为，政府（特别是在撒切尔时代）对科学支持和拨款的减少，是由于科学哲学家的“相对主义”。他们将保罗·费耶阿本德、伊·拉卡托斯、卡尔·波普和托马斯·库恩四个人的脸部特写照片放在文章的首页上。

跟“索卡尔事件”一样，反对意见认为，这些科学哲学家破坏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绝对性、价值和文化上的中立性的信念。尽管这场争论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自然》杂志一直在发表文章讨论这个问题，直到编辑们最后结束了这场讨论。在这两个事件中，“战争”围绕的是科学知识是否应该理解为脱离文化的、脱离历史的、普遍的和绝对的，或者科学是否嵌入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以及科学是否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也包含人类通常具有的可错性。现在让我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描述这些事件：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战争”视为解释的战争。这就是说，这些事件和争论发生的情境（context）包含了以下这些问题：什么是对科学的最恰当的解释？谁有权力做出这些解释？从什么角度做出这些解释？在我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中，物理学家作为科学方面的专家，发挥了解释者的作用。但是，其他人呢？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有权做出解释吗？总之，我认为是我们来诠释这些现象。

我将把我所讨论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到21世纪，也就是说大约从1900年到2006年。在20世纪早期对科学的解释中，大部分最知名的解释者都是一些受过科学训练或者本人就是科学家的哲学家，这包括20世纪最初十年中的皮埃尔·迪昂、恩斯特·马赫和亨利·庞加莱。这些思想家都接受过数学和（或）物理学的训练。总之，他们对科学的解释是一种局内人的解释，或者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一种内在的（internalist）解释。与此类似，当历史学家们开始对科学解释感兴趣时，他们一般也受过科学训练，或者他们将科学的编年史视为一部英雄的传记——伟大的人物具有伟大的思想，提出了伟大的理论。这种历史依然受到很多科学家的青睐，被认为是一种完美的科学史。

我们现在知道，在20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中，科学哲学中出现了实证主义（positivist）和现象学的变种。从实证主义那里形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从现象学那里形成了包括胡塞尔在内的哥廷根学派（Gottingen School）。需要注意的是，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同源的学科依然停留在逻辑学和数学之中！总而言之，事实上，所有早期内在的解释者都倾向于以科学作为他们的解释模式——在胡塞尔的领导下，早期现象学将自身视为一种严格的科学。现象学从一开始就是科学解释战争的参与者。

所有这一切在20世纪中叶开始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胡塞尔就去世了，很多实证主义者移民到美国，并且直接“接管”了大部分的美国科学哲学。因为现在我已经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我将直接列出科学解释领域中的新来者，并列举我认为已经发生的如下一些结果：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科学哲学仍由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所主导。科学被赋予一种“制造理论的机器”的形象，它是通过逻辑一致性和实验来证实的。

——从50年代到60年代，一种新的、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开始出现，例如托马斯·库恩和他的同道。他们在科学实践的观念中加入了历史和革命。反实证主义仍然以理论为中心，但是中断了早期的逻辑主义。历史的特殊性成了被解释的科学的一部分，这被库恩称为“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s）。这种科学形象由于对历史的关注而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反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发展历史不是线性的、累积的。他们所勾画出来的叙述充满了“范式转换”和间断性。

——到了7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和“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从科学的社会、政治和建构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科学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科学的结果被视为是协商的和建构的。

——在80年代，新的技术哲学（后海德格尔主义、后埃吕尔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本身也是从技术上体现的。没有设备和实验室，就没有科学。

——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开始指出科学实践中男性至上的偏见，这在一些情形中导致了对进化中再生战略（reproductive strategies in evolution）的新的理解。在文化实践中，科学总是被视为带有性别（歧视）。

科学卫道士们对这些理论的反应是加以谴责。这些理论认为，科学现在被视为完全是与文化相适应的、历史的、偶然发生的、可错的和社会性的。不管科学的结果是什么，科学知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在我看来，到了20世纪末叶，甚至那些属于分析哲学传统的科学哲学也已经做出妥协。例如，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的科学哲学系是以分析哲学占主导的，该系的厄南·麦克马林（Ernan McMullin）编辑了一本名为《科学的社会维度》（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1992）的书，该书明确承认科学远比“制造理论的机器”的形象更丰富。拉里·劳丹的《科学和相对主义》（Science and Relativism,1990）是一本关于各种分析的科学哲学之间进行争论的书，他在书中宣称，所有分析的科学哲学家现在都是可错论者（fallibilists）。

我将这看做是20世纪末的一种共识，这是由一些当今视野更开阔、风格更加多样化的解释者促成的。然而，回过头来看，如今这些范围更广阔的解释也可以看作是对在20世纪发生巨大变化的科学和技术的反应。当我们回顾1900年到2006年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集团化的、全球化的大科学（Big Science）已经蔚然成风。从曼哈顿计划到人类基因组计划，从物理学到生物学，这些都是大科学。与此类似的巨大变化在技术中体现得更明显：在1900年还没有飞机、核能源、计算机或因特网等技术，然而在今天，这些技术却构成了我们生活世界的背景。我现在要采取的特殊步骤就是：我要将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置于这种背景中，并用一系列已经发生改变的、类似于用来解释科学和技术的解释，来解释和评判哲学。从当代的视角来看，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现象学？我认为哲学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必须与哲学的历史情境一同发生变化。这就使我产生了将正统的现象学修正为当代的后现象学的意图。因此，现在就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现象学哲学，大体上说就是与本讲座相关的从1900年到2006年这段时期。我将首先研究一下现象学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