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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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见和误读,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本有可能纠正过来。当时的先驱者推倒千百年来视小说为“闲书”、“小道”的封建陈腐观念,将小说抬进了文学的大雅之堂,建树了巨大的功绩。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社会文学”、“写实文学”的旗号下,重新确立了文学的评价标准,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一批不被重视的小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位置。他们对“黑幕小说”、“滥调小说”的批判,也包含了许多正确的见解。但“五四”时期某些先驱者在文学问题上也有一些幼稚褊狭的看法:他们重写实而轻想象,重科学而轻幻想,重思想功利而轻审美特质,对神话、童话、武侠、志怪类作品很不理解。他们把《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均看做“非人的”文学,把《聂隐娘》、《红线》乃至《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某些情节指斥为“迷信”而对整个作品不予肯定。这就使他们不能较为客观和全面地去评价武侠类作品。

到了1930年代,随着左倾幼稚病变本加厉地发展,武侠小说终于被打入“另册”。其“罪名”被提到了吓人的高度,成为“妨碍群众觉悟”、“阻挡革命发展”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似乎革命不能早日胜利,其根源全在“制造幻想”的侠文化。如果说前面那种认为武侠小说鼓吹暴力、“以武犯禁”的看法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从右的方面来否定的话,那么,这种认为武侠小说“制造幻想”、乃“精神鸦片”的看法却是站在革命者立场上从左的方面来否定的。瞿秋白1932年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期上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说:“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武侠和剑仙的梦想”,“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在《吉诃德的时代》一文中又说:“中国人的脑筋里是剑仙在统治着。”“相信武侠的他们是各不相问、各不相顾的。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瞿秋白《吉诃德的时代》大约作于1932年,收入《乱弹》,1938年5月由上海霞社出版。此处引文见《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273—274页。新文学家中,郑振铎写了《论武侠小说》收入1932年7月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海燕》集。,茅盾写了《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载1933年2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都同瞿秋白相呼应,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武侠小说。这在当时或许自有其针对性,结论却未免过于简单(后面我们将会正面谈到)。1949年后,这种“革命的见解”更借全国政权力量付诸实行,武侠小说便难免遭禁或变相遭禁的命运。《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的社论载195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亦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25—126页。中明确提出:“凡渲染荒淫生活的色情图书和宣扬寻仙修道、飞剑吐气、采阴补阳、宗派仇杀的荒诞武侠图书,应予收换”;“这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事实上已经起了并正在起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第五纵队’的作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出版社不出版武侠小说,图书馆不出借武侠作品,街头偶尔发现旧日印的武侠书则付之一炬;不但武侠小说作家反复检讨认“罪”,连“行侠仗义”、“见义勇为”、“哥儿们义气”这类日常用语也因“缺少阶级分析”而在书刊、广播、电影中喋喋不休地受到批评谴责。偌大神州大陆,真似一片净土!

然而结果如何?人们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报纸上,不断读到的竟是这样一些新闻报道:光天化日之下,一名持刀歹徒公然在公共汽车上勒逼二三十名乘客交出钱款、手表,无人敢起来反抗;两个坏蛋在长途汽车上将几十名旅客的财物洗劫一空,然后堂而皇之地离去;在列车上,暴徒竟敢当着全车厢旅客的面抢劫钱财并侮辱妇女,而人们竟视若无睹,不敢援手;儿童落水,岸上围观者上百,却无人救援,如此等等。在广州街头,广东省广播电台青年记者安珂因与偷盗者搏斗而被刺受伤,他的遭遇怎样?《人民日报》记者胡思升有一段报道:


在广州长堤大马路的闹市区,正值下班时的熙来攘往的高峰时分,人群围观安珂赤手空拳同三名持匕首的歹徒在马路中央搏斗,交通堵塞达十分钟,可是没有一个人上前呐喊相助,竟让四名歹徒持刀扬长而去……安珂的两名一起目睹歹徒抢提包的同学,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保卫干部,却在血战的时刻不见了……安珂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拦截两辆过往的卡车和客车以便送往医院抢救,车上的司机竟不予理睬,置一个英雄的垂危于不顾……胡思升:《震动和沉思——记安珂壮烈牺牲后的社会反响》,载1983年5月7日《人民日报》。


在武汉一家餐馆里,同样是电台记者的杨威当场抓住一个小偷,勒令他“快把钱包交出来!”但被盗的人却不敢承认这是自己的钱包,小偷于是气势汹汹地向杨威反扑过去,说“你诬陷好人!”当场猛打杨威,小偷的同伙也蜂拥而上。被打的杨威一面和歹徒搏斗,一面大叫“抓坏蛋”,但餐馆工作人员和就餐的顾客“并无一人出来相助”,直到后来公安人员闻讯赶到时,杨威已多处负伤。刘衡、龚达发:《活着的安珂斗歹徒,武汉三镇传佳话》,载1983年4月12日《人民日报》。

据粗略统计,从1979年到1983年,报刊上报道的这类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一个多么突出的社会现象!

鄢烈山先生说:“武侠小说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现在读者要问:当这种“精神鸦片”被取缔了整整三十年,对它的批判也长达半个世纪,使人“孱弱”的根源早被彻底铲除之后,为什么人们没有变得勇敢起来,这类事例反倒发生得如此众多、如此集中?

这就不能不触及到社会文化生态平衡受破坏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