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演变九大律与中西文化比较

被访谈人：辜正坤（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导）

访谈人：傅丽 李璐（北大学生）

时间：2000年7月16日下午

地点：北大中关园

傅：辜老师，我们受出版社的委托对北大、清华的学者做学者访谈录。我们都知道您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您能谈一下决定中西文化差异的最基本的因素是什么吗？您认为这些因素是怎样决定和影响着文化的发展的？

辜：其实我在几年前开“中西文化比较”这门课时，一开始就强调了这个问题。要解决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首先要了解有关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些基本规律。把这些基本规律了解清楚了之后，再深入分析、比较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容易多了。记得当时我把人类文化演进的规律归纳为九大类，但事实上，这些规律不止九类。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就想把这九大规律再简述一下。这九大律又可以从物理、生理、心理和哲理这四个方面来说明。

1．第一定律：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

从物理方面看，也就是从自然条件方面来看，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因素是生态环境，也可以说是地理环境。环境又可以进一步被确定为一些更为具体的因素，例如：气候、资源、地形、地理位置等等。这些因素作为一个因素系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文化的发展方向或发展模式。但是我还得补充一下，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来看，这种环境影响还是横向的多一些。所谓横向，是指它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影响很大，但从总的、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所起的作用又是逐渐减小的。也就是说，它与历史发展的时间进程是成反比的。越往古代方向追溯，环境的影响就越大；越往近代、现代、当代方向，它的影响就越小。但影响因素虽然减少，也不是没有了，只能说其程度在总方向上来说大体上是递减的。

为什么我要提出横向影响这种概念呢？因为在环境影响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某些争论；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外学术界都有人批判所谓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有多大影响，古今中外有很多专家、学者发表过各种看法。有的人认为环境的影响压倒一切，有的人认为作用不太重要，有的人则走中间路线，说环境与人为作用是互动、互相影响的。对于各种看法，我们这里没有太多时间去评述了，我只能说一下我个人的有别于前人的观点。我认为：首先，不宜笼统地说环境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还是没有决定性影响，而是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在某些历史阶段，环境具备决定性影响，在另一些阶段，环境不具备决定性影响；换句话说，环境影响并非从古到今都一样，它是一个相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动态过程。同时，我还使用环境横向决定性影响和环境纵向递减影响这一类新术语来界定我的观点，强调环境的影响从总的纵向发展而言，是呈递减趋势的。如果要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就不得不提到中西文化是怎样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而产生的，并且必然要把中西文化加以比较。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差别究竟有多大，这就有争论，知道的人就很少。有的认为差别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人类，具有人类所具有的那种共性。这种观点再往前推一下，有人就可能觉得这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这算一派。这一派有这样一种思路，认为既然中西文化差异不大，就意味着许多价值观是可以全球通用的，乃至于认为所有人的价值观都是可以融合、统一起来的，甚至认为存在universal（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价值观。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非常大，大到认为这两种文化从根本上看就不是一样的。这样，两种文化在价值观等方面也就有相应大的差别，差别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呢？这就因各家不同的解释而不同了。我个人的研究认为，它们的差异是很大的，很难如上边的那一派思想家们所想象的那样融合、统一起来。很多人都在指望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但实际上融合过程一旦发生，常常不是平等的融合，而往往是一种文化把另一种文化整个儿吞没。因为二者的性质很不一样，甚至是对抗性的，似乎具有你死我活的特点，所谓融合就多半衍化为兼并过程，其中一种文化的性质很快占上风，把另一种彻底压倒。占了上风的这种文化当然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发展起来，但是原来的那种文化就可能被瓦解了、消灭了。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就一直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如果选择不与西方文化融合，最终势必被西方文化强行吞灭；若选择与西方文化互补融合，则又很可能发展到西方文化把中国文化软性吞没。如果我们想避免这种结局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中国学者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彻底分析清楚：究竟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优劣之分？如果有，是哪些方面？这些优劣因素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来讨论中西两种文化哪些地方是可以融合的，哪些地方是不可以融合的，哪些地方是融合与否兼半的。当然，我今天不可能在这有限的采访时间里全部回答这些问题。我的《中西文化比较》这门课就是解答这些问题的。

首先让我从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入手来解答中西文化的生发问题。

先说中国的环境。从地图上一眼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环境与西方的环境是明显不同的。哪一点不同呢？中国的东部是大海，古代由于交通不发达，面对太平洋，无法穿越。虽然也有郑和下西洋一类的事件，但那都是偶尔的情况。实际情况是，中国人很少或者说通常是无法和大洋彼岸的人产生交往的。何况古代中国人对大洋彼岸的情况了解甚少。所以，东方这条路基本上就已经堵死了。再看北部，是蒙古，是大沙漠，那些地方在古代被称为野蛮的部落。这些部落迫于其生存环境的恶劣，总是垂涎于中国，总想踏灭中国，构成对黄河中下游被称为中原的这个地带的人的威胁。虽然中原人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他们的文化水平远远低于中原文化。再往北就是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人烟稀少，没有发展的前途，因而北方这条路也几乎就被堵死了。西部也不行，因为那里大部分是高原或高山，也有大沙漠，没办法通过。好不容易产生了“丝绸之路”，那简直就只是一个细缝，可以苟延残喘似地透过一点东西气息，但远不足于使双方呼吸通畅，所以也无法真正地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流。剩下的就只有南部了，但古代南方民族的文化也是远远低于当时被称为中原的地区的文化水平的，因而南方民族常常被称为“南蛮”。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古时南方的土地还不适于耕种，《禹贡》中把全国土地分为九等，南方的土地是最差的，北方的土地是最好的，虽然后来北方的气候开始恶化，而南方的气候变得有利于农业生产了，但那是后来的事情。在较早的时候，由于北方的气候条件、土壤肥沃程度要高于南方，所以，文化就在气候、环境适宜的北方发展起来了，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一带。这里各种动植物都容易发展，连树木的叶子都是很肥大的，因为气候潮湿，水分充足。只有在北方这种独特的环境里，中国文化才容易发展起来。再往南，就是南部海洋，热带高温，更没有出路，也没有可以借鉴的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所以往南方借鉴、发展的路也几乎被堵死了。一言以蔽之，古代中国只能在这种几乎封闭起来的空间里发展自己。好在当时的中国许多地区，尤其是中原一带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农业于是很发达。农业是向自然要粮食的，只要土地不流失，气候不恶劣，就可以长出庄稼来，就可以提供较好的生存条件。只要不存在意外的天灾人祸，耕种者就可以永远留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安居乐业。环境把人安定在了那里。于是，久而久之，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那种流动的感觉就不强烈，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习惯于跑来跑去。他们渴望安宁，渴望天下太平。所以天下太平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人（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因而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就适应于这种环境及其有关条件渐渐衍生，最后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适应于这种环境的文化。

具体说来，社会、文化是怎么适应环境而繁衍的呢？举例来说，首先，这种宜于安居乐业的环境孕育了特别发达的家庭形式。因为既然安居乐业了，人们就会祖祖辈辈生存在这个地方，子生孙、孙生子，一代代繁衍下去，因而家族就不会轻易瓦解，往往以种姓存在，甚至整个村、郡或县全是一家人，因而以“家”和“族”形式建构的人际网络颇为盘根错节。进而，父母及长辈的权威也就最适于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建立起来，并孕育出“孝”这种极重要的维系家族乃至皇权的权威思想观念。溯其因，这都是由于保护性农耕环境赐予了中国人安居乐业的这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必然要孕育并强化“孝”的观念，且进一步催生出儒家“以孝治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或者反过来说，比之于西方，中国当时的生存状态就不可能产生像古希腊社会那样由上层公民和若干对抗性的利益集团共同推举统治者的所谓民主制度，而只能是推举受人尊崇的德高望重的长辈成为理所当然的领袖，就如一家之主变成了一国之主。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观念、家长制、尊老尚贤、家天下乃至慎终追远、祭祀祖宗的一整套宗法观念和体制都不是某个个人主观提出来的，而是环境与人之间的长期交相互动、逐步适应、逐步孽生改进而慢慢成形的，是不得不然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合理的，是中国当初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取向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反之，我们看一下西方，为什么它的宗族观念就没有那么强烈呢？也是因为它的环境。首先，西方的地理环境在古代就不适于农耕，当然它也有农业生产，但它的土地总体上很不肥沃，西方文化源泉的主要诞生地地中海一带是很贫瘠的。播下十五斤种子下去，收获时可能三十斤都不到。不像在中原一带，随手把种子丢下去，收获的粮食就很可观。所以，在这种土地资源条件下，西方人若不远走他乡，就无法生存。同时西方人也有远走的条件。虽然庄稼长不好，但是可以长草，大片的平原上长满了草，这就适于游牧，因而游牧业发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即有地中海这种内海，虽然不产什么东西，可是作为航路却很方便，等于不花钱地拥有数不清的交通要道。不像中国内陆崇山峻岭或丘陵起伏，交通终是不便。地中海周围有很多国家，只要有船，彼此交往起来就很方便，可以进行海上的贸易。所以商业也就相对发达了。商业与游牧二者的流动性都是很强的，是开放性的，而且它们都面向大海；大海作为一种博大狂放的自然力，也激起他们一种挑战的心理和启示：必须与大自然博斗，征服大自然。因而西方人的生存感也很强，是强悍的民族，要战天斗地，与大自然作斗争，无法与自然融合。而中华民族是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因为吃的、穿的、用的，很多都是自然——土地给的，对其抱有深厚的情感。而西方人由于流动性强，父幼别处、妻离子散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客观条件不会鼓励他们像中国人那样强调父母兄弟之间的那种亲情关系，而是注重个人独立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说，西方地中海沿岸这种环境使其产生的文化必然向流动性和开放性发展，人际关系也必然不会像中国这样是铁板一块，而是必然强调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追根溯源，首先所处的地理环境诸种因素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之所以没有中断，我们要感谢中国的这种环境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这种屏障虽然一方面造成了闭关自守，但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保存了文化。放眼看中国之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文化，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没有不被中断过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印度、波斯、日耳曼等都曾经被彻底征服甚至完全毁灭，例如古希腊被罗马征服，罗马又被日耳曼人攻占，反来复去，西方民族的这种战争性格也是由于其所处环境塑造成的。一个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应对环境的挑战，因而造成了他们性格中的坚忍或残忍特点，同时导致其与各民族之间长期互相斗争不断，这种历史过程渐渐塑造构成了西方人的性格倾向：斗争、斗争，绝不后退。因此在西方社会中有四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cardinal virtues），其中第一种就是勇敢（此外还有节制、正义和谨慎）。西方人多半认同“勇敢是最珍贵的东西”这种价值观。反过来说，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主流道德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价值观。至少，“勇敢”不是中国人最赞扬的东西。在道家的学说里，恰恰相反，认为“勇于敢则杀”。好勇斗狠者多半没有好下场。那么，什么东西最受赞扬呢？礼让。比如，一个小孩要出外玩耍，家长就会告诫他：“出去不要与别人打架，要懂礼。”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打架，希望他们从小就学会知书识礼。这种风气反映在更大的层面上，是一整套道德行为规范，是义务与利的规章，谓之礼。古代中国人主张人人讲礼，推行以礼治天下的政策，使整个国家成为礼仪之邦。但西方就不是这样，若自己孩子打输了，可能一家人都不高兴。有时家长还会在孩子后面鼓劲，说：“打！打！”再弱小也得拼。这种特点深深地植根于西方人的民族性格中，这是环境赋予他的。而在中国之所以讲究仁义道德，仁者爱人，这是因为有利于安居乐业的农耕生产模式导致生活在周围环境中的左邻右舍几乎都是自己的亲人，只能用爱心来维系。所以，这些道德规范都不是强加的，而是环境所赋予的，自然生成的。有人误以为这一切都是孔子提倡的一套学说造成的或强加的，这是不对的。孔子述而不作，主要是宣传、阐发古代的礼教思想（如周礼），并不是自己创建了一套儒家学说。《论语》一书也不是孔子自己写的，而是他的门徒根据他的言论整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古代思想（尤其是礼教思想）的具体表述。其大框架没有超越过古代的伦理思想框架。而古代的这些道德规范不用说是几千年来古代中国人不断适应其所处环境而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

以上所讲，就是在五六千年前（根据现代的考古研究，还可以再早一点，七千五百年以前），中国和西方因其环境而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第一个规律，叫做环境横向决定律。

2．第二定律：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

环境作为一种横向决定因素，奠定了文化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如何生发衍化，还有赖于其他因素的作用。在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形成过程中，还有别的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它在文化的衍化方向方面起进一步的定型作用，它是一种纵向的诱导因素。它就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与文化的互构作用是文化发展的第二个规律：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为什么我把这一规律叫做“纵向诱导暗示律”呢？大家知道，文化中最伟大的成就是人的语言文字。别的因素消逝、消灭的可能性较大，但语言文字相对说来，存活期较久，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存在，它也就会一直存在；它具有稳定的特征，其基本模式（如语法规则和文字等）可以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不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对人类文化也具有相应稳定的长期的影响，所以我把它叫做纵向的影响因素。那么它如何具体产生影响呢？这个问题要回答清楚，需要举很多例子，这里不太方便，我在《互构语言学纲要》等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可参考。我这里只是强调说，这种影响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它具有很强的暗示性，它是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地暗示人类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化。最初的语言文字一旦产生，就会自发地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向某一个方向诱导。当然最初的语言、文字的产生也和自然环境及人类自身的生理条件紧密相关。例如它一定要依赖人类的生理条件，比方说生理器官如唇、齿、舌、喉咙、声带等等，以便找到可以表达含意又比较容易发出来的声音。这种声音怎么发出的呢？一般说来，要看怎么发音最省力人类就怎么发，比如“啊”这个音，张开嘴呼出气振动声带就发出来了。若将嘴唇反复合上、张开，就成了“妈妈”这种声音。有的人总问为什么各民族语言不同但“妈妈”这个发音和含义却差不多？追究起来，我认为以我创立的互构语言学原理就能解释清楚这个原因。首先，这是和人的生理要求相关的。人要生存，生下来就得吃东西。婴儿生下来虽然什么都不懂，但知道要吃奶，这是一种本能。可是他要吃的东西并不总是马上就能到达他嘴里，于是他就要发出一种呼吁加以催促，暗含意思是“快给我送吃的来！”婴儿还不能熟练地运用他的发音器官，只能发出极简单的声音，这一类的声音不外就是“啊”之类，张开嘴呼气振动声带就行。这一声音的产生是有实践基础的，因为婴儿天生就会哭泣，哭的声音多半是“啊”音，所以，婴儿最初往往以“啊”音来表意比较省力、方便，饿了就哭“啊！啊！”但是这个音是本能音，和哭的功能联系最多，要更能表达“吃奶”这个意思，就要分析婴儿吃奶的实际动作，婴儿吃奶的动作无非是上下翕动两片嘴唇，利用舌头卷裹奶头来实现，因此，除了以“啊”音来表达“我饿了”“要吃奶”的意思外，还辅之以两片嘴唇的上下张合（此动作来源于吃奶练习）来加强这个意思，于是，“妈妈”（有时是爸爸）这个声音，就势所必然地发出来了。很多人都以为婴儿是在叫具有“母亲”意义的“妈妈”，实际上不是，他只是在表示他饿了而已。在甲骨文中母亲的“母”字中那两点，显示的是两个乳房，所以“母”在婴儿的眼中，就相当于可吃的能充饥的东西——奶。由于喂他奶的这个人和他关系最密切，因而理所当然地，“妈妈”这个声音就存在下来了，逐渐固定地成了指称母亲的声音符号。所以你看，声音与其含义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傅：是啊，的确是这样，看起来语言的产生的确不是偶然的。

辜：同样的道理，假如一个人摔到水里去了，马上就要没命了，他就会叫救命。但如果他严格按照这个声音来发“救命”这个词，人家就听不清楚，他就不得不在后面加一个声音“啊”，并延长其效果，就成了“救命啊——”，这样人们才能听得见，才会来救他。所以“啊”这个声音具有强化含义的作用。用这个道理来解释诗歌中的许多感叹型句子，也是这样的。我把发“啊”这种口型大的音称为“阳性音”，口型小的称为“阴性音”。它们具备不同的表义功能。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人类语言音义同构现象与人类文化发展模式》，来阐述这种人类的声音与含义有必然联系的观点。我反对西方的主流语言学家例如索绪尔等人认为语言的音义关系是完全任意的，根本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按照我说的语言的这种音义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出，语言从产生的时刻起就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的思维。我们在思维时总会不知不觉地以语言（有时以形象）想问题，虽然没说出口，但是却有一种语言流动，我们的思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语言。同时，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产生了，就会激发出另一句子，连环激发。所以一个人在不知不觉想问题时，实际上是一个句子钩挂另一个句子。有时，一个问题你想了很多，但实际上不是你在想问题，而是问题在“想”你！让你不知不觉地朝着一个方向走，忽然恍然大悟了，“哦”，原来问题是这样的。

李：原来还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辜：对，有时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语言会反构你的思想。有时你的主意识很强，反复琢磨使用哪个词，哪个句子，那是你在想语言；但有时你沉入到沉思中去了，随着意识流飘呀飘的，那其实是语言在想你了。所以你看语言的影响有多大，它已经不知不觉地控制了你的思维模式了。语言既然有可能反构你的思想，那么你的行为也相应地就会受到控制，因为无论什么人要做什么，必然是先想好了再去做，在想的过程中就会受到语言的影响。这是双向的。主意识思考时是你在控制语言，副意识（无意识、潜意识、阿赖耶识之类）思考时就是语言在不知不觉地跳出来思考你。比如走在路上，你不知不觉地哼出句歌词来。连你自己都会吃惊，“我怎么突然唱这首歌了呢？”原来，有时是因为你的耳朵无意中捕捉到了路边的某人的歌声，熟悉的歌声激发出了你的无意识中积累的歌唱信息，这些信息未经主意识的允许，便由你情不自禁地表达出来，所以你自己反倒感到吃惊：怎么自己无缘无故地哼起来了。此类例子很多。弗洛伊德也谈论过此类现象。总之，我的意思，这个观点推而广之，即可看出，语言与文化也是这种关系，简而言之，语言反构文化，文化也反构语言。

只谈语言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谈到文字。文字与自然的联系容易被识别，因为最初的文字大都是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其产生的机理与声音语言一样，也是由于当时环境的因素造成。基本上是刺激与反应的结果，人类最初的创造能力是很有限的。比如，要表达“老虎”这个概念，原始人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画一个图，这个图一看就像老虎。开始画得比较复杂，比较逼真，甚至连毛都画上，画多了以后就不用那么复杂了，只画个头，人家也知道那是老虎，于是后来就不断简化，但其基本的象形字的特征还存在。因而，文字尤其是汉字，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是很密切的。文字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种缩影而已，一种简化形式。同时，文字也会影响人的思维。人们总是看这些书这些文字，看得多了，外部世界和书中的文字激发的意义图像交织起来，就会影响人的思维，进而影响人的行为。

象形文字是怎么影响中国人的呢？这种象形文字很简单，一看到“门”这个字就会想到门，一看到“山”就会想起山，因而中国人就容易把问题想得很具体，形象思维特点很突出。虽然现代的汉字主要是形声字，象形特点已不像古代那么鲜明，但还是残留着相当的象形特点。这种文字的形状具有很强的暗示性，容易让使用这种文字的人思考时很具体很直观，综合性很强，而不是像西方印欧语系的民族那样想得很抽象，或片面。这使中国人的思维具有整体性、具体性、直观性的特点。所以，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相对强而抽象思维能力相对较差了。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很具体的、讲究实用的，甚至包括哲学。

这也涉及文字和科学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多年来总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有科学，而中国没有科学？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个陷阱。并不是中国有没有科学，而是应该先界定清楚，所谓科学指的是何种科学？假如说科学指的是真理性的东西，那么有哪一个民族没有真理性的东西——科学呢？实际上，我们只能说在古代中国不多见西方那种条分缕析的重逻辑和概念系统的科学。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那种西式科学，只能说相对地说来要弱一些。我这么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科学呢？是的，我们也有另外一种科学，这种科学与西式科学是有区别的。我把科学归为两类：把中国式的这种科学叫做阴科学，西方式的那种科学叫做阳科学。因此，客观地说，我们不应该说中国没有科学，而只能说中国较少西方式的那种科学。

阳科学的特点是把事物进行归类，从一个点演绎出一个体系出来，具有很强的逻辑性；阳科学讲究实证性，注意通过重复外部的实验来证明论点。当然中国也讲究实证，只是实证的方式和手段不同。中国的易经、阴阳八卦这一套从前被人看作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其实，它们也是很讲究实证的。甲骨文中有许多有关卜辞的记录，哪一次卜的是什么事，结果是什么，后来是验证了，还是没有验证，都要在甲骨上详细记录下来，供以后的占卜参考。神农尝百草的“尝”不是实证是什么呢？即便是炼丹，有的道士终其一生地炼，试验了不知千次万次，他也是讲究实证的。不过我重点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科学更多阴科学特点，它可以实实在在地被称为科学，它不但是科学，而且是比西式科学还要微妙和高深的科学。这种科学可以中医作为代表。中国医学体系是庞大的，我简要地从中国的气功这方面来说明一下。它不像西方科学那样只注重物与物的关系，用外物作实验仪器来验证某种东西，而是注重人与物的关系，把人的本身当作实验仪器来体证、体验、体会、体察某种规律性的现象。例如练气功时，练功者就必须感受到自己体内的气的运行，因为人体内确确实实有“气”这种东西。我们通过一定程度的练习，确实是能感受到它的。气显然不是血液，但它也可以像血液一样，有自己的运行轨迹或通道。气按照一定轨道在身体里运行，只是气的这种运行目前无法用外物构成的仪器来观测到，只能靠人体自身的感受来加以验证，所以体察到气的只能是练功者自己，别人是看不见的。这种东西很微妙，用解剖学之类知识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的《内经》就讲究气血的循环。《黄帝内经》是很古老的书了，其中讲到的有关气的原理，这至少是四千年前中国古人的知识。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他们认为血液循环这类发现还都是“小玩意儿”。16世纪，西方人才发现了血液循环，认为了不起，誉为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伟大。但中国人早就知道这种东西，认为和它比起来，还有一种更玄妙的东西，这就是气沿着经络按时辰运行的种种规律。中国古人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的运行规律通过不知多少千次万次的实验体证，终于整理记录下来，形成了一整套哲理，它不仅指导医学，也可以指导其他的许多学科。所以《内经》不仅是一部医学著作，还是一部哲学著作。它讲的是天人感应，是人体气场和宇宙能量场的互动关系，也是整个人和整个宇宙的互动互构关系，它把整个宇宙都考虑了进来，具有整体观。它揭示的原理几乎在哪个领域都可以应用。这种科学不同于西式科学。因为它的实验工具、验证方式、验证的主体和客体是很不同于西式科学的。这些东西，我在有关的讲座和文章中已经具体论述，这里不展开讲了。此外，中国的其他著作比如《老子》等，也都有这种整体性的特点。溯其原因，因为中国的文字就是这样的。汉字都是四方四正的，它的偏旁部首伸向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它强有力地暗示这种文字的使用者看问题须全面、综合，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转而看西方的文字（主要是印欧语系的文字），它们几乎都是流线型的、单向的。容易联想成线性的东西，容易诱导暗示这种文字的使用者把各种事物现象罗列贯串起来。尤其是印欧语系的语法系统容易诱导他们形成分门别类的思维模式。所以中国式的阴科学和西方式的阳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分别和它们所息息相关的语言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只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中西的文化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很大的。

3．第三定律：科技、工具、媒介横向催变律

第三个规律是科学技术和工具媒介的横向催变律。人类的文化会因为科学工具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甚至很大的变化。这一点不算什么新发现。但如何论述这个问题，仍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情况特别明显。工业革命一产生，尤其是机器制造业的发达，使生产力一下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国也是一样，比如养蚕技术，农耕轮作技术等，其意义并不下于机器制造业的诞生。一种新技术一旦引入，就会使社会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突然变化。又如国际互联网的产生，使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甚至都不用笔写信了，他们习惯在电脑上写。一些知名的外国学者写的字就跟小学生写的一样，这不奇怪，因为他们很少练写字，老用电脑输入，当然写不好了。这就是科技的催变作用，它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习俗。不过科学工具的影响力有其特殊性，在早期社会并非那么强大，而是不断发展的，一直到现代社会，影响才极其强大。一本科普书，有时连总统都要出来说一些鼓励的话。例如1995年，我们翻译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时，全世界有好多国家都在同时翻译，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科技的俘虏。科技究竟会把人类引向何方，我们还不能明确地知道，也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毁灭。例如如果只考虑国际互联网络的负面作用，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人类也许找到了一种很好的自我灭亡的方式，因为以往的原子弹无法完全彻底地消灭人类，但如果到了全世界的人都和网络连在一起时，那真是为某种可能的破坏性力量一“网”打尽人类提供了最方便的平台！当然，我这只是一种极端的揣测。我想暗示的是，科学技术的催变力量是如此之强，简直使人类感到恐怖。这需要人类运用理性来评估和解决，使它能以一种平和的、可以由人类控制的形式发展，而不能任其自由发展，不加防范，否则科技这把利弊兼有的双刃剑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掘墓人”！

4．第四定律：物（食）欲原动力律

刚才谈到的三个定律都是物理、物质性的，现在从人的生理方面来看看别的因素是怎样影响文化的。生理方面的因素最值得强调的是三个欲望，我称之为食欲原动力、情欲原动力和权欲原动力。食欲原动力是指人生下来要受食欲的驱动。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吃东西，因而与“吃”相联系的一系列学科就发展起来了。首先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内核最初主要是解决人类食欲问题的科学，后来慢慢扩大其功能。农业、商业、工业、金融等等，其实都和食欲及其生发开来的物欲的满足紧密联系。它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就是金钱问题。这一以食欲动力为核心动力而起连锁驱动作用的定律可以看作第四定律。它构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教导说，经济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一旦发生了变化，社会的其他方面（即以经济为基础的整个上层建筑）就会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是较为温和的改良，有时是暴力革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常常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阶级的划分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主要与经济地位相联系，当然随之而来的政治地位也是经济划分的依据，不过，经济地位显得更为基本。人类先要生存下来，才能谈到其余的一切活动，因此，食欲原动力确实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动力之一。它的作用越往古代越大，越往未来，越有可能减弱其功能。在当代世界，由于经济问题而引发的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有人以为，例如美国的亨廷顿就认为，在未来世界中，文化冲突将成为主要的冲突。这种断言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在近50年内，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仍然是经济原动力导致。文化冲突会到来、并且逐步强化，但当代社会冲突的深层原因目前仍然是经济原因。只有当经济因素退居次要作用的时候，较为纯粹的文化冲突才会成为主要形式。如何才能使经济因素退居次要作用呢？这有待世界经济发展的程度，当世界上穷国的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能够得到初步解决的时候，纯粹的文化冲突就会到来了。而现在也存在文化冲突的种种条件，但它们都可能还原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冲突。

5．第五定律：情（性）欲原动力律

第五定律为情欲原动力律。1988年，我在一篇叫做《三欲原动力论与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把人类的资源（财富）划分成三大资源（财富）：食欲资源、情欲资源、权欲资源。其中的情欲资源不容易懂。其实，它主要指的是以男女两性互为资源的资源。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情绪和行为与“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一般情况下，没有“性”，人类就无法繁衍下去，由此产生出了各种“性”文化。这只是人类这样，动物不会因为“爱”而产生这么多与之相关的东西。人居然因为“情”而产生出各种文化，例如艺术、音乐、舞蹈、诗歌、小说、戏剧等，很多都是与“情爱”紧密相关的，即便建筑、体育运动这些文化现象，也往往间接地受到情欲方面的有力驱动。所以情欲是人类文化的极为重要的一方面。但是人们往往在解释问题时忘记了这一点，比如说解释经济现象，总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似乎仅仅是为了钱，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许多大学生选择工作单位，并不是仅仅为了钱，他们往往还会考虑到能否实现与自己的情欲要求有关的因素。如果一个公司里美女云集，就会吸引许多许多的有才华的男子来工作，尽管报酬不多；还会吸引许多商机和顾客，这都是人所共知而又人人讳言的事实。又比如工厂里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时，为什么要男女搭配起来？也是这个原因。有两性共在的场合，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明显提高。情欲丰富了人类的生活状态，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世界。在这一点上，人们总会提到弗洛伊德的有关性欲的理论。弗洛伊德确实在这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做出了大胆得惊人的贡献，但他的学说其实并非是全新的。在意识——无意识问题上，在梦的解析问题上，在性欲作为文化发展动力的问题上，甚至在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可以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佛学体系中找到相似的、甚至更深刻的探讨与描述。对此，我在80年代末曾加以阐述。另一方面，西方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学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补充。这说明他的理论具有不可小视的地位。弗洛伊德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过分夸大了性本能冲动的作用，把它无限地推广应用到一切领域。其实，有的领域更适合于用食欲原动力律加以解释，有的领域则又更适合于用权欲原动力律解释，总是用性欲原动力（Libido）去解释，有时虽能搭一点边，却未免牵强附会。

6．第六定律：权欲原动力律

第六定律是权欲原动力律。这一定律主要属于心理方面。人类文化的内在驱动力往往是靠以上的三大欲望。其中的权欲是很重要的。有时具有主导性的作用。我说的权欲并非只是想做官才是权欲，而是指的一种权势欲、一种控制欲、一种希望比别人优越的欲望。人生下来就有权欲。权欲强有力地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到“贪欲与权势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样的观点。与权欲相关的方面生发开来产生出一整套的政治、军事文化体系。有些领域横跨两个或三个定律。如竞争性强的体育，其实也与权欲有关。体育若只为健身，与食欲原动力律相关；体育若发展为一种审美的东西，如传统武术套路，与情欲原动力更相关；体育若成了一种赢得个人或集体荣誉的东西，则主要与权欲原动力相关。还有一点我要提出的是，（可能大多人不想说），就是追求知识实际上也是与人的权欲相关的。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就像培根说的：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掌握知识据称是为了了解、征服、控制外部世界、战胜自然，使人类的成功的机遇增大。但同时，掌握知识也是为了控制别人或人类自身。在现当代社会中，知识不只是一种信息资源，它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谁拥有知识，谁就获得了权利、名誉的潜在必然性。但是这种权欲往往被追求知识这种看来显得高尚的行为掩盖了，说到底它其实还是一种权欲。它的客观作用是使人类不断地去刷新知识，使人类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西方的科技知识会更发达。因为西方人的权欲相对于东方人来说要更强一些，西方人更好勇斗狠一些，他们总想去征服别人，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因此必然不断地要求技术日臻完善，尤其是武器日益精良，信息日益准确。这一来，也就势所必然地注重科技知识的积累与更新，持续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他们的科学知识归根结蒂，也是为其权欲服务的。和许多民族一样，西方人最初也借助于巫术、魔法之类的东西，后来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种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变，这些玩意儿似乎不太灵便了，就更侧重于发展物质性的武器。中国在这方面的很多技术都被他们拿去用了。西方的很多武器都能在中国找到雏形。例如火药的制作，步枪、机枪、大炮、地雷、手榴弹，甚至火焰喷射器等等，其最初的原理和制造技术，都是中国人搞出来的。人们会问：中国人为什么在这方面有这个条件，却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原因有多种。首先，就如我在第一定律中讲的，中国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获得了安居乐业的农耕生产、生活模式，因此相应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厌战、反战倾向（当然，这并非是说，中国人就不打仗，就没有战争，这主要是相对于整体意义上的西方人来说的）。其次，就中国最有影响的主流思想来看，道家和儒家都是反对战争的、主张天下太平，认为兵者乃不祥之器，认为制造兵器之类的技术性的东西是奇技淫巧。再其次，中国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是让知识分子读经书、取功名，诗书礼乐，都与兵无缘。虽有武状元之类，但主要是比赛依赖于生理技能的技术（武艺），而非比赛武器或武器制造本身的精良与否。所以武器制造技术始终未能得到较好的鼓励与发展。不但如此，中国人即使是打仗，也有的人讲究先礼后兵，若要打仗得先报上名来，下战书，找好交战的地方再打。有时，若对方国王或统帅病了，就不能打，否则据说会被人耻笑。中国古人讲究仁义道德，因此很多技术并没有用来发展武器。有人总纳闷，为什么近300年来，中国跟西方比落后了？其实，中国的所谓落后，要区别看待。中国是在某些方面落后了，但也在某些方面仍然领先。例如最显眼的经济领域，一般人总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最落后，实际上在清朝的若干朝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差不多总是居第一位的。又例如医学，西方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在某些方面（主要是外科领域）超过中国，而在此前的数千年内，始终远远落后于中国。在内科方面，即使是现在，中医的内科医理也未必就全输给了西方。西方医学界一些人现在使劲研究《内经》和针灸技术就是证明。那么中国究竟是在哪些方面真正落后呢？我想主要是或者说关键是在军事上落后了，被西方的洋枪洋炮打败了。我们只要反过来假设一下：尽管中国当时在若干方面确实是落后了，但如果我们当时打赢了，情况会如何呢？显而易见，如果军事上打胜了，就会使国民认为还是我们的国家厉害，还会念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不管它西方怎么样，还能再闭关自守上几百年。反之，打败了之后，国人就发现好像中国什么都错了，什么都不行了，必须要全盘西化才行得通。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实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告诉人们：征服者的文化未必总是高于被征服者的文化。例如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了元朝，满族征服中国，建立了清朝，他们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吗？否。刚好相反，这两个民族的文化都远远低于中国的文化。这是无须论证的。当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不必完全类推，但至少应该想一想，这个声称有至少5000年辉煌文化的古老帝国，何以军事上一旦败北，其文化就跟着方方面面都立刻不行了？这在逻辑上是荒唐的，在实践上是不符合实情的。关于这些方面，我在“中西文化比较”课程中，已经系统讲过，这里不再赘述。如前所述，西方人在其强有力的权欲的驱动下使其军事力量不断发展，其军事技术不断提高，才产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结果。中国的人际关系过分倚赖亲族血缘关系，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网状结构，彼此都是亲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用兵的。所以主张和平的声音总是最强音。不战为上的观点，在专门的兵书（例如《孙子兵法》中，都是加以强调的观点。这样一种民族的心理结构，怎么会鼓励发展武器呢？所以，中国人即使有了这种技术也会自发地去压抑它，因而古代中国的军事技术当然不会得到充分发展。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太弱小了，而正是因为它太有人性了，太讲文明了。从道义上来看，它是最强大的一个民族，它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善于自律的民族，因为它的文化的核心是仁义道德这种价值规范系统，而非鼓吹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邪恶伦理观。中国人的这种道德信条通常被中国古人普通认同，而无须成为严峻的繁琐的法律条文。中国人的孩子生下来受到家庭熏陶，就知道尊老爱幼，仁义忠信，就已经驯化到了作为人应有的那种程度。而同期的西方人还没有开化到这种程度，他们并不是发展到我们前面了，而是远远地落在了我们后面。十分明显，如果承认文化在本质上指的是一种内在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那么，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是落后于我们的。按照辜鸿铭先生的观点，判断一种文化是否是强大的健全的文化，不能仅看谁手中攥着的是什么有威胁作用的诸如武器等物质性的东西，而是要看那种文化所塑造出的人性是什么样的人性。换句话说，区分一种文明是优越还是低劣的关键，是看这种文明陶冶出了什么样的人——是否是在言行上都仁、义、礼、智、信的男人和女人，是看这个民族是否是一个乐于与其他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向善的、勇于自我克制的民族。在这一点上，文化相对主义是有局限性的。根据我提出的万理万教相贯同源互补论，天下一切理，固然都有理，但理毕竟有大理、小理、一时理和久远理之分。一切价值，固然都是价值，但相对中仍然存在着绝对：有好的价值，较好的价值和不好的价值。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值得借鉴的文化，但是相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它是有内在致命缺陷的文化，它不从根本上借鉴东方文化（尤其是其传统的道德规范体系），它就必然走向灭亡；这就正如中国文化如果不借鉴其科学技术成就，同样会停滞不前一样。

傅：我觉得，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有可能严重危害人类生存时，尤其更应该强调这种理性和文明。

辜：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老强调，到了一定的时候，西方文化也要发展到传统中国文化这个程度上来呢？说准确点，西方文化应该是不断地发展，在道德规范这些方面，赶上传统中国。但等它赶上来，说不定我们那时又往前走了。不过“往前走”是要有条件的，是要在中国还未接受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实际上由于中国从1840年前后以来就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扰。西方人说他们的文化是最好的，而且用洋枪洋炮来证明这一点。咱们被打败了，没有明白败就败在文化先进、武化落后，反而错误的认为武化落后，自然文化也就落后。因而想去全盘西化的路子。于是就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诗词歌赋、伦理道德、书院科举、医学美术，似乎样样都不行了。本来温文尔雅、推崇不争不斗，与人为善的中国人们要去学习如何跟人打官司，学习颠倒黑白的本领，据说越是为私，越能为公，越争越英雄。这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由人变成野兽。中国人被迫做的选择是：面对羊的时候，就变成羊；面对狼的时候就变成狼。原始中国人当然也曾是狼，好不容易从狼变成了羊，但面对还没有完全变成羊的狼的时候就打不过它了。推究起来，这并非因为弱小，而是因为有人性，因为“讲礼”，就被欺负。所以，从本质上说，虽然中西文化都善恶兼具，但西方文化是一种“恶”因素较多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善”因素较多的文化。善和恶相冲突时，经常是“恶”占上风，因为善必然忍让。我想，以上这些话，足以使我们明白中西文化内在本质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

7．第七定律：审美递增、递减律

第七定律是审美递增递减律。人生下来就要去学会识别哪些东西好哪些不好，这种分别心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也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一种文化一旦存在太久了，见得太多了，人们就会不满意它，就希望有新的变化，这叫做喜新厌旧。但若非常理性地考虑一下，会发现某些东西的现存形式本来就达到了最佳阶段，本来就是最好的，只是因为存在太久了，人们感到厌倦而不喜欢。但人的本性中除了喜新厌旧这种偏好外，还会喜旧厌新，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审美趣味会返回来，会认为越古老的东西越好，而对新的东西发生厌恶，因为这与固有的审美观产生了冲突。有时某些人反对某些观点，并不是由于不能明白那个观点，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持这种观点的人。换了另外一个人来陈述同一个观点，他们可能会说“说得好！”爱情也是这样。你可能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你的客观评价，而只是因为喜欢他的某些方面，比如外部特征。为什么会喜欢他这种外部特征呢？这个问题若追溯上去，就有可能是自己的积淀审美观造成的。举例说，假如你从小就看惯了你自己父母的那种脸型，于是心目中就有个潜在的模型在那里。突然有一天，你看到有个和那种模型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脸型，让你感到很熟悉很亲切，你就自然很可能一见钟情了。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但这种原因也是存在的。传统文化也同样。有些人不喜欢它，就是因为它太古老了。而西方文化他很少接触过，对他而言，属于新的文化种类，出于喜新厌旧的心理，他一股脑儿扎进去了，迷上好长一段时期，难以自拔。当然，他也有可能有一天忽然醒悟，这种文化虽然有魅力，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毛病较多的，他有可能恢复到过去的相似立场上来。但这个过程实在太痛苦了，我们应该避免走这种弯路，否则会产生很大损失。审美递增递减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经济学上有一个定理，叫做边际效用。它称得上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奠基石。它的原理是审美递减规律在经济学上的应用。但我认为它是跛足的，只讲对了一半，只用了审美递减律。实际上，商品的实际效用对顾客而言，有时是递增的，有时是递减的，根本不是只有效用递减这一方面。早一点的经济学著作，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反复阐述这个效用递减律，近一点的，例如当代畅销的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还在反复弹这个效用递减的老调。这个只对了一半的原理意味着现代经济学在若干方面还是似是而非的，需要进一步修正。关于这一点，我在《中西经济与经济学比较》一讲中有专门的论述，这里就不细讲了。

8．第八定律：阴阳二极对立转化律

第八个定律属于哲理方面的，叫做阴阳二极对立转化律。意思是说事物发展到一个极端就会走向反面。这个定理很简单，它在中国哲学中是最基本的东西。例如太极中的阴阳图，看起来像阴阳鱼相抱的样子。实际上它是由八卦图中若干阴阳对立的阴爻和阳爻构成的一个大圆图。一旦将这圆图旋转起来，它就会在一定的速度上显示出阴阳鱼形状。若转速改变，它还会产生其他形状。所以事物因为速度和量的变化而转化。我这里所说的阴阳二极转化，特指中西文化的转化问题。中西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到了一定程度会发生相互转化，这是很自然的。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坚持要搞全盘西化，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谈到的审美递增递减律。某些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受喜新厌旧律的制约，厌烦了中国文化，于是就硬要尝试一下西方的文化模式，只有尝试完了之后才可能转回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是一段中西文化因缘史，躲避不了。因为这段历史至少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了，中西两种文化模式在某种状态上互相转圈子，还没有转完，还在转。这个转换很痛苦，物质层面的转换是有的，但它实际上常常表现为概念上的转换。理论上说来，文化转换应该是物理转换和心理转换双向进行，但实际上双方不可能把文化所产生的环境和相关条件都转换过去。所以这种转换往往在心理方面更容易实现。例如在中国人认同西方人的一些价值观方面，实际上已经办到了，比如民主、自由这类价值观，我们人人都会叫，再专制的人也不敢说民主是坏的。但实际上什么叫民主、自由呢？西方文化中真正的实质性的那种民主和自由转换过来了吗？没有。很难转换过来。许多人是盲目的信奉，没有将它们与自己的传统的价值观进行比较，确定其真正的含义。有的人只是因为自身的权欲受到挫折后希图毁灭一切权威。权威并不总是坏的，要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挥作用。民主在实质上表现为某种相互制约的权力分配。假如我们把“民主”这个观念看成是权力分配方面比较合理、公正的东西。那么，一个政治制度只要能够合理地分配政治权力，尽量减少不合理的特权，它就可以被看作是某类民主制。例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其实际效果。现在中国人应该醒悟了，应该转回来，转到喜旧厌新的这种阶段。转了一圈以后应该发现，至少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德性文化方面，还是中国文化更优越一点。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能转的，阴阳二极的转换是有条件的。举例来说，通过变性手术，一个男的可以转换成女的，有一个条件是二者都是人。否则说一个男人转成一棵树，他根本没有这个条件。中西文化虽然在极性上是相反的，可以转，但是转换起来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只能是概念上的表面上的转化而非是实质转化。硬要让它彻底转化，只能是消灭原来的文化，把一种文化强加在了另一种文化上。此外要注意，我在讲阴阳二极转化律时，有时主要是就中西文化的兴衰而言。

中国文化的兴旺往往伴随着西方文化的相对衰落；中国文化的衰落，又往往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兴盛。我的这个思想与老子、周易的辩证思想有渊源关系，在文革期间就已经酝酿成形。后来我写过一篇《东西文化互根互构互证互抗互补互彰阴阳循环互进律》的文章，讨论的就是这个原理。1989年我写了一篇《世界诗歌鉴赏五法门》作为前言登在《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上，其中阐述了世界文化（尤其是东西文化）阴阳循环互进的缩影曲线图。1995年又用英文写了上面提到的《东西文化互根互构互证互抗互补互彰阴阳循环互进律》一文，在文化与误读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后收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文化对话与误读》一书中。你有兴趣，可以参考。有趣的是，我的这种观点，和有些日本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日本科学家岸根卓郎在199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西文明兴衰的法则》，北大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我的观点发表得比他稍早一点，我想他不可能抄袭我的说法。他也认为东西文化是阴阳循环互进的，我们使用的术语和图示都很相似。所以我说是与他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东西，说明对某种理论的探讨大家的心思走到一起来了，同时也说明该思想具有某种可以重现的真理性。不过岸根卓郎先生论述得比我详尽，论据更多。他的书值得一读。更有趣的是，最近又看到村山节和浅井降二位先生写了《东西方文明沉思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4月版），其中的基本观点还是东西文化阴阳循环互进论，与岸根卓郎和我的观点大同小异。但没有提到我们中任何一个。我是中国人，写的只是论文，不是专著，影响不会大，不知道我，不足为奇，但岸根卓郎先生也是日本学者，且在日本有一定声望，写的又是专著，何以此书连他也没有提到？不敢妄测。不过这两位先生把东西文化互根互构互补互彰互抗互证阴阳循环互进论的观点图示得更加详尽生动，而且加入了别的阐释理路与角度。例如作者认为，地球本身与生命本身的原理均可以从DNA法则里找到证据，并且认为世界文明的周期是800年一转折，1600年一循环。基本观点虽未有大异处，但论证理路颇为生动有趣。虽然在基本观点上有抄袭之嫌，仍然颇值得一读。

李：辜老师，如果说中国文化已经喜旧厌新了，已经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文化，那它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个以西方文化占压倒优势的社会中继续存在呢？

辜：这是全人类的事情，单靠中国人是不行的。以道德规范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只有全人类奋起保护，才可能使它真正得到继承与发展。西方的有识之士深深地明白东方文化的伟大性。除了人们熟知的伏尔泰、莱布尼茨、汤因比、托尔斯泰、罗素、李约瑟等人都曾高度评价过中国文化的价值外，还有1988年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巴黎发表的《巴黎宣言》也值得一提。该宣言声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不过当今的许多西方人还是只承认它自己那套文明价值观，不信奉传统中国文化的礼仪道德，并且认为这种道德观是可笑的。西方人很难体会这种人性程度较高的东方文化，因此需要教化他们。就像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强行输入给我们一样，我们也要把自己的文化强有力地输入给他们，就像他们的基督教传教士那样虔诚地、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去做教化工作，他们最后还是可以被教化过来的，这就正如中国人被教化成西方文化的追随者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大一批人自己都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于西方文化的，因此应该是西方文化来教化中国文化。这样一种心态主要是五四以来的中国到西方留过学的学者（包括日本留学生们）塑造出来的亲西方心态。这些学者的出发点未必不光明正大，但是，历史所给予他们的时间太短，他们无法从另一种客观角度来体认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却反倒无可奈何地认同了西方价值观。如果他们生在今天，有了七八十年的新的生活经历和他们较为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是会改变他们的初衷的。这种教化工作如果今天的中国学者自己都不去做，西方人就自然更加自以为是了，继续更加满怀虔诚地要把他们的文化理念强加给我们。所以我说这个时代对于当代中青年学者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大启蒙的时代。启什么蒙呢？首先是中国人要启蒙，中国人要明白自己实际上代表了先进的文化，是当今西方文化的教化者和领导者，应该当仁不让地负起教化西方人的责任。这一代学人应利用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如审美的递增递减律等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就一定会有收效。就是说，重复多了，西方人真正理解了，也会接受的。

西方人的东西最初我们也是看不惯的，但看多了也就习惯了。比如说衣服。原来我们古代的衣服多漂亮呀，中国人最初见到西方人的服装时就看不惯，认为他们（比如古希腊人）只不过是用一块布把身体包裹着，根本算不上衣服。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宣传以后，中国人慢慢就接受了，现在的模特一出场，其设计模式几乎全是西式的。建筑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几乎找不出几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了。走到大街上去一看，所有的房屋全是简陋的西式模型，一块一块地推砌起来，显得很整齐。中国的建筑原来哪里是这样的呢？中国楼房的雕梁画栋、凤阁龙楼，那种雅致、那种飘逸、那种与民族闲适礼貌同构的建筑符号，而今只有在供人们参观的博物院或旅游胜地才得偶尔一见。而这些东西在古代可是随处可见的！西方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它不是为了美，主要是为了强有力，展示权欲，是一种军事倾向颇重的文化，因为它想征服世界其他民族。今天大家谈论颇多的全球化问题也不外乎就是这种文化的延伸。这些建筑从使用功能来说，我们不否认它的优点，它们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方便。所以德国人跑到中国来主讲法律，中国人开始听不懂，最后听懂了也觉得可笑。他讲什么呢？他定出几个法律条文，认为有了这几个条文，根据逻辑推理，就应该得出若干种原则。法律完全是一种逻辑的机械推理而得出的原则，他们无视这些原则本身是不是合乎人道，是不是和道德价值观相冲突。当然，这样的法律有可能提高其效率，但是却降低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力，也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使社会关系不是相互信赖的、真情交流的，而是一种冷冰冰的纯粹的利害关系。这样实际上践踏了人性，最后由机器代替人，这实际上和远古社会就没什么区别了。

9．第九定律：万物五相（五行、五向）选择律

我们再回来说第九个定律：万物五向选择律。我的意思是说万物的发展往往有五个方向。为何是五个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事物最初都是一分为二的，一阴一阳之为道，一生二，二生三。一二三的组合蘖生结果就是五。从总体上看，事物的发展形式最多就是五（或六）大类，所以我用这五向形式来囊括事物发展的总体方向。比如说服装设计师设计裤子的形状，变来变去，它也只能有这五大类形状：要么是直筒裤，上下同样大，要么上大下大中间小，要么两头小中间大，要么上大下小，或者是上小下大。就这五种主要形状。其他的形状只能是这五种形状的夸张或变形。

用这种认识规律可以帮你很方便地理解社会现象。比如到了一个社会上的公司或一个什么单位，你想都不用想，就会知道人们对你的态度常常也可分为五类：特别赞赏你的人；特别反感你的人；不太反对你的人；稍微反对你的人，既不反对也不反感的人。只可能是这五种态度。再变化，就只是程度上的微调，大同小异罢了。许多人在做报告，在写诗，在做归纳，在颁布什么条令时，往往不知不觉地用到五段或五相或五向模式。马克思归纳人类发展阶段也是五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连人的手指、脚趾、五官等也是五个。三纲五常、五行、五星、五音、五德、五方、五谷、五色……这代表了事物的基本变化模式。文化也是一样的，可以是彻底中国文化的、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为辅的、西方文化为主中国文化为辅的、中西文化兼半的、彻底西方文化的等五种。注意，我不认为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起承转合的关系，即一个社会形态必然尾随另一个社会形态。我认为社会形态的演变往往是随机选择。有可能一开始它就选择了封建主义，后来又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到了社会主义阶段等等，直到其余的社会形态被最终选完，然后周而复始地一直延续选择下去。文化的变迁也受此规律制约。

以上九大规律就是我想提到的影响中西文化发展与差异的九个因素。

10．中国的过度西化风溯源

傅：听您这么一说，其实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的确是很大的，所以我国社会在“西化”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您对中国“西化”的过程以及这些社会问题有什么看法？

辜：中国“西化”的过程是几起几伏的，是从160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时是有选择的“西化”，例如曾国藩、张之洞等就挺有主张的。我觉得他们主张的一些东西是相当合情合理的。当然，他们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需要有些改变，比方说“西学为用”，这当然是对的，但中体也要有些变革，只是中体不要动得太大，因为若动得太大，中心任务就忘了。什么中心任务呢？引进科学技术。要知道16世纪前后西方人引进我们的科学技术时并没有把儒教、道教都全部拿过去，那为什么我们在引进他们的技术时要把他们的“体”全拿过来才行呢？这种简单的道理对五四时期的学者而言是无法明白的，因为那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还只是表面上的。并且比较的结果似乎只是证明中国文化要不得。像文化自协调主义这类思想压根儿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大脑。因为西化派认定天下的真理只有一个，道路只有一条，除了西方，好像别的什么东西都是错的。同时也因为中国人太善良了，一觉得好，或听说好就全搬过来了。其实没有必要完全搬过来，真正需要的是把中国的制度根据自己的人口、环境等状况加以适当的调整，核心应该仍然是使用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忠恕之道等基本常识，同时大力提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口号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很现实的。这样还是能搞好的。我们看看日本，虽然也实行西化，但也不是说和服就不穿了。日本人从前大力引进中国传统文化时，口号是“和魂汉材”；后来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时，口号改为“和魂洋材”，这跟“中体西用”很相似。亚洲四小龙也并非改变了自己传统的东西，他们照样尊孔、照样使用繁体汉字，并不像大陆的激进分子那样鼓吹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化文字，照理这些国家应该是一败涂地才合五四期间全盘西化论者的逻辑。然而情况刚好倒了过来。他们的工业反倒蒸蒸日上，把中国甩在了后面。所以中国当时如果清醒一点，是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家当”全部打破的。

张之洞的一套主张被打败之后就导致了全盘西化，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西化走得稍微远了一点，就不是科技的西化了，而是政治上的西化，这么一搞，毛病就多了。这是一个大手术。但中国当时已经经不起大手术了，因为太过于贫穷。为什么贫穷呢？是完全由于文化吗？不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人口问题。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有四亿多了，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旧时的耕作技术下，要养活这么多人，难。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想过得舒服，不容易。实际上，中国当时应该做而没做的事就是海外殖民，扩张土地。这不是侵略，而是遵循事物天然的发展规律，家一大了，人一多了，就该分家，把人口迁到没有人的土地上去，比如美洲，人那么稀少，中国人就该去的，但是中国没有移民。为什么该移民而没有移民？这就和文化传统搭上关系了。原因有若干种。例如说，中国人太善良了，历来反对战争，主张天下太平，即使打仗，也文绉绉的，甚而至于迂腐到要先礼而后兵，觉得扩张土地好像是侵略行为，所以不轻易动干戈，结果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发展。郑和下西洋三万多人的船队，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曾去过数十个国家，却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未留下一兵一卒。这是何等伟大的人性！这和西方人发现一个地方便想霸占一个地方形成鲜明对照。当时中国要称霸海上，轻而易举。为什么不？太善良、太人性、太讲仁义礼智信。其次，中国人有自大心理，认为自己的“天朝”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别的地方都是蛮夷所居之地，看不上。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人家庭观念极强，多半不愿意离乡背井到所谓边远的地方去。当然，也不是说中国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全然不能发展了，封闭有封闭的好处，不封闭有不封闭的好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若是引进了西方科技，同时限制人口增长，那么当时面临的贫困问题也能得到相当大程度的解决。因为现在十四亿人口都能解决，为什么当时四亿人口就不能解决呢？何况当时资源比现在还要多。因此，当时我们需要的最主要的东西还不是“体”的问题，而是“用”的问题，即科学技术的引进问题。“民以食为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把吃饱饭的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先行解决。张之洞他们心里是明白这层道理的，他们搞的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科技，搞技术摹仿这些东西。一方面是增强军事力量，一方面解决国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要急于在政治上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就像是一家人还没商量好怎么搞好生计问题就先自己为了做一家之主而吵开了，自己吵得一塌糊涂了，又怎么搞家庭建设呢？一打内战就乱套了。事实上，现代中国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改良运动以来，就内斗不停。一斗就斗了一百多年，实际上就是内战了一百多年，中国人互相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怎么还会搞得好？本来中国人还对自己民族很有信上心，但是在西化风的熏陶下，被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弄得让人觉得自己原来都是些阿Q，同时帝国主义也乘虚而入，把他们的一套价值观念抛过来，渐渐中国文化就萎缩了。

另外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校里很少再学古文，这与中国五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就基本隔离了，谁也无法去挖那个宝。学生不懂古文，学的全是白话文。而白话文这种东西根本就不用花太多的工夫去学。白话文的基础就是口语，生下来就有人教的，不用在学校里学就会了。为什么呢？举例说吧，鲁迅、老舍等全是语言大师，他们像现在的学生一样在学校里学过白话文吗？没有。他们那时的学校里根本就没有白话文这门课。但他们今天照样被奉为白话文大师。这说明白话文无须经过太大的折腾就行。一个人只要古文学得好，白话文方面稍稍看一点别人写的文章，很快就可以掌握。事实上，许多古典小说、诗文本来就有很多的白话文因素，例如《红楼梦》、《水浒传》、元小令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白话成分，这些东西历来被看作闲书，每个人在课外本来就会阅读不少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了我们教育上的一个漏洞。五四时期掀起的文学改良运动主张让大家用白话文写文章，这是对的，但是在教育上还是应该把古文放在主要位置上，教学应该以古文为主。古文都看懂了，哪能看不懂白话文呢？所以我们的中小学生的很多智力都被浪费了，他们年纪小，机械记忆能力强，背诵古典文献不费劲。到了成年再来记诵古典的东西就困难了。中小学生没有打好古文的基础，成年以后要想成为中西贯通的学者，就障碍重重了。中国人积累了五千年的东西今天找不到多少传人了。现在提起的所谓的文化界的大师，诸如康有为、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等，没有一个不是精通中国古典文献的人物。今天用白话文印刷的东西差不多都是西方的文献，这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造成一个很大的文化断沟。因此，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白话文浅显易懂，减少了人们沟通思想的障碍，也适应了翻译西方文献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强调它的地位，实行白话文沙文主义，也就容易隔断国人与古文乃至古代文献的联系。这在教育上的表现是古文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比例很小，只是象征性的有一些，教员不重视，学生更不重视。中小学生毕业以后，基本上看不懂古文，连标点都断不了。

有一点许多人讳言，这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实际上比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文字要先进，尤其是文字比它们先进。中国字记住一千字，就可以看简单的文章，记住三千字，读普通的报纸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困难了。但我们即使认识了一万西方文字，看《华盛顿邮报》还是有些磕磕绊绊。从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后，中国人就开始把中国语文的长处逐步丢掉，尤其是把提炼、升华了几千年的古文丢掉了，这是不对的。所以，对五四时期的评价应该是双方面的。

我想把中国的西化运动分为几个阶段。开始是技术上的西化，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后来发展为政治上的西化；再后来西化分为两派，一派是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是一种理想西化。而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则可以称为现实西化。理想西化和现实西化这两派之间也有斗争，但搞的都是西化。1949年以前是现实主义西化占上风，当时是国民党搞的那一套。1949年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套了，反对“封资修”，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几乎把封建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同了。封建主义成了替罪羊，似乎只要出了问题，都是被封建主义搞糟了。其实，怎么能把封建主义当成中国全部的传统文化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反对封资修，封建主义是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即使到了后来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时期，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于封建主义造成的。其实这是冤枉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导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不就是西方的那种斗争思想吗？尤其是过度的阶级斗争思想，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是典型的西化的斗争思想，哪是封建主义呢？封建道德讲究的是仁义道德，是一团和气，是和为贵，怎么会明目张胆地主张人与人之间要斗争呢？当代的知识分子大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骂来骂去，总得有替罪羊，结果骂到了封建主义头上，这是不太对的。传统文化被蹂躏、糟蹋到了什么地步！把它打倒了以后任何错误都要归到它头上去。

11．皇帝承包论答疑

傅：辜老师，以前听您谈到过“皇帝承包论”的观点，你能再具体解释一下吗？

辜：以前我也是说到了一个极端。我们经常谈到民主、自由这些西方人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其实我们应该客观地考虑这些观念。例如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是否在一个有皇帝存在的国家里就不可能产生民主和自由呢？我的意思是：能够！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只要运作得好，相应的机制是适应的，都能使人们得到应得的东西，而并非只有某种特定制度才能产生这种效果。所以我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算是皇帝当政的情况下也可以让民主产生，让人民享受到自由。为什么呢？我们先看看什么叫民主、自由。所谓民主、自由，说到底只不过是社会成员如何分享权利问题，或者说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人们究竟有多大的发言权的问题。无论一个多么民主的政权或社会，总是要有人来当一把手的。一旦当了“头”，在他的辖区内，他的权力和功能实际上和皇帝是差不多的，即使没有给他那个名字他实际上也是皇帝，总统不也是皇帝吗？因为他的权力要集中起来，不集中他也没办法，他要使这个国家运行，千说万说也得最后由一个人来说。皇帝实际就是一个名字问题，一个权力符号。我们假定若让皇帝来当政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如果运行得好，那么还能给人们相当的民主。这种皇帝当然与传统的皇帝有一些区别，我们要对这种帝制进行改革。皇权实际上是可以进行承包的，就像包产到户一样，把权力承包给皇帝了；但有一个条件，这个“家”给你了，你得管好，让大家有吃有喝生活得快乐，完不成这个任务就是个坏皇帝，大家就可以让你下岗。皇帝实际是“家”天下，这家天下实际有一个好处，照当代的情况看，就算是一个有五口之家的皇帝家族，假定皇帝在位50年，最多也就繁衍几百人，要吃要喝也就那么多口子。但若不是由一个皇帝来承包，而是由一个庞大的派别来承包，一个派别的人有多少？往往有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比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只要其中一党当权了，就会层层组阁，多半由他一党的人当权。根本就不是像皇帝家族的几十人几百人享受特权的问题了，而是千万人要求瓜分这些权力的问题。这样一来，人民还享受什么呢？西方这种党派民主制度，其实就是一小部分人霸占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通过媒介宣传，张扬得好像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既然皇权“承包”了，就会责任到人，皇帝就有负责的心理，已经明确了产权，看准了是自己的东西，就会加倍爱护，会千方百计想怎样把国家这块自留地种好，怎样重视劳力（人才）、怎样重视技术、怎样重视管理。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讲究用人，人才一旦被他使用起来国家就容易管理好，省了他多少心，他想要保住自己的江山社稷，非花大力气不可。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古代统治者终于会找到一个选拔人才的方法，这就是科举考试。你说你有知识、能力很强，最好的办法就是考你一考。考卷是统一的，机遇是平等的，别管考题多简单或多复杂，只要对大家都一视同仁就成。这样的科举考试，中国差不多采用了一千五百多年，这是一种先进的方法，是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通过平等竞争，用理性来管理这个社会，而不是靠神仙、上帝。而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西方还没有开化，还要靠上帝、靠宗教、靠强权制定的法律来管理。

古代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靠这种文官制来维系稳定局面。皇帝靠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制定出一整套方针政策来管理国家，同时还设置了相应的监督机构，负责监查个体的执行情况，有专门的谏官，皇帝还经常有“罪己诏”，作自我批评。虽然这可能往往流于形式，但形式也很重要，至少让老百姓感到承包了皇权的人如果做了亏心事，心里也是不踏实的。

第三点关于这种体制的好处是可以使社会安定下来。皇帝已经承包了，就堵死了许多政治野心家想靠阴谋做天子的心思。如果真像孙悟空所说的那样“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话，则不知有多少人会朝思暮想地钻营这个肥缺！现在皇权已经被人承包了，再想去自由竞争就是犯上作乱。这样一来，动乱造反的情形就会相对大大减少。那为什么在皇权盛行的时候也有人起来造反呢？看史书就发现其实这些起义往往并非在反皇权。连闹得轰轰烈烈的水泊梁山英雄们，也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起义通常是在年成不好的时候发生得多，没有吃的，容易发生变故。在经济困难时期，当官的当然也容易因为与民争利而沦为贪官。所以起义好多是官逼民反，一般情况下不会造反。同时正因为有造反，可以使得统治阶级进行自我调节，推行改良措施，对人民做出相应的让步政策。这是一个强行的硬性的监督机制，一旦皇帝做得不好了，人们就可以反对。因而皇帝就会非常小心地注重个人修养，以德治天下，而不是以武力治天下，追求的是无为政治，要求人心淳朴，以德服人。事实上这就酝酿了一种民主气氛，不知不觉地给人民的民主相应地也就多一些。同时，对于起义，古代的皇帝有时也感到相当棘手，这里有技术性原因。那时候，民间照样可以造大刀造土炮等武器，可以与皇帝抗衡。但是现代社会，比如西方社会，老百姓几乎根本不可能推翻它，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自己造不出武器来了，原子弹、飞机、大炮你都造不出来了。所以现代科技这种工具造成现代统治固若金汤，你怎么反对它都可以不理睬你，因为你是无法推翻他的。所以实际上存在于古代的那种硬性监督机制由于科技的发展就不存在了。

因而在古代那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不是像现在这样绝对地强大，人民就相对自由多了，例如谁都可以到处流动，没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可以住城里，也可以到乡下，没有什么严格的户籍限制这一套。古代的文人到处都可以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且那时的政府机构也不像现在这么臃肿，比较简单。当然有些皇帝有时也比较专横地发号施令，但其实主要是针对他周围的吃皇粮的官员，对交租纳税奉养他的子民百姓一般没有必要凶神恶煞。恰恰相反，皇帝当然知道“民为邦本”、民重君轻这些被儒家学者反复念叨的政治理念。所以皇帝总想讨好老百姓，希望人民把他看作仁慈的真命天子。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享受了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过得比较悠闲自得。

所以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可以有一种安定局面。比如周朝八百年，汉朝四百年等，国泰民安可以达到几百年。说明在这种机制中必定有高妙的东西，否则不会长存。而现代的西方社会是谁在享受民主？是拉帮结派的人，是有钱人，我有钱就把你推上去，帮你动作。其他所谓选举权，看起来很自由，其实无异是一个圈套，就是要你在规定的几个候选人中选一个人来管理你自己。因为对普通百姓来说，选举投票只可能是投那些别人（例如某党派）已经推选出来的人，而不是选自己相信和了解的人，那叫什么民主呀？哪能民主到像古代中国人这样一视同仁地大家都来考状元呢？中国有很多贫苦的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考上状元当宰相的。中国唐朝时从唐宪宗到唐懿宗133个宰相中有104位是进士，进士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或者略高于当代的博士，所以可以说那时候85%的宰相都是博士毕业。这种文官管理是一种理性的人文性质的管理制度，是一种现代的管理制度。有人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现代化，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最主要的指标。那么我要说，至少从唐朝开始，中国就应算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国家了，因为它的行政管理非常科学而且合乎德性。西方到现在还没达到这一步，而我们自己却又把这种先进的行政管理制度毁灭了。

古代的官员管的事不那么多。他主要就管两件事：收税和审理案子。其他就不多管了。不像现代社会什么都要管，比如在学校里，你学什么东西，用什么教材，教师讲了什么内容，等等，他全要管。所以当时的人享受的自由度还是很大的。五四时期的一位学者刘师培就说过：传统中国人享受的自由是西方人享受不到的，若国家机器强化以后就享受不到这些自由了。国家机器形成后就有一套庞大的行政机构，就有专门的警察、派出所、法院等等，整个社会就像哈姆雷特说的一样，是个监狱一样的处所。当时西方人研究中国时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因为中国缺乏所有当时西方政府的那些盘根错节的管理机构。

这样一比较就发现，其实无论是一个人当权还是一个党派当权，只要运用好了都会达到各自一种较好的效果，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皇帝制度就一定很坏。英国有伊丽莎白女王，它的经济不一样发展很快吗？它的民主制不是也相当健全吗？日本的天皇也还在呀！不照样把工业和民主制度搞上去了？

12．如何看书做学问

傅：辜老师，我们每个同学来到您家都为您几间屋子的藏书感到震惊，惊讶于您竟然读过如此多的书。您能谈一下您读书、做学问的心得吗？以及您对大学生、青年人的期望？

辜：我确实很喜欢做学问，是从骨子里的一种喜欢。从小我就很喜欢看书，也不知为什么。其他爱好不多。抽烟、喝酒不会。我觉得看书要有收获，首先得把它作为一种兴趣爱好。我当时看书也不是为了什么实际目的，纯粹就是喜欢，是有什么书看什么书，不停地看。“文革”那十年基本上就是看书，那时比在大学里看得多。当时破“四旧”也给我一个方便，有好多书都被当作废纸，简直是堆山塞海的，当时我年龄还小，爬到书山上面去找书，像个虫子似地爬来爬去。常常挑选出这么一大堆书（比划），管废书的老头按废纸卖给我，也就值那么几毛钱。再加上我家里也有很多书，父亲是中医，因此也有许多古代的医书。我的一些老师因为受到批判觉得书在他们那里很危险，也都送给我了。有些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书，就把他们收集的书也送给我了。同时我也到处收集，日久天长就积累了这么多书。我当时不但看书而且还抄书，因为有些书是大家都等着看的，知道这本书流传出去不会再回来了，我就只好把它抄一遍，有时是几个人抄，一个通宵就把一本书抄完了。

我看书的兴趣这么浓厚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不许看书。越是禁止的东西人们就越是想做。因而大家都传来传去地看，看书渐渐由习惯而成了一种本能，一天没看书，就难受；不像现在上哪门课，教师先规定一堆书来看，一规定就成了苦痛的事情了。这是一种逆反心理。而且那时读书的速度也非常快。慢慢地书看得多了才有选择性的。所谓读书要精是要在博的基础上来精。开始我自然也和大家一样，爱看一些小说之类的闲书，诸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西方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塞万提斯、契诃夫、马克·吐温等的一些书。看多了以后，阅读范围便慢慢扩大，非小说的东西也看，例如对诗歌、戏剧也感兴趣了，于是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普希金之类作者的作品便都被我狼吞虎咽地读了。有一个时期特别喜欢读普希金的诗歌。拜伦的《哈娄尔得游记》和《唐璜》也是大家喜欢读的读物。《普希金抒情选集》（查良铮译）我整个儿抄了一遍。读拜伦的《唐璜》时，我知道是几十个人排着队读的，每人限定一定的时间，不分昼夜地读，读完后书立刻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记得那本书的书皮上不知补了多少个补丁，书脊上的线也绽了出来，书页边缘都黑黑的。那时看书不但看，也背，是不知不觉地背下来的。比如唐诗宋词看多了以后，我发现我都背下来了还不知道，后来就有意识地背书了，背一些古文，如《古文观止》、《文选》、《老子》等。小说也背，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这样慢慢磨炼了对语言的一种敏感。语言文字是文化中的重要财富，语言文字搞好了以后再去接受由此构成的知识系统就容易多了，所以古文就帮助了我去看很多东西，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语言学、美学、政治学……无论什么东西，到手就读，读得津津有味。人们常说“读书破万卷”，其实万卷书是容易破的。一万卷是多少？《史记》就是130卷。我们看现代的书，如果看了3000册书，每册按古代的标准，至少不止10卷，这看下来就相当于3万卷。所以一个人只要看了1000本书，按古代的标准，就会破万卷了。文革十年，我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拼命地看书，比在大学里还看得来劲。十年结束，看了大约1500册书，也就至少相当于古代的1万5000卷书了。文革之后的1977年参加高考，成了大学生，又看了二十几年书，这期间看得慢了，仔细了，有些书反复看，比较花时间，看得没有从前快，但二十几年至少也看了两千册书吧。加起文革时期看的书，总共可能有三四千册。折算成古人的卷，也许不少于三四万卷。当然这个数目还是太少。光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就有五百多万册，我苦苦看了40多年，看的书总量才相当于该馆藏书量的大约一千分之一！真正的书海无涯呀！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1000多万册书，即使以每天一本书的速度看，也至少要花3万年才看得完！古人常常说十年寒窗攻读苦，或十年磨一剑，那意思是强调知识的积累非得有相当的时间长度。无论你多么聪明，想花三两年工夫，就把学问搞通，是绝不可能的。当然，人的资质禀赋不一样，花的时间不是一样长，但是有一个起码的时间长度，这个长度就是十年左右。如果读书比较勤奋，十年读下来，大约读一万卷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古人的“读书破万卷”的说法与“十年寒窗”的说法是有内在联系的。

开始看书就是好奇，我12岁时就反复看《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并不认为自己看不懂，看得如痴如醉，是一种美的享受，很受震动，并且努力去理解，很多经典的东西都要去看看，哲学的、心理学的、伦理学的、美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语言学的，甚至枯燥的学科如数学、电子学等等方面的书我也都陆陆续续地看过；看到最后，慢慢地在文革期间形成了一些思想。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将来肯定要走上市场经济的路子。我那时还把这些想法写在日记本上。我的逻辑很简单：人类遵循这样一种规律：没有享受到的东西总要想尽办法去享受，直到发现该享受的缺陷从而产生厌倦心理为止。（我曾由此归纳出审美递增递减律。）例如在经济上，我觉得中国肯定要搞自由竞争才能大发展。但同时这又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而且会因此造成中国人道德水平的下降。这些结论也不是现在才得出来的，而是当时已经形成了。和当时的许多朋友也谈过，不少人也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当时大家在一起讨论时，常常都不约而同地得出这类结论。

经济上自由竞争的结论也和当时的个人经历有关。当时青年人都要下乡劳动的，劳动是很苦的，唯一快乐的就是看书。我们在劳动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都在劳动的地方玩，效率极端低下。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说谁先做完多少就可以休息，那效率立刻就上去了，比平时快了几倍。这是个最简单的竞争原则，只要存在竞争，效率立刻就会大大提高。当时那种“大寨式”劳动也叫“大站式”，大家都站在那里聊天，不干活。因为当时实行的是一种“大锅饭”制度，干多干少都一样，缺乏竞争机制，因此效率就低。那时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从提高中国社会生产效率的角度出发，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效率肯定会上去。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恶果：假如实行私有制，鼓励自由竞争，就会很快使有的人特别富，有的人特别穷。两极分化就会成为社会问题。当时那么年轻为什么会考虑这些呢？这是因为当时有那个风气，毛泽东号召所有的人要关心国家大事。那时的人也的确真的很关心国家大事。《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文汇报》成了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人们都训练出了一种政治敏感性，报纸上谁的名字印得大，或印得小，出现在什么版面，或者有相当一段时间没出现，就会相应地发生了什么政治问题。因此，看这些书也就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学知识一定要多和社会接触，否则，只呆在学校中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进入社会后知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孔子为什么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呢？这和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人总要在实际生活中摸爬滚打，到一定时候对生活有了一定的体会和认识，知识也就豁然贯通。因此，读书开始要博，然后再精，选取自己的兴趣点。我关心的就是中西文化，对这个问题反来复去地想。年轻时我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人在年轻时往往容易成为“全盘西化”论者，但老年时就不一定了。我现在就发现了西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需要因地制宜地解决事情，从传统方面入手，把传统文化搞清楚了才有资格管这些事情。

有些人看到某些东西好了，就说“这个好现代呀！”好像很不错的意思，把“现代”这个字眼当成了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实际上“现代”只是一个表示时间的术语，并非现代就好。否则，看两次世界大战和艾滋病都发生在现代，环境污染也是现代的东西，这些东西好吗？所以“现代”、“现代化”这两个词不能这么使用，不能说“一定要使什么现代化”。否则，这种观点一旦树立，就好像所有古代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而越是接近现代就越是好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呢？若根据这种说法，根据这种进化的原则，古代的一切不好，现代就应该好到不知什么程度了，高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那样，清朝末年也就不会养不起四亿人口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陶渊明（365—427）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回乡当农民，种豆南山下。政府没有给他发工资，连退休补助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作为书生，他的生活算是比较清贫的。但从他的“草屋八九间”的诗句看，他也小有家当。就只按他那个“草屋八九间”的古代标准，在1500年后的现代，和陶渊明相似的农民应该有多少间草屋才算现代？至少也应该有八九十间吧？事实上现代农民有这么多草屋吗？我这是打个比方，意在说明滥用术语的不当。所以我们在使用某些概念时一定要好好想想是否可以这么用。你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发现有很多谬误包围着你，人们使用的很多话实际上大多是没有体验过、论证过的，只是别人简单地灌输给自己的。在学术方面必须要注意这种情况。

现在有些人搞学术并非是真正的学术，有些只是把西方人的东西拿过来随便编译一下，只是介绍别人的观点，却名之为研究，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情况很多。另一种倾向则是认为似乎只有西方人才会思考，中国人自己只能囫囵吞枣地学习别人的，这种心态使中国当代缺乏思想家。所以我认为做学问最好的路子是要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最大的成就，是一流的文章和著作。第二类学问是可以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一套思想体系，但可以把一种千古定论推翻，这也是不得了的。还有一种学问属于考据的，人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通过各种考据活动、钻研文献等等最终把它说清楚了，这也是很花功夫的，也是一种很大的成就。还有第三流的文章，就是刚才所说的“述”。“述”就是把别人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康德的著作，因为很难懂，你通过消化用你自己的话讲述出来，深入浅出，让别人容易明白。这种人也有功劳。不过归根结底，他是解释和简单陈述，不是自己的著作，因而只能归入第三流。其余的一些种类就是不入流的。现在第二流第三流的文章占绝大多数，一流的几乎没有。

（关于中西文化的出路问题，我概括为下面几句：合而不融，因时选择，二元标准，此生彼克，循环取用，阴阳互泽。由于时间关系，上面列出的提纲中的若干内容并没有讲完。但为了有助于让读者了解演讲的全貌，所以也将它们列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