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当代新儒家的民主理论经常受到的一项批评是：它仅停留在形上学的抽象层面，而不能落实到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等具体层面上
。这类的批评尽管可能是基于误解，但亦非全无道理。因为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多半是哲学家，或者是广义的思想家，他们之偏于抽象思辨是可以理解的。以性善说与民主政治之关系为例，即使是牟宗三先生的“良知之自我坎陷”说——这或许是新儒家有关这个问题最完整的理论——也只是提出原则性的说明，而未进一步在具体的问题层面上铺展开来。但若有人因此而反过来质疑其理论的有效性，笔者以为未必公允。笔者在上一节概述康德的民主理论，即是要显示：第一，以性善说为基础的民主理论并非不可能建立；第二，这种民主理论亦有向现实层面开展的可能性。
当代新儒家的民主理论一方面以心性论作为基础，因而保留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架构，另一方面又无意停留在“圣君贤相”的传统政治格局中，而是进一步肯定发展民主政治的必要性。牟宗三先生的“良知之自我坎陷”说将“内圣”（心性之学）通往“外王”（民主政治）的思想历程理解为一个间接的辩证过程，以曲通代替直通，即是要在“内圣外王”的思想架构中，给民主政治一个恰当的定位。这套民主理论一方面可在价值论的基础上证成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又可厘清道德与政治之分际，保住政治领域的独立性。换言之，内圣与外王之关系在此也是“不即不离”的。就基本型态之相同而言，当代新儒家与康德的民主理论可说是遥相呼应。因此，当代新儒家如要进一步发展其民主理论，当可从康德那里撷取不少思想资源。
此外，康德的例子也充分显示：“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这类的字眼往往只有表面的意义，很难说明什么。作为启蒙之子，康德相信人类史大体上是进步的，也相信民主政治、乃至永久和平是可以达致的；就此而言，他应当是乐观的。但是作为人性的探究者，他洞悉人性中的“根本恶”，也深刻地了解这种“恶”可能妨碍人类理想之达成到什么程度；就此而言，他似乎又是悲观的。悲观还是乐观，端视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同样的，说儒家相信人性本善，因而是乐观主义，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牟先生在《圆善论》中谈到儒家的“命”概念时，意味深长地指出：
西方宗教家看了儒家说人人皆可以为圣人（孟子说为尧舜），便以为儒家是乐观主义。其实儒家既不是乐观主义，亦不是悲观主义，因为道德实践之事乃是超越了那“可以用悲观或乐观字眼去说之”的问体〔题〕之上者。何以故？因为它是一个“求之在我，求有益于得，而又知其为无穷无尽”的问题。求之在我，求有益于得，则无所用其悲观。知其为无穷无尽，则无所用其乐观。悲观者希望达到某种特定目的，或期望解决某种特定的问题，而主观上却以为无法达到或解决之之谓也。乐观者则反是，尽管他亦不知如何解决之或达到之，然而他主观上却相信总有法可以解决之或达到之。因此，悲观乐观乃是对于无办法的客观之事之一种主观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能用之于道德实践之问题。因此，说儒家为乐观主义乃是无谓者。因为他虽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然并非不知有险阻者，即他同时亦知“有命存焉”。他虽知有命存焉，却不是命定主义，因此亦无所谓悲观。基督教认自己不能克服罪恶，一切交给上帝，你得不得救只有诉诸上帝来决定，这才彻底落于命定主义，因而亦是悲观主义。结果只靠盲信（空头的信即是盲信）来维持其激情利欲之生命，其激情利欲之生命所以不致使社会混乱崩溃者乃在客观的社会制度（法治、民主政治）之制衡与疏通以及科学技术之不断增进与不断的解决问题。西方文化固有其精彩，其精彩即在此。宗教不能说没有其作用，但其作用只成消极的；积极的作用乃在科学，法制，与民主政治。因此，西方文化，整个以观，有许多实点，只有一个点是虚点，即作为人世之核心的道德实践成了虚点，因为是虚点，所以亦成了盲点。这里既成了盲点，是故其宗教亦虚而不实。道德既盲，宗教既虚，是故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亦未能使社会达至其善成之境。此是西方文化之弊也。
对于“幽黯意识”说，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民主理论，这段话可说是极有力的批评。因为诚如唐君毅先生所说（见上文第三节所引），在基督教的“原罪说”中所隐含的命定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理论前提——人的尊严与自由——是相互矛盾的，因而正可能成为极权主义之温床。观乎波普尔在《历史预定论之贫乏》（The Poverty ofHistoricism）一书中对历史预定论之批评，便知其中的关联。
最后，以性善说为基础的民主理论还有一项重要的意义，即是：它可以针砭过分相信民主机制的制度论者。上文已说过，传统儒家并非不重视制度，但亦不相信制度是万能的。这种态度对于民主政治之维持是必要的。英国学者沃尔海穆（Richard Wollheim）在列举几种对代议民主制的批评之余，总结道：
或许从这些反对理由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教训是：民主无法自我保证。它可能遭受的危险一则来自为了施行它而设计的机制，再则来自社会中的其他因素。有人称之为一种“预计到的危险”（calculated risk），实不无道理。
对于制度本身的弱点保持警觉，或许才是民主制度之最佳保障，而这种警觉是“幽黯意识”说所无法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