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族群统一体的多层次性

在一个多族群政治统一体的内部结构中，各族群的位置是否处于同一层次？各族群所扮演的角色是否相同？在这个统一体中各族群所发挥的作用是否一样？

1997年费孝通教授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一文中，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主要论点进一步概括为：（1）“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 （2）“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 （3）“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费孝通，1997:10）。

费教授这段话的核心是提出，在“多元一体”格局内部各族群之间存在着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族群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反映的也是我国族群结构的多层次性。

1．应如何看待“民族”群体，各国的族群集团是否分层次

一个族群的形成往往是经过族群成员之间的长期相互交往，在文化、语言、宗教、经济活动等各个领域内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又受到一定事件的推动（如防御外敌、首领通婚等等），使得一些部落群体逐渐聚合在一起而形成为一个族群。这些已经聚合在一起、都使用一个统一族群名称的各部落群体（亚群体），由于其群体人口规模和进入这一族群的时间长短，在一定时期内会仍然保持自己的语言、习俗甚至社会组织形式。而各群体保留自己的语言、习俗甚至社会组织的程度可能不同，各亚群体与族群整体的认同程度也可能不同，这些现象表明在一个大的族群内部，各亚群体居于不同的层次。如果这个大族群能够稳定地存在较长的时期，这些处于“较低层次”的亚群体所具有的特有文化特征、社会特征就可能逐步淡化甚至消失。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族群内部可能存在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层次。

在研究族群问题时，应当从事实出发承认在族群中存在着“层次”，同时“层次”的结构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长期积累起来的量变可能导致质变。

费孝通教授提出，我国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费孝通，1989:1）。对于“层次”的理解，也还有一个“名”与“实”之分。历史上虽然一些少数族群统一了中国，在当时的中原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实质上却很快成为中原传统文化的代表与推行者。尽管这些非汉族建立的新王朝也会在中原文化上留下自己族群的文化烙印，但是深入分析看，中原文化始终是“实”，而皇帝来自哪个族群，最终仅仅是“名”。

2．“汉族”的核心是“汉文化”

要想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就需要认识“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要想找到在东亚大陆上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地保持“一体”的答案，就必须对能够把许许多多族群凝聚在一起的核心族群——“汉族”进行剖析。

“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费孝通，1989:5）。费孝通教授认为“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实的”（费孝通，1989:5）。在汉朝之后的南北朝，人们开始采用“汉人”这一名称来称呼从秦汉因袭下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与我国其他族群并不处在同一层次上。从基因和体质方面进行比较，北方汉族与蒙古族更为接近，却与南方汉族距离较大。现在看来构成“汉人”的最重要基础，并不是体质特征和血缘基因的同源，而是文化层面的同化。我国广东人是汉人，但是广东人的体质特征与越南人较接近，而与北方汉人的体质特征差别很大。广东话发音与汉语普通话的差别也很大，可见体质和语言发音并不是构成“汉人”的基础。

在汉文化中首先是把世界万物生灵都视作“天下”范围内彼此相关的群体，而中原地区（“神州”）的“文明社会”秩序是以儒家伦理及其价值观、行为规范所融合与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然后以此为本来判断他族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中原文化的“使命”则是以“仁政”和“感召”的方式向他族施“教化”，汉文化对待其他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兼容并包”和“有教无类”，其最终理想是“天下大同”。在与其他边疆族群打交道时，汉人心理上的“优越感”主要是“文化优越感”，而不是欧洲白人在与其他非白人群体打交道时所持有的“种族优越感”。“文化”和“礼教”是可以学习的，“蛮夷”习礼教便可转变为“诸夏”，中原汉人丧失礼教也会变为“蛮夷”。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多元、动态和辩证的族群观和文明观。

3．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形式——“向心力”

汉族集团成为中国的凝聚核心之后，它是如何发挥凝聚作用的？

（1）中原地区始终是汉族人口的集中聚居地，也是东亚大陆农耕经济的中心地带和手工业和贸易的核心地区，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大都市，也随之成为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与传播的中心。换言之，中原地区是整个华夏文明、汉文化的文化科技中心。

（2）历史上中原地区不仅是文化中心，历朝以首都为代表的各大城市也成为东亚大陆地区各项政治活动的中心，所以在中原四周的各族群一方面以中原地区的文明作为效仿的典范，积极接受和学习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中央朝廷的册封和爵禄，以期得到和确立各族群的政治地位。

（3）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十分繁荣，而周边各少数族群或从事草原畜牧业，或从事山区狩猎、采集和粗放农业，生产规模小而且产品品种相对单一。因此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和物资交换就成为少数族群地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补充。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是它对周边族群具有凝聚力的经济基础。

（4）中原地区拥有庞大的汉族人口和繁荣的经济，这使中原地区成为东亚大陆的人口中心。凭借其在农业、手工业、建筑、医学、水利等各方面的先进技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费孝通，1989:16）。

综上所述，从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并不是简单地以同样强度均匀地存在于各个族群之间，而是主要体现在各少数族群地区人们对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所产生的一种“向心力”，以及他们对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这个“多元一体”的族群共同体所具有的一种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