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与怯懦是一切愚蠢与蒙昧的根源

诚如大文豪席勒（F.Schiller）为启蒙运动定下“勇于认识”（Sapere aude）的标语，启蒙的宗旨就是鼓励每个人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勇于独立思考，以扬弃错误与偏见，进而追求全人类理性的解放。康德指出启蒙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和怯懦。大多数的人好逸恶劳，惰性深重，老是期待着凡事有人代劳。习以为常之后，就对走出这种状态显得百般不愿。这种懒惰与怯懦是一切愚蠢与蒙昧的根源，凡事希冀由别人代为思考、代为决定的心态，就是家长式政权的温床。

康德说：“一个建立在对人民——就好比父亲对子女般——关爱的原则上的政府，称为家长式政权。这种政府视臣民如同未成年子女一般。由于未成年子女尚无法辨别何者对他们有益，何者对他们有害，因此臣民就被迫相信统治者的善意，依照统治者所做的判断，来决定其追求幸福的方式。这种家长式政权乃是吾人所可能想像得到最专制的政府。因为，这么一来，臣民的所有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也因此丧失了一切权利。”（引自《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却不适用》）这段引文何其感人，何其熟悉。感人的是康德的洞察力是如此地敏锐，直戳家长式政权伪善的外表，要不是他对人性尊严、人的自由与权利有一份超乎常人的执著，何能致此？熟悉的是他所批评的家长式政权不也同样精确地在中国重演着吗？在帝制时代就不用谈了，民国肇建以来，在朝主政者仍不乏以“大家长”自居的，不懂得尊重人民群众，不愿让人民群众启蒙，更别谈向人民群众学习了。他们老是喜欢搞愚民政策，将人民群众视为“未成年子女”，对人民群众颐指气使。这种现象固然主政者难辞其咎，但更重要的毋宁是，人民群众的蒙昧无知也纵容、加深了主政者的恣意妄为。要根除这种专制主义，只能从唤醒人民群众自觉地当自己的主人翁做起。不能再懒惰，将一切烦忧委诸他人，不能再怯懦，只想安于现状之中，要勇于面对挑战，乐于改变现状，这就是启蒙运动的真谛。但这一切得从独立思考做起，不能再由他人代为思考、代为规划、代为决定，凡事要自己来思考、自己来规划、自己来决定，其结果当然也是由自己来负责。

欧洲正是借着启蒙运动，将个人的图像由卑屈怯懦转为独立自主，而迈向近现代社会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个性自由辄遭压抑。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得先培养有独立精神的国民。易言之，中国也亟须一场“思想再启蒙运动”，让每个人从归咎于自己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让每个人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作为启蒙运动哲学高峰的康德哲学大可作为我们宝贵的借鉴。

所谓独立思考，就是要求人要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任何以往和现存的流行看法、主流价值或宗教信仰绝不人云亦云地信以为真，而是要追问这些看法、价值、信仰之所以存立的依据，合理的予以保留，显然不合理的则予以舍弃，尚难判别其合理与否的则继续探讨。当然每个人由于学养、阅历的不同，其独立思考能力也有优劣之别，正因为如此，启蒙才会更进一步要求人要公开地运用理性。因为如果仅只停留在独立思考的阶段，人仍然很容易成为偏见或成见的奴隶，务必要把自己独立思考的产物公开发表出来，才有机会接受他人的评论，从而降低其看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在一个公开讨论问题的情境下，各种偏见、误解、假知识将随着讨论空间的扩大（扩大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与讨论时间的持续（持续到与全人类历史同为悠久）而消逝，从而在理念上最终获得全人类理性彻底的解放。这就是康德从理论上大大提高了启蒙运动水平的地方，从要求每个人独立思考，鼓励每个人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到追求全人类理性的真正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