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孙中山、辛亥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政治背景

1911年，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的演变进入新的阶段，革命代替改革走上了社会变革的舞台。但革命也正是由改革孕育的。清末新政实施以来，社会分化加剧，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并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提出了参与国事的要求。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改革中诞生、成长，并迅速站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列。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感受到国家危亡的严重形势，他们热爱祖国，立志报国，很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中国资产阶级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使传统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转化这一主题下找到了结合点，并汇合成一股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势力。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的不同认识及改革手段的差异，这股政治势力演变、分化为革命和立宪两个派别。革命派认为，清朝政府已成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走狗，因此要救亡图存，必须进行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埋葬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舍此不能真正获得国家独立，进而推动社会向现代转化。立宪派则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民智未开，强敌环伺，如果出现革命与动乱，必然引起列强干涉而招致亡国之祸，因此不宜于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是应该利用君主立宪慢慢向现代社会过渡。虽然当时两派曾为此进行过激烈论战，似乎双方势同水火，但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从政治发展的角度，以理智的目光重新审视历史时可以看出，两派的总体目标基本是一致的，其主旨都是要改造传统体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他们的主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而两派的活动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辛亥革命结束了传统的封建帝制，而清王朝的颠覆则是“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动”的结果。所谓“孙中山领导的党”，主要是指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的成立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活动进入新的阶段，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起点。从各个方面看来，这个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远非先前的革命团体所可比拟。首先，同盟会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认为斗争纲领。同盟会所提出的纲领，代表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最高水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无疑是对民主革命的主要课题的较好概括，堪称为完整的、自觉的民主主义纲领。它同兴中会初创时的政纲相比有着长足的进展，主要是明确了共和国的观念和补充了社会经济方案。较之华兴会、光复会的政纲则具有更丰富的民主主义内涵，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有所消弭。同盟会的纲领表明，它在政治、思想上趋于成熟。

其次，同盟会在组织方面也大有改进。它效法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机构采取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则由会员每四年公举一次，秘密会社的封建宗法习气彻底消除，同盟会具有了近代政党的形态。

再次，同盟会员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其所隶属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他们胜任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大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加盟，增加了同盟会的能量和活力，同时，也密切了同盟会同国内的联系。

第四，在同盟会内部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集团。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他周围聚集了黄兴、宋教仁等一批较有威信和经验的领导人。这个领导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基本上承担起领导的重任。

第五，同盟会制订了比较完整的方针和政策。孙中山当年在设想中国的政治发展时提出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循序渐进的革命党革命步骤。军政时期主要是社会控制，保持政治稳定，较少现代民主，法治建设也处于创立的准备阶段；训政的目的是开启民智，教育国民，使之从臣民思想向公民意识转变，从而为实行宪政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宪政时期则是全面推行民主政治，实行以法治国。1906年秋冬，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它包括八个重要文件：《军政府宣言》（通称同盟会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供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除《军政府宣言》具有纲领性外，其他条件的内容主要关乎方针、政策问题。后者体现了前者的精神，成为革命党人在斗争中所遵循的准则，完全指导了湖北武昌起义和鄂军政府的施政实践。

第六，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除本部外，同盟会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隶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会。在国外，设置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加盟者就达一万余人。其成员遍布全球，集中了当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同盟会摆脱了先前一些革命团体的地域性和分散性，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枢。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起义虽然未能成功，但却使革命派的影响日益扩大，唤起了民众的革命热情，极大地震动了旧制度的根基。与此同时，立宪派也遵循自己的政治宗旨，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活动。他们在全国各地创办报刊，成立各种阅报所、法政讲习所，并编译出版了上百种有关西方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立宪的宗旨、意义及实现途径，使自由民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民的参政意识不断高涨。立宪派还利用清政府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咨议局、资政院等合法的代议机构，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发动各界人士举行了四次声势浩大、遍及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忱，促进了人民民主觉悟的提高。革命派和立宪派在两个战场的不同活动构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民主潮流，猛烈地冲击着传统政权的堤坝。

在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和改革运动的同时，还有两种社会力量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其一是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活动，其二是逐渐增强的地方势力。自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各级官僚均借新政之名中饱私囊，政治更加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反抗斗争也日渐高涨，抗税、抗教、抗暴斗争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群众暴动一百三十余起，到1910年增至二百九十余起，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来自四面八方的下层人民起义，与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民主运动互相呼应，使清政府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与此同时，旧体制营垒内部的分化也成为清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对地方政府均进行直接的严格控制，但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由于清原绿营军已无任何战斗力，不得不令地方督抚就地筹饷，招募勇营，湘军、淮军等地方性军队从此兴起，形成兵为将有的格局。地方督抚也因此而拥有了独立的军权和财权，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一些封疆大吏虽不敢公然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但也经常对清政府的诏令置若罔闻。这种地方主义倾向随着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划分而逐渐加重。到20世纪初，清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对地方重新实行有效的控制，便借新政实施之机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首先，解除了袁世凯的军权，将袁一手培植、清末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北洋新军收归中央统辖，并罢撤了一部分汉族重臣。其次，以清理财政为名加强对各省财政收支的控制，将盐政、开矿、筑路等大权收归中央。清政府的这些措施不仅加剧了民族矛盾，同时也加重了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与下层群众的自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剧烈动荡。立宪派数次国会请愿失败，对清政府丧失信心，开始转向革命。清政府“皇族内阁”的诞生与集中路权等措施，直接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动使这种全面的社会动员越过了自身的临界点，最终走向对王朝统治的彻底否定。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

20世纪前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实现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19世纪以前的中国完全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天朝历史中的中国人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地球上众多民族中的一种，也从不认为华夏中国不过只是世界上众多“夷狄”中的一个，甚至向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语）。这个转变能成为现实，是孙中山多年奋斗的结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自上海抵达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体现了国家是由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组成的，并开始按照现代国家操作。中国人之所以认同这个现代国家，就是因为被儒家伦理分离的各种社会集团，持有不同的身份的中国人，都可以被“共和国”所整合。尽管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患深重，中央政府几经易手，但现代民族国家以“民权”和“民族平等”、“共和国”为基础的指导思想，超越了其他一切思想和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主流。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缔造统一的“中华民族”，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历史贡献。到了梁启超写下“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之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根深蒂固，中国也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族国家”之路、跻身于群雄逐鹿的世界舞台了。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是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孙中山阐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提倡民主政治和政治平等，认为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人民授权并监督管理政府，政府处理国家的具体事务。在阐述民权主义时，孙中山这样说道：“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头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来分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又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中华民国最初的宪法是以美国和法国的宪法为蓝本起草的，宪法的重点是公民的主权、议会制度、立法机构和总统的权限。同时共和国还采用了西方式的辩护司法制度，采用了宽容的刑法，甚至废除了死刑。自由共和国开放了清政府专制下的政治自由，于是中国一下产生出三百多个政党。自由共和国开放了新闻自由，中国报刊的种类一下猛增到四百多种。如果考虑到中国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太多，四百多种报刊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尽管当时中国规定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才有资格参加选举，符合条件的人在四亿人口中只有数千万人，但1912年的选举却是一次真正自由民主的选举。

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西方三权分立、法治原则的部分肯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五权分立，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孙中山认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国家后，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关键是选拔官吏。官吏的好坏、德才状况、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主权能否得到行使的首要问题。为此，政府官吏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精心挑选，这是他设置考试权并与其他四权平列原因。他经过考察认为西方国家选举、委任两种途径选拔官吏的做法流弊很多。例如选举，就受到家族、经济、财产状况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控制。选举中弊端很多，“单凭选举来任命国家公仆，从表面看来似乎公平，其实不然。因为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而完全不用考试的办法，就往往会使那些有口才的人在选民中间运动，以占有其地位，而那些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美国国会内有不少蠢货，就足以证明选举的弊病”。委任又不可避免发生“盲从滥举，任用私人的流弊”，也常常导致政治局势不稳定。他指出：平等自由是国民的权利，官吏只不过是国民的公仆。为此必须采取一种办法，能够“最完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只有增加考选权，才能保证合格的官吏得以任用；只有增加监察权，才能对不合格的官吏加以罢免。五权分立原则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孙中山把人民主权称作政权，它是以民意为转移的指挥政府的原动力。五权分立包括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其实质是主权在民。中国政治发展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人民性，这是必须予以注意的。中华民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是这种人民性的鲜明体现。

（三）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它结束了中国政治发展在传统体制内的徘徊，而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实际开端，这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1．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打倒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曾讲过：“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忠”君思想深入人心。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伴随着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民族危机，但传统帝制既不能运用其所拥有的权威抵抗外来的侵略与掠夺，又没有对既存体制进行合理转化与更新，容纳更多的公众参与，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因此导致了自身的信仰危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对帝制抱有幻想，把“忠君”和爱国看成是一回事。只有孙中山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专制君主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开始遭到全社会的怀疑与抗拒。在这种制度内部进行的某些局部的改良，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反而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推翻这种制度的必要。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为重建国家权威创造了制度上的前提，因而成为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大事件。

2．辛亥革命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思想，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也使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既然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可以被打倒，那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怀疑！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就奔腾向前。辛亥革命所提出的纲领、建立的制度、实行的政策，都表现出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新阶级的政治理想。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政治进步，也是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启蒙，为人民提供了和封建政治相对抗的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口号，即使是居于穷乡僻壤的农民也知道用三民主义的口号来威胁地主富农，尽管他们还不知道三民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法律，它所规定的各项内容，体现了革命党人以法立国，以法来巩固共和民主制度的良好愿望，也是全国人民要求法治、反对人治，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思想的一项创举。随着《临时约法》的颁布，三权分立、法治、司法独立、国会权力不容侵犯、军人不得干政……这些现代政治常识为人们津津乐道、广为传播。辛亥革命的政治启蒙在广大中国人民中产生了一种共识，即对君主政治的绝对否定。不管是君主专制还是君主立宪制，都变成了人民绝对唾弃的东西。民主共和观念已通过革命中广泛的社会动员深深地植入全民的意识中。这对于在君主制下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说来，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转变，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中一件极为值得注意的重大进展。

3．辛亥革命决定性地把中国政治推入了较高程度的世俗化时代。《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拥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选举权利。在政治实践方面，辛亥革命胜利之初，言论开放，集会结社自由，选举比较名副其实，人民确实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结构中，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机构拥有较高权威，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通过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各项法律法令和重大行政事务亦需由其批准方可实施，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整个政治史上，这确实是个最为世俗化和最为民主的时代。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报刊数量的增加这一侧面，就可以看出中国政治的世俗化状况。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才开始大量涌现。但1815—1861年间，总共才出现8种中文报刊，而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列有124种。辛亥革命后，“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过去中国传媒重镇是在上海，报人假公共租界的法律以求自保。民初则风水倒转。“宋教仁案”发生前，全国报馆多达500多家，而北京独占五分之一。报纸的销数多达4200万份。传媒重镇由全国的文化中心上海回到政治中心北京，表明政治家及批评家欲抢占有利位置从事政治营销的远见卓识，这也是公共领域扩大的表现之一。全国自武昌起义爆发至1913年底，公开的党、会、团等有682个。另据民初著名的政论家黄远生写的通讯，自1912年2月12日至同年11月，仅北京一地报内务部立案的报馆多达90余种，加上原有的报馆，总数超过百余种；北京报民政部立案的社团有85个。随着媒体与社团的激增，舆论空间几乎到了没有边界的地步，这从媒体上的反袁言论可窥一斑。以1912年3月在沪创刊的《民权报》上的文章为例，4月16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26日有《讨袁世凯》。类似的报刊在京、沪还有很多。舆论空间的放大，表明在这一时期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得以兑现，各类媒体皆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社会力量时刻都在膨胀之中，这对政党政治及票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