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传统体制内中国政治发展的宏观描述

（一）洋务运动的开启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层障碍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在清政府已受到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打击，又受到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严重威胁的形势下，一部分洋务官僚，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企图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以强化和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一种运动。当时清政府中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一派官僚，有感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又在与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亲自感受到外国洋枪队船坚炮利的好处，于是便积极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的新式军队。

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施政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初期，人们心目中的“西学”仅限于“坚船利炮”，在引进现代军事技术的过程中，不得不翻译相关的书籍，而数学、声、光、电等学问也随之进入中国。19世纪70—80年代，洋务运动从自强进入求富阶段，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西方国家之所以武力强盛，根源在于以工商立国。洋务运动所汲取的西方知识和进行的社会实践对当时人们的观念变革产生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影响。新的观念，借助于具体实例，不断改变着传统的思维定式，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孕育出戊戌维新的仁人志士。

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结束，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出现的明治维新使东邻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而同样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华大帝国却惨遭败北。如果从现代化运动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寻求原因的话，可以发现，洋务运动处处显示出其保守性与局限性。首先，规范、影响和制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其内涵是以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伦理道德观念为框架，以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而巩固现存秩序。这种指导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是浅层次的边缘性变革，充其量只是传统体制内的政策创新。其次，洋务运动不是中央政权集中自身的各种资源，进行普遍的社会动员而推行的全面改革，而是由地方官员倡议，经中央政权默许的局部变革，其范围仅限于与国防现代化有关的一些领域，地域也只在沿海沿江各口岸及周边地区。

洋务运动的保守性和局限性是由中国社会结构的自身特征所决定的。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的秩序特征，使国家权力直接凌驾于农村家庭与宗族之上，国家通过政权、族权、绅权等各种权力资源，以及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将农民牢牢束缚在这种政治体系中，使其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承担者和统治基础，从而形成一种超稳定的皇权专制统治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中心，商业和手工业则始终处于农业的依附补充地位。官僚阶层由于科举制的作用成为流动性很强的皇权统治工具。这种社会结构既不会发育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经济社会，更不可能形成固定的、有现代取向的社会集团。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时，中国传统社会仍旧在这种超稳定结构中缓行。因此，由政权中的上层官僚启动，旨在维持现存秩序和统治的自强运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

19世纪中叶至90年代前，就国际、国内环境而言，本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极好机遇。当时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一系列权益，使他们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欲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因此暂时维持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而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扩展则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一部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前提，由于这时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的初期阶段，西方势力并没有垄断其生产和交易市场，也还没有能力控制和操纵其经济命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有很广阔的空间。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能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与观念创新，中国社会或许可以顺利转型，中国的现代化或许可以获得超常规的发展，然而，由于存在着封建势力的强大性、封建统治的顽固性以及反动性等近代政治发展的深层障碍，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清政府未能处理好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是试图在保存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部分变革，最终由于传统体制的陈旧而阻碍了现代性因素的成长，使得中国丧失了这次机会，国家未能走上现代化之路。

（二）戊戌维新的失败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无不震动。寻求富强之路的中国人似乎从日本的兴盛中找到了救国的方略，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的现代化向制度层面深入。

这场变法运动是一场民族救亡运动，又是一场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其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然而，戊戌变法仅历时103天便告夭折，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僵滞性及其抵制现代因素成长的巨大惯性。一般来讲，一场改革的成功与否，可归结为两个层次的多种因素：一是宏观层次，即改革的背景和前提条件；二是技术层次，即改革的具体策略及各环节的操作艺术。下面分别就这两个层次进行分析。

从第一个层次来讲，戊戌变法拥有以下有利的条件：第一，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更快地走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与清政府的腐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恶化，各地带有反帝色彩的农民武装暴动此伏彼起。列强瓜分和农民起义的双重困境，使官僚阶层和士绅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并就进一步改革以挽救传统体制的危亡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第二，由自强运动孕育的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政治主张，在甲午战争后得到迅速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仅1896—1898年，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种学堂、学会就有131所，报馆91所。这些会所作为传播媒介，在开启民智、推动改革方面发挥了很大的舆论作用，为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第三，一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尤其是汉族军阀官僚，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加强自身实力，在满清政权中多分得一些权力和利益。但是，与以上有利条件相比，戊戌变法也面临许多不利条件。首先，作为从政策创新到体制创新的转变，变法很容易引发政治认同危机。大幅度的体制变革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不仅会引起意识形态保守派的强烈抵制，而且会造成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混乱，从而增加改革的难度。其次，在体制创新中，最直接受到触动的便是权贵与官僚群体的既得利益，与旧体制维护者的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在自上而下的体制变革中，要想在这种政治冲突中获胜，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依靠一个既具有合法权威又掌握实际权力的统治者，二是依靠一个有相当政治和经济实力的社会集团。这些是俄国和日本实行自上而下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遗憾的是，这二者戊戌变法时都不具备。

再从技术层次来考察，戊戌变法面对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甲午战争以后，官僚集团由于地位不同分化为主张渐进改革的温和派、主张激进改革的变法派和坚决反对改革的极端保守派。在改革初期，怎样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力资源和运作条件，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和中立，是使改革得以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二，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中存在的帝党与后党之争，使社会政治变革与宫廷权力之争交叉在一起，改革形势更加复杂。要驾驭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使改革之舟平稳前进，变法的核心人物必须具有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高超的策略手段。然而，这些条件又正是变法派缺少的。以康梁为核心的变法派均由处于清朝权力结构边缘的下层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既无从政经验，又缺乏对上层权力格局的清晰认识和判断，国内外危机深重的紧迫形势，要求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施尽可能有效的改革以避免危机的深化。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变法派确立了大变、快变、全变的方针，又采取了排斥太后的战略，遂使一切公开的和潜在的反对者结成同盟，最终扼杀了这次改革。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戊戌变法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技术层次都是先天不足的。因此，其成功的希望也就微乎其微。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发动的、用自上而下办法进行改革、以图挽救民族危亡的一场爱国政治运动，也是自强运动孕育出的一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社会转型的改革。它虽然很快就被封建守旧势力所扼杀，但它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从政治上看，戊戌变法以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两大中心目标，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寻求国家出路的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政治地位和求得自身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勇敢的尝试。从思想文化领域看，戊戌变法运动在近代中国掀起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变法运动的领袖们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激发了人们挣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空前的传播，这就为以后的民主革命和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戊戌变法运动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维新派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又不根本否定封建制度，甚至主要依靠同样也是封建势力代表的帝党官僚来推行资本主义的一套主张，这当然很难有成功的希望；他们要求中国独立富强，反对外来侵略，但却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甚至对帝国主义者抱有幻想；此外，致命的是，他们自己既没有真正的实力，又完全脱离群众，甚至仇视农民革命。例如，除谭嗣同外，变法派的领袖们差不多都仇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中，缺少解决农民问题的主张和政策。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它的阶级局限性。所以，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它不能够顺利进行体制创新、观念创新，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

（三）清末新政的实施及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维新运动的失败，“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清王朝的政治腐败使它不断受到来自内部要求改革的压力，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清政府受到的是支持性的压力，这主要表现在立宪派的主张及行动上。他们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以及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强烈要求清政府推行新政。当然，以地方督抚为代表的体制内立宪派考虑更多的是自身的利益在宪政制度下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而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体制外的立宪派考虑更多的则是要参与到现行的统治集团中去，从而实现自身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另一方面，清政府受到的是反对性的压力，主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清政府内部的保守派。革命派利用激烈的排满主义情绪，组织武装起义，向清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清政府内部的保守派则以其保守的思想对清政府做出改革的努力大加批评，在改革到来之际，仍然采取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抵制态度。面对各种压力，清政府选择了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之路，开始颁行新政。

清末新政指从1901—1911年先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内容主要有：（1）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改革，是推行预备立宪，即改变沿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着手实行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与此相应地，还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推行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开始着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预备立宪期内，清政府相应进行了一些实际改革，尽管这些改革措施不彻底，未能全部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例如咨议局、资政院的设立，即是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在中国的最早的试验，资产阶级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议政场所，在中国政治近代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地方自治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一，也由清政府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据不完全统计，至1911年全国大部分城镇都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钦定宪法大纲》则根据日本宪法，以议院及民主选举的原则，确定了二元君主制的君主立宪政体。规定由议院制定法律，皇帝不得以命令随意改变法律，人民受法律保护，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的自由，非依法律规定，不得予以逮捕、监禁及处罚，其财产及居住也不得加以侵害。由此可见，清末新政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初始阶段，其资本主义性质十分突出。

（2）法制改革。删改《大清律例》，参照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定新刑律，改革传统“诸法合体”的法律结构，制定民法、商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及单行法规，试行司法独立，创设审判厅和相应的检察厅。

（3）军事改革。淘汰绿营、防勇等旧军，创设和训练新军，设练兵处总管练兵事务，划定军制和兵种，并制定招募、训练、给养、军器等制度，开设武备学堂和各种军事学堂，委派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新政时期裁汰旧军、编练新军，是中国早期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4）教育改革。废科举，创办各类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鼓励自费留学，向学成归国者赏赐功名，实行新学制，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社会政治整合手段的解体与破产。由于切断了知识分子加入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常规渠道，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呈下降之势，但他们的文化地位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反而呈上升之势。原因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及成就取向由单一而多元，由专注四书五经转而面对一个无限广阔的知识空间。而通过奖励留学培养的大批新型人才，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5）奖励实业。设商部，制定商律，颁行了一系列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同时颁行若干种奖励章程，对创办实业有卓越贡献的人赐以爵位。这些经济改革，使当时形成了一股投资兴办实业的热潮，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明显作用。

从清末新政实施的改革内容来看，基本上是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各项主张的延续。新政实施11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清政府也因新政的实施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最终埋葬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

清末新政本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迫不得已而进行的改革，其初衷是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君主立宪挽救其政治权威，以此取得西方列强和国内各阶层的认可，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但改革的结果却适得其反。这里既有社会转型的必然性因素，也有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特殊原因。首先，清政权继承洋务运动的衣钵，进一步实行奖励实业的政策，加速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育和成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经济力量在19—20世纪之交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其阶级自觉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都日益增强。

第二，现代教育的兴办和大批留学生的选派，造就了160余万新式学生，使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士阶层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起来。据学部的统计，1904年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学生总数才92169人，而到1909年急增至1560270人，而今人的研究成果表明，辛亥前夕学生数为300万，是1905年的12倍。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凭借新式媒体、学会、社团等，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力较之传统的绅士要大得多，其活动空间就像他们阅读的书目一样在不断放大，成为现代知识、观念的载体和推动社会向现代转化的生力军。

第三，清政府改革兵制，扩编新军，意在加强本身的军事实力，巩固政权。事实是，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各级官僚均结党营私，遂使新军成为各省督抚的权力工具，而清政府刻意训练的北洋新军更成了袁世凯的私产，为其后的窃国奠定了基础。

第四，新政的实施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为集中财力，清政府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激化了矛盾，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力。

第五，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并进行了一些表面性的体制改革，设立了资政院、咨议局等机构，确立了地方自治的原则，从而为资产阶级表达政治意愿提供了合法渠道。同时由于政权控制的相对放松，商会、教育会、科学社等各种学会和报馆纷纷出现，1901—1904年间，江苏（含江宁）、浙江、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直隶、河南、奉天、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和上海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到1908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506个，1909年为723个。1909年前后，各地商会就达900余个。近代国家观念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和传播媒介向社会普遍扩散，形成了要求变革的强大思潮，对改革旧体制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动员。

清末新政的实施加速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转换，民族危机的深重更紧迫地提出了对传统权威政体进行合理更新的要求。然而统治阶层王朝一家一天下的传统意识以及官僚群体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强烈本能，使清朝统治者顽固地抗拒变迁，终于走上了自绝于历史的不归路，社会不得不以体制外的革命取代了体制内的改革。

清末新政是以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运用官僚行政手段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它的失败揭示了传统体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自我更新的局限性，同时也留给人们几点启示，即传统体制内的变革必然面临以下几种两难选择：

（1）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现代因素的成长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将提出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而改革的有效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对政治参与进程的适当控制。在清末新政中，一方面，传统君主制下的有效改革需要以国家权威的力量来集中分配社会资源，以应付因现代化发展和列强挑战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传统专制政体的弊端极大地刺激了社会政治精英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力求进入体制，以群策群力来解决民族危机并影响和参与现代化决策。对晚清政权而言，是先加强政府的权威好，还是偏重于加强人民的民主权利好，或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已不是学理上的问题，而是进退两难的具体操作问题。倘若先加强人民的民主权利，偏重于民权建设，则势必受到国民素质条件的束缚，导致社会无序化；如果先加强政府权威，偏重于中央集权，则广大人民又不会答应，“皇族内阁”的惨败已明白无误地宣示了这一点。

（2）对旧有结构的更新必然导致传统社会整合方式的解体或丧失，而新的整合方式又需要等到新的社会力量足够强大和成熟时才能重构，在新旧交替的空白期，社会将由于失序而产生整合危机。晚清新政所推行的种种变革措施，无论是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还是政治体制的有限改革，都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社会与政治整合的机制。然而，推动这一变革的清政府却无力以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来吸纳和制衡旧体制瓦解后大量出现的疏离分子和新型人才，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严重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例如，清政府因“人才之贫”而广为创办新式学堂与“多派士人出洋留学”。然而，现存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全然无法吸引和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同样深刻的矛盾发生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变革中。清政府在新政启动之后，既无力引导变革的运行和深化，而回归到传统政治秩序中，又无法应付现代化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将新政中出现的新鲜事物与新的社会力量纳入传统集权政治的规范，其结果只能是进退维谷、举步维艰，最终被由改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

（3）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中央政府集中权力，以便有效地统筹规划，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对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宏观干预。但社会变革的加速又必然使各地经济出现不均衡发展的态势，由此形成不同的地方利益，造成地方分权倾向的加剧。亨廷顿认为，在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过程中，“传统君主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独立及全国性权威制度所造成的优势，以便去对付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及广泛的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挑战”。在晚清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的增长已很明显，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较之从前大为削弱，尤其是在军权与财权方面，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形同虚设。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借改革削减地方权力，集权中央，结果适得其反，加剧了地方势力对清政府的离心倾向，使自己愈加孤立，并且，清政府集权中央并非着眼于改革，而是出于竭力维护满族王公大臣权力的目的，由此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4）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在各个领域采取全面政策创新和适应变革的机构设置，其结果必然加重财政负担，而传统体制的惯性和社会承受能力又极大地抑制着国家对资源抽取的强化。清末期间，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收支已无法控制，在地方督抚眼中中央执掌财政的度支部形同虚设。加上新政期间清王朝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又进一步加剧了工商业者的不满情绪。

以上仅是传统体制内改革所遇到的几个主要矛盾，但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清末统治者没能把握机遇和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其所谓的体制创新无疑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