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

第一节 同文馆和其他翻译机构

从19世纪后期至五四运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是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时期，是中国翻译文学历史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涌现出一批翻译机构和著名的翻译家及其译作。在诸多的翻译机构中，最有影响的首推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的建立及其作用 同文馆于1862年（同治元年，一说正式成立于1869年）在北京成立，由清政府直接领导和管理。它是在恭亲王奕的奏议下设立的。19世纪后期，中国门户开放，外事活动频繁。恭亲王奕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有感于外国列强“船坚炮利”，主张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兴办洋务，而急需大量的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专门人才。为此，奕等人于1861年（咸丰十年）联名上书奏请创立同文馆：

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办，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

到1862年（同治元年），还未请到一个人来当教师。奕不惜以年薪一千两银子的重金聘请英国教师包尔腾（T.S.Burdon）任教。开始只有英文馆，学生只有10名，全部是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1863年，在法、俄的协助下，增设了法文馆、俄文馆，学生也是各10名。1867年，又增设了天文算学馆，从此开设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学生增加到120多人。1872年，增设了德文馆，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再设东（日）文馆。

同文馆是中国翻译史上继四夷馆（明代永乐五年设立）之后的第二个外语学校，它具有双重任务，既培养外语和科技人才，也从事翻译工作。学制为8年，根据1888年《同文馆题名录》记载：该年有注册学生125人，教习19人，其中8位属英、法、德、美等国人，藏书有中文书300册，西文书1700册，并有各种语文的报纸和杂志。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学习外语，但也学习中国语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课程。学生在学习期间，有较多的翻译实践机会，如笔译文件资料，随同外交使节出国担任口译，接待外国来宾等等。同文馆自开馆以来，主要任务是译书。据史料记载，同文馆存在期间，该校师生承担了外事电报、文件的翻译，还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政治、法律、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图书，译书数量不多，仅有近30部著作，包括未译完和未出版的在内。学生毕业后，视其学习成绩分配到外交机关、电报局、邮政局、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等部门任要职。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同文馆的师生被迫遣散。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把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组为译学馆，同文馆存在40年之久。

综观同文馆的兴办，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近代的译书机构，有开先河之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Ravsons Martin, 1827—1916）翻译的《万国公法》是我国第一部讲国际关系方面问题的图书。该馆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并通过外语教学和翻译活动传播了西方的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他翻译机构的建立 中国建立专门翻译机构的历史悠久。先秦的古籍中记载有“象寄”、“象胥”等对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官员的称呼；汉代有“译官”、“译史”等职官名称，这些人员都有其隶属的机构。后来，为翻译佛经设有译场，由精通教义和梵文的高僧主持。随着外事工作的开展，政府建立了为外事服务的翻译官署，如明代就有“四夷馆”，负责培养翻译人才，主持来往外交文书的翻译。“四夷馆”后来改为“四译馆”，翻译业务的范围更加扩大。清朝开国以后，这一类的翻译机构沿袭未变。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建立了“俄罗斯文馆”，直接隶属于内阁管辖，为清政府培养俄文译员，为外交服务。

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后，与此同时，外省有见识的官员也注意到了引进外国先进文化及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翻译人才，开展翻译活动的必要性。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聘请外籍教师和中国教师，讲授外国语文、外国史地、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技术知识。中国近代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就是从该馆毕业后被派赴美国留学的。1864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也设立同文馆。1866年，福州设立船政学堂，中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就曾在这个学堂毕业。这些学校虽然也组织师生翻译、刊印图书资料，但它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培养外语人才，还不是专门的翻译机构。

这时期成立的中国人自办的专门翻译机构主要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5年（同治四年），曾国藩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1867年，设立了翻译馆，开始翻译西书，采取对译的方式译书（西人口译，华人笔述）。由徐寿（1818—1884）主持翻译工作，先后翻译刊印图书资料200余种。据统计，自然科学译书占80%以上。徐寿精通业务，翻译馆组织严密，工作人员各有专责，其工作形式类似古代翻译佛经的译场，据《瀛壖杂志》介绍说：“翻译馆，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为刻书处，乃剞劂者所居。口译之西士则有傅兰雅（John Fyer, 1839—1928）、林乐知（Roung J.Allen）、金楷理（C.L.Kreyer）诸人，笔受者则为华若汀（蘅芳，1833—1902）、徐雪村（寿）诸人，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节兵法医术，罔不搜罗毕备，诚为集西学之大观。”

翻译馆的译书以科技类为主，主要为军工制造提供技术资料。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西书》中说到“专以兵为主，期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得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洋务派认识到中国旧的学术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了把近代军事工业长期维持下去，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一般先由西人口译，然后由华人笔录、修改成文。参加译书的西人大多是来华的各国传教士，主要有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等。参加译书的华人，几乎都是当时在科学诸方面颇有造诣的，除徐寿、华蘅芳外，经常参加译书的还有舒高第、徐建寅、李凤苞、赵元益、汪振声等。舒高第是当时翻译处惟一的一位懂英文的华人。

江南制造局的译书着眼于“用”，其译书的发展顺序基本上是从兵学到工程技艺再到自然科学理论，数量上兵制、兵学类所占比重较大。这充分反映了洋务派“西学为用”的思想体系对译书的影响。在全馆中外译书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翻译馆的译书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据史料记载，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近60年中，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达468种，达到了西学科学翻译的高峰，在甲午战争前是中国最大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在整个清末译书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强学会。文廷式、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立了强学会，附设强学书局，该局翻译出版了大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图书。后来强学会被迫解散，改设官书局，仍以翻译图书为主要任务。

南洋公学译书院。该院于1896年由张元济（菊生）在上海建立。主要翻译介绍外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后来，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正是他在这一时期创办的翻译事业的继续。

农务公会。1896年，罗振玉、徐树兰等人在上海创立农务公会，该会声称“翻译农书，并创刊农学报章，专译各国农务诸报”。该会先后翻译刊刻农业科学知识图书100余种。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曾是该会的主要编译人员。

大同译书局。梁启超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任经理。该局声称：“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权利。”该局出版了著名的《经世文新编》、《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书目志》、《大同合帮新义》、《俄土战纪》、《英人强卖鸦片记》等等，共有20余种。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设立的书局，是当时出版西学书籍中为数不多的出版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出版机构。其名为译书局，实际上翻译的书籍并不多。大同译书局只存在了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它也就不存在了。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它是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兴起的标志。它和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设的中华书局，为民初全国最大的两家私营出版机构，两家的业务量占了整个出版界的一半左右。民国初年，出版印刷业的营业额约1000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就占十分之三四，已为出版事业的主流。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除了出版教科书以外，还出版了许多翻译著作，如严复和林纾所翻译的著作。林纾所译的欧美小说共达170多种，大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小说使国人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到西方文学，它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贡献。

译书局。1898年，受清政府委任管理官书局的孙家鼐又奏准设立译书局，后来官书局与译书局合并，由梁启超主持工作。据其开办章程中记载：“拟设刊书处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书，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

进入20世纪，我国的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翻译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除了中国人自办的翻译机构外，外国人也曾在中国设立过许多从事翻译活动的机构，较著名的有：

广州益知学会。在广州的英学传教士及一些商人的组织下，于1834年11月29日成立，是一所翻译出版机构。

墨海书馆。麦都思（Dr.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于1843年在上海建立。该馆的前身是基督教伦敦会设在爪哇巴达维亚的印刷所，迁到上海后更名为“墨海书馆”。主要以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为主，聘用一些中国编辑，其中李善兰译书最多，贡献最大。1860年，美华书馆搬到上海并开始出版业务后，伦敦会决定停止墨海书馆的业务。

广学会。1887年成立，原名“同文书会”、“同文学会”。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 Williamson, 1829—1890）在上海创立，1892年改为“广学会”，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继续主持。该会主要译书成员有：韦廉臣、李提摩太、慕维廉、艾约瑟、林乐知、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的译印书籍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广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在华建立的一所较大规模的翻译出版机构，其规模及出版图书数量均远远超过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

该学会同墨海书馆一样，侧重于宣传基督教，同时，也传播一些西学知识，对中国维新运动起了重大影响。该会以编译出版新书为主，在大约30多年中，“所著译如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之类，以及《万国公报》、《中山教会报》、《大同报》诸出版物，凡四百数十种，卷数约数百万。”译书80%为社会科学著作，初期该学会的书刊流行不广，到了戊戌变法时期就很流行了，该会所译的书籍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

除以上所述这些翻译机构外，这个时期还有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开平矿务局、金陵机器局、北京海税务司等，都设法组织人力翻译西书。这时期译书主要服务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译书范围仅限于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及国际法律知识方面的书籍，但客观上较系统地引进了许多新型学科，尤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培养了一批初期翻译人才，提高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能力。

以上这些由中国人或外国人创办的翻译机构都做了很多工作，为培养翻译人才，出版图书，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翻译出版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方面的图书资料，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变革起了触媒作用，如《原富》、《天演论》、《物种起源》等书，在当时的知识界就产生过深远影响，且至今还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