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左联”及其翻译文学倾向与贡献

第一节 “左联”与现实主义翻译文学的深化

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抗战开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运动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型期。“五四”文学革命打出了平民文学的旗帜，左翼文学运动则第一次公开地、鲜明地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这次伟大的左翼文学运动，既是“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发扬光大，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荣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光芒四射，流芳万古的。

随着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左联”革命文学这一质的飞跃，翻译文学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作为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而发展，深化了现实主义翻译文学，以广泛地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量地译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其他国家进步文学作品，直接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革命斗争服务为其特征。

“左联”成立的历史文化背景 20世纪30年代，无论国际国内，都处于革命大转折的重要年代，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蜂拥而起。在国际上，社会主义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力量。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苏联的文学成了世界革命文学的先锋，苏联的一些重要作家的著名文学作品产生了世界影响，随之日本、德国、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左翼文学也风起云涌。在俄国十月革命不久，便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学思潮，相继成立了“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伏阿普”（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联盟）、“瓦普”（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文学阵线”等左翼文学团体，虽然有的在理论和组织各方面有不少错误，但却都体现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对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要求，这些左翼文学团体成员的文学作品，是中国读者较早接触的苏联文学作品，对中国左翼文学产生过很大影响。1928年，日本成立了左翼作家总同盟，提出建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同年，在柏林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在德国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在国内，正值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激战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革命形势，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那样：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进行军事反围剿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革命文化工作者深入开展了文化革命，进行了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国民党进行的文化“围剿”，采取了各种恐怖政策和手段，如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和文化机构。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发了《出版法》，1933年又颁布了查禁普罗文学的密令，从1929年到1935年，就有千余种进步书籍被查禁。仅1934年2月上海一地，国民党就查禁了理论著作和文艺书籍149种，涉及25家书店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30多位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鲁迅在《无题》诗中所说的“花树已萧森”，就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文化艺术界的最好写照。反革命文化“围剿”发展到顶点，就是对革命作家采取绑架、逮捕、暗杀等最野蛮、最残酷的迫害手段。1931年2月7日，“左联”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被害于上海龙华，各地进步作家和文学翻译家被捕、被杀的，难以计数。正像当时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斗争，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崛起。我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这就需要文学与革命紧密联系、步调一致，此时，一批进步作家云集上海，为革命文学准备了创作队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成立的。

“左联”的成立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主要有鲁迅、夏衍、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等。“左联”的成立，是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对中国影响的结果，也是国内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果。它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标志着翻译文学的重大发展。“左联”是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心，也是翻译文学事业的中心。它团结了一切进步作家和文学翻译家，推动了翻译文学的发展。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总结了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就建设革命文学的许多关键问题，提出了精辟的意见。鲁迅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个理论上的收获，是“左联”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文艺方向的纲领性文件。这一“讲话”在当时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具有指导意义，对翻译文学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左翼作家大多数也是文学翻译家。“左联”的翻译活动是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左联”成立后，对翻译文学事业十分重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理论纲领，明确提出要经常“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成果”，“建设艺术理论”。“左联”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外国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研究会等。之后又在北平、天津、保定、南京、杭州以及日本东京建立了分盟组织开展活动。还创办出版了《萌芽月刊》、《拓荒者》、《文艺讲座》、《文化斗争》、《世界文化》、《文化新闻》、《文艺月报》、《文艺新地》等刊物，这些组织和刊物大量译介了各国的文艺理论和进步文学作品。

“左联”翻译文学的倾向 在我国文学翻译工作中，联系实际为革命服务，为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和创作服务，是“五四”以来文学翻译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在“左联”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当时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情况下，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作家探索着生活的真理。俄苏文学和人民的解放运动、革命斗争紧密联系，以它高度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吸引了左翼作家的注意力，从中受到很大教益。于是“左联”的许多作家和文学翻译家，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许多原则性要求，基本上奠定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翻译工作路线，因此，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园地里虽然多姿多彩，但现实主义翻译文学始终是一条主流。当时，许多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大多致力于译介外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周扬、夏衍等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对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鲁迅是“左联”翻译文学的主将，他在这一时期对翻译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就在“左联”成立同年的4月，他和上海神州国光社订约，译介新俄文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计划出版《浮士德与城》、《被解放的堂·吉诃德》、《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等十种文学作品，后来只出版了六种。6月他翻译苏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会议记录及决议汇集《文艺政策》。7月，他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8月，他编译《戈里基文集》（戈里基即高尔基）。由此可见，他对文学翻译工作是多么积极。鲁迅在这一时期对翻译文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还表现在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方面。如他翻译的《毁灭》等苏联文学作品，不仅给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以借鉴，而且使广大中国读者从中了解到苏联从内战到建设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革命精神，受到巨大的鼓舞和教育。冯雪峰在《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一文中曾说：“鲁迅翻译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用去的时间就大概花去了他全部文学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

在“左联”和鲁迅的倡导与推动下，许多革命文学翻译工作者，积极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冯雪峰（有时用成文英的笔名）在“左联”成立的那一年，就翻译了《现代欧洲无产阶级文学的道路》（《文艺研究》1期）、《论新兴文学》（《拓荒者》1卷2期）、《巴黎公社的艺术政策》（《萌芽月刊》1卷3期）等论文。周扬用周起应的笔名翻译了《弗洛伊特主义与艺术》（《文学月报》创刊号）、《论自然派》（《译文》5卷5期），撰写了《高尔基的浪漫主义》、《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文学》1卷3号）、《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现代》4卷1期）等文艺理论文章。夏衍用沈端先的笔名翻译了《俄罗斯文学观》（《拓荒者》1卷1期）、《伊里几的艺术观》（《拓荒者》1卷5期）、《革命十二年间的苏俄文学》（《大众文艺》3卷3期）等等。他们还翻译介绍了许多苏联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铁流》（绶拉菲摩维之作，曹靖华译）、《高尔基创作选》（瞿秋白译）、《母亲》（高尔基作，夏衍译）、《被开垦的处女地》（肖洛霍夫作，周立波译），等等。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翻译文学，从主体上看，是以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其他国家进步文学作品为主流，也是“左联”时期翻译文学的显箸特征。然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也有自己的弱点，就是那种革命新生事物开始难以避免的左的幼稚病。同时，也应看到，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有其他种种文学翻译现象。任何历史的发展，都是由多种因素组合而成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用这种观点来观察20世纪30年代的翻译文学，对于当时出现的多种文学翻译现象，也就会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评价。例如，胡适在30年代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主任职务时，曾有一个很大的文学翻译计划，其中特别是计划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并且为此做出了许多具体实际工作，这无疑是第一次，其影响不可低估，应给予公正的历史评价。此外，林语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在这一时期也积极从事文学翻译活动，译介了许多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品，可是在过去的文学史中也往往对他们全盘否定，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的译作也在客观上丰富了我国翻译文学的宝库。

“左联”对翻译文学的贡献 “左联”从1930年成立到1936年解散，历经六年时间，它的历史并不算长，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文学的贡献却是巨大的。这一时期由于“左联”的倡导和推动及文学翻译家们的积极努力，使我国翻译文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和促进作用。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广泛地系统地翻译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奠定了我国革命文艺理论的基础。“左联”极为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对文学理论的建设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但直接指导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而且武装了进步文学工作者的头脑，进一步提高了作家的文艺理论水平，促进了文艺理论的深入讨论与研究。因而，在这一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密切了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密切了文学和时代、人民群众的关系，左翼作家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评价作家的文学创作，促进了作家自觉地转变立场和观点，改变了创作面貌，提高了创作水平，使新文学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

大量翻译介绍俄苏和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促进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形成与现实主义的深化，是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发展与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就已经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有过影响，他们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五四”以后，俄国文学作品大量地被翻译介绍，使中国知识分子感染了为美好而斗争的精神。“左联”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介绍，则直接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对广大读者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它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是在创作方法上，都给中国许多革命作家极大影响，他们从中受到启发，以它为榜样，创作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受其影响，这一时期各种文学题材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反映现实的深刻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比如30年代中期，以茅盾为核心，由吴组缃、沙汀、艾芜、葛琴、叶紫、草明等作家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流派——社会剖析派，以科学的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和社会现象的创作。又如崛起于30年代以艾青、田间、臧克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潮流，他们以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而著称。还有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等其他文学题材无一不受现实主义翻译文学的影响。此时，现实主义翻译文学和中国的新文学，已经发生了血肉相连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鼓励并且推动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这不仅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发展，乃至对中国以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发展与影响的第三个重要标志，就是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刊登翻译文学的杂志《译文》，开辟了翻译文学事业的阵地。“左联”时期还创办了许多文艺刊物，大多刊载了译文，很重视翻译文学，经常刊登翻译文学作品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甚至出版“翻译专号”。因而培植了一批进步的文学翻译家和作家，对繁荣翻译文学事业、促进文学创作起了积极作用。

20世纪30年代，在“左联”的推动下，我国翻译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繁荣局面，而且具有鲜明的倾向与特征，对新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水平的提高，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对广大读者的教育和鼓舞，都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国民党统治的暗无天日的岁月里，进步的文学翻译家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如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一样，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军火”“私运”给“中国造反的奴隶”。这无疑是特殊的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中国翻译文学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