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使用不同语言、具有各自文化传统的民族。为了相互交往、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翻译活动自然而然就开始了。因此可以说，翻译是人类一项颇为古老的行为，其以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同样的信息为开始，以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进入社会文化领域深层，使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的交流与转换得以实现。从此，翻译活动由实践行为而进入理论殿堂。在长期的研究探讨中，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门科学”。大家还进一步认识到，翻译正在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即译介学，它已成为语言学家、文学史家、文化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翻译文学的本体认知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作品被译介成另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字，使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并从而相互影响。本国人民或本民族人民接受这些影响，无论其程度深浅、范围大小，主要是通过译文材料来实现的。因此，文学翻译不仅是译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大文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翻译同语言和数字一样，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所以翻译文学也就具有了它独特的美学特质。正如著名翻译家叶廷芳所说：“文学翻译，严格说来，它是所有翻译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为文学作品不是科学思维的产物，而是心灵与缪斯结缘的一种审美游戏。”

翻译文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本土文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它既不等同于外国文学又不等同于本国文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文学形态，并使它们产生了影响与接受的互动关系。其次，它既有异域文化的本质特征又带有译者明显的本土文化的特征。因此，翻译文学这种中介性与跨界性必然使它进入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域。正如比较文学家乐黛云指出的：“而今比较文学的翻译学科不能不面对语言差异极大的不同文化体系，文学翻译的难度大大增加，关于翻译的研究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当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翻译文学，从广义上说可分为中国翻译文学与外国翻译文学两种，是以本国、本民族文字翻译域外的文学。就中国翻译文学而言，又可分为中译外国文学和外译中国文学两种；中译外国文学又可分为以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外国文学等。当然，早期的翻译文学以伶工文学口耳相传的口译为主，而后期主要以笔译为主。本书着重探讨的是以汉语笔译外国文学的历史轨迹。近年来，处于改革开放热潮中的中国人民，对外国文学和域外文化知识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学者对于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家以及译本的研究，已经形成译介学的新学科。翻译文学作为其中的热点之一，突出研究两种语言文字表达的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层关系有哪些不同，翻译家在译介过程中进行哪些文化选择，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以及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

中国翻译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因佛典所具有的明显的文学性质，所以，佛典翻译可视为中国翻译文学之始。自汉代翻译印度佛经开始，至明末清初大量翻译外国科学、文学、哲学的“西学”，将文学翻译放在更广阔的文化交流领域内进行；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解放以后，翻译文学犹如汪洋恣肆之春水，波及到世界各国的文学。自中国翻译文学乃至翻译活动开始，翻译理论上的“直译”和“意译”两种主张即贯穿始终，至今难分轩轾。人们不断将翻译实践总结为理论，希图找出其中的规律性，极大地丰富了翻译文学史的内容。

由此可见，中国翻译文学是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它实际上已经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异域色彩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当然，一般中国读者阅读的所谓的外国文学作品，实质是中国翻译家翻译的外国文学，即“翻译文学”。它显然是独立于原作而存在的新作，来源于原作，但又绝不是原作，因为它已失去原作所具有的原发性特点。正因为如此，翻译文学具有了译者认同的文学再创作的性质。多么完美的翻译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等值的文字表述。因此中国翻译文学形成了有无懈可击的原作，而无完美无缺译作的现象，这也是很正常的。

中国翻译文学史是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领域。它赖以产生的异质文化的性质，又使它具有了学术史的梳理兴趣与探索意义。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因此而成为可能并可行。翻译文学家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犹如璀璨的明珠，照耀其间。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涌现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四大翻译家。自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新学”时期，徐光启、林纾、严复等人成为译介西学的先驱。五四运动之后，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瞿秋白、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又成为中国现代翻译界的巨擘。解放以后，诸多国别、语种的翻译家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中国各地的文坛上。这些历代翻译家将外国文学的优秀之作移植到中国文艺的百花苑中，开花结果，似精神食粮以飨读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翻译水平的提高，不断出现新译、复译、重译等各种新版本，满足了各个时代、各个层面的读者需求。

二、中国社会文化对翻译文学的选择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完成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对翻译文学的制约和调节是久已存在的事实。从这一角度分析，翻译无疑又是一种具有文化倾向的政治行为。当前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得以长足发展，对翻译文学的认识不能只限于语言和文本的范畴，而应该注意到社会文化语境的某些需要。翻译文学研究正在走出追求语言符号等值的狭小洞府，进入被社会文化辐射的广阔天地。影响翻译文学的社会文化包括民族文学状况、文化心理结构、审美的选择与接受、意识形态等等。中国社会文化对翻译文学的影响在上述领域表现出明显的特性。

首先，民族文学处于“强势”或“弱势”地位时对翻译文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民族文学处于年轻期、转型期，或正在建构过程中，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会占主导地位，反之会处于次要地位。当翻译文学占据中心地位时，译文会尽量忠于原文，并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和内容，以便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学。反之译文为了迁就读者，会尽量采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及他们所喜读的结构和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正处于转型期，翻译佛经加速了中国民族文学的生成。唐代，民族文学不仅样式齐备，而且内容丰富，一派成熟期的大将风度，虽然有译场和玄奘翻译大师的努力，但是由于唐代文学的繁盛，翻译佛经形成的异域文学经变异后化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处于又一个转型期，急需新文学批判封建文化，这时大量的翻译文学出现在文坛，对中国新文学的生成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20世纪末，后现代思潮随着翻译文学而涌入国门，但是它不可能成为主学主流，博大精深的各民族文学正在引领着中国文坛前进。

其次，翻译文学不仅是译者有限的个人行为，而且表现出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取向。译者对原著的理解、阐释，以及读者对译本的认同、吸收，都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息息相关。译者和读者理解翻译文学时，思维认识并非一片空白，而是具有许多长期以来形成的、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其中既包含着已拥有的熟悉世界，也包含了突然遭遇的陌生世界。因为它属于心理或心智活动层，因此，是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译者竭尽全力去体会、理解、述说那些本不属于自己本国的文化生活模式，读者也努力去体会翻译文学中的那些迥异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场景。这样翻译文学才有可能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的需求，二者才能在阐释阅读上找到契合点。

再次，对于异域的文学，出于民族审美需求的差异，译者的翻译与接受都是有选择的。对于译者来讲，各个时代、各种文化形态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不一样的，这决定了他们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20世纪30年代，《简·爱》有两个译本，李霁野的译本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翻译，而伍光健的译本，可能是要避去欧化句法的原因，则多有删节，尤其是其中有关西方文化典故的内容删削更多。20世纪90年代夏目漱石的名作《我是猫》也有刘振瀛、于雷两个译本，由于译者对原文内容理解的差异导致了译本的不同。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某种误读。这是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及其负载的文化信息向人们展示的是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译者必然对这些具有理解与审美上的双重选择性。因此，译本的差异性是不难理解的。

第四，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译者的主体意识里。因为“译者的行为受制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文化意识，翻译并不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译者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发展急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思想政治，于是“五四”前重在译介西方先进的科技与教育书籍，“五四”后重在译介俄国和西方的小说，大量吸收其中的政治意识和人本主义思想。

由此看来，翻译活动是译者将原著转化为译作的一个具有主动性的动态过程。它不仅涉及两国语言转换的诸多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接受国的社会文化对翻译文学的选择与吸收等问题。所以，对翻译文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繁盛的全程，进行细致的梳理，仔细的考察，不仅能推动翻译文学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而且丰富了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林纾的翻译文学无法从语言学的层面去进行分析，因而不能视为真正的翻译，但是如果从中国的社会现实、社会文化的需求以及民族文学的整合等角度去分析，林纾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功不可没的。

三、中国翻译文学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翻译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无论它处于弱小的边缘状态，还是处于强大的主流状态，都已融于中华民族的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横在中外文学之间，又成为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文艺思想方面的影响。中国在魏、晋以前，尚无独立的文学观念。文学当时被笼统地包容在整个文化与学术领域之中。在所谓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文学理论才作为独立的学术范畴逐渐发展起来。此时正值佛典大量传译、佛经文学大量流传的时期，其中佛学的心性理论对中国建立与发展文学理论有很多影响。中国文人借鉴佛典的认识论、方法论、宇宙观，对文学的性质与功能、文学创作的规律等问题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和观点。

刘勰的文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他也经常在《文心雕龙》中强调“心”在创作中的作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形神”、“形象”，“形似”与“神似”等问题，都可发现佛教、佛典影响的痕迹。佛教瑜伽行派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后，其关于认识论方面的理论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境界”说。中国诗论中就曾有论述诗境的理论，自诗僧皎然始，至中、晚唐时，论诗境蔚然成风。以禅喻诗在中国颇有传统，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就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二者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恰恰在“悟”上。佛理与中国文艺思想的密切关系在中国已形成传统。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掀起了激烈的斗争，其中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地主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尤为激烈。当时，在教育制度问题上，有学校与科举制度之争；在学术思想问题上，有新学与旧学，即西学与中学之争；在文学问题上，有新文学与旧文学之争。而所谓的学校、新学（西学）、新文学等等，对摧毁旧中国的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在当时都起到了积极的革命作用。翻译文学就是在上述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兴盛发展起来的。最初的翻译文学拓宽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视野，引进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中，中国产生了一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文化军队，为了打垮毒害中国人民的封建文化、蒙昧主义，提出了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改造中国的要求。为了这个目的，翻译家们，不管他们的主观意愿如何，通过翻译文学传播了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为中国的文化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许多翻译文学作品还介绍了西方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对推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中国翻译界对介绍被压迫人民的文学是很重视的。这时期翻译的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使广大读者“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语）。这种思想影响非常重要和深远，它使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健康道路。李大钊同志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写道：“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土壤根基。”他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在继承俄国古典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苏联文学。中国翻译界对早期苏联文学的介绍，使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得到了良好的借鉴。鲁迅对此曾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赞赏说：“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茅盾对苏联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影响作用也予以充分肯定，他说：“五四以来，我们中国文艺运动在文艺理论上和在创造方法上，都从苏维埃文学以及俄罗斯伟大古典文学得到了宝贵的启示和深刻影响。”

翻译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价值观方面的影响，也有创作方法上的影响，其直接成果则表现在许多作家的创作过程之中。我们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在从翻译文学中吸收了思想营养之后，不是削弱了中华民族原有的优秀思想、传统和道德观，而是使之更高尚、更完美，更符合历史要求，更富有时代精神。

第二是艺术形式方面的影响。佛典的文学表现主要在其多思辨和多形象两方面。这两点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艺术形式。如夸诞譬喻、玄想无稽、神变奇异等，这只是抽象的艺术形式，而具体的艺术形式则更多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散文的影响。魏、晋以后，中国佛教徒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既接受了佛典的表现艺术和写作方法，又掌握了中国传统的散文技巧，融会贯通，写出不少佛家文章。其中包括汉译经论和中国佛家作品，这显然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大成果，同时又促进了中国散文的发展。

对诗歌的影响。佛典中有不少散韵结合的经文。其中“祗夜”和“伽陀”是宣扬佛理的独立的韵文。二者在汉译中统称为偈、颂或偈颂。它们为中国诗歌输入了不少新的艺术表现方法。首先是使诗风通俗化、自由化，大胆运用民间语言。这种通俗诗体在唐代大为流行，至明、清，仍有人在提倡。其次是诗意的说理化。这类诗有一定的意境，哲理或从诗语中自然流露或意在言外。到宋代诗人借诗讲义理，作诗如参禅形成一代风气。再次是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偈颂中极甚夸张、极尽铺排的艺术方法增强了中国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对小说的影响。佛典影响中国小说，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其次在艺术构思方面以及表现方法方面。晋代的志怪小说集、唐代的传奇等皆不乏亡灵神怪、因果报应、转回、人生如梦、灵验报应等内容，这和佛典中的许多内容有承继关系。

对戏曲的影响。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戏曲比小说发展为晚，因此在主题、题材、结构、情节、人物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小说的影响。其有直接或间接取自佛典的戏曲题材，有剧作家接受佛家意识形态进行的创作等等。

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也不少，如变文和宝卷等等。

上述分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了佛教释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多方面的影响，它促使中国文学极大地改变了思想艺术面貌，对中国文学的思维方式、表现方法，以及体裁、语言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中国古典文学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经过中华民族长期的生产劳动和创作实践而构建起来的，是历代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精华至今还闪烁着灿烂的光华。但是，由于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那些适应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形式已远远满足不了新时代的需要。譬如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是在宋代兴起的，在话本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已初具雏形，后来不断流传，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固定格式，历经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初年还被采用。章回体小说平铺直叙、形式呆板，疏于变化。最先打破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是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他于1899年翻译出版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就完全摆脱了章回体的束缚。郑振铎对林纾的这个创造性贡献曾予以高度重视，他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说：“中国的章回小说的传统体裁，实从他开始打破——虽然现在还有人在作这种小说，然其势力已大衰。”林纾以著名“古文家”的身份对小说形式革新的这种大胆的创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他的译作不仅在提高小说的地位，扩大小说的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使传统的中国文学形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国现代新诗形式的创立也和翻译文学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中国许多现代的著名诗人，如郭沫若、闻一多、刘半农、徐志摩、戴望舒……，都亲手翻译介绍过很多外国著名诗人的优秀诗篇，这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过良好的作用。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曾受到鲁迅的重视，关于散文成功的原因，鲁迅先生曾阐述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中间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新剧种——话剧，更是直接脱胎于翻译文学。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最初上演的剧目就是根据翻译小说改编的剧本《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周扬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中说：“话剧是最现代的进步的戏剧形式，但它是从西洋输入，并且作为旧剧的彻底否定兴起来的（这个否定在五四当时是有革命作用的），而且又完全是在都市生长起来的。”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不受到翻译文学的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一直是在立足于创新，立足于“洋为中用”的基础上而发挥其重大作用的。翻译家的功劳就在于他们把外国文学中的精华部分用民族语言再现出来，使其成为中国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东西，为发展中国新文学提供了营养。

第三是文学语言方面的影响。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每个民族的语言都不是孤立的，它是在全民族的社会实践中以及和外民族的交往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主要语言——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过兄弟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重要影响。中国现代语言之所以比古代语言更严密、更富于表现力，就是由于我们既保存了古代语言的精华，又吸收了外国语言中的某些语汇和语法成分，能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佛典的翻译丰富了当时中国的文学语言。佛典的传入促进了中国人思维的变化。思维的形式是语言，因此，这种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上来。例如佛典中一些新观念的输入引进了大量的新词，从而极大地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而佛典翻译也必然促成许多外来语法结构输入中国汉语，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佛典的翻译语言与传统的中国汉语，在发展中形成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五四”前后掀起的白话文运动，为中国现代语言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这场运动中，翻译文学为中国新的文学语言的形成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许多翻译家都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输入了营养成分。瞿秋白在与鲁迅讨论翻译时说：“翻译除了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翻译家们的创造性劳动证明瞿秋白的论断是正确的。这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指出的：“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的好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

但是，翻译工作者引进外国语言中的有用成分和新鲜用语，并非轻易之举，而是要克服种种困难、花费很多心血的，许多翻译家都为之进行过艰苦的劳动。中国古代翻译佛经的高僧就曾新创造了很多富有表现力的新鲜用语和词汇。梁启超曾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4册中指出：“……其（指新的成分和词汇——笔者）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既各以千计，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也，实汉、晋，迄唐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中世纪的中国佛经翻译大师们，在十分艰巨的条件下创立了白话的前身——语体，“使语体显然成了一大流派”（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五四”以来，中国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都为中国新的文学语言的确立和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现代汉语中的丰富的词汇和严密的语法，除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和这些作家、翻译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今天中国语言文字、词汇、语法，得益于翻译文学之处，比比皆是。

毫不奇怪，一个国家的文学，在其形成过程中会不断接受外来影响，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如古希腊文学对罗马文学的影响；希腊罗马文学对欧美文学的影响；英、法、德、俄、意等国文学的互相影响，才使得这些国家的文学各自达到了独特的高峰，中国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古老大国，受地域和语言的限制，中国文学对域外的影响和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虽然古已有之，如中国和印度在文学上的互相影响是为时较早的，但中国文学与欧洲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较之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则为时较晚，但当这种影响一旦成为现实，其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德国伟大诗人、作家、学者歌德读过中国诗歌和小说的翻译本，如《好逑传》、《玉娇梨》、《今古奇观》等书，对中国文学的成就十分重视，他曾经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体例写过十多首《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诗篇，对早期的中德文化交流做出过巨大贡献。歌德的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以后，也让中国作家们从其中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曾使许多中国读者倾倒，他的小说《威廉·迈斯特》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过有益的借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经常上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几个剧作家参照《威廉·迈斯特》中迷娘的故事创作出来的。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性和善于学习的民族，伟大的中国文化就是中国各族人民通过不间断的创造性劳动和注意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它的光辉成就也包含着古代翻译家的功劳。中国现代新文学出现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它的产生和发展则和中国翻译文学息息相关。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和善于学习的精神，才使得我们克服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文化之一。当然。外来文化决不能代替民族文化，外国文学也不能代替中国文学。伟大的中国文学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和中国的气魄，它是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灿烂明珠。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曾不断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不接受这种影响或不承认这一事实是不对的，但接受影响不等于简单的模仿，而是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放开眼光，自己来拿”。正如同人体吸收营养一样，中国文学把外来的影响当作营养来吸收，使得自己的身躯健康成长，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翻译家们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充分肯定翻译文学历史地位的同时，必须注意发展民族新文学，提高民族自信心。只有不断发扬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精华，中华民族才能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