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翻译文学的实践者与组织者茅盾

第一节 翻译文学活动

茅盾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翻译家。他的大量译作，特别是他的大量研究介绍外国文学的论著，已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他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翻译实践及理论建设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对翻译事业的领导和组织上。他不仅是一位有贡献的翻译家，而且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事业杰出的组织者之一。尤其是在建国以后，他为发展繁荣翻译文学事业，培植翻译人才，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曾用名郎损、玄珠、方壁、冯虚、石萌等。小学毕业后，先后在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嘉兴中学和杭州安定中学学习。1913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从此开始了早期的文学研究和翻译活动。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即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翻译和文学评论文章。五四运动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1年1月，与郑振铎、周作人、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此同时，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各种不同流派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26年春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1927年又在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等职务。大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1930年春返回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领导工作。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与鲁迅等人向黑暗势力开展了英勇的斗争。抗日战争期间，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是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到新疆学院任教。1940年5月由新疆到延安，并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后又到重庆、香港、桂林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访问苏联。解放战争时期，因受国民党政府迫害，再次到香港。1948年底应邀由香港转至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7月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至1964年，一直担任文化部长。此外，还多次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国际作家会议。他的一生，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茅盾在繁忙的领导事务中，仍然十分关心翻译事业的发展。1954年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他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学术报告，这个报告，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而后，茅盾积极参加各种世界文化交流活动。“文革”期间，翻译事业也和其他文学事业一样，由于“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极“左”路线而遭到空前的破坏。面对这种情况，茅盾只好沉默。70年代末，“四人帮”被打倒，文化专制主义被摧毁，茅盾当即写文章，号召翻译工作者向鲁迅学习，学习鲁迅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辛勤劳动一生的精神。尤其可贵的是，80年代茅盾已是耄耋之年，为了翻译事业，他还扶病亲自编选自己早年的译作出版，并写了“序言”，系统地总结自己对翻译的看法。

茅盾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实践，就其全部发展过程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第一阶段是“五四”时期至“左联”成立前；

第二阶段是“左联”成立以后至1949年；

第三阶段为建国以后。

“五四”后茅盾就开始译介外国作家作品。1919年下半年，他在《近代戏剧家传》中，向读者介绍了34名欧美戏剧家的小传及作品。1920年他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应该首先翻译俄、英、德、法和北欧19位写实派、自然派作家的名著。他用白话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以后又陆续翻译了《界石》、《他的仆》、《日落》、《夜》、《一段弦线》、《万卡》、《一个农夫养两个官》、《卖诽谤的》、《丁泰棋的死》、《情人》、《诱惑》等十多个短篇和剧本。这些译作，分别发表在《学生杂志》、《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解放与改造》上。

茅盾第一阶段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实践，无论是对作者自身，还是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建设而言，都占着特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编辑《小说月报》的那段日子里，他的翻译介绍活动占去了他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介绍研究外国文学的文章和译作之多，影响和贡献之大，在当时恐怕是首屈一指的。茅盾所以在这个阶段热心于翻译介绍，和他从事这个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不仅认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为新文学运动打好基础，做好思想上和文学上的准备，而且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翻译和创作是同样重要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一方面提倡开辟介绍外国文学的专栏，如“小说新潮栏”、“海外文坛消息栏”、“俄国文学研究专号”等，为国内文坛和读者拟订了一个急需翻译的外国作家作品书单，其中包括21位作家及其作品43部。这些作家以俄国的和法国的为最多，有左拉、果戈理、莫泊桑、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品有《她的一生》、《玩偶之家》、《战争与和平》、《谁之罪》等，以写实派、自然派居多。另一方面，他自己动手翻译和撰写介绍研究外国文学的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他所写介绍研究外国文学的论文（包括“海外文坛消息”的文章在内）将近百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如：《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肖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者般生》、《西班牙写实文学的代表者伊本纳兹》等。这期间翻译的短篇小说，则主要是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家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茅盾1920年的译作即有30余篇，1921年有50余篇。如土耳其奈西克·哈里德的《桃园》；阿尔及利亚吕海司的《凯尔海勃》；犹太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人》；亚美尼亚阿哈洛宁的《却绮》；波兰什罗姆斯基的《暮》；匈牙利约卡伊·莫尔的《跳舞会》；拉兹古的《一个英雄的死》；罗马尼亚萨多维亚努的《春》；保加利亚埃林·彼林的《老牛》；俄国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失去的良心》；希腊帕拉马斯的《一个人的死》；西班牙巴列-克因兰的《首领的威信》；丹麦维特的《恋爱——一个恋人的日记》；挪威包以尔的《卡利奥森在天上》；瑞典拉格洛孚的《圣诞节的客人》；美国爱伦·坡的《心声》；尼加拉瓜达里奥的《女王玛勃的面网》；秘鲁阿布耶尔的《催命太岁》；阿根廷梅尔顿思的《伧夫》；巴西阿泽维多的《最后一掷》等等。1928年，茅盾在翻译集《雪人·自序》中说：“三四年来，为介绍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之热心所驱迫，专找欧洲的小民族的近代作家的短篇小说来翻译。当时的热心，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味……。”“五四”时期的茅盾正是带着这种革命热情，翻译了大量的被损害民族的作品。这些色彩不同的译作，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便是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及追寻未得或所得太少的幻灭的悲哀。茅盾借此来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促进新文学历史的向前发展。

茅盾早期的翻译介绍实践，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重视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他经常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东欧和北欧的弱小民族。他认为：凡是被损害的民族的要求正义要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才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二是重视俄国文学。早在1919年，茅盾就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的介绍文章，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托尔斯泰的生平思想及其创作活动。1920年，茅盾又写了《俄国近代文学杂谈》，重点介绍了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特色和几个重要作家。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对于革命后苏联文艺的发展情况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最近俄国文坛的各方面》中指出：“应该大胆相信赤化后的俄国，更能促进艺术的进步，滋培新艺术的产生。”茅盾还经常在“海外文坛消息”栏中介绍俄国文学的情况，例如对革命后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费定、伊凡诺夫等作家的活动，就有经常的介绍，还编写了《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三是重视翻译介绍的选择。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凡是好的西洋文学都该介绍”。对于这种看法，茅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于成就新文学运动的目的是不经济的。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得注意的。”

茅盾第二阶段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从介绍高尔基以及他与刘导生合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始的。1930年1月，他在《中学生》创刊号上，以沈余的笔名，撰写了《关于高尔基》一文。4月，与刘导生合作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这时起，直到40年代末，尽管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但在创作的同时，仍不断地从事翻译介绍工作。约略地计算一下，茅盾这期间介绍、研究、翻译外国文学的著作就有《西洋文学通论》（1930）、《希腊文学ABC》（1930）、《北欧神话ABC》（1930）、《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1934）、《郭译<战争与和平>》（1934）、《翻译的直接与间接》（1934）、《匈牙利小说家育珂摩耳》（1935）、《<简·爱>的两个译本》（1937年）、《丹麦童话家安徒生》（1935）、《吉诃德先生》（1935）、《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介绍荷马等32位作家作品并序，1935）、《略述表现骑士风度的中世纪文学》（1935）、《西洋文学研究》（1935）、《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国际反法西斯文学的轮廓》（1945）；《大仇人》（苏联，高尔基，1931）、《文凭》（苏联，丹青科，1932）、《百货商店》（左拉，1934）、《英吉利断片》（海涅，1935）、《世界的一天》（M．柯尔曹夫，1936）、《战争》（苏联，铁霍诺夫，1936）、《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A．史沫德黎，1936）、《拟情书》（一、二、三，罗马，渥维德，1936）、《菌生在厂房里》（美国，J．牟伦，1937）、《人民是不朽的》（苏联，格罗斯曼，1940）、《上尉什哈伏隆科夫》（苏联，V．考兹夫尼可夫，1944）、《我们落手越来越重了》（苏联，F．泮菲洛甫，1944）、《高尔基传记小说》（苏联，罗斯金，1945）、《苹果树》（苏联，N．吉洪诺夫，1945）、《作战前的晚上》（苏联，A．杜甫辛科，1946）、《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丛书》（1946）、《复仇的火焰》（苏联，巴甫连科，1942）、《团的儿子》（苏联，卡泰耶夫，1947）、《蜡烛》（苏联，K．西蒙诺夫，1948），等等。

在茅盾第二阶段的翻译介绍实践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了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及时地推荐好的翻译家和译作，如1934年写的《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1937年写的《<简·爱>的两个译本》等。在重视创作、轻视翻译的当时，茅盾向译者和读者推荐《侠隐记》和《简·爱》，其用心良苦，可想而知。

茅盾第三阶段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实践，是在建国以后。建国30多年来，他在政府和文艺等组织中担任要职，相当忙碌。然而，他却忙中抽暇，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继续做出贡献。1952年，纪念果戈理逝世100周年，他发表了《果戈理在中国》。同年2月，他又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机关刊物《和平》撰写了《为什么我们喜爱雨果的作品》。1954年8月19日，他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指出介绍世界各国文学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文学翻译工作，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56年，发表《悼念法捷耶夫——文艺战士与和平战士》。1958年，在亚非作家会议上发言，题为《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中国文学》。1959年，发表《敬祝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胜利成功》。1960年，发表《契诃夫的时代意义》。1963年，在北京各界欢迎亚非各国作家大会上发言，题为《维护亚非文学运动的革命路线》。1980年，在他逝世之前，扶病亲自编选了自己早年翻译的一部分翻译小说、剧本、书简、杂记和散文等，大多数是当时国外一些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以推荐给今天的读者。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80年2月25日，茅盾在为自己的译文选集写的《序》中，回顾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历史，概括了自己的翻译主张，是一篇极为珍贵的研究翻译文学的文献。

在翻译实践上，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茅盾是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和普及者。他先后翻译介绍的苏联作品有：西蒙诺夫的话剧《俄罗斯问题》、格罗斯蒙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卡达耶夫的中篇小说《团的儿子》，以及苏联作家反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短篇小说集及其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