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与创新

鲁迅的翻译理论是结合翻译实践和翻译文学历史发展的实际提出来的。既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发展和创新。

鲁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结合翻译界的实际情况和翻译文学历史的发展，写了一系列有关研究翻译的文章和译文序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介绍了外国作家和作品，同时与翻译界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斗争。鲁迅的翻译理论，散见于他的译文集、杂文集和书信集中。早期的有《域外小说集·序》、《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战争中的威尔珂>译后记》、《<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爱罗先珂童话集>序》、《将译<桃花云>以前的几句话》等。后期的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关于翻译的通信》、《为翻译辩护》、《关于翻译》（上）、《关于翻译》（下）、《论重译》、《再论重译》、《非有复译不可》、《“题未定”草》等等。

鲁迅不是专门研究翻译理论的研究者，也无心做翻译理论家。他对翻译的看法和理论，都是根据实际需要提出来的。因此，他的翻译理论，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翻译的态度和目的，二是翻译的主张和方法，三是学习总结前人的翻译的经验教训。

其一，翻译的态度和目的。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见前引）以及用他的二弟周作人的名义写的《<域外小说集>序》中表明了他对翻译外国文学的态度和目的：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鲁迅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正是在这种严肃的思想指导下，他的翻译态度，也就非常的认真严肃。既严格选择作品的内容，又力求翻译时不失原作的文采和思想感情，务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另外，鲁迅还有意识地将外国新文艺流派介绍到中国来，如介绍翻译安特莱夫、迦尔洵、显克微支等“文情皆异，迥殊凡作”的创作，以打破当时翻译界的冷落与寂寞，使翻译更好地适应民族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的时代要求。

其二，翻译的主张和方法。

鲁迅关于翻译的主张，在1931年12月28日给瞿秋白的回信中说得很明确具体。这封回信，最初在1932年6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1号发表时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J.K．论翻译》，现在改为《关于翻译的通信》，收在《鲁迅全集》第四卷上（1981年版）。鲁迅在信中主张“直译”。他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借，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鲁迅主张直译，一则是针对不同的读者，同时也是为了忠实于原作。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易解”是为了读者易于阅读。“保存原作的丰姿”是为了忠于原作，保存洋气。对原作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

鲁迅主张直译，强调的是忠于原文。他认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在动笔之前，应该在认识上首先解决的，是使译文“归化”呢，“还尽量保存洋气”这样一个问题。鲁迅不赞成采取“归化”即意译。他认为这样将损害原作的内容，这种译法和原文“貌合神离”，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看，“它算不得翻译”。鲁迅主张译文要“尽量保存洋气”。所谓“保存洋气”，也即是“保存异国的情调”，“保存原作的丰姿”。鲁迅在“保存洋气”之前，加上了“尽量”两个字，这就意味着鲁迅既要坚持以忠于原文为主的翻译标准，又要考虑其他问题。

鲁迅主张直译，不是毫无批判，生硬照搬，他强调在翻译时“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他要求“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即主张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在保存原作的丰姿的前提下，“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

鲁迅主张直译，还希望把原文中的语法、句法等等翻译出来，以补充新文学的语言和新的血液。所以他说在“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以便“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保存原书的口吻”。

鲁迅还主张重译、复译。他在《论重译》一文中说：“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出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注：易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注：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又在《非有复译不可》中说：“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不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

鲁迅提倡重译、复译，是为了提高翻译质量，普及翻译文学，旨在批评当时翻译界抢译、乱译之风。他指出，“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种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惟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为了提高翻译质量，鲁迅还提倡开展翻译批评。他说：“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总结过去，立足现在，面向将来，是鲁迅对待客观事物的一贯态度。对待文学翻译事业也是如此。鲁迅对翻译理论的建树，一方面立足于现实，同当时翻译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辩论，一方面学习总结前人和同代人的经验教训。对于前者，研究者比较重视，对于后者却有所忽略，其实，鲁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受到前人的影响和启迪。

其三，学习总结前人翻译上的经验教训。

鲁迅的翻译理论，受到六朝以来翻译佛经的某些启示，但更多的是批判继承了近代翻译理论的精华。

从翻译史看，近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大约始自清乾隆年间（1740年左右）。但那是根据《圣经》故事和西洋小说的内容杂凑起来杜撰的东西，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翻译文学。后来王韬译了法国的《法国国歌》（1871），蠡勺居士译了英国小说《昕夕闲谈》（1872），赤山畸士译了希腊的《海国妙喻》（今译《伊索寓言》，1888），才算是真正的翻译文学。不过，因为数量较少，影响也很小，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和高潮，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戊戌变法开始这一段时期。出现了一批翻译家。青年鲁迅强烈追求新知，深受他们的影响。他陆续买来并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法意》等著作。林纾的译作，从《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鲁迅就“随出随买”。梁启超撰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翻译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对鲁迅颇有影响。他后来翻译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就是一例。苏曼殊等人翻译的拜伦的诗篇，更为鲁迅所喜爱。连陈冷血译的《仙女缘》，鲁迅也都购买到手。这不难看出鲁迅对近代翻译文学的热烈追求。

鲁迅正确地评论了近代翻译家的译作和理论。他认为从苏曼殊等人译的拜伦的诗，林纾译的《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等作品中，“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鲁迅对严复的翻译理论也作了正确的评价。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充分肯定了严复在近代翻译史上，为创建翻译理论所做的贡献。鲁迅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近代翻译家的翻译态度和翻译成果。既指出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严复是我国翻译史上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所建树，有过贡献的著名翻译家。过去，人们对严复的评论，颇有分歧。有人赞赏他翻译的文辞，称之为“高文雄笔”。有人批评他“文笔太务文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文之人，一番殆难索解”。瞿秋白则说严复的译作“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的”。连出版社重印严译名著，也遭到“是何居心”的指责。鲁迅则从当时的社会需要，肯定了严复和他的译作。

鲁迅说：“留英的学生也不稀罕”，独有“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因为他“先前认真译过好几部鬼子书”。鲁迅肯定的是他的译作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他翻译的“认真”态度，并非全盘赞赏他的一切。鲁迅曾指出，严复后来的译作，“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但那种译本“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是“译经的简单标本”，“令人看起来最吃力”。鲁迅不是一味赞扬，而是从实际出发，分析其优点与缺点，做出公正的评价。

鲁迅总结翻译史上的经验教训，不是单纯地从翻译家本身和译作本身的优劣去评价，而是和时代与人民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例如，当时有人将哈葛德的作品《迦茵小传》只译了一半，原因是后半部“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对此，鲁迅很不以为然。林纾将全部作品译出，还“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鲁迅说，“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只要译作符合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对反帝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激起人民起来反抗有所裨益，有所启发，鲁迅就热烈支持。

如前所述，鲁迅并没有专门来研究翻译的问题。他关于翻译的见解，大多是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当时翻译界的现状提出来的。因此鲁迅的翻译理论，具有一个基本特点，即从改造社会的需要出发，从忠于原作对读者负责的原则出发。贯穿在鲁迅全部翻译活动中的这种思想，是非常宝贵的。

鲁迅继往开来，改革创新，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读者的需要，从翻译文学的实际出发，提出新的理论，有所创新。鲁迅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转移人性、改造社会的武器。同时，他在翻译过程中，还与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用自己的翻译来实践自己的主张，为现实服务，推动翻译文学历史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翻译理论”是一个学术概念，如果从建立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来要求的话，鲁迅的翻译理论，还有一定差距。个别见解也不无偏颇之处。但是30年代梁实秋等把鲁迅译作和他的“直译”论诬蔑为“硬译”和“死译”，这种主观臆断的非科学的结论，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也是学术研究和讨论中所不能容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