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创造社与现代翻译文学新倾向

第一节 浪漫主义文学的译介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一样，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团体。如果说，文学研究会的翻译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开拓了现实主义文学翻译介绍的道路，那么，创造社则为之开拓了浪漫主义文学翻译介绍的道路。尽管这两个团体从翻译主张到翻译倾向都不一样，但他们在总的目标上是殊途同归，在翻译事业的贡献上也是各有千秋的。创造社以它特有的“创造精神”亦即浪漫主义精神跨进了译坛，如同在创作活动方面一样，在翻译活动方面也带着创造的、反抗的精神。一面开拓新的翻译领域，一面检讨批评译坛上的各种译作；一面提倡要严肃认真对待翻译事业，一面又在自己译作过程中不断出现误译或错译；一面“清算”译坛上的所谓“粗翻滥译”，一面又过于抬高自己，否定别人。创造社就是这样步入当时的译坛，给译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和不平静的局面。自然，在客观上也刺激了翻译事业的发展。因此，作为翻译文学团体的创造社，它的翻译活动，和它的创作活动一样，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它的成员的某些译作和某些主张，也和他们在新文学运动中一样，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和纷纷的议论。终于导致了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关于翻译与介绍的第一场论争。这将在下节专门论述。

创造社步入译坛开展活动是从1922年开始的。

创造社于1921年7月在日本成立，到1929年2月被国民党查封才停止活动。

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他们当时都是留日学生，身居异邦，深受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他们一开始翻译介绍活动，就表现了与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等团体不同的特点。

创造社一成立，就被人们视为是“异军突起”。这是因为它早期的主要骨干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都不曾参加新青年时期的文学革命活动，而且对新青年时期的创作和翻译以及在这方面的一批倡导者，如胡适、鲁迅、周作人等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不仅如此，它还和同时崛起的一些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等也闹矛盾。创造社当时的宗旨是：以“创造”为标语，建设新文学，并清算新文学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投机的粗制滥造、粗翻滥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走进了译坛。因此，他们一开始翻译活动，就意味着向翻译文学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投机的粗翻滥译进行“清算”和挑战。

从1922年到1929年，创造社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翻译活动。一方面翻译各种著作，有诗歌、小说、戏剧、理论等等；一方面介绍各种文学思潮，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未来派、表现派等等；对尼采、柏格森、斯宾诺沙也多有介绍。一方面提出自己关于翻译问题的主张，如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提倡理想的译诗等等；一方面检讨批评别人的译作，如对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批评等等。为了突出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翻译与介绍，他们还出了专刊“雪莱纪念号”，集中介绍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作家。

像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等刊物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主要阵地一样，创造社也有自己的主要阵地，如《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

《创造》季刊创刊于1922年，出至第2卷第2期停刊。参加编辑的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他们也都在这上面发表过译作和研究翻译的文章。郭沫若先后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第1卷第1期）、《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第1卷第2期）、《波斯诗人莪然伽亚谟》（第1卷第3期）、《雪莱的诗》（第1卷第4期）；郁达夫写了《杜蓬格来的序文》（第1卷第1期）；成仿吾发表了《哀歌》（第1卷第4期）。此外，在《创造》季刊上还发表过张定璜的《雪莱》、徐祖正的《英国浪漫派诗人》等文章。“雪莱纪念号”为第1卷第4期。用这种“专刊”的形式纪念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过去是没有的。

《创造周报》1923年创刊，共出52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闻天、仲苏、隐渔、为法、汉森等人均在上面发表了译作或研究批评翻译的文章。郭沫若先后发表的译作有歌德的《迷娘歌》（第1期）；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第1期）、《道德之讲坛》（第2期）、《遁世之流》（第3期）、《肉体的侮蔑者》（第4期）、《快乐与艺狂》（第5期）、《苍白的犯罪者》（第6期）、《读书与著作》（第11期）、《死之说教者》（第13期）、《战争与战士》（第14期）、《市蝇》（第17期）、《贞操》（第18期）、《朋友》（第19期）、《邻人爱》（第22期）、《创造者之路》（第23期）、《蝮蛇之啮》（第25期）、《自由的死》（第27期）、《赠贻的道德》（第28期）、《持镜的小孩》（第31期）、《幸福的岛上》（第33期）、《博爱家》（第34期）、《僧侣》（第39期）等。另外，他还写了《论翻译的标准》、《古书今译的问题》等研究翻译的文章。成仿吾先后发表的研究翻译的文章有《论译诗》（第18期）、《郑译<新月集>正误》（第30期）。

此外，《创造周报》还发表了仲苏写的《法国最近五十年来文学之趋势》；为法的《读都德的<小物件>》；隐渔的《<小物件>译文商榷》；露朗女士的《<乌鸦>译诗的讨论》；楚侨的《雪莱译诗的商榷》等等。

除《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外，还有《创造日》等刊物，也发表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作品。

《创造日》亦系创造社所编，原先是《中华新报》副刊，后辑为单行本。在《创造日》上，郭沫若、成仿吾、敬隐渔都先后发表过译作。郭沫若发表了歌德的《五月歌》；成仿吾发表了渥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稻者》、歌德的《少年与磨坊的小溪》、海涅的《幻景》；敬隐渔发表了莫泊桑的《海上》等等。

创造社的翻译活动也和它的创作活动一样，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郭沫若。其他成员如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穆木天、郑伯奇等等，也都各有自己的贡献。郭沫若以翻译介绍浪漫主义文学和歌德的作品著称于译坛，他的译作和译风代表了创造社翻译活动的基本倾向。他所翻译的雪莱的诗和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的剧本，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郭沫若将列专章介绍。下面，我们着重介绍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穆木天等译者，以见创造社成员翻译活动之一斑。

成仿吾（1897—1984）是创造社早期从事翻译活动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早年留学日本，青年时代就掌握日、德、英等外语。五四运动以后，他与郭沫若一起建立了创造社，先后编辑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翻译和写作了许多诗歌和文学评论，并与郭沫若一起编译了《德国诗选》。著名的《论译诗》（《创造周报》，1923年9月）乃是他早期有关翻译论述的代表作，也是创造社翻译活动的贡献之一。

1924年到1927年，成仿吾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教授和黄埔军官学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去欧洲，到过苏、法、德等国。1928年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回国。抗战爆发后，成仿吾任陕北公学校长。建国后，他主持过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校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过程中，成仿吾仍积极从事翻译活动。他不仅译了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雪莱的《哀歌》、歌德的《少年与磨坊的小溪》、海涅的《幻景》等），而且长期致力于译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早在1927年客居巴黎期间，他就开始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一些章节。1929年，他在柏林译出了马克思主义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可惜这份译稿后来遗失，1938年在延安时，他与徐冰合作，再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直到他逝世以前，还译校《共产党宣言》达四次之多。此外，他还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马、恩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创造社的成员，成仿吾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活动，是从创造社时期就开始的。因此，这也是创造社翻译活动方面的一大功绩。

成仿吾早期译的诗，不仅能将原诗的生命、原诗的情绪反映给读者，而且文字优美，音韵动人。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对译诗的主张和修养是分不开的。他在《论译诗》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中提出了“理想的译诗”的问题。文章写道：

译诗虽也是把一种文字译成第二的一种文字的工作，然而因为所译的是诗——一个整个的诗，所以这工作的紧要处，便是译出来的结果也应当是诗。这是必要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十足的条件。有些人把原诗一字一字译了出来，也照样分行写出，便说是翻译的诗，这样的翻译，即很精确地译出来，也只是译字译文，而决不是译诗。

译诗应当也是诗，这是我们最不可忘记的。其次，译诗应当忠于原著。诗歌大略可以分为内容、情绪与诗形三部来讨论。诗形最易移植过来；内容也是一般翻译者所最注意；只有原诗的情绪却很不易传过来，我们现在的翻译家把它全然丢掉了。

所以理想的译诗，第一，它应当自己也是诗；第二，它应当传原诗的情绪；第三，它应传原诗的内容；第四，它应取原诗的形式。

此外，他还提出译诗的两种方法进行讨论。他说：

译诗的方法有二，我现在为便利起见，假定两个特别的名称：

一、表现的翻译法（Expressive method）

二、构成的翻译法（Compositive method）

我所谓的表现译法，是译者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再把它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的意思。这种方法几与诗人得着灵感，乘兴吐出新颖的诗，没有多大差异。这种方法对于能力的要求更多，译者若不是与原诗的作者同样伟大的诗人，便不能得着良好的结果。所以译诗的时候，译者须没入诗人的对象中，使诗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诗人，然后把自己胸中沸腾着的情感，用全部的势力与纯真吐出。沫若译雪莱的诗，曾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言简而义深；近来有人不懂，无故反加讥笑，这不啻强人凝视讥笑自己的丑恶裸体。……

我所谓构成的翻译法，是保存原诗的内容的构造与音韵的关系，而力求再现原诗的情绪的意思。这是一般人所常用的方法，但他们每每只把原诗一字一字地翻出，依样排列出来，便以为工事已经完毕了；他们绝少致力于音韵的关系与情绪的构成的。这种方法的要点，是在仿照原诗的内容的关系与音韵的关系。求构成原诗的情绪。译者须把原诗一字一字在内容上的关系与音韵的关系拿稳，然后在第二的一国语言中求出有那样的内容的字，使它们也保存那种音韵上的关系。

成仿吾在这里提出了“理想的译诗”的四条标准和两种方法，这不仅是对创造社翻译文学理论上的一大建树，也是对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理论建设的一大贡献。成仿吾关于译诗的论述，从标准到方法都贯穿一种浪漫主义文学翻译思想，与创造社浪漫主义创作思想是一致的。在创作上，他们强调的是本着“内心的要求”和从“尊重自我”出发。因而，在翻译上就强调“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译诗的时候，“使诗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诗人，然后把自己胸中沸腾着的情感，用全部的势力与纯真吐出”。正如成仿吾自己所说：“几与诗人得着灵感，乘兴吐出新颖的诗，没有多大的差异。”

郁达夫（1896—1945）作为创造社的骨干之一，如果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看，他的活动比起郭沫若来要少得多。以译作数量论，他也远远不如创造社其他成员如穆木天。但是，郁达夫在创造社的成员中，和中国翻译文学的关系，却有其特殊的意义。这不仅因为他译作的倾向和郭沫若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从他走过的文学道路和表现出的创作特色，都说明了翻译文学对他的深刻影响和作用。郁达夫最早接触翻译文学作品是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期间，他读了两本屠格涅夫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当时屠格涅夫中译为“杜儿葛纳夫”），郁达夫在其《五六年来创作生活回顾》一文中回忆说：和西洋文学的接触开始了，以后就急转直下，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斯托以夫斯基（即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别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在翻译作品中，对郁达夫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屠格涅夫。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他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这在他也许是和人不同的一种特别的偏嗜，因为他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络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除了屠格涅夫，德国19世纪末的作家林道也是郁达夫十分喜欢的。他称赞林道的小说简练得非凡，他的小说的结构，同俄国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很像，是一种珠玉似的好作品。郁达夫回国后，在1928年翻译了林道的小说《幸福的摆》，发表在当时的《奔流》杂志上。《奔流》是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这个杂志为介绍革命文艺理论和作品做出了贡献。自然，这本身就说明郁达夫在翻译文学上的贡献。《奔流》从1928年6月创刊开始，除了发表中外作家的著译，还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先后发表过鲁迅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托尔斯泰与马克思》、《苏维埃国家与艺术》等。郁达夫发表了屠格涅夫的著名演讲《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高尔基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易卜生论》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小家之伍》，内收翻译小说五篇。直到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又出版了《达夫所译短篇集》，内收翻译小说八篇。

田汉（1898—1968）一度曾参加过创造社。作为创造社的成员，他在创造社成立之初，就开始了翻译文学活动。他是我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最早的译者之一。早在1922年，他就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哈姆雷特》，是用白话翻译的散文译本。从这时起，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才算有了以完整的剧本形式介绍过来的莎剧。1924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列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与此同时，他还翻译出版了王尔德的《沙乐美》（1923年初版），以及《日本现代剧选》（第一集：菊池宽剧选）。1925年创立“南国社”以后，他又翻译出版了《日本现代剧三种》（上海东南书店，1928）、《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上海东南书店，1929）、《檀泰琪儿之死》（上海现代书局，1929）、《围着棺的人们》（上海金屋书店，1929），还与夏衍合译了《敌兵阵中日记》等等。从数量上看，田汉译作不少，尤以剧本为多。特别是所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穆木天（1900—1968）也曾一度参加创造社，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颇有成绩。从20年代起，一直到40年代，他坚持不断地从事翻译活动，先后翻译了纪德的《窄门》、《牧歌交响曲》；维勒得拉克的《商船坚决号》；密茜欧克赖的《巡礼》；赛甫林娜的《维里尼亚》；涅维洛夫的《塔什干》；高尔基的《初恋》；维尼的《查铁敦》以及巴尔扎克的部分著作。

综上所述，创造社成员的翻译介绍活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就是浪漫主义倾向。所谓浪漫主义倾向，一则表现在他们的译作方面，更多地翻译介绍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一则表现在他们的翻译作风上，具有一种特别的激情和创造性，也就是成仿吾说的与所译的对象化为一体，像创作一样，把自己的感情与灵感乘兴吐出来。这种浪漫主义精神也和他们创作上的浪漫主义精神一样，在当时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它既忠于原著而又有创造性。创造社在翻译上的浪漫主义倾向，也可以说是对翻译事业的一种新探索，是创造社所标示的“创造精神”的反映。

不过，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其开始阶段，有一个特点，即翻译文学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时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新文学运动的制约，文学研究会是这样，创造社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翻译活动，都深受各自团体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翻译风格和倾向，但是，他们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建设新文学、传播新思想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