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翻译文学的近代终结与现代开启

第一节 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

从近代翻译文学过渡到现代翻译文学，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具有近代翻译文学终结和现代翻译文学开启的双重价值和意义，而后者尤为重要。其规模和影响超过了近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翻译文学活动，标志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开启。

如果说，近代翻译文学活动，多是个人自发的，翻译大多是“意译”，翻译语言也多用古文，甚至是桐城古文，翻译作品的范围比较狭窄的话，那么，新青年社的翻译文学，则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它的根源都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新青年社的翻译文学，是同当时的社会基础和新文学运动分不开的。“五四”前夕，欧洲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得到显著增长，工人阶级也随之壮大起来。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继承了19世纪末维新志士和20世纪初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神，根据新的历史发展形势的要求，发动了一场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封建文化、宣传民主科学、主张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便是在这种新的启蒙运动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这个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

这场新的启蒙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当时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担任《新青年》主编。他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他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和传播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以此为武器，向封建主义文化思想进攻。正是在这种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上，当时的启蒙主义者如陈独秀等，从《新青年》一创刊，就开始了对西方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翻译与介绍，揭开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序幕。显然，新青年初期的翻译活动是与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相互配合的。

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是从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开始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才更名《新青年》，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不论是提倡新文学，还是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都以文化批判和启蒙大众为出发点。《新青年》的翻译活动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新青年》一创刊，在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就开始了翻译介绍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的作家作品的活动。屠格涅夫、王尔德、莫泊桑、易卜生、泰戈尔、安徒生、显克微支、武者小路实笃等作家的作品相继在《新青年》上译载。当时新青年社的成员，既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成员，又是外国文化思潮和文学的翻译者与介绍者。如那时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都十分重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思潮，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活动。至于鲁迅、茅盾等更是坚定地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立场上，积极地有目的地有选择地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总之，《新青年》的翻译一开始就和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1915年到1921年，《新青年》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发表的译作主要有：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春潮》（陈嘏译，1卷1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意中人》（薛琪英译）、美国作家斯密斯的《美国之歌——亚美丽加》（陈独秀译）、印度作家泰戈尔的《赞歌》（陈独秀译）（以上为1卷2号）；王尔德的《弗罗连斯》（陈嘏译）、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决斗》（胡适译）、法国作家路梅脱的《寺钟》（汪中朋译）、英国作家麦道克的《磁狗》（刘半农译）（以上为2卷1号）；法国作家龚古尔兄弟的《基尔米里》（陈嘏译，2卷6号）；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二渔夫》（胡适译，3卷1号）、《梅吕哀》（胡适译，3卷2号）；英国作家梅里尔的《琴魂》（刘半农译，3卷4号）；俄国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的《皇帝之公园》（周作人译）、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娜拉》（罗家伦、胡适合译）、《国民之敌》（陶履恭译）（以上为4卷4号）；列夫·托尔斯泰的《空大鼓》（周作人译）、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周作人译）、王尔德的《遗扇记》（沈性仁译）（以上为5卷6号）；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周作人译，6卷1号）；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周作人译，6卷2号）；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白瑛田太太》（张黄译，6卷3号）；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译，7卷2—5号连载）；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郑振铎译）、科罗连柯的《玛加尔的梦》（周作人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鲁迅译）、日本作家千家元磨的《深夜的喇叭》（周作人译）、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愿你有幸福了》（周作人译）、普鲁斯的《世界的霉》（周作人译）、美国哈德曼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沈雁冰译）（以上均在第8卷各号上）；爱尔兰作家葛雷古夫人的《海青赫佛》（沈雁冰译）、法国作家莫泊桑的《西门的爸爸》（沈雁冰译）、日本作家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鲁迅译）、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支的《颠狗病》（周作人译）（以上均在第9卷各号上）。

从1915年至1921年《新青年》发表的翻译作品，从国别看，包括了俄国、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挪威、西班牙、波兰、丹麦、葡萄牙等10多个国家。从作家来看，包括了屠格涅夫、契诃夫、莫泊桑、易卜生、显克微支、安徒生、高尔基、阿尔志跋绥夫、武者小路实笃以及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从译者来看，包括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陈嘏、薛琪英、汪中朋、罗加伦、陶履恭、沈性仁、沈泽民等10多位译者。

《新青年》的翻译文学活动，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5年至1917年，是《新青年》翻译文学的开始阶段，侧重欧洲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第二阶段，从1918年至1921年，是《新青年》翻译文学的发展阶段，出版了“易卜生号”，注意介绍俄国、日本和弱小民族的文学。鲁迅、沈雁冰等杰出翻译家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

《新青年》并不是专门性的翻译刊物，在它上面发表译作的译者也不是专门从事翻译的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像陈独秀、鲁迅、沈雁冰、胡适、周作人等。他们当时的翻译介绍，有个几乎相同的出发点，就是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服务。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是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翻译介绍的，而不是像林纾等人那样，漫无计划，不注出处，任意删节。

说到《新青年》的译者，首先不能不介绍陈独秀，他当时是《新青年》的主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陈独秀（1880—1942），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芜湖编辑《安徽白话报》，并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反清斗争。1915年他创办《新青年》，191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攻击旧思想文化，鼓吹新文化，提倡新文学。

在《新青年》上，他最先著文介绍西方文艺思潮，在《新青年》创刊号即《青年杂志》第1卷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这是继鲁迅《摩罗诗力说》之后介绍外国文学的又一篇重要论著。文章介绍了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变过程。

陈独秀在1915年《青年杂志》上还翻译了印度和美国作家的诗歌。翻译印度的作品，在以前是不多见的，陈独秀起了带头作用。

陈独秀在翻译文学史上的贡献，除了他的翻译实践，介绍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外，更主要的表现在他作为《新青年》的主编，组织团结了一批译者，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提供了阵地。他是当时《新青年》翻译文学的倡导者、组织者。没有他的提倡和组织，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发端可能会晚几年。

胡适，1881年生于安徽绩溪县，1962年逝世于台湾省。青年时代曾入上海震旦大学等校学习，后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就学于杜威。1917年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19年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挑起了一场论战。192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办《努力周报》，宣传实用主义哲学。

从1916年开始，胡适在《新青年》上翻译了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决斗》，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二渔夫》、《梅吕哀》等小说。1918年，在《新青年》“易卜生号”上，他与罗家伦合译了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并撰写了《易卜生主义》。

易卜生和莫泊桑同是世界著名作家。易卜生是戏剧大师，莫泊桑是短篇小说巨匠，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尽管不一样，但都是深刻的。胡适是最早介绍易卜生和莫泊桑到我国来的译者之一。从翻译文学和新文学的角度来说，胡适及时地翻译介绍易卜生和莫泊桑，对于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和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早年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后留学日本立教大学文科，回国后历任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提倡者。他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活动开始于留学日本期间。那时，他与鲁迅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新青年》时期，他一方面致力于新文学运动，一方面致力于外国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从1918年起，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译作和撰写的研究介绍外国文学的论文数量是较多的，如《皇帝之公园》、《小小的一个人》、《深夜的喇叭》、《愿你有幸福了》、《世界的霉》、《颠狗病》等译作以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研究介绍外国文学的论著。

周作人的翻译，涉及的国家较多，有俄国、日本、波兰、西班牙、瑞典等，重点则是介绍俄国与日本的文学。

周作人作为《新青年》的译者，不仅以大量的译作来显示《新青年》翻译文学的成绩，而且以忠于原作的翻译标准，注意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开创了《新青年》翻译文学的新局面。

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译作曾结集为《点滴》——后来改为《空大鼓》。他在《知堂回忆录》中说，那时“我除了写些评论之外，尤着力于翻译外国‘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他们都是亡国之民，尤其值得同情”。

翻译介绍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是从鲁迅和周作人开始的，他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之先河，并为确立我国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在翻译理论上周作人主张直译，主张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严格说来，在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主张“直译”而见诸于文字者，周作人当是第一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译作，就是他这种主张的实践。

周作人在《新青年》上还着重翻译了日本文学。翻译日本文学，当然并非从周作人开始。梁启超早就翻译过日本政治小说。但是，那时的翻译大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周作人的贡献在于他是我国最早从日文原著译出日本文学的译者之一，而《新青年》上发表的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正是周作人从日文原著进行翻译的开始。

周作人作为《新青年》的译者在翻译实践上成绩是显著的，他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新青年》发表译作的还有刘半农、罗家伦等。

刘半农，生于1891年，逝世于1934年，江苏江阴县人。1920年刘半农赴欧洲留学，专攻语言学，1925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早在1916年和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就翻译了英国作家麦道克的《磁狗》、梅里尔的《琴魂》，1918年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译诗十九首》，内容包括印度作家泰戈尔的《海滨》等。后来他又出版了《国外民歌选》。

刘半农对诗歌的翻译，把外国的民歌引进来，这在当时来说也是别开生面的。

罗家伦，1896年生，浙江绍兴人，1969年去世。曾去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哲学及历史，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教授等职。当时，他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个青年学生，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抱着积极的态度。他既是最早与胡适合作翻译介绍易卜生剧作的译者，又是发起“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传播介绍外国文学思潮的组织者之一。同时，在系统介绍西方文学观，并把中国文学观和西方文学观作比较方面，他还算是较早的研究者之一。他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说：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像，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西洋文学是切于人生的，中国文学是见人生而远避的；西洋文学是为唤起人类同情的，中国文学是为个人私自说法的；西洋文学是求真象的，中国文学是说假话的；西洋文学是平民的，天然的，中国文学是贵族的，矫揉的；西洋文学是要发展个性的，中国文学是要同古人一个鼻子眼出气的。

罗家伦赞扬外国文学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对我国旧文学反现实、反真实的倾向表示不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热心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并翻译了易卜生的《娜拉》等作品。

《新青年》的译者中，关于鲁迅、茅盾等，后面将列专章详谈，这里就从简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新青年社翻译文学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发展过程中起了双重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它是近代翻译文学历史过渡到现代翻译文学历史的终结；另一方面，它又是现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开启。“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新青年》的翻译活动为序幕，是从鲁迅、陈独秀等发表介绍翻译外国文学开始的。当时胡适、刘半农、鲁迅等人在《新青年》上的翻译则为现代翻译文学确立了为现实服务的优良传统。至于周作人当时“直译说”的主张，则开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忠于原著译风的先河。《新青年》“易卜生号”的内容及其影响，更是过去翻译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它可以说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为翻译文学活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拓了新的领域。因此，从总体上看，新青年社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新青年》的翻译文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新青年》的翻译文学既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又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学革命的口号是1917年提出来的。此前，《新青年》就翻译介绍了外国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想，为文学革命做了准备。文学革命口号提出以后，1918年的《新青年》专辟了“易卜生号”，并更有系统地介绍俄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学作品。

第二，《新青年》的译者大多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是希望引入新思想、新文学，借以打破中国文化教育思想停滞不前的局面，并作为我国新文学的楷模。茅盾在编《新文学大系》小说集时指出：“那时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文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作物——旧文艺。”

茅盾当时说的这个情况，比较客观、科学地概括了新青年社作家的特点。这个特点，同样表现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当时的翻译者，不是无目的地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而是以它为借鉴，或者以它和旧文学唱对台戏。正因为如此，《新青年》的翻译明显地受着新文学运动的制约，开始重视与中国国情相近似的俄国、日本、印度、挪威等国家作品的翻译，尤其把对俄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放在突出的地位。

第三，《新青年》的翻译文学和近代林纾的译作比较，有了新的发展。林纾不懂外文，《新青年》的译者都懂外文。林纾采用“意译”或“译述”的方法，往往改变原著内容，《新青年》的译者是忠实于原著，采用“直译”。林纾译了100多部作品，主要属欧洲文学，《新青年》则扩大了范围。林纾使用文言文，《新青年》的译者使用白话文。

《新青年》的译者翻译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多；然而，他们却为我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充当了开路先锋。以陈独秀为例，谁也不会仅仅把他看成是一位翻译家，但是谁也不应无视他在我国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上的地位。

《新青年》培育了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优秀译者。无论是鲁迅、茅盾，还是胡适、汪中朋等，都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早一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者，都为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新青年》的翻译，较之近代来说，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既重视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又注意不同流派作家作品；更为可贵的是还重视日本、印度、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作家作品。总起来说，对外国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占主要位置。

《新青年》的翻译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之先河，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青年》翻译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那么，我们应该继承发扬什么呢？

其一，《新青年》的译者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服务，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开拓了新的道路。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和继承的。

其二，《新青年》的译者大多是以翻译为武器，为现实服务；大多从改革社会、改革文学、教育大众的立场出发，有选择有目的地翻译介绍外国作品和文学思潮。这种现实主义方向，也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其三，《新青年》的译者在翻译态度上，也都比较认真，忠于原著，而不采用“意译”或“译述”的方式来改变原著的内容，这种严肃的翻译态度也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