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近代翻译理论首创者严复

第一节 “译事三难信、达、雅”

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位主将，他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翻译史上功绩卓著，有口皆碑。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严复的翻译作品主要是社会科学著作，偶尔也有文学作品。

严复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也是一位翻译理论家，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出的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对我国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翻译活动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近代翻译史上恐怕还难找到第二人。故此，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机关刊物《民报》撰文称：“侯官严氏，为译界泰斗。”

严复字几道，后更名宗光，字又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其祖父、父亲均是当地名医。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艺塾学习。14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日趋贫困，为求节省费用，乃考入不收学费的官办福州船政学堂，于1871年毕业，被分配到建威、扬武等军船上实习，随航先后到过日本、新加坡等地，开始接触外国社会。1877年被派赴英国，入抱穆士德大学深造，后转学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严复在这所大学不仅学习到海军知识，还广泛接触英国社会，积极吸收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西方文化知识，1879年6月，学成回国，初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1880年，严复被北洋大臣李鸿章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90年以知府衔选用，派为学堂会办（副校长），1900年提升为总办（校长）。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这对他刺激很大，决心致力翻译以开启民智，救国图存。次年，他翻译的《天演论》脱稿，又在北京开办“俄文馆”，亲任总办，并参与创办“通艺学堂”，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

从1898年到1912年，是严复思想先进、精力充沛、翻译事业辉煌时期，先后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穆勒的《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学术名著。自此，严复的这些译著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1905年，严复应友人张翼之邀为开平矿务局一案赴英国，归途中游历了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归国后协助马相伯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并担任过数月的校长。1906年应聘担任过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政府为笼络社会名流，于1909年曾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清政府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征为资政府议员，次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

辛亥革命后，严复曾出任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校长。1913年，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年，任约法会议议员。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列名“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此期，严复思想趋于保守，曾公开扬言中国不适于共和政体，主张恢复帝制，提倡尊孔读经，进而在五四运动时期又反对白话文运动。1921年10月27日病逝于福州。

“信、达、雅”的提出 严复既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翻译家，又是一位翻译理论家。1898年，在出版《天演论》时，严复写了一篇长文《译例言》，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翻译思想，提出了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成为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贡献极大。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词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规，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天演论·译例言》是研究翻译理论问题的重要文章，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研究翻译理论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的提出是严复的首创，它对我国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翻译活动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冯明之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话》一书中所说：“他（严复）在不断进行翻译工作的中间总结了自身的经验，曾经提出过翻译工作的三大标准，那就是所谓‘信、达、雅’。这三大标准大受学术界的重视，直到现在仍然成为中国翻译界所崇拜的翻译原则。”

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是对译文质量的全面要求。“信”，可以理解为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达”，是指译文的通顺畅达，要使读者清楚地理解；“雅”，是指雅言，其解释比较复杂。此语原出《论语·述而》，即“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原意为：“雅言”就是诸夏用的语言，区别各地的方言，强调用诸夏通行——全国通行的语言书写。严复这里所说的雅，是指“汉以前字法句法”。他认为“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只有用汉以前的古文译书，才能把原著的“精理微言”表现出来，才能“行之远”，使译文不粗俗，才能“雅”。鲁迅先生评价说：严复的译文“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严复这种用先秦古文译书的态度是很坚决的，当时虽有他的好友梁启超劝他译书“改从通俗”，他也不以为然，解释说，他的翻译文字“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

对于严复的这种翻译态度和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我们今天的读者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严复是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当时社会以崇尚古文为时尚，文坛上的大家无不以擅长写文言文章名重于世，而通俗的白话文章一般的读者是不屑一读的。严复要想使其翻译文章受到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受上层社会的瞩目，使其介绍的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开来，不用古文译书是不行的。实践证明，严复的翻译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译的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他介绍的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已成为中国当时启蒙知识的一部分。他本人也因之受到社会的尊敬与爱戴，严复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响亮的，以翻译而出名，成为译坛上的骄子，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属罕见。毛泽东在概括这一段历史时，也郑重地把他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认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对于严复等人所宣传介绍的西方学术思想，即所谓的“新学”，毛泽东在其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肯定地说，“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也不应该苛求于严复，对于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历来众说纷纭，赞赏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这已成为翻译文学史的一项重要课题。但是，批评者往往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认为严复用古文译书而不用白话文译书是复古思想的表现。其实，用白话文写的文章中又何尝没有宣扬封建复古思想的，更何况我国的白话文运动是在1919年前后的事，其时严复已到垂暮之年，1921年他就病逝了。至于严复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是属于全面研究严复生平、思想的范畴，而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严复始终不愧为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在19世纪后半期，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严复为了挽救苦难深重的祖国，埋头于艰苦的案头工作，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学术思想，给封建思想笼罩下的朦胧的中华帝国，引进一线曙光，这贡献难道还小吗！所以，严复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翻译家，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其他理论建树 严复的翻译理论除“信、达、雅”之外，在翻译修养、态度、选题等诸方面也有论述。

严复十分重视翻译质量，宁少而精，勿多而滥。他的翻译态度始终是译界的楷模，其译文一直闪耀着光辉的文采。以《天演论》开头的一段文字：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荚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凯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无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粹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真可谓通脱活泼，引人乐读。如此优美绝伦的文字确曾使当时知识阶层的读者为之倾倒，严复的声名也从此大振，被誉称“严天演”。该书一经问世，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就连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也在为《天演论》写的序文中对严复的译文倍加赞扬：“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进而赞道：“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可见，严复的翻译是极为讲求炼词造句，极富文学价值的，且在翻译态度上是极认真而不苟的。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道：“他（严复）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接着又啧啧称赞：“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程度上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严复的译书，有几种……在原文本有文学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

除此之外，严复力主翻译者必须“兼通中西文字”且具备专门知识。在翻译实践中，严复有切身感受，他颇觉译书之艰难，深有感触地说：“复近者以译自课，岂不欲旦暮奏功，而无如步步如上水船，用尽力气，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以示同辈，尚以艰深为言；设其轻信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他为使自己的译文对得起读者，形容译书之难状时又说：“鄙人于译书一道，虽自负于并世诸公未遑多让，然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踯躅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当然，对严复的翻译工作也有贬抑者，如傅斯年等人，都曾著文对严复的翻译有所讥评，这只说明，对文学现象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罢了。

严复主张，翻译者必须“兼通中西两文”，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双语”。他还提出翻译人员最好能通多种语言，才便于比较，曾说：“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

除精通外语外，严复对翻译者的中文水平也相当重视。他曾在致友人的书信集中不厌其烦地谈到，当时许多翻译和留学生，中文水平太低。“根底皆极浅薄”，“不徒洋文，即汉文通者已为至少”。因此严复主张翻译者必须“兼通中西文字”，并且还要有较坚实的中文水平，否则就很难有上乘的翻译。

严复还对翻译工作者提出除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有相当广博的专业知识，否则也不会很好地从事翻译。

1898年，严复写有一篇名曰《论译才之难》的文章，就阐述了翻译者必须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这一鲜明的观点。文章说：

曩闻友人言，已译之书，如《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有策》，皆纰缪层出，开卷即见。夫如是，则读译书者，非读西书，乃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敝精神为之，不亦可笑耶？往吾不信其说，近见《昌言报》第一册译斯宾塞《进说》数段，再四读，不能通其意。因托友人取原书试译者首译，以资互发。乃二译舛驰若不可以道理计者，乃悟前言非过也。

为何译出的书读者“不能通其意”呢？严复以为，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译者不理解原文中的学理，倘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未曾进行过研究，很难看懂原文之意。

上述除“信、达、雅”之外的其他翻译理论尚有关于译德、敬业精神等，在此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