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儿童心理发展概论

1 儿童及其母语

A．动物和人类概述

关于动物王国交往（Kontakt）和交际（Verständigung）的手段，人们已经通过蜜蜂和鸟类得以基本了解。在某种程度上，那可以称为一种蜜蜂语言和鸟语（Vogelsprache），这样说有充分的理由，不至于被诟病为拟人化。蜜蜂使用的不是有声语言（Lautsprache），但是，从鸟类吟唱和鸣叫的情况看，那是一种有声交际（lautliche Verständigung）。飞行、交配、喂养老鸟和幼鸟，还有防卫，等等，这些事关生死的行为，都通过群居鸟类的吟唱和鸣叫而得以调节。至于无声的蜜蜂，其交际主要在于它们的飞行，例如采集花蜜和花粉，或者寻找和选择新的筑巢之地。蜜蜂的事例告诉我们，社会事件即使在蜂群之中也通过交际性接触而得以规范，具体形式为发生于蜂巢之外所谓的圆舞（Rundtanz）和尾舞（Schwänzeltanz）。“交际”这个词是一个适当的表达，问题是，其中是否存在着类似于人类的“理性”成分。

上述比较分析可作为论述儿童早期有声语言习得的导引，其原因甚多。第一，儿童母语的形成也是基于交往手段，是遗传性的，伴随着出生即开始运作，然后逐渐成熟，并经历了一系列人类特殊的变化。第一阶段发展的沃土是围绕母亲怀抱或奶瓶而发生的护理和喂养等社会性活动。第二，在此变化的过程中，婴儿开始发声，其声音与啮齿动物、哺乳动物或鸟类等动物的声音同属一个范畴。哺乳类和鸟类发出各自物种特有的声音，但这样的物种差异有时对喂养活动并无影响，幼小的布谷鸟与其“养父母”之间的情形即是一例。至于智人（homo sapiens）之间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种类差异，我不清楚。但清楚的是，第三，在发育的开始阶段，影响儿童原始声音构成的是外部因素，主要是听的影响（也包括听自己的声音）。

现在我们讨论下一个发育阶段，它不仅涉及发声，而且也涉及其他身体功能，包括本能冲动、散状习得（vielverzweigtes Lernen）和智力发育，如坐与立、跑与抓、动手与制作等行为，其中再现了我们提出的模式。儿童的发声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且在外界的刺激下，所说的话语越来越远离某种任意语言，越来越接近他的母语。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发音和拼读能力的形成和进步，二是由此形成的某些语音产品脱颖而出，并成为语音象征符号。我们词汇的大部分不是对所指对象的语音模仿（或许曾经是，但现在不再是），而是符号性产物，在言语交际中发挥表达（Ausdruck）、信号（鼓动手段）和象征三重功能。这就是人类语言意义在言语交际中的三重性。

任何一种人类语言的大词典都有数千个语音形象（Lautbild），它们都是符号性产品，构成不同的符号类型。交际伙伴在一个语言社团里进行语言交际，它们在其中发挥表达、信号刺激（或直接“要求”）和象征功能。换一种说法，在人类交往活动中，话语被适当地生成和理解，这意味着表达（Ausdruck）、描述（Dartstellung）和感召（Appell）（亦即在特定场景中对交际伙伴施加影响）构成意义的三位一体。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拙著《语言理论》（《文集》203页起）。

为了全面阐述上述观点，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在思维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是人类自幼养成的能力，但并不仅仅限于语言，否则，先天聋哑的儿童（如失语症患者）所遭遇的困难就会比实际大得多，这是一个浅显的例子。当然，更严重的还有文学上著名的盲聋儿童的故事，如海伦·凯勒在课堂上只能借助于盲文（Tastfingersprache）。

评注：华生（Watson）等片面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进一步夸大了历史上对智人肌肉因素的过高判断，认为人依靠喉头和嘴唇肌能就可以解决思维问题。我们只需通过对健康人的几个实验就可推翻该假设。箭毒通常是无害的，但可以使相关肌肉暂时失去知觉，并导致完全功能性失语，但绝不会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导致思维能力的丧失。因此，必须承认，语言思维和非语言思维（如果有）无论如何不只是一个喉唇过程，而是一个由大脑控制的肌能感知过程，简单地说，是一个心理生理过程。

B．儿童发育的过程

（1）模式思想

自古以来，儿童两岁前“语言发展”（Sprachentwicklung）的戏剧性引发语言学家和儿童专家的各种猜想，在过去半个世纪成为诸多研究的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其实验研究的结果体现在麦卡锡的研究里（D. McCarthy，94,504/5页）。皮亚杰（Piaget）也有深刻思考，后文再议。这里，我们从英语意译出麦卡锡的观点，列为以下8条：

1）新生婴儿的声音表达具备原材料性质，之后逐渐成为真正的语音。

2）在发音清楚的词汇产品出现之前，某些声音包含发音含混的元音，已经具备交际功能。

3）在自己说出语音产品之前，幼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成年人说出的语音产品。

4）一岁幼儿已经掌握少量真正的词汇。

5）之后到2岁，词汇由慢而快得以扩展，满2岁时，幼儿已不同程度地掌握相当多的词汇。

6）这些词汇中极少有专名，它们的含义一般说来是模糊的，具有某种“普遍性”。（我们承认，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但相反的情况也有，且为数不少。）

7）儿童语言习得的顺序是：首先是名词，然后是动词和形容词，再后是连词，最后是代词。“我”和“你”、“我的”和“你的”等代词在快满2岁时才出现。

8）最初的词汇已经具备句子意义（即麦卡锡所谓的“短语功能”（force of phrase））。

第8条听起来像《新约·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太初有道。”而“道”（希腊语为“逻各斯”）可能是诉求的表达，或者说具备句子意义。这是一个有根有据的判断。

麦卡锡总结的这些论点是对大量美国家庭儿童量化分析的结果，它们可能首先具有教育学意义，可用于儿童的早期护理和教育，此外，还引发了一个看似遥远但却合理的问题，即诸如中国儿童、霍皮印第安儿童或语言上接近英语的德国儿童的情形会有多少偏差或彻底不同？

上述人种相互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同时代的人都说某一种语言，而且，对具体某事物的理解在功能和结构方面具有共同特点。在麦卡锡的第8条中，“词”和“句子”这对概念显然触及这些特点之一。同样，第1条和第2条涉及一定量的音位，为任何一种人类语言所不能缺少。塞音与噪音近似，与塞音等辅音相伴随的元音化（Vokalisation）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无论在哪里都构成一定量的区别性特征，以区别音节，从而也区别词汇。麦卡锡的立论中未言及言语发展中的拼读过程。发音与拼读根本不同，我们所谓的说话与喊叫也完全不同。最后，立论中也没有提及（单数）语言的第三种结构要素，即句法。

由一个词以上单位构成句子的句法手段虽然因语系而异，但却普遍存在。“儿童及其母语”一章也需要有一节论及句子结构的习得，即句法的习得。

（2）第一个词

现有的实验结果表明，身体和社会人格都健康的儿童一般在0.1岁时说出其第一个真正的词。这个词一般为单音节，或带有唇辅音、齿辅音（p、b、m、w，或t、d、n）的叠音（Reduplikation）双音节，根据专家的判断，其含义可辨，也就是说，在当前或将来的社会交往中，它是一个表达性、感召性或称谓性的词（Nennwort），或将成为这样一个词，甚或诸种功能同时兼备。在个别情况下，第一个词的出现也会提早或推迟，大概在0.8—1.4岁之间，但这不具备多少预测性意义。

其他词大多发生于兴奋的情况下，这时，儿童第一次自己说出早已耳熟且理解的词语，例如普莱耶尔（Preyer）的儿子在他第一个生日会上说出“bursta”（= Geburtstag生日），或者他早已理解的保姆的名字“betta”（=Berta）。对此，施泰恩（W. Stern）描写道：

在1.4岁时，幼儿看到保姆的照片，说“tante”（阿姨），然后一愣，看一眼一旁的姑娘，再反复交替细看照片和姑娘，最后高兴地喊出“betta”，即保姆的名字Berta。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怎样发生的？

开始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语言反应，最后为一个比较贴切的解释，期间则是发愣、目光来回运动以及解决问题所获得的快乐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断言“发愣”表示疑惑，那么，似乎可以说，答案之中存在着某种“肯定”；如果交替变换的目光具有比较的意义，那么就可以说，儿童最终发现了照片与姑娘之间的相似性，亦即一种关系。这里出现了一个判断所需的所有特征。

普莱耶尔通过观察一个23个月大的幼儿，也得出近似的结论：

孩子用双手将杯子送到嘴边喝牛奶，牛奶太烫，他很快又将杯子放下，瞪大眼睛看着我，高声、坚决、严肃地说：烫。同一周，孩子走向发烫的炉子，站立于前，注视着，突然坚决地说：烫。

普莱耶尔认为这是他的孩子最早用语言所表达的判断，我也认为那的确是一些判断。然而，科学如果要有所成就，就必须找到客观的标准。凭什么说那些就是判断呢？我们必须建构一个标准体系。如果判断的确属于新的精神机制，那么，它们必然以某种方式体现出可供鉴别的特征，或为它们的发生，或为它们的伴随现象，或为它们所产生的效果。从这些方面考察喝奶的故事，就会发现，无论是那个反应还是其效果，都还不包含人类特有的东西，因为，一只猫遇到很烫的汤糊原则上也会如此反应，只是它不说“烫”。一遇到称谓（Benennung）的问题，就超出猫的能力。但是，并非每次说出一个称谓词都是一个判断，因此，特殊之处只能存在于伴随现象，存在于肢体动作和声音的变化之中。孩子仰头看着爸爸，这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一只狗在类似的场景中也会“求助地”仰头看他的主人。这属于体姿动作（Gebärde）的召唤功能。睁大眼睛也没有什么特殊意味，那只是孩子吸引注意力的符号，婴儿出生几周后即有此举。余下的就只有说出词语之时“大声和坚决的”态度。对于成年人而言，它们是表明态度的强化手段。“有一个上帝！”这句话，用大声、坚决和某种变化的声音说出来，就是强调说者的信念。经常还会有一个含义丰富的肢体表情相伴（绷紧身体，使用拳头或脚，它们都是表达的器官）。我们用德语说“表态”（Stellung nehmen），其本义大概是采取一种姿势，做好身体防卫的准备。所有这些在儿童那里又是怎样的呢？对此必须认真研究，才能明白最初的信念表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3）从单词句到多词句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发育阶段，儿童似乎已经发现了“烫”的一般性表现，发现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称谓。一个一岁的幼儿竟然能够取得这样的哲学认识！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个书本常识，至少绝不可能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至于“似乎”的含义，暂时还是一个不解的问题。但它却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儿童浅显的满足之中包含着简单的称谓，那么，这一称谓是否具备判断的价值。事实上，在我们成年人的表达中，简单的用词无需动用信念、认识和论证之类繁复的机制，只是在适当之时正好有某个联想机制被激活，某个适当的语词被模仿，除此之外别无奥妙。同样，在儿童简单而顺利的称谓活动中，说出适当称谓词的诱因可能是看到了某个对象，发愣、警觉性注视、目光往复运动、标准被激活，并最终获得确信的解决。简言之，一个称谓得以成为判断，其原因只能是在于不寻常、不顺利的状况。

但是，无论怎样，这个阶段的儿童表达内心都只使用一个词，因为每一个这样的词本身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人们用“单词句”（Einwortsatz）这个称谓也不失恰当。但是，如果将所有单词句都视为有限条件下简单的词汇模仿（Wortmalerei）或词汇判断，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孩子温柔地抚摸着玩具娃娃，说“乖”；满脸笑容地对着一小块褐色的东西，说“巧克力”；眼泪汪汪、生气而痛苦地对着椅子说“可恶”；瞪大眼睛躲在妈妈裙子后面寻求保护，同时对着一个可怕而陌生的人说“男人”，——这时，对他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给对象一个称谓，一个正确的称谓，其中除了我们所谓的判断之外还蕴含着说者的某种态度。当前，要在理论上清楚地解释这一切，依据客观的标准将它们明晰区分，对每一个儿童的发育过程进行跟踪，我们还缺乏基本的科学手段。我推测，这类处于萌芽状态的句子，其类型非常丰富，但最终都是表达、感召和描述的复杂交织和互动。然而，无论出于内心原因还是因为成年人的语言本就如此，描述功能（Darstellungsfunktion）——即所谓的陈述句——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功能则退居其次。

上述情形在无数事件中屡试不爽，其原因当然首先在于语言要求本身十分简单，规则少变，而且与特定的感知场景（Wahrnehmungssituation）相互吻合，因此，凭成年人的洞察力一般能够大致猜出它们的含义。声音的变化清楚地表达激动和平静、恐慌、要求和满足、高兴和厌烦或逆反等等情绪，而且，生动的肢体动作体现出儿童想要什么或拒绝什么，意指什么以及表达怎样的感情冲动等，这些都是对语言表达的支持。虽然如此，人们经常不能完全理解一个陌生的儿童，而只有在较长时间的接触之后，才能准确地说明他所指向的东西及其动作所表达的愿望。而充满爱心的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语词一般能够做出更多符合逻辑的解读。

总之，由此不会引发不良后果，除非是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对儿童残缺不全的言语方式采取草率的态度，或按照通常的规则粗暴地做出误解，于是便会阻碍其进步。儿童不会自愿放弃其舒适的单词句，况且人们也不能人为地训练他们一口气说出两个儿童语词，他们会自发地进步到双词句（Zweiwortsatz）和多词句（Mehrwortsatz）。至今对智力正常的儿童所做的观察说明，这一事件的时间点一般在2岁半之后。我曾经在14个月大的幼儿身上有此发现，也有些直到3岁才发生，但由此无法得出具有深远意义的相同或相反的推论和预测。那么，向多词句的进步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随着言说能力的提高，迈向多词句的内心准备也同时发生于发音器官之中。试想照谱弹琴的情形，新手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弹奏，而老手则一次看到较长的一串音符，并顺利地转化到指尖动作。另外，由同一个言语诱因引发的多词句，其语言刺激达到了一定的复杂程度，其中有些还只是所谓“双胞胎单词句”，例如两个呼叫词相叠而出，如“mama papa!”，或我们德语中两个表示惊呼的词合二为一“auweh!”，或一口气连续喊出两个称谓词“tante betta”。这时，多词句中的每个词都是对整体思想某个特殊部分或特殊因素的表达，最终，也体现出儿童内心思想的某种结构。因为，正如冯特（Wundt）所言，我们说出句子时一般是先产生整体思想，然后才是它的结构性表达，儿童大概也是如此。不过，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针对儿童初次使用多词句目前还无法做出更多的解释。从双词句向多词句的过渡，就不再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困难了，因为很快就会多个词一涌而出。这些词像是一个句子，却没有明显的结构规则（Strukturgesetz），例如fallen tul bein anna ans，用正常的德语来说大概是：Hans（说者）ist ans Bein von Annas Stuhl gefallen（汉斯被安娜的椅子腿绊倒了）。

施泰恩和施泰恩（Cl.& W. Stern）关于儿童语言的著作备受褒奖，书中对所有当时已知的儿童双词句和多词句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试图发现它们的结构规则，但还没有提出一个十分清晰的结论。我认为，对于有心理学背景的语言学家而言，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运用更新的辅助手段重新研究问题，而首先必须认真考虑节奏、语速和语调，因为，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这些极为重要的表达手段是怎样为儿童所习得和掌握的，又是怎样在构句时进行句法处理的。在词汇的变格、变位及其他句法变化形式出现之前，这些辅助手段的表现方式一定非常独特而含义丰富，有些问题在那些幼稚的句子结构中已然清晰可见、含义明确，例如颇受钟爱的“反命题”（antithetisch）结构，即先肯定句子中的某个对象，再否定其反面，或相反，如“stul nei nei-schoβel”（不要椅子，不要，怀里），“goβe nich puppe，kleine ja”（我不想拿那个大的玩具娃娃，要小的），“olol pa nä，ich pa ja”（不是Rudolf，而是我自己应该得到几块［糖］）。

（4）词形的变化

儿童起初使用的词都是没有屈折变化的单位，即通常所谓没有语法形态，也就是说，在所有场合，儿童对词语反复地接受或使用，但却不做变化：名词多为主格，动词为不定式，形容词为原级，且没有词尾变格形式，但是，却也出现诸如bennt（brennen）、gibt（geben）、will（wollen）等现象。这些全部都是称谓词，是同时实施表达和感召的手段。但是，在具体语境中这些基本功能中哪种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只能从声音变化、伴随体姿动作和场景因素推知。这就是语言的现状，应该引起比较语言学家的特别关注！我认为，首先是呼语（Ausruf）、命令和称呼（Anruf）（呼格）获得较为固定、逐渐常态的结构，所以，人们可以将它们视为初始的形态。显然，与这些意义形式相匹配的只能是音高和音强或者音调和节奏的变化，而不是音位的变化。另外，诸如papa brav（爸爸乖）、bös olol（Rudolf坏）、fallen puppe（玩具娃娃掉了）之类的儿童表达（经书面转写），都可以表达“断定”“问题”或“命令”，彼此难以区分开来。

在具体语境中，面对这类词语组合，幼稚的听者会不假思索地套用自己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语感进行解读，要求句子包含主语和谓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以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儿童相应的表现究竟如何。在一般性称谓和表达实践中，儿童的思维能力不断发展，体现出对词类的区分。我们应该运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方法，考察这样的区分是否有其客观根据。

儿童语言没有语音形态变化，这种现象持续数月，从开始牙牙学语直至1岁。德语儿童最初出现语音形态变化的时间点平均在3岁之始，但如上所述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我观察到一个幼儿，在1.2岁左右时已经说出多词句（参见原著5页起），大约1.3岁时出现语音形态的变化，在1.5岁时开始正确、自觉、轻易地完成词形变化。无词形变化这个阶段通常在双词句和多词句阶段还会持续几个月时间，然后，突然之间，词形变化的所有主要形式（变格、变位、比较级）几乎同时出现，这说明，它们可能处于儿童精神发育的同一水平。理解和模仿发生于自主构造之前，这个阶段的儿童更像是一个小小的“应声虫”（断章取义、掐头去尾），一听到“nun wird spazieren gegangen”（现在去散步），就自动确认：“baz egangen”（马上去），听到“gehen wir”（我们走），就说：“gehen wir”，有时听到“groβ”（大），有时听到“gröβer”（更大），就会学着说，这时，同一个词的两种或更多形式就出现于他的词汇中。至于这些形式在思维中是否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还无从知晓。随即情形就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开始类比构词（Analogiebildung）了！

因此，同样的形态一旦达到一定的量，诸如gröβer（更大）、länger（更长）、stärker（更强），就会出现十几个其他形态，其中也包括成年人语言里没有的现象，如把besser（更好）说成güter，把mehr（更多）说成vieler，把höher（更高）说成hocher，或者根据es ist nacht（夜里）而说出noch nächter（更夜）。这些形式一定是儿童根据其他规则，同时参照诸如groβ与gröβer的关系，自己构造而成的，如从gut变出güter。这说明在儿童这个阶段的思维中，这种关系十分活跃，这些形式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

这些错误的构造十分清楚地体现出儿童自主进行词形变化的情形，但如果认为儿童的构形只以这种方式发生，当然毫无根据。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也会使用正确的类比构形。从非常多的错误、奇怪的构形中，人们可以得知，类推原理（Analogieprinzip）在儿童那里非常活跃，他时刻准备根据规则构造新词，或者更应该说，旧知识发挥着某种心理学影响，Cl.施泰恩和 W.施泰恩（136页）甚至认为，儿童以所接受的少量形式为基础，自行习得其余大量的形式。

我们还将分析推理过程，以进一步考察儿童思维中的类推原理。这里，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施泰恩著作中汇总的那些广为人知的离奇、错误的构形。例如，德语儿童将变位形式简化，将所有动词按照所谓弱变化规则进行变位，于是出现了诸如gebleibt、geeβt、getrinkt、gegieβt、genehmt等变位形式，或者对名词也进行升级变化，如es ist nächter、es ist noch tager等。不过，最具创造性的还要数儿童造出的复合构词和派生构词，如mama-bäh und ilda-bäh（“老绵羊和小绵羊”，Hilda是她自己的名字），wach-hemdchen（“醒着的小衫子”，与夜里所穿的那件相反），eiβheiβ（冰热）、bitterheiβ（苦热）、wunderheiβ（酷热）、mausetrocken（老鼠一样的干燥）、hintermorgen（明天后的那天）、übergestern（昨天前的那天）、einblättern（孩子将树叶收集到一个袋子里），hinaufgeliebt（她爬到父亲怀里，并爱抚他）。典型的派生如eine nasserei（被当作水泼出去）、besuppt（从喝汤用过的勺子里）、vollgeascht、benacken（脱光）、dieben（stehlen偷窃）、lebendigen（使复活）、der mappler（一个拿着公文包的邮差）、hergeblasen（在街上奏乐的士兵，如sie kommen hergeblasen）。

发育障碍可以导致词汇构形受阻，这一事实具有理论意义。有些儿童并无严重的智力障碍，但在5岁多的时候还不能自己构造出语法正确的句子，甚或也不能正确地模仿口语。他们的话语由没有屈折变化的词堆砌而成，即语法缺失（Agrammatismus）。在轻度情况下，词形变化开始出现典型而严重的错误。有时，有些比较复杂的合成规则会给年龄较大的儿童带来明显困难，以致到了12岁说话还像外国人，虽然词汇量很大，造句却有困难。一般情况下，结巴（Stottern）、口吃（Stammeln）和囔囔（Poltern）等先天性障碍导致练习过少，可能是引起这类障碍的主要原因。

这样的障碍多为外因所致，过去没有发现这些现象的时候，人们会归咎于注意力和记忆力方面的缺陷。正常的成年人有时由于中风和其他神经损伤，也会出现类似的后遗症，我认为有必要与这些障碍进行比较，应该能够发现更详细的原因。在这样的病理情况下，用词几乎无懈可击，而词汇和句子的语法结构却严重受损，结果，两种过程一定程度上互不相干，并行不悖。深入研究儿童的这些表现，将会对语言心理学产生巨大影响。

类推原理是儿童思维的方法和工具，那么，哪些语言冲动和语言目的是这种工具服务的对象和产生的根源呢？

例如形容词的升级变化。儿童早已会说、会想“爸爸大”“玩具娃娃小”，随后，他还会把两个句子并列使用，表达丰富的思想。此刻，人们发现，其目的不仅仅是每一个断言本身，而且还试图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开始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儿童将表达自己坚定态度的“是”和“不是”运用于反命题表达式的多词句中（比较《文集》第6页），但随后就开始区分量的多和少之间的关系。必要时，这些也通过已经常用的表达手段得以实现，如对“更多”“更少”等形容词和某些独立词的重复、强调。深入研究儿童的这些表现，会很有启发。不过，开始阶段的模仿似乎是内容空洞的鹦鹉学舌，例如上述形容词的比较级变化，但其中却蕴含着词形变化的新手段。

我们又一次看到儿童语言发展的重大而意义深远的进步。他理解一切事物皆有其名，同样，他也感觉到所有屈折语言的基本原理，即通过词汇的语音变化可以表达关系。这种状态的出现，意味着他成长到了自发产生此类表达需求的阶段，可以说一只脚已经不由自主地踏进了形式的王国。真正有意义、最具特色的发现，莫过于一般化概括，莫过于将曾经理解的原理应用于各种具体情况。因此，如果上述判断正确的话，我们就应该提出理论的预测：主要形式的词形变化在儿童身上几乎同时发生。

（5）句子结构

关于句子的精细组织和句子结构的发展，除了出于直觉的认识之外，科学上知之甚少。句子与句子并排而列，并且没有出现连词，所以，人们会产生并列的印象。至于后面的成分是表示扩展、限定、让步、条件、证明或者其他，就必须根据内容、场景和声调来推测。句子从属结构的出现意味着巨大的进步，不仅对言说而言如此，对思维而言亦然。据观察，语言能力正常的儿童一般在临满3岁之时才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在我的观察中，大量德语从句早出现足足一年。一般情况下，首先出现的是表达外部关系的时间从句和关系从句，以及对于儿童而言十分重要的间接问句，然后才出现原因从句、条件从句和结果从句。根据施泰恩的观察，最大的困难在于非现实条件句。

（6）词汇

在美国，通过大量细致的数据统计反复说明了儿童从0.10岁使用第一个词到6岁入学时词汇量的增长情况。在这方面史密斯（M. E. Smith）有个列表非常可信，表明美国儿童词汇量的平均值为2岁272个，6岁2562个。儿童大致能理解这些词，但还不能自己说出来。德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下是夏洛特·比勒（Charlotte Bühler）的统计（《儿童与青年》159页）：

请注意，这是一组智力未受损伤的儿童，所表现出的数值差异很大，而另一组智力受损儿童2.6岁的平均值只有92。小学毕业生的情况，美国人统计为6位数。篇幅所限，这里不对这些研究一一作评，请参看麦卡锡（94页）。

（7）语言与环境

儿童与成年人发生个体言语接触（Sprechkontakt），在此前提条件下，满1岁时开始使用称谓词。儿童在能够理解话语的实体意义之前，如果没有长时间与他人“交谈”的环境，则不会形成称谓能力。这时，不会出现正常语言习得环境下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儿童在使用已习得词汇的同时还会使用自我构造的词汇，但他们并不使用自我构造的词汇来称谓人、物和场景。据我们所知，对语言词汇的处置绝不会自发而成，而只能依赖于语言范例和外部刺激。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初次使用词汇的时间介于11—16个月之间，一般说来男孩晚于女孩；相反，慈善机构中的儿童直到4—6岁才艰难地开始说话，因为在那里他们根本得不到成年人一对一的照顾。在孤儿院和幼儿园，会有人关心儿童的语言发展，例如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所在的伦敦战争托儿所（Londoner War Nurseries）的情形，但是，这些儿童的语言发展在时间和内容上都落后于得到个别照顾的家庭儿童。与母亲的情感联系构成语言发展的特殊动力。有许多著名的案例说明，正常儿童因与母亲关系不佳而不会学习说话。语言接触在幼儿阶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学习说话，另一方面是获得交往启蒙和交往安全感，这在3岁的问题年龄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儿童通过喋喋不休和反反复复的问题，不仅建构和扩大自己的词汇，而且同时希望保持与成年人的接触，这对他的情感安全感至关重要。个体接触的缺失意味着语言的迟滞和贫乏。

（8）语言发展迟滞的其他原因

语言发展滞后还另有原因，比如，严重的智力低下经常根源于语言使用的滞后。申克-旦齐格尔（Schenk-Danzinger，127页）对孤儿院遗弃儿童的研究表明，在智力差异很大的范围内，语言的萌发更多取决于环境而非智力，智力较弱的儿童就其天资而言学习说话的时间应该滞后，但因在孤儿院生活的时间短暂，相比智力水平较高而在孤儿院生活时间较长的儿童，开始学习说话的时间反而较早。

同样，1岁时发高烧或患传染病而后遗的轻微大脑损伤，也有可能导致语言萌发（Sprachbeginn）滞后。

即使没有语言障碍症（Sprachstörung）造成的后果，语言萌发滞后在幼儿阶段也会难以弥补。一般情况下，这些儿童的语言发展，直到学龄都不能达到应有的水平，不能根据经验将语言与内容相联系，不能用孤立的词和音来将语言客观化，而这些在我们的认识中是学习阅读的前提。

（9）语言障碍症及其根源

最常见的语言障碍症为口吃、结巴和语法错乱。“口吃”是指不能说出单个的音，其中，S、Sch和R困难最大。我们发现许多儿童在3岁前有发音缺陷，但一般无需特殊的医疗矫正即可克服。然而，如果到了4岁仍然存在这样的缺陷，那么，依靠自身就很难克服了，需要借助于语言治疗。口吃的根源多为智齿阻生，以及舌头与颌骨动作失调，最为严重的症状也许为语言中枢障碍所致。

“语法错乱”主要见于智力偏低的儿童，正常儿童出现这类症状的案例极少，这时，他们的语言中枢受过局部损伤，这种障碍表现为儿童不会语言屈折变化，使用名词时不用冠词和代词。智障儿童的语言成熟过程非常缓慢，但却可以逐渐克服语法错乱，而如果是正常儿童，对这样的语言障碍症就必须进行语言治疗。

“结巴”有两种表现，单纯的音节重复（功能性结巴）和伴有痉挛状呼吸紧张的音节重复（神经性结巴）。第一种形式经常见于低龄儿童，但如果不太在意其语言错误，不使儿童产生自觉意识，就会自己消失。相反，神经性结巴几乎都是神经症兆，是非常恐惧的表现。不过也有一些结巴根源于大脑受损，或者左撇子被强制改变习惯转用右手所致。无论哪种情况，都要进行彻底的心理学和儿童精神病理学的检查。对结巴儿童的医治，如果只针对其语言障碍症是徒劳的，治疗必须深入，同时，儿童父母的工作也十分重要。

1957、1958年，人们在维也纳的幼儿园组织了一次体检，在被观察的5岁儿童中，28.2%患有语言障碍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