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与意义

对近代中国新式银行的研究是近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金融史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金融体制改革，如何使银行适应当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是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问题。多年来，金融理论界对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主要是从国外的银行理论和银行制度中寻找理论依据和制度借鉴，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提供横向比较的借鉴资料。但除此而外，从历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新式银行的建立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探讨，对新式银行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银行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更在于这种研究能为我们今天银行业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纵向比较的宝贵历史经验。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天津商业银行、重庆商业银行等一批地方性银行相继成立，对于地方银行同地方政府、地方经济关系，与近代建立的省地方银行有相当的可比性。因此，通过对近代省地方银行经营管理及其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研究，可以为当今我国的地方银行改革提供一些启迪。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成为经济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并渐趋繁荣。其中有关近代中国金融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亦称丰富，涉及的问题颇为广泛。尤其是有关银行史的研究更是备受关注，据统计，从1980年到2003年，已经出版了银行史著作约50部，发表的银行史研究论文至少有300多篇。此后的十年，学术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关于中国近现代华资银行业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和突破，如关于银行业的机构设置、体制演变、银行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自身的经营管理等等，都有新的研究，在研究观点、史料运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断创新，而且还有相应的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与行史研究著述的不断问世。

目前关于近代中国华资银行业的研究日益受到海内外经济史学界的重视，不仅出版了如《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交通银行史料》、《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金城银行史料》、《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等一系列的史料书籍，为研究提供了基础，而且还涌现出一系列专题研究著作，如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刘慧宇著《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1949）》，石涛著《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程林著《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李一翔著《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台北出版），诸静著《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王晓岚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1915—1937）》等，以及大量学术论文。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发关注，最集中地体现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近代中国银行业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逐渐增多，如国家银行中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商业银行中的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南三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等都有专题研究，相关成果也陆续推出。但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主要集中于对国家银行和国内著名的商业银行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关近代中国省地方银行的整体与个案研究成果相对微薄，且多局限于就事论事，只对该行具体问题展开议论，而没有将其置于全国银行体制中加以研究，对于地方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则更显薄弱。从以下作者所搜集的有关近代中国地方银行整体研究及对浙江地方银行个案研究的情况，便可大致反映出此类问题的研究状况。

自近代中国地方银行产生以来，当时的学术界和学者就对这一经济现象就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反映当时中国地方银行的研究成果体现在周葆銮著《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徐学禹、邱汉平著《地方银行概论》（福建省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1941年版），郭荣生编《中国省地方银行概况》（五十年代出版社1945年11月版）及《中国省银行史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年7月影印版），刘佐人著《省地方银行泛论》（广东省银行1946年版），沈长泰《省县银行》（大东书局1948年版）等著述中，粗略分析了省地方银行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发展演变情况。这些当时学者的研究为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地方银行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产生了一些有关近代以来的中国地方银行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姜宏业著《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12月版），该书是当代学术界第一部全面论述近代中国地方银行发展演变历史的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多达200余万字，该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濬川源银行、四川省银行、重庆市银行、江苏银行、浙江地方银行等数十家近代省市地方银行的兴衰、业务情况、组织机构等的情况。由于涉及面十分广泛，对每一个地方银行的研究只能是线条性的，缺乏深入的探讨，不过，这部学术著作仍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借鉴。

目前相应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杨亚琴《旧中国地方银行的发展》（《上海金融》1997年第4期），杜恂诚《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地方银行》（《银行家》2003年第8期），刘京《民国时期地方银行建设思想及对当前地方金融体系构建的启示》（《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第9期）及张秀莉《限制与利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银行发行权的沿革》（《史林》2010年第5期）等少数论文从发展概貌、制度建设与纸币发行权等比较宏观的角度对省地方银行进行研究。其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近代中国省地方银行的个案探讨，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对安徽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汪昌桥《安徽地方银行史略》（《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马陵合《地方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定位与作用——以民国时期安徽地方银行为例》（《中国农史》2010年第3期），冯定学《试论抗战前安徽地方银行的农贷》（《传承》2010年第11期）及《民国时期安徽地方银行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等；对山西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张正廷《山西省银行片断回忆》（《文史月刊》1997年第1期），李永福《解放前山西省银行存在的合法性考证》（《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8期）及何惠忠、柳崇正、段宝玲《民国山西省银行的祁帮票商》（《山西档案》2007年第3期）等；对四川地方银行的研究，主要有张善熙《民初的两个“四川银行”和两种“四川兑换券”》（《四川文物》1994年第4期），白兆渝《刘湘与四川地方银行》（《文史杂志》2002年第6期），田茂德《四川省银行要略》及《四川省银行要略（续）》（《西南金融》2003年第5、6期），舒畅《四川省银行述论（1935—1949）》（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白兆瑜《王陵基王锡琪叔侄与四川省银行》（《世纪》2008年第6期），袁克林《四川地方银行及四川省银行纸币发行始末》（《东方收藏》2012年第9期）等；对广西银行的研究，主要有阳福明《张其煌与广西省银行券样票》（《收藏界》2002年第11期），祝远娟《民国时期广西银行与社会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张奇峰《新桂系时期广西银行市场化探析》（《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沈飞《广西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收藏》2013年第5期）等；对贵州银行的研究，主要有王庆德《近代贵州金融业变迁中的省银行》（《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4期），赖永初《我所知道的贵州省银行》（《贵阳文史》2005年第4期），萧良武《贵州银行研究（1941-1949）》（《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2期），沈飞《贵州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发表于《收藏》2012年第19期），安文《贵州银行的前世今生》（《当代贵州》2012年第20期）等；对云南富滇银行的研究，主要有常树华《再论富滇一富滇新银行》（《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唐云锋、刘涛《试论1914年—1935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博弈》（《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车辚《从富滇银行的历史看重建富滇银行的机遇与条件》（《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梁宏志、唐云锋《富滇银行时期云南金融恐慌的成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屠涛《历史上的富滇银行》（《传承》2009年第6期），汪良平、袁丽琴《缪云台与富滇新银行》（《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等。对陕西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李雨芠《民国时期陕西省银行小额贷款市场化运作经验探析及其现代启示》（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对新疆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袁自永《略谈毛泽民改组新疆省银行》（《新疆金融》1998年第10期），郭丽《民国年间新疆省银行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等；对直隶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申艳广《民国时期直隶省银行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3月），申艳广、戴建兵《直隶省银行挤兑风潮及其影响》（《江苏钱币》2011年第4期）等；对河南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何志成《解放前河南省银行的演变》（《河南金融研究》1983年第9期），徐维喜《谈谈旧河南省银行第一次的成立》（《金融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8期），王迎喜、王接福《李汉珍与民国河南省银行》（《中州古今》1995年第5期）等；对江西裕民银行的研究，主要有伍常安《近代江西地方银行业的几个发展时期》（《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张开东《论江西地方政府与裕民银行（1928年—1946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唐学智《民国江西裕民银行述论》（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12月），万振凡、张开东《论“政府主导模式”对中国近代地方银行发展的制约——以民国江西裕民银行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等；对绥远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赵敏《抗战胜利前后的绥远省银行》（《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苏利德《绥远省银行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内蒙古统计》2013年第5期）等；对西康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吴筹中、吴中英《西康省银行及其发行的藏币券》（《中国钱币》1995年第1期）等；对广东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叶少宝《局势发展与民国地方官办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一以抗战前广东省银行为例》（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等；对湖南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袁常奇《民国时期湖南省银行货币》（《金融经济·学术版》2008年第9期）等；对福建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陈锦祥、林德志《试述抗战前期的“福建省银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等；对山东省银行的研究，主要有朱连熙、孟珉《张宗昌与山东省银行钞票》（《中国钱币》1992年第1期）等。

以上这些论文，分别对近代中国各地涌现出来的省地方银行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个案分析与探究，虽然这些个案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所差别，有的省地方银行受到的关注度相对较高，如安徽、四川、广西、云南、江西、福建等，分别都有硕士论文进行专题探究，但仍有不少银行仅停留于一般货币发行与历史概述，还缺少有分量的深入探讨，但毕竟是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中国近代省地方银行的广泛建立，且各省地方银行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它们与当地经济的关系更是呈现出显著差异，因此，对于省地方银行的个案研究不仅显得十分必要，而且还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本课题研究者正是基于此点考虑，选取了近代中国地方银行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浙江地方银行作为个案研究，探讨其对浙江地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

纵观目前对浙江地方银行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2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迄今为止，虽然还没有一本学术专著出版，但涉及浙江地方银行的学术论文已在不断增长。现将主要的研究情况总结如下：在总体研究中，集中体现的成果是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与浙江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金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两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浙江金融业蓬勃发展和曲折前进的历程。其中对浙江地方银行的上层人事关系状况、基本的业务状况以及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作了一些粗线条地描述和说明，使我们对浙江地方银行发展的历史概貌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但却缺乏深入探讨。在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中还发表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如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陈佐夫口述、蓝周根记录《我所知道的抗日时在丽水金融机构简况》，许生谷《浙江地方银行简史》（《丽水文史资料》第5辑），童蒙正《旧中国省地方银行和全国省银行联合会组织》（《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四册经济金融分册），孙庆辰、杜保曾《旧浙江的银行》（《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陈天声《民国时期浙江地方银行轶事》（《杭州文博》2013年第1期）等，这些回忆录为我们研究浙江地方银行提供了一些较可贵的参考资料。

在研究性学术论文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王恭敏的《浙江地方银行沿革》（《浙江金融》1987年第10期）及《浙江金融史简述》（《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中，对浙江地方银行的产生、发展的历程进行了介绍。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浙江地方银行的专题研究逐渐展开，最初主要集中于对浙江地方银行的纸币发行方面，相应的成果有忆亚、中英《浙江官钱局、浙江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杭州市钱币学会编《浙江纸币》（西泠印社1996年版），马传德、徐渊《民国二年江、浙地方银行纸币》（《中国钱币》1997年第1期），戴建兵《关于民国初年浙江地方银行纸币》（《中华集钞》第六期），蓝银刊《也说浙江地方银行小纸币》（《收藏》2001年第5期），王彦龙《浙江地方银行及其所发钞票——兼与李家洪先生商榷》（《收藏》2001年第6期），吴东海、汤根火《关于浙江地方银行纸币的几个问题》（《东方博览》2004年第3期）等。以后逐渐扩展到深入考察浙江地方银行的发展演变历程、组织制度、经营管理以其业务拓展等方面。有关经营管理研究，最集中地体现在何品先生的研究中，在2004年6月27—28日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历史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权与钱的较量：1923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股事件评析》一文（收入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该文通过对浙江地方银行官商分股的历史积怨、升级、僵持、激化、消弭的考察，认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股事件，在浙江实业银行（包括其前身后嗣）的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其造成的官商股东分道扬镳、银行一拆为二的最终结果，都是近代中国其他官商合办银行所未曾有过的。在近代中国银行史上，该事件也是一项特例。此后，何品先生又在大量收集档案、报刊等资料的基础上，于200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从官办、官商合办到商办：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的制度变迁（1908—1937）》。该文对1908年至1937年的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在30年左右时间内发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从制度的层面考察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的历史变迁,探究从官办的浙江官钱局,到官商合办的浙江银行、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再到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在这段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中,该银行制度在章程规则、资本结构、组织机构、人事、业务、会计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和传承,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揭示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的历史发展面貌。由于文章的主体研究集中于1923年分家之后上海的商办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考察，因此，文章中虽然对分家以前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研究十分深刻，但对于分家之后留在浙江的官办浙江地方银行并没有过多的涉及。而对1923年分家后到1949年的浙江地方银行发展演变历史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则集中体现在周玮《浙江地方银行研究1923—1949》（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5月）一文中，该文依据浙江省档案馆中有关浙江地方银行的馆藏档案资料及相关文献，着重研究了1923年—1949年浙江地方银行的管理和经营状况等方面的内容，阐述了浙江地方银行的成立背景及发展演变过程，并从组织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对浙江地方银行的管理状况进行了梳理，对浙江地方银行的经营特色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总结。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借鉴与参考资料。不过，该文虽然对浙江地方银行存续期间的发展演变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但研究仅仅停留于浙江地方银行本身，对于浙江地方银行与中央政府、浙江地方政府关系以及浙江地方银行对近代浙江经济发展的作用等问题则缺少更加深入剖析。此外，张根福的《抗战时期银行界的迁移及其影响——浙江省个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在从总体上考察浙江省银行界在抗战时期的迁移情况及业务情况的同时，也论述到浙江地方银行在抗战中的一些业务情况。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既为我们奠定了研究的基石，有助于加强对浙江地方银行的初步认识，同时研究中的不足与空白也为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空间。

正因为如此，对浙江地方银行的个案研究，从学术上来说，不仅有助于丰富对近代中国金融企业的个体研究，更有助于完善对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整体考察，还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华资银行业中地方银行的演进历程，对于丰富和完善近代中国金融史的学科内涵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对近代浙江地方银行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快速增长，其比重已占据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尤其是浙江乃当今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省份之一。然而，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仍面临着许多不利的环境和考验，一个突出的困境是，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从现有银行机构获得的信贷资金支持却十分有限。1992年末，银行发放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占整个银行贷款总额的5.4%，十年后到2001年末，这个比例却降到了4.24%。经济是金融的基础，但任何一种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金融的能动性推动作用。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崛起与迅猛发展，现实越来越强烈地呼唤构建一个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浙江是当今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如何发展地方金融，为地方民营经济服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极为现实而迫切的任务，为此，我们需要从横向观察中研究借鉴国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对于近代中国地方银行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无疑将为我们提供不可多得的纵向比较的历史经验。因此，本著作选取了在近代中国发展相对比较成功的浙江地方银行，这个省属地方银行作为个案，通过对浙江地方银行产生、发展的历史兴衰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从而探讨它独特的经营理念和在浙江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有力作用，从而为当今浙江及各地方银行业与浙江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也为完善我国金融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和指导。

正是基于以上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在2003年，我们选择了《近代浙江地方银行研究》作为重点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在此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近代浙江地方银行与政府之关系研究》（《财经论丛》2006年第6期），《民国时期浙江地方银行的农贷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浙江地方银行与近代浙江工商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等。其中，论文《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获2005年9月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社联联合颁发的“浙江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活动一等奖。其后我们继续补充资料，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加深，直到十年之后，才最终完成了课题研究初稿。因此，这部专著，不仅凝聚着著者十一年来的大量心血与心得，也汇聚着所有关注这一领域的前人和今人的宝贵智慧，是集体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