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类政治史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现代现象”，莫过于16至17世纪欧洲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诞生。这种全新国家形态的出现，是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体系及其近代历史诸多现代性因素耦合的结果。持续不断的战争成为推动国民国家出现的原始动力，以市场为领地的资本逻辑则是根本动力，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和专制王权扩张要求的合作，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也必然要求有作为公共性权利的国家界定以及产权和私人利益的保护。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曾说：“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17世纪，以英国为先导，西欧国民国家逐步形成，通过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国民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文明形态获得了普遍适用意义，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称其为“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至19世纪，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国民国家的浪潮之中，整备制度、强化主权、致力统一、实现认同。没有跟进的传统国家，则不可避免地将最深重的民族灾难留给了20世纪，直至今日仍在承受着历史所带来的巨大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