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事出版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

1962年8月，我调到文化部出版局之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视野扩大到整个出版界的历史和现状。我在业余时间想对出版工作做些研究，但开始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目标，因而走过了一段弯路，自恃年轻精力旺盛，急于求成，对研究的方面铺得太宽，结果事与愿违，白白浪费了不少光阴，收效不大。后来慢慢悟出一点道理：学习和研究工作要有所收获，并无捷径可走，必须有刻苦顽强的精神，脚踏实地，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研究工作的“起点要低”，即针对工作需要和个人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目标来确定研究课题，要少而精；但研究工作的标准不能低，研究成果要向高标准看齐。在确定了主攻目标后，先从收集资料入手，要像磁铁吸铁和海绵吸水一样，尽可能多地寻觅涉及这一专题的资料，然后要用“沙里淘金”的精神去粗取精，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拿出有一定质量的研究成果。当然这首先要具有不怕麻烦、持之以恒的坚毅精神。

思想端正以后，我树立了这样的目标：无论领导分配我做什么工作，我都要“干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边研究，舍得下笨功夫，争取做出好成绩”。下面举出我做研究工作时间较长，研究成果较多的三项为例。

一、辞书研究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家出版局会同教育部报经小平同志批准，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我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并和商务印书馆朱谱萱、朱原同志一起制订1975年至1985年全国编写中外语文词典160种的规划（草案）。会后，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写了报告，经小平同志和因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务院于8月23日下发全国执行。我受国家出版局领导指示，在出版部负责辞书出版管理工作。遵照陈翰伯同志的安排，先抓几部影响较大的大型汉语辞书。其中《辞海》的修订工作已由上海在抓；《辞源》的修订和新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这三部大型汉语辞书由华东、中南、西南12个省、市、自治区的出版、教育部门协作进行。随着工作的进展，不断有新的情况和问题出现。在省、市、自治区的协作中有些重要问题需要国家出版局协调解决，我就经常和教育部高教一司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出版局的词典工作办公室和上海、四川、湖北三地的“汉语大词（字）典编纂处”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全国辞书编写、出版信息的交汇点，将了解的情况及时向局主管领导汇报并提出处理意见供领导做决策参考。国家出版局（1987年后为新闻出版总署）主管辞书的领导同志先后有陈翰伯、许力以、边春光、刘杲，还有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季啸风。

我从1974年7月在国家出版局参加陈翰伯同志组织的词典调查组到上海调查辞书编纂情况开始；1975年在陈翰伯、许力以、边春光、刘杲、陈原、季啸风等几位领导抓《辞源》的修订和新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的工作时，我先后担任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和修订《辞源》（4卷）编审领导小组的联络员，新编《汉语大词典》（12卷）和《汉语大字典》（8卷）工作委员会委员。我从1975年几部大型辞书的开创工作时起，一直到1994年全部完成时止，随几位领导除在北京召开会议外，还到过上海（5次）、苏州、无锡、扬州、杭州、宁波、合肥、黄山（2次）、安庆、福州、厦门、广州（2次）、郑州、长沙、桂林、重庆（3次）、成都等地，为辞书工作召开或参加会议、调查研究，十八年内共有25次。

为了做好辞书管理工作（我离开出版部之后是兼管），为局领导做好辞书参谋工作，我边干边学，用了很多时间对我国辞书编纂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研究的成果和心得写成文章，如在《辞书研究》杂志，《中国出版年鉴》和香港《大公报》的“中文辞书专刊”等报刊上发表《中国辞书史话》《中国辞书编纂出版概况》等多篇文章；还广泛收集资料，将1949年10月到1986年底全国出版的中外语文、专科辞书（不收私营出版社出版的辞书）整理编目（对每本辞书有简要介绍），在《辞书研究》连载，共22万余字。据该刊编辑部告知，这份编目受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外国研究中国辞书的人员重视；国内多家图书馆、科研单位也反映，这份资料对他们了解、选购、补缺辞书很有用处。

二、年鉴研究

1979年11月，我由国家出版局的出版部调研究室，参与我国第一部《中国出版年鉴》的创刊工作。当时，我是在“不知年鉴为何物”的状况下进入这项工作的。《出版年鉴》第1册（1980年）创刊号是在陈原同志的指导下，由研究室主任倪子明同志主编。84岁高龄的中国版协名誉主席胡愈之同志应约写了《发刊词》，对这本年鉴的创办赞扬“是一件大好事”，同时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希望。

1981年中，子明同志受命调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中国出版年鉴》的编辑工作全部交给我负责主持。这突然而来的变化，迫使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加紧学习、研究。当时手头仅有两本同类参考书——台湾和日本的《出版年鉴》。它们基本上属于“总书目”加“出版名录”的模式，有关全面介绍出版情况的内容仅占很少篇幅。而我国早已出版《全国总书目》，没有必要再做重复劳动。因此，我和年鉴编辑部的同志边摸索，边学习国内陆续创刊的专业年鉴，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体会，并紧密结合出版工作的实际不断改进，创出自己的特色，使《中国出版年鉴》具有资料性、存史性，加大了信息量，并努力做到常编常新。

我从1980年到2010年的三十一年内，先后担任《出版年鉴》的编辑（1980年）、编辑部主任（1981年—1986年，实际负责主编工作）、主编（1987年—1994年）、年鉴编委会副主任（1995年—2003年）、年鉴顾问（2004年—2010年）。我因过于劳累，1994年5月、1996年5月两次患脑梗塞（幸治疗及时，没有留下后遗症），才于1994年辞去年鉴主编，由年鉴副主编刘菊兰同志（原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编辑部主任），从1995年起接任年鉴主编。

《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创刊时，全国仅有6种年鉴出版，到2005年已发展至2000余种。我从1985年开始和年鉴界几位老同志共同创立年鉴学术团体并参与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全国“年鉴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国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顾问，并任《年鉴工作与研究》（季刊）1991年至1994年的主编（共出15期，总字数300多万字）。我还编写了《中国年鉴概览》等研究文章在报刊发表，并多次在各种年鉴学术会议上做年鉴发展概况和提高年鉴编纂质量等讲话。

三、中国出版史研究

这是我用力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一项研究课题。

我调入文化部出版局工作后，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张静庐花费近二十年时间收集、整理、辑注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我在学习、研究之后，萌发了收集我国当代出版资料的愿望，便结合工作，注意从多方面收集有保留价值的出版资料。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后，经过一年的整顿，从1978年起，全国不少地方出版部门陆续建立了一些培训出版、印刷、发行干部的机构。在国家出版局主办的《出版工作》刊物上，有人提出编写《中国出版史》的建议。1979年12月20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后，收到一些地方干部培训机构的来信，有的信中说：“我们出版部门担负着为各级学校、各专业学科提供教材的任务，可是为自己培养出版事业接班人的教材却一本也没有。……我们自己动手写，属于业务知识的教材还可以应付，但一接触到‘出版事业史’的教材就束手无策了。我们拥护《出版工作》上发表的建议，请你们迅速组织力量付诸实施，以应燃眉之急。”中国版协秘书长宋木文同志收到信后，转交给版协副秘书长（时任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任）的倪子明同志考虑。子明同志了解我多年收集出版资料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出版史料文章，便向我建议是否可以试试。我考虑到自己的学识水平有限，未敢贸然答应。我说张静庐先生1958年后，在继续收集整理中国出版史料的同时，还计划编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并做了充分准备，编了大量卡片，但一直到他1969年9月病逝时也未能实现，可见此事之难。子明同志说，现在的情况已有变化，并已具备了一些有利条件。他对我谈了黄洛峰同志的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说的是1958年11月，文化部直属的文化学院开学后，出版发行工作没有教材，担任院长的黄洛峰同志就组织学院开办的出版发行研究班的学员自己动手写。开始时学员感到编书一无资料、二无前人著作参考，有畏难情绪。黄洛峰鼓励他们说：“正因为没有前人著作，才有编书的必要，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写，又靠谁来写呢？我们干出版工作的时间都不短了，大家的实践经验就是丰富的活资料，也还有一些文字资料可以利用。”他鼓励学员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有“第一人吃螃蟹”的勇气。第一稿不一定令人满意，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反复补充修改，就能逐步完善，成为一本好书。

当时，我已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界和印刷界都已有专家写了多部中国书史、印刷史出版，而明确以《中国出版史》为书名的专著却一部也没有。在倪子明同志的热情鼓励下，我就是抱着“第一人吃螃蟹”的勇气，决心试试看。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我收集出版资料一直没有间断过，历年积累的史料已有相当数量。我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时，曾经兼管一个时期的样本室。我对这项烦琐的每天拆包、整理、上架的工作没有看作是一项负担，而是将它看作是一项积累知识的特殊任务。全国出版社和杂志社按照规定必须缴送国家出版局的所有样书样刊全部经过我的浏览，凡是对于研究我国出版史有一点参考作用的资料，我都随手将主题内容和书刊名称、版别、页码、出版时间记在卡片上，以四角号码编号分类保存，用时一索即得。在离开出版部到研究室工作后，出版局的样本室仍是我经常去浏览新到书刊样本的地方。

在倪子明同志的热情鼓励下，我从整理多年来收集的资料入手，拟出写作提纲，动手写了《中国出版简史（初稿）》。这份《简史》从中国古代写起，这就要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为此，我在较长的时间内，除认真研读了中国通史和多部断代史的重要著作外，还研读了中国文字学史、史学史、文学史、哲学史、书史、印刷史、造纸史、科学技术发展史以及美术、农业、医药、考古等各专科的一大批专著和书刊参考资料。而且只能利用每天早起、晚睡和节假日的业余时间进行。从1980年上半年起，将试写稿按章在《出版工作》（《中国出版》杂志的前身）连载。

当时我的想法是：我现在尝试写了第一部，虽然内容粗浅，但有了第一部，今后一定会有人写出第二部、第三部……内容更好的出版史问世。我的《中国出版史（初稿）》经过不断修改、补充，于1995年下半年送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吴道弘同志审阅后，同意列入他主编的一套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书中，易名为《中国出版史话》由东方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道弘同志并写了一篇很好的序文推荐。写作这本小书的过程是我后半生中读书最多，在知识上获得大丰收的时期。

1999年10月，日本文化界一个自费到我国成都等地参加围棋比赛的联谊会中有位名叫前野昭吉的日本人，途经北京作短暂停留期间，在北京棋友的帮助下，通过人民出版社打听到我的住址，专程找到我家。他说在日本自学了中文，对我国出版界的历史有些了解。他在书店中看到有英国等外国出版史出版，他认为中国出版业的历史十分悠久，却未见有中国出版史的日译本出版。后来他在东京专门出售中文书籍的东方书店看到我的《中国出版史话》，便想译为日文出版，特来征求我的同意。我很高兴他能将这本书译为日文向日本朋友介绍。时隔三年，到2002年底，我从人民出版社拿到日本新矅社出版后寄来的《中国出版史话》日译本。译者在书中加进了大量注释，帮助日本读者了解情况。他在《译后记》中说：“本书内容涉及从殷商到现代中国约三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叙述了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版情况。另外，还为读者列出了必要的文献，出版统计、年表完备，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书。”

我对中国出版史研究所做的努力，也得到国家出版局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陈翰伯同志常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内部资料批交研究室参考或在《中国出版年鉴》上刊用。翰伯同志1988年病逝后，由《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同志接任，我跟他到了上海、浙江、安徽等地召开《汉语大词典》会议。有一次在闲聊时谈起有关出版史研究的话题，他说他就是看到我在《出版工作》上连载的《中国出版简史（初稿）》而了解我的。当他不再担任国家出版局局长时，曾对我说过：“我们一同到出版发行研究所去吧。”使我很受感动。

由于我写的《中国出版简史（初稿）》在《出版工作》上连载，并在《中国出版年鉴》上陆续发表介绍我国出版工作发展概况的文章，引起各地出版领导机构和有关研究单位的注意，邀请我到一些培训机构介绍我国出版工作情况，例如1981年内，先后于1月15日在北京市出版局举办的全市图书发行业务讲座上，12月4日在中央国家机关、科研系统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图书馆学专业培训班专题学术讲座上介绍《我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这两次在介绍完毕后，还放映了峨眉电影厂摄制、我参加编剧的彩色科教影片《书的故事》三集。

1982年2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编辑学习班讲我国编辑工作的历史概况。

1983年3月，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编辑部之约，担任该书中国条目主要撰稿人和审校者，对原书有关中国图书条目重新撰写，共写了1万多字，绝大部分被采用，该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1986年8月出版。

在1985年内，5月份我写的《欣欣向荣的出版事业》在《中国建设》中文版、英文版发表；6月28日在国家出版局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我开头讲了一段话，接着就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将我在《中国建设》英文版上发表《欣欣向荣的出版事业》的内容，于7月4日在国际广播电台用24种语言对外广播。8月份应邀在北戴河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举办的“总编辑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做《信息和出版工作》的发言，讲话稿在《天津出版工作》1986年专刊上刊载；11月份应文化干部管理学院的聘请，担任该院授课教师，讲授出版业务知识。

1989年8月，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和北京图书馆在北京共同主办“中文图书资料收集、整理与利用学术研讨会”，邀我去介绍我国出版概况。我利用历年积累的大量资料做了汇报，受到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都是外籍华人）、香港和国内各大图书馆代表的好评，他们很感兴趣。半年后，一位美国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馆长来访时告诉我，这份讲话材料曾在北美一些收藏中文图书的图书馆复印散发，认为对了解中国出版概况很有帮助。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研究中国古代书史、造纸和印刷史的著名专家钱存训博士看到我写的《中国出版简史》和其他出版史资料后，主动将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古代书史》（又名《书于竹帛》）和新著的关于中国造纸史的几篇论文，寄至国家出版局赠送给我；1990年7月，他为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专著的《纸和印刷》中文版由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2年10月为庆祝钱存训先生八十岁生日纪念而出版的《中国图书文史论集》由现代出版社出版，钱存训先生都通知出版社给我送了书。

1993年11月5日，我在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召开的“两岸图书出版合作研讨会”上做《中国大陆出版信息概况》的发言；台湾《出版人》杂志于1994年3月号发表了我的发言稿。

准备讲稿的过程，也加强了我的责任感，使我更加注重对有关资料的收集、研究，促进讲稿内容质量的提高，也对我的本职工作《中国出版年鉴》编纂质量的提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0年初，国家出版局接受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委托，指派我到该厂编写向少年儿童进行爱读书、爱护书教育的科教电影剧本。我在北京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先到中央电视台访问了少年儿童部负责人，请她介绍少年儿童科普节目应注意的问题；又到中国印刷科技研究所访问曾为科普电影写过《中国的印刷》电影剧本的丁一同志介绍经验体会。之后，我到四川峨眉电影厂工作了一个多月，首先到摄影棚参观拍摄影片的实况，接着看了一批科普题材的影片。但对于如何写好给儿童看的科普影片剧本心中并无多大把握。有一个星期日，我认识的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汉语大字典》编纂处主任崔之富同志约我到武侯祠内的茶室喝茶，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四川出版社正在印制一本名为《七十二变》的彩色儿童画册，书中所画的孙悟空形象可以作几十种变化，我由此得到启发，回厂后迅速写好剧本初稿，在影片导演章尔扬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共同完成了《书的故事》科教影片的剧本。我根据所掌握的历史知识，通过中国古代书籍的产生历史、一本小画书的生产过程和国内外出版的生动而奇妙的书等三个方面，向孩子们进行形象生动的教育。峨眉电影制片厂对这部科普影片很重视，组织了两个摄制组，分别在北京、天津、西安、成都等地同时拍摄，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国家文物局特批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实地拍摄古代有关历史文物和“四库全书”等珍藏古籍。版本图书馆和北京、上海、辽宁等14家出版社提供了二百多种国内外新出版生动有趣的儿童读物供影片选用。这部彩色科教影片于1981年初在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两次播放，全国各地电影公司共订拷贝一千多部，是峨影厂科教影片发行量最多的一部，各地电影院多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书的故事》，很受观众欢迎。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影评中也对《书的故事》做了好评。影片被中国电影家协会四川分会评为“最佳科教编导奖”，并被“四川省优秀文艺作品评奖”评为“1981年科教电影一等奖”。我受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委托，将影片改编为《书的故事》电影连环画册，初版印行84,500册。

我在文化部出版局和国家出版局、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工作岗位上一直忙于本职工作，对出版史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成果有限。我对中国出版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在1993年退休之后的二十年中完成的。其中承担的最大一项任务是担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大型出版工程《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成员，负责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的《绪论》，第一至第七章（1949年—1979年）和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大事记》三部分的撰稿工作。考虑到这部《中国出版通史》对填补中国出版史研究空白的重要意义，我在开始动笔之前，首先用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多次到几家大书店和图书馆寻找有关我国各行业当代史的著作，尤其重视相关行业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印刷通史、上海通史（当代文化卷中的出版部分）、中国图书发行史等书，从中汲取有参考价值的经验体会。对于如何正确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中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则重点阅读权威性的中共党史新著和高校重点新教材。在写作时对这些敏感性问题没有回避或轻描淡写，在叙述方法上没有简单化地一概否定，而是通过具体、真实的史实如实反映。对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978年，由于“两个凡是”的方针，史书多以“两年徘徊”为由做了简单处理，我以亲身经历这一时期出版事业的实况，专门写了《拨乱反正时期的出版事业》一章，以大量史实反映1977年至1979年国家出版局党组在王匡、陈翰伯同志的领导下，为出版界的“拨乱反正”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使“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出版事业，在较短的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

我为《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写的初稿，从2001年至2006年历时六年写了44万字，由于《通史》9卷的篇幅统一规定每卷40万字左右，在本卷修改、定稿时，我将篇幅压缩为21万字（改革发展新时期的各章由魏玉山同志撰稿）。全套《通史》9卷于2008年12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一次出齐。

2007年，我在完成《通史》的撰稿之后，将我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出版史研究文章、资料，选择部分汇编为《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排出清样，由于内容收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出版工作的指示等，以及“文革”时期的出版史料多篇，出版社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总署报请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审阅。该机构的审阅意见是：

“本书是一部有关出版史料的文集，汇集了作者论述新中国出版工作的各类文章38篇。文章内容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业在各历史阶段的发展概况，重要书籍的编写及其出版发行情况，出版行业中各门类的发展历史，还有作者对在出版事业中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的研究。全书文章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工作的方方面面，内容比较全面、丰富。由于作者长期在出版行业工作，担任过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亲身参与或见证了出版行业中的许多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长期以来收集了大量的出版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研究文章，从而使本书记叙的史实比较准确，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出版史料，对读者了解或研究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中的文章大部分已经公开发表过，未发现有不当的观点和不准确的史实。”

《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由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书籍出版社于2007年5月出版。

2002年中，我受辽海出版社之约，和北京大学肖东发同志合作，共同担任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新闻出版总署专业系列教材重点项目《中国编辑出版史》（下册）的主编之一，我负责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的各章撰稿，全书完成后，书稿经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阎晓宏司长、中国编辑学会吴道弘副会长审阅后，辽海出版社于2003年4月出版。

2009年10月，我在参加河南大学出版社《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了解到，该社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版了关于编辑、出版方面的图书40余种，在当前出版这类图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该社为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深感钦佩。我和河南大学出版社老社长宋应离同志有过多年的交往成为莫逆之交，在他和该社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的第三本关于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出版史话新编》60余万字，于2010年10月由该社出版。

除了以上文集外，我在中国出版史研究方面，还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 1979年12月，应国家出版局外事司之约，为在香港举办的《中外字典辞典展览特辑》撰写《中国辞书书版概况》，于1980年1月11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2. 1980年受国家出版局外事司的委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亚洲图书发展》（英文季刊）中国通讯员，于1980年至1994年撰写中国出版工作概况中文近8万字，先后由外事司杨德、翟一我同志译为英文后发稿。

3. 担任王子野同志任主任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编委会委员，负责全书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概况”撰稿，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4. 担任许力以同志任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出版学科编委会委员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并撰写“中国出版史”长条1.1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5. 担任许力以同志任主任的《中国出版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并撰写“出版大事年表（公元前4800年—公元1994年）”9.5万字，书海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6. 参与刘杲、石峰同志任主编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编辑工作，负责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的撰稿，23万字，新华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7. 参与宋原放同志任主编的10卷本《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和《补卷》中的当代部分出版史料辑注，110万字，山东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5年出版。

8. 担任宋木文同志为顾问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40卷中的“出版学”分支主编，内容收有出版学、编辑学、图书发行学、出版史的研究（分别由袁亮、邵益文、郑士德、肖东发著）和若干条目，11万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9. 担任袁亮同志为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的编辑工作，任副主编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十一年各卷的执行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至2009年出版。

10. 担任《编辑之歌——怀念远去的英才》主编，本书共收怀念21位我国已逝世的著名编辑家的文章23篇，文章的作者曾分别担任过著名出版社的正、副总编辑或著名杂志的正、副主编，以及在出版社、杂志社工作多年的老编辑。本书作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策划的“书林守望丛书”中的一种，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26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