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尾声

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我国当代出版史进行研究后，曾经陆续在书店中购置一些有关对出版史研究有参考作用的图书。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特别是我在承担主编《中国出版年鉴》的工作后，在各地结识了一些对出版史研究有兴趣的同志，陆续有人赠送给我或和我交换了若干出版史方面的图书和资料，日积月累，我的书架上关于出版史研究的图书和资料逐渐丰富起来。

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我经过六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1979年卷的撰稿任务后，一大批参考书已完成了参考的作用。我经过思考和比较后，决定将多年积累的参考书和出版资料进行清理，分两批捐赠给出版博物馆。

2005年10月21日，我将多年收集的有保存价值的出版文件、报刊、资料、照片等选出117件（包括原件77件、副本和复印件40件），其中有黄洛峰同志1942年12月4日在重庆亲手装订，在封面题了字的《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还有国民党政府审查图书、杂志、查禁进步书刊的文件、批件（原件），1945年7月重庆“出版业为文化危机向国民参政会紧急呼吁”的手抄副本等；以及“文革”初期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外文出版局与部分出版、发行单位“造反”组织编印的《十七年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等“大批判”小册子，上海出版系统“造反”组织揭批“三十年代黑店”（指生活书店）的打算和调查计划（手抄件）等。这些材料都是我在“文革”中从有关单位准备送纸厂化浆或“造反派”扔弃的废纸堆中抢救出来的。此外，还有我珍藏多年的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编印的《出版工作文件汇编》（1948年12月—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委、出版总署、文化部发布的重要文件原件或副本，等等。

五年后，我已进入83岁的高龄，趁健康情况还允许的条件下，对全部藏书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理，选出对出版史研究还有保存和参考价值的图书和资料500余种，交由出版博物馆联系好的运输公司全部车运到上海。在这批图书中，包括我已出版的所有著作、我主编的和参与编辑的图书，《中国出版年鉴》从1980年的创刊号到2008年的一整套年鉴，我历年从多方面收集的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编印的全套出版文件汇编，著名出版社编印的社史、纪念刊，以及中国出版史、新闻报刊史、中国印刷通史、中国图书发行史著作和参考图书；还有我多年收集的中国历代出版史方面的剪报资料等。

出版博物馆派了专人来我家对捐赠的书刊和资料进行清点后，开具《出版博物馆藏品征集凭证》，注明“上述物品今后由国家统一处理”，由我和出版博物馆的经手人共同签字。

出版博物馆对于我捐赠的数百册图书和一批文献、资料经过整理后，集中收藏于“出版博物馆、韬奋纪念馆藏品部”库房，放入新制的白色橱柜中，在玻璃门外中部标注有“方厚枢捐赠”字样。

我将以上这批出版史研究的书刊和文献、资料捐赠给出版博物馆，找到了最合适的地方，今后可以让它们继续为有志于我国出版史研究的同志们服务，更好地发挥作用。

时光流逝，2013年4月，在我人生的旅途中，转眼已跨入86岁。回顾我从1943年4月进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工作起步，直到2012年8月止，六十多年来，我参与编辑和主编的图书、报刊，共计28种，总字数4650余万字；我在书、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资料，据手头尚存的样书和剪报的不完全统计，至2013年7月止共有500多篇，总字数520余万字。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大部分都是我在退休之后的二十年内完成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健康情况的下降，近几年写作的数量逐年减少。以2013年上半年来说，仅在5月和6月为商务印书馆新成立的百年资源部编印的《馆史资料》写了20世纪70年代我参与《辞源》修订工作的历史回忆和“文革”时期关于商务印书馆历史的若干片断回忆两篇2万余字；我响应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部同志组织部分老同志谈口述历史的活动，写了《出版工作七十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已于7月中旬修改、定稿。鉴于我的健康情况，我的出版研究和写作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了。从留下的这文字篇章中，可以了解我一生跋涉的足迹和走过的艰辛旅程，借此也向多年关心、指导、帮助我的多位领导同志一个简略的汇报；同时也给赠书给我的老同事及老朋友们一个回报吧！

2013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