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我先后在文化部出版局、“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连续工作没有间断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红卫兵”大串联于8月开始，各地文化、出版部门的大批人员也来京串联，文化部机关大楼内挤满了串联人员，连每层楼的走廊过道上都住满了人。文化部办公厅组织各司局的工作人员做专职接待工作。各地文化、出版系统的来京串联人员首先向接待处按人头每人领取每天七角钱的生活补助费，由领队在收据上盖章签字（这些组织的图章都在领队的口袋里）。他们白天外出到各高等院校看大字报和到各大机关看公开批斗“走资派”的场面，晚上就在楼内各处打地铺睡觉。出版局在五楼，全局办公室最后就剩下我所在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办公室”一间房间（屋内墙上贴满了各种毛泽东生活像和单张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书柜内陈列各种毛泽东著作的样本，当时称为“红宝书”），无人敢占领。直到办公室对外已无人来访就结束了。当时出版局抽出少数人正在筹备召开“毛主席著作印制计划会议”，在局办公室已无法工作，被迫改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内做筹备工作。会议于1967年1月10日在民族饭店召开，仅开了六天就被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群众组织造了反而草草收场。1月19日，文化部机关大楼也被“造反派”造了反，大楼内包括出版局在内所有机构全部陷于瘫痪。在文化部大楼内处于一片混乱时，各地来京串联人员随意扔弃了各种“大批判”的小册子和传单、小报等资料。我从中拣出了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出版、发行部门等的“造反”组织编印的本部门《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等类“大批判”小册子；我还在一些废纸堆中拣出一份上海某“造反”组织制订的“揭批生活书店”的工作计划（手抄件），将1930年代在上海创建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进步书店批判为“三十年代的黑店”，说什么“他们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替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并筹划编写《生活书店店史》，为其树碑立传，企图而且实行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按生活书店的‘样板’演变为资本主义出版事业”，这份材料中还附列了揭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详细计划，开列了45人的名单一一进行调查访问，“要问清中共中央1949年7月《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是哪个司令部下达的？其企图目的是什么？”等等8个问题。这几份揭批计划和调查计划制订于1967年6月19至24日，计划要求外调工作从7月初开始。调查计划结果及后事如何均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行动以及他们的企图，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以失败告终。

从1967年4月下旬开始，“中央文革”宣传组派人分别和首都出版系统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联系，了解情况，酝酿成立一个业务班子。

4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中央各机关各派的代表，在讲话中提到：“文教口子已经拆散。中央文革小组直接管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新华社。中央文革小组下设宣传出版、艺术电影、教育三组。出版局属出版组管。剩下卫生部另外分口。”

经过一个短时期的酝酿、磋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任务和工作范围，在“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办公室”印发给中央有关部委、军队、新闻单位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的通知中做了如下说明：“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旧文化部出版局及所属单位归中央文革宣传组管理的决定，为了使原出版局一些急须办理的业务、行政工作照常进行，暂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领导职权。”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下设秘书、印制、物资三个组，工作人员前后略有变动，参加工作时间较长的有13人，分别来自国家计委和首都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单位。文化部出版局工作人员42人中，仅抽调我一个人参加这个办公室（可能是由于我曾在出版局设立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办公室”工作，比较了解情况）。

“中央文革”宣传组负责人在办公室成立时曾对参加工作的人员宣布三条规定：

1. 调来的同志不搞运动，不能把不同观点带进来辩论，贴大字报；

2. 党员成立临时支部；²

3. 工作人员和原工作单位只有工资关系，回去后不能以办公室名义支持这派反对那派。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抓1967年完成《毛泽东选集》8000万部的计划。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从首都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抽调的部分人员一起组成几个调查组，分别到华东、中南、西北等重点省、市、自治区了解《毛选》出版、印制情况。我担任华东调查组组长，全组5人先后到了山东济南、青岛，安徽合肥，江苏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因为各调查组都持有“中央文革”宣传组办公室开具的介绍信，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我们每到一地都向接待单位说明，我们只是来调查《毛选》的印制情况，不会调查其他情况。但是在印刷厂两派斗争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两派都认为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人员，因而都尽力表白他们这派对《毛选》印制工作最重视、最努力，而贬低对方那一派如何抵制、不重视甚至破坏的事例。当我在工厂召开会议的间隙上厕所时，都有几个人跟随在后，名义上是保护我的安全，实际上是将我和另一派的人隔离开。因此我让调查组其他几位同分散活动，注意多和两派的人接触，特别是注意和年纪大的和年轻人多了解一些不同的反映。

我们到了安徽省的蚌埠准备到省会合肥时，遇到因两派武斗造成火车停运，被迫在一家浴池门外的躺椅上睡了一晚。到了合肥市也碰到两派正在武斗。一派认为“革命委员会好”，称为“好”派；另一对立面认为“好个屁”，称为“屁”派，因“屁”字不雅，称为“P派”。我们在了解出版、印制单位的情况之后就赶往江苏南京市，接着到了苏州，了解到印刷厂在城内的一派是拥护“支左”的，称为“拥军派”；在城外的是反对派，称为“踢派”。苏州人一向被看作是温文儒雅，讲话带有软绵绵的“吴侬细语”的，而我们在当地最热闹的市场看到有人大声争吵，甚至双方斗殴时都显出很凶的样子，据说是两个对立派在辩论。我们在了解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具体情况后，便赶到最后一站的上海市调查。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在调查、了解《毛选》出版情况时都十分谨慎。上海的出版印刷系统的“造反派”有两大派，一派名为“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另一派属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是上海的“造反派”中势力较大的一派。我们调查工作结束后准备返京前，利用一天休息时间，组内有同志建议向接待单位提出想参观一下上海有名的“万吨水压机”工厂，他们派了一辆面包车送我们去。没有想到的是，汽车开动后不久，就发现后面紧跟着三辆大卡车，上面都站着一大批工人，估计是“工总司”的队伍，借此向外界显示“中央文革”派来的调查组支持他们一派的假象，我们竟当了他们一派的义务宣传员。果然我们回到北京后，有人寄来他们出版的小报上宣扬调查组对他们表示满意的谎言。各个调查组返京后，向办公室领导做了详细汇报。

我在“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期间，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 “文革”开始后，原文化部制定的出版统计制度无形中被停止执行。“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制定了全国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出版统计制度，由我具体负责定期汇总统计工作。据统计，“文革”十年，全国出版社共计印制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108亿册（张），占“文革”期间图书总印数的36%。如果加上“文革”初期群众组织大量印制从64开本到256开本的各种装帧形式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以及《毛主席诗词》等，其数量之多，已达难以统计的程度。从个别单位的反映中亦可窥见一斑，如上海市1966年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共250万册，而群众组织印制的各种语录本，就超过了这个数字的一倍以上。另据二轻部统计，1966年国家拨给出版毛主席著作专用塑料1.3万吨，而群众组织出版毛主席著作所用塑料竟达8000吨之多。印刷毛主席著作所用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五年内就用了65万吨，比1950年至1965年“文革”前16年全部书籍用纸（59.34万吨）还多6万吨。

2. 经过反复调查了解，编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中央正式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录。

3. 收录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文革”期间对出版工作的批示，并收集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向全国发出的通知等文件副本。

4. 收集了“文革”初期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出版、发行等单位的“造反派”汇编的各种对宣传、文化、出版工作的“大批判”文集、宣传品、报刊等资料。

5. 1969年，进驻文化部的工、军宣队命令各司局的工作人员交出文书档案和资料，不久将存放在文化部后院几间房屋内的原出版总署和文化部历年积存的大量文件草稿、文件副本等资料和内部刊物，全部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食堂，准备送往纸厂化浆。这个堆放处与“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仅一窗之隔。我发现后征得办公室军宣队领导同意，和一位原出版局的老同志到那里翻检了三天，着重录找原出版总署和文化部有关出版工作的重要文件、资料，一共捡回三十多捆。第四天再去时，全部文件、资料已被送往纸厂化浆。“文革”初期，我还在被“造反派”和有关单位当作废纸扔弃的纸堆中捡回不少有保存价值的出版资料。

6. 1970年9月2日，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开会布置清查未经批准非法印制的毛主席著作，委托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负责组织清查班子。李德生同志从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各兵种大单位中抽调二十余人，并约请“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派人协助。我受办公室军宣队领导指派，到“三座门”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一个办公处，集中工作了一个多月，主要任务是鉴别哪些是中央批准的版本。（参见本书305页《参加清查非法印刷品工作的回忆》一文。）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成立后，所有上下联系工作都通过宣传组的联络员传达贯彻，有些要由各省、市、自治区办理的事，则由出版办公室发文字通知或打电话通知。1967年10月中旬宣传组撤销后，通过“中央文革”负责与办公室联系的宣传联络员传达贯彻。办公室有关出版工作向“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主要由陈伯达、姚文元批复，或由联络员口头传达。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开始过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工作。9月22日，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后来曾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来到办公室传达周总理关于《毛选》五卷出版的指示，同时了解《毛选》五卷出版准备工作情况。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了有关情况后，提出希望总理对办公室的工作给予指示。

9月24日下午2时，吴庆彤电话通知办公室说：总理2时40分要接见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办公室17人立即赶至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等候，后因总理临时有要事处理，未能见成。

9月29日国庆节前夕，联络员送来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观礼券17张，说这是周总理指示的。总理在一张便笺纸上写了“请发给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十七位同志每人一张观礼券，请他们参加观礼”，使办公室全体同志受到很大鼓舞。

10月1日上午，“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全体人员十分兴奋地到了天安门观礼台，站立的地方是最低的第一台最好的位置，十分清楚地看到天安门举行的国庆游行大军的情景；晚上又到天安门参观十分壮观的焰火晚会和歌舞表演，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70年10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并入当年5月成立的“国务院出版口”，办公室工、军宣传队负责人王济生出任“出版口”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至此，成立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作为一个单独行使职权的机构，在当代中国出版史册特殊的一页中画上了句号。

我于1971年起在“国务院出版口”和1973年9月“出版口”撤销后成立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出版部工作期间，参加了一些出版会议，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会议。

1971年3月15日，根据周总理指示，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这是“文革”后召开的第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全国性会议。国务院发出的开会通知中原定会期两周左右，由于“文革”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许多重要问题需请示中央决定，因而会议一再延期，直到7月29日才正式结束，共计开了138天。我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在会议规划组参加编制《全国出版基本情况》等资料，供领导同志参考。在会议期间注意了解各方面情况，收集了不少资料。（参见本书274页《开了一百三十八天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一文。）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家出版局报经小平同志批准，于5月23日至6月17日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我参与会议的筹备以及和商务印书馆的朱谱萱、朱原同志一起制订1975年至1985年全国编写中外语文词典160种的规划（草案），这一规划经病重住院的周总理在病床上审阅、批准，此后我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负责辞书出版管理工作，并担任局出版部和《新华字典》《辞源》修订工作组的联络员、《汉语大词典》及《汉语大字典》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四部汉语辞书保持密切联系，直至任务完成为止。

在“文革”十年的动乱情况下，我始终未离开出版岗位，并注意收集、保存了大量的出版资料，特别是较完整地保存了“文革”时期的出版史料，为1980年以后撰写我国出版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