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工作七十年

第一章　从卖书、宣传书到管理书的经历

一、从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的练习生起步

我于1943年4月10日从合肥至南京，到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出版生涯。

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是抗战前商务在全国最大的分馆，抗战开始后，南京沦陷时馆舍毁于大火，门市部仅剩下一个空架子，馆中尚有不少存书放在别处由两名老职工看管。1943年初，商务领导决定在分馆原址稍加修建后恢复营业。因1938年7月后，商务被日寇列入“与国民政府有联系”的名单，沦陷区城市的分支馆只能更改店名，南京分馆更名为“南京书馆”。

我作为刚进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第一件工作就是和南京分馆的两名老职工及另一名练习生一起，将存在别处的存书搬入新建的门市部后分类上架，以及其他一些杂务，然后和新进的几位职工筹备门市部开业。半年后，我经过考核，转正成为商务的职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于1946年4月从重庆迁回上海，“南京书馆”也恢复了“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的名称。总处将商务重庆分馆经理王诚彰调任南京分馆经理，并任命了新的会计主任和营业主任，鲍天爵仍回到芜湖分馆任经理。南京分馆又陆续由上海总处等地调来近十名职工，并运来一大批图书和文具，充实分馆的货源。

参加工作以后，我和周围书店的职工有些接触，了解到一些小书铺的学徒生活，他们除了早晚上下店铺的门板、照顾店内营业之外，还要抽空为老板娘倒便桶、抱孩子，干老板家中的杂事，整天不得空闲，而工钱却很少，老板一旦不满意，随时就被“炒鱿鱼”而失业。和他们相比较，我在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待遇简直有天壤之别。我的工作除了站门市售书和文具，营业时间之外完全由自己支配，可以学习或外出参加文化补习班。南京分馆的职工除了经理、会计主任、营业主任三人由总馆选派有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担任外，其余职工的任命则由经理全权决定。

我进馆工作后，首先向老职工学习包扎大小包件的技巧和熟练掌握打算盘的能力等基础本领，还要牢记图书分类、陈列位置和书的大致内容，对读者的询问不能出现“一问三不知”现象。为此我曾花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将门市部陈列的近万种图书的书名、著译者、内容提要和书内的前言、后记熟记下来，并熟读总馆编印的有内容提要的书目等宣传资料，提高为读者服务的本领。我自知文化底子薄，虽号称“初中肄业”学历，实际在抗战初期动荡环境下读了两年多中学，并没学到多少知识，因此下决心用业余时间借助馆内各种课本和丰富的词典工具书等，自学了初、高中以及大学文科的教材，还有重点地读了一批文教、历史等方面的书。我还在附近社会上办的补习班学习了速记、打字等技术。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等于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我的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

1946年6月底，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蒋介石接受时任财政部长王云五的提议，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票面1元可兑换“法币”300万元），以行政力量收存全国的金银、外汇，实行经济管制。8月19日，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自即日起发行“金圆券”。我还记得，1948年底，商务总馆经济发生困难，通知全国分支机构必须将每日的门市收入全部从银行汇至总馆。有一天，南京分馆会计主任要我帮他一同将钱送到银行汇出。其实一日门市收入并不多，但金圆券却装了满满两大麻袋，两人雇了两辆人力车送到银行，可见当时的金圆券已贬值到什么程度。从金圆券发行日开始，仅仅九个月时间，就几乎成了废纸，宣告这一改革彻底失败。7月初，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公布改革币制，宣布发行“银圆券”以取代“金圆券”。

这一时期，出版业的状况更加每况愈下。商务印书馆总馆到1949年初，现金收支已入不敷出。新书基本不出，出售存书的钱已不够开支，不得不靠变卖闲置的机器和纸张来勉强维持。总管理处于当年3月28日以“密启函”通知各地分支馆采取“应变”措施，其中一条是“裁员减薪”。南京分馆16名职工中一次即裁员6人，每人各发三个月工资的银圆遣散。我们留下的10人，每人发50元银圆“应变”。大家立即到银楼去换成黄金，比留银圆保值更为稳妥。

转眼到了1949年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我在地区工会共产党员同志的动员和帮助下，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先后担任南京市文化用品业工会执行委员、市新闻出版业工会出版分会委员、副主席等职，分管宣教工作。

1950年8月，我被商务分馆派往由新华书店南京分店领导的“秋季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担任营业主任，这一机构设在新华书店内，工作人员由新华和几家私营书店的职工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参加党所领导下的书店工作，亲身体会到革命队伍中的团结、平等、朝气蓬勃的新气象，给了我很大教育，因此心情十分愉快，工作也加倍努力，10月20日工作结束时，我被全体同志评选为“一等模范工作者”，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受到的第一次奖励，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在出版总署的推动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五家将各自的发行部门分出来联合组成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简称“中图公司”）。各地分支机构先组成“联席会议”，待条件成熟后改组为分公司。南京中华、商务两家联席会议建立后，调我担任秘书，负责和总公司联系等工作。中图公司总处成立后，创办了店刊《发行工作》，我成为积极写稿的作者之一，并担任了通讯员，经常报道南京地区发行工作的情况。

当时，我在商务分馆负责图书宣传工作，公司总处驻沪办事处服务科编印的《新书快报》是我重视的一份宣传品。我读了五期后，出于期望它编得更好的愿望，便将五期中发现的错字、漏字以及定价、著作人名写错等问题举出50多处，并提出六点改进意见，写了一篇《我对〈新书快报〉的一点意见》投寄《发行工作》编辑部。这篇近4000字的文章很快在《发行工作》7月31日出版的第4期上和《快报》编者写的《关于第一期〈新书快报〉的再检讨》同时发表，文后并加有“编者按”，提出：“《新书快报》每期印5万光景，需费近千万（旧币），在读者、同业间亦起着较大的影响，因之我们要求负责编印的同志，今后能以更认真、更严肃、更负责的态度来做好这一件工作。”“至于方厚枢同志这样仔细、精密地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何培曾同志诚恳、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我们认为也都值得表扬。”

1951年8月底，中图公司总管理处给商务南京分馆来函，调我到北京总处工作。

我于1951年9月国庆节前夕到北京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报到，被分配在人事处，级别定为二等办事员，每月工资174个折实单位，约合旧人民币99万元（合新币99元）。

二、从事编辑工作的启蒙时期

我在人事处分配的工作就是参加《发行工作》的编辑、出版工作。我发现这册16开每月一期近6万字的内部刊物，实际上就是人事处教育科主任并兼任《发行工作》主编王仰晨同志一个人在独立支撑，我来后成为他唯一的助手。我由一个对刊物编辑工作十分陌生的基层书店营业员突然进入这个新岗位，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我十分珍视这一难得的机遇，下决心从零开始，发奋努力。我从来稿登记、下厂校对、买纸、取书、打包寄发，到刊物通联工作和结算稿酬等等杂事，什么都干，接着开始熟悉编辑应具备的基础知识。起初我连铅字大小几号都分辨不清，拿到稿件后不知从何下手。我至今仍然记得并深深感谢王仰晨同志手把手地教我启蒙时的情景。他编好一期稿件发排后，就让我到印刷厂，熟悉工人师傅从捡字、拼版、改版到印刷、装订成册的全过程。我基本熟悉了印刷工序后，他就开始教我如何做编辑工作。他拿出一篇来稿先让我试改，然后耐心地指出我哪些地方改得好，哪些地方改得不妥，应该怎样改才好等等（至今已过去六十多年，当年我做编辑工作改的第一篇稿件的稿名和作者至今仍未忘记）。看我基本上熟悉了各道程序并可以进行正常工作了，他就鼓励我大胆工作，使我从起步走阶段进入开步向前走的新阶段。经过不长时间，我便能胜任所担负的工作。经受了这一段时间的全面锻炼，打下了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基础。

时隔不久，王仰晨同志奉调国际书店总店工作，《发行工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就由我独立负责做下去。我和王仰晨同志一起工作的时间仅有两年半，但作为我的编辑工作启蒙老师，他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对我后来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之间的师友之情一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他于2005年6月12日逝世。¹

三、革新书籍宣传工作的设想与实践

1954年1月，中图公司总处和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的业务部门合并，成立了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我在1956年被任命为宣传科科长后，先是广泛收集国内外编印的多种书籍宣传品进行观摩、研究，并专门到华东各省市基层新华书店调查了解情况，还专门到上海学习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宣传科的工作经验。当时各出版社每年通过京沪两个发行所向全国基层新华书店免费赠送读者的各种书籍宣传品多达六七百万份。由于多种原因，许多宣传品有浪费现象，而有些内容编得较好的如《文学书刊介绍》《美术书刊介绍》等则供不应求，不少真正需要的读者难以每期拿到。因此有读者建议，有些编得较好受到读者欢迎的宣传材料能否收取少量成本费在书店公开出售。经过一段工作后，我逐渐萌发了革新书籍宣传工作的设想。

我在宣传科编印的宣传品中，有两种受到读者欢迎，收到较好效果。

（一）《1958年图书台历》

1957年我们组织全国95家出版社编印了《1958年图书台历》，内容除日历外，还有我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书的知识、全国出版社简介、中外著名作家及作品介绍、书店业务介绍，以及名人读书小故事、短诗、读书语录、美术作品等，每个周日则有益智游戏并于下周日刊出答案。这份台历以72开胶印，近400页，1/3为图片，2/3为文字，每份收取部分成本费8角，在新华书店出售。向全国征订后报回订数14万份，因编好付印已到10月中旬，只印了9.2万份，发行后很受欢迎，在短期内就售完。直到三十年后，还有读者想念它。如1991年9月6日《新闻出版报》发表的一篇读者文章中说：“我不是台历收藏家，但我却珍藏着一本1958年的台历，它是‘图书台历’，也确似一本书。……它印刷精美、高雅、清新，内容丰富，有情趣。只可惜将版权页丢了，不知是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珍品。……童年，乃至少年的我一直将它作为一本书来读，而且不止一次。……现在较之那时要现代化得多了，科学的发展更造成了一个日新月异知识的海洋，台历的品种也多了，但却难得看到如此精美的台历了，为什么？……”

（二）《多读好书》等4本宣传书籍的小册子

1958年至1959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在青年中开展了群众性的读书活动。这一时期前后，《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在烈火中永生》等一批优秀文学作品和革命回忆录陆续问世。我选择了报刊上发表的书评和作家谈写作经过等文章，试编了一辑《多读好书，多读反映现实的作品——推荐一批优秀文学作品》的宣传小册子，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接着续编第二辑，为使名称简明好记，易名《多读好书》，内容除选收报刊上的书评外，还直接向作家或通过有关出版社组稿，推荐的书仍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推荐一些优秀的革命回忆录和青年思想修养读物，后来由于介绍的新书逐渐增多，有的书刚出版，还未经过读者的检验和专家的定评，仅凭出版社和书店少数人选定就统统冠以“好书”之名，不太合适，因此，在编了两辑后便改为按专题编印。如1960年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就编印了一辑推荐苏联优秀的文学作品专辑。几辑小册子从编排形式到内容都保持了丰富多彩、图文并茂的特色。

由于这项工作密切配合当时社会上大力提倡青年多读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和加强青年思想工作的需要，因而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认真读书”的题词，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郭沫若同志接受我们的书面请求，两次为《多读好书》题名；茅盾同志先后为《多读好书》写了《推荐好书还需好文章》，为介绍苏联文学的专辑写了《推荐的话》；早年和毛泽东同学，后来曾任湖南省领导的周世钊同志应约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二三事》的长文；臧克家特写了《读好书像交了益友》的诗篇；不少著名作家撰写了谈写作经过的文章。这么多的领导、著名作家为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编印一份小小的宣传品题词、撰文，实在令人感动。《多读好书》中还有读书辅导、著名青年模范人物谈读书体会以及名人读书的故事、读书格言等。由于在《京所通讯》内刊中做了详细介绍，第二辑向全国新华书店征订，报回需数24万册，由于纸张限制，只印、发了14万册，发行后很快售缺，又重印了4万册。4辑共印行47万余册（每册定价1角左右，基层书店并无折扣，完全按定价售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均发表消息、读者来信或转载其中文章给予好评。

《多读好书》发行后，受到各级共青团组织和许多学校师生的欢迎，为读书活动提供了一份有用的辅导读物。《人民日报》曾发表江苏一位师范学校教师的读者来信说：“帮助青年学生选择图书是目前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教师忙于教学，不可能浏览很多的书，推荐起来也较困难……因为看到了《多读好书》，就把上面重点推荐的书各买了十多本，并且在黑板报上做了扼要的介绍，这就推动了全校的读书运动，指导同学们有计划地阅读。”恽代英烈士的夫人沈葆英同志读了《多读好书》上推荐的革命回忆录等评介文章后来信说：“我读了《多读好书》后觉得比我读一年书的效果还大，对我个人的教育意义也很深，对青年一代教育意义更大……作为烈士家属的我，将把它代代地传给我们的儿孙，使他们永远成为向往共产主义的战士。”有的教师来信说：“《多读好书》好像给我们一把开门的钥匙，它既有评论家的全面评论，也有作家的自我介绍，有了它，使我们在阅读和向学生进行辅导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不少优秀作品经过各方面广泛宣传，发行数量都有了很大增加。据1959年6月底统计，《我的一家》总印数达392.3万册，《在烈火中永生》285.3万册，《林海雪原》146.5万册，《青春之歌》121万册，《红旗谱》67.2万册，《红日》64.9万册，《革命烈士诗抄》41.8万册。为了解决书籍宣传后书店无书供应的脱节现象，我们在编印《苏联文学》时，对北京发行所存书较少的品种，在布置宣传小册子征订的同时，专门印了一期推荐书的订货目录，供基层书店填报订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我们还在1958年报经文化部批准，创办了一份《出版消息》报，由郭沫若同志题写报名，交邮局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发行。

《出版消息》报是一份报道全国图书出版情况的4开小报，由我们宣传科直接向各地出版社和作家组稿。除刊登文字报道稿外，每期辟有两个版面刊登分类编排的全国新书汇报书目。此外，还经常发表一些即将出版的新书序、跋，部分章节选载或连载，以及专题图书介绍等。不少文章是由各出版社编辑部推荐或原书作者专门为《出版消息》报撰写的。读者订阅一份，便可以基本上了解全国出版动态。这份小报于1958年6月创刊，到1959年7月停刊，前后共出版53期，前14期为旬刊，15期起改为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定价2分，最高每期印数曾达14万份，这反映了广大读者对这份小报的欢迎程度。

我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宣传科主编的6种图书宣传品共发行88万多册（不包括《出版消息》报的印数），收回成本费7.8万元，这些宣传材料对推动全国青年职工和青少年阅读现代优秀文学作品和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以及扩大图书宣传工作方面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1961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为了培训书店干部的需要，成立了图书发行教材办公室，调集书店部分业务干部编写业务教材。我被调入负责编写《书籍学》向基层书店业务人员介绍图书的基础知识。这个办公室就设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内，那里有一个较大的样本书库，收藏中央一级出版社的全部新书样本，相当于一所藏书丰富的中型图书馆，我们可以任意从书库中取书、看书十分方便。我的书稿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交卷。因为几部教材完成初稿后还要送请有关专家审阅，最后再经总店领导审批付印，由于各种原因，延迟到1965年下半年，《中国图书发行事业简史》等几部教材才最后定稿。结果“文化大革命”到来，所有的教材书稿在动乱中全部散失。但我在这一时期读了大量的各类图书，边学习边研究、写作，无异进了一次短期培训班，为日后的出版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从1954年到1960年，我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工作的七年内，共受到6次奖励，先后被评为“科级干部受奖者”（1954年、1955年）、“文化部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1956年）、“文化部先进工作者”（1960年）等荣誉称号。

四、从新华书店调至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

1961年初，文化部出版局根据胡愈之副部长的意见，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14万多种新书进行一次重点清理，布置全国出版社将本社1949年10月至1960年底出版的新书，根据质量情况分类编制有内容提要的卡片上报，以便汇编成保留书目。结果全国共报来卡片2万多张，出版局负责此事的出版二处处长倪子明同志在物色承担编辑书目任务的人选时，看到我于1962年3月份在《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几篇“知识小品”文章，认为我是合适人选。于是，1962年8月，我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上调至文化部出版局工作，又从版本图书馆和中华书局借调两人，经过两年的努力，编成《全国图书简目》三册，收录全国精选的保留书目5232种。任务完成后，我被分配在出版局出版二处担任文学艺术等类图书的审读工作。

1965年7月，我随出版局局长王益同志率领的一批干部下放到河南省安阳市崔家桥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四清”），先后在两个生产队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直到1966年6月初返京。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在全国兴起，各方面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急剧增长。出版局于1964年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办公室”，由史育才副局长直接领导，有关毛泽东著作出版方面的重要事项需向文化部请示，或由部领导向中央宣传部请示。1966年7月，我调至这个办公室工作，当时，办公室的专职人员仅有两人，除我之外，另从新华书店总店借调一人负责对外接待工作。有关毛泽东著作出版方面的具体业务分别由局三个出版处的同志经办，我的主要任务是编辑《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简报》，同时注意收集和积累有关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的出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