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贩子的效率—发生在北京站的故事

2001年暑假，我有幸到北京参加一个经济学研讨会，耳闻国内一流经济学家谈经论道，时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炎炎夏日十余天高强度紧张的学习生活，让我虽然受益颇多却身心疲惫，半懂不懂的经济学前沿理论也折腾得我头昏脑涨。一天，我忽然接到学习结束后马上去瓦轴集团公司讲学的任务。也就是说，北京的研讨班结束前（下午5：00结束），我尚在北京听课，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8：00我必须站在瓦轴集团公司的讲台上。时间非常紧张，能否买到当天晚上9：00从北京到瓦房店（早上6：00到瓦房店）的K83次列车卧铺票，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一夜之间除这次列车外我找不到任何能准时抵达瓦房店的替代品。我无法想象，已疲惫不堪的我再坐一夜硬座还能否有力气站在讲台上，且不说还要讲整整一天的课（那也是一个力气活）。

这张票对我如此重要，除和会务组打招呼外，我还找了北京的两个朋友。由于要求实在苛刻，日期、时间、车次不容半点闪失，而且是极难买的旅游热线，所有的回应不是车次不对，就是日期稍晚。无奈之中，我想起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谚语，决定会议结束后立即打车到北京站，看看能否买到高价票。这张票对我的价值几乎无穷大，看看钱袋，我愿意并可能为其支付的价格为600元（平价为250元）。

我一到北京站立刻感到头皮发麻，只见三辆警车一字排开，车上赫然贴着打击票贩子的标语，广场上到处可见巡视的警察。如此戒备森严的茫茫人海中，我到哪里去搜寻票贩子，而票贩子又怎能知道我是购票者，信息无法沟通，供需如何衔接？很快，已经晚上六点，我又错过了和瓦轴联系的时间。此时此刻我开始悔恨自己决策失误，非要多听这半天“劳什子”经济学（本可以买下午1点左右的火车票），将自己陷入如此狼狈的境地。事到临头只好坐硬座，如果买不到硬座，即使买站台票上车，站也得站到瓦房店。

不知是我的一脸焦虑还是行色匆匆传递了信号，忽然听见身后有人低声问道：“要票吗？要票跟我走。”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几乎足月的孕妇站在我面前。我忙问：“有硬卧票吗？”“有，什么票都有，要票跟我走。”孕妇言罢转身就走，我一边惊讶票贩子的眼力，一边暗自庆幸“天无绝人之路”，于是紧紧地跟着那位孕妇，又听见一声低喝：“离我远点！”我只好远远地跟着她。孕妇在前面摇着扇子，迈着方步。在严打期间，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竟有人如此从容地从事高风险的倒票活动，真正应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一段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同时我不由得为票贩子启用孕妇做一线角色叫绝。孕妇做一线角色至少有三个好处：其一是隐蔽性强，孕妇更容易逃过警察那鹰一样的眼睛；其二是可信度大，在天色渐晚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彪形大汉，我断不敢跟在后面；其三是容易触发同情心，一个临产的孕妇从事如此高风险的交易，讨价还价的对手往往会心慈手软。

孕妇将我引进一个小胡同后，打电话唤来一位中年妇女。中年妇女开始和我砍价，其出价为500元，我一听心中暗喜，该价格低于我的意愿价格，看来今天不但需求能满足，而且能获得消费者剩余。毕竟学过了经济学，知道讨价还价的关键在于隐瞒真实信息。于是我一连串地抱怨其价太高，其心太黑，票贩子让价50元后，言明这是最后的底价了。她讲车票经手的人太多，只能是这个价了。我估计这个价格已接近她们的机会成本加风险报酬。今天的严打行为必然会减少黑票的供给，黑票的价格与往日相比有所上涨也在情理之中。出于保护消费者动机的严打行为造成消费者在黑市上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而黑市的价格上涨又激励了倒票的行为。这也是票贩子久打不绝、屡禁不止的原因。

最终车票以450元的价格成交，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帕累托改进。中年妇女和孕妇在一边瓜分利润，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还得到了150元的消费者剩余。当我步履轻快地走出胡同时，迎面又遇到一辆警车，车上贴着举报有奖的字样。是否举报让我陷入两难境地。按理说，举报违法活动是公民的义务，举报行为既有社会收益也有私人收益。别说举报有奖，起码举报后我能得到一张平价票，而且刚才和票贩子的“同流合污”之举可以贴上深入虎穴的标签，这岂不名利双收？但按情讲，举报行为有点忘恩负义，是票贩子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而且增加了我的经济净福利。目前车票短缺，除腐败与寻租行为外，车票的配置机制是排队，即先到先得，这种配置机制并不能保证车票流向对其评价最高的消费者，而是流向时间机会成本最低的消费者。经济学教科书早就告诉我们，排队配置机制缺乏效率，而票贩子是利用时间机会成本低的人排队购票，然后将其出售给出价最高的消费者，来弥补目前车票配置机制的缺陷。这样既能增加生产者剩余也能增加消费者剩余，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票贩子的存在竟有其效率根基。如果举报行为根除了票贩子，再有如我一样陷入尴尬境地的消费者，到哪里去找“救苦救难”的票贩子，社会总福利岂不大大降低？

情理较量中，情战胜了理，我硬下心来，绕过举报车，向候车室走去。

归来数日，我始终为自己未尽公民的义务而忐忑不安。大学教师尚如此不与政府合作，我们的国家何时能走向法制化？于我而言，票贩子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许正是他们的兴风作浪，使短缺的车票更加短缺，才使我在北京站遭遇了一场历险记。依我拙见，根除票贩子可以从制度上下手，其方法有三。

其一是放开车票价格，随行就市。车票短缺的原因是现行的票价低于均衡价格，放开价格，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车票，自然会供求平衡。虽然目前火车运输是独家垄断，但随着替代品航空及公路运输业的发展，放开后的火车票价格也不会过高。

其二是实施价格歧视策略。可借鉴国外某些航空公司的定价方法，制定多种票价，给消费者一个选择空间。如提前十天订票，价格较低；提前五天订票，价格较高，再为当日急需的消费者准备一部分高价票。只要能成功地分离不同的消费者群，价格歧视就能达到既有效配置车票又增加铁路部门收入这两个目的。

其三是若认为现行的票价已接近均衡价格，只是个别月份出现短缺现象，那么可以考虑制定高峰价格，以解决拥挤问题。

总之，我认为，目前这种火车票一价制，造成供求失衡，然后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打击票贩子的办法缺乏效率。如果能从制度上动动脑筋，建立一个既能让国家增加收入又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制度，从根本上铲除滋生票贩子的土壤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