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为什么其他过渡期经济体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类似中国的发展战略。大多数殖民地在20世纪50年代后都获得了政治独立。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低的人均收入、高出生率和死亡率、平均受教育程度低，再就是拥有很不起眼的基础设施，专门大量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而进口大部分制造产品。现代先进产业的发展被认为是实现经济的快速腾飞，避免对西方工业大国的依赖，以及消除贫困的必由之路[普雷维什（Prebisch）,1950]。

20世纪50年代后，对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进口替代策略来促进本国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先进产业的发展成为了一种时尚（Lal和Mynt,1996，林，2012c）。但是由于农业经济体的天赋结构，无法使它们优先发展名单中的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要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引入了与中国类似的价格倒挂和政府干预。

这种战略在20世纪50—70年代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建立某些现代产业并实现10年或而20年的投资拉动型增长。然而，价格倒挂会导致普遍性的软预算约束、寻租和不当的资源配置（林、潭，1999）。经济效率低是不可避免的。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停滞和频繁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开始困扰着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因而从国家过度干预到经济自由化成为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趋势。

糟糕的经济表现和社会与经济危机的症状以及价格倒挂和政府干预这类根源，是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但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和政策界并没有认识到，那些价格倒挂是次佳的制度安排，满足了保护那些优先行业内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的需要。因此，他们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同时实施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快速实现效率和最佳结果为目标，立即取消所有的价格倒挂（林，2009）。

但是如果立即取消那些价格倒挂，则优先发展领域中的许多无生存能力的企业就会倒闭，导致GDP萎缩、失业率飙升以及剧烈的社会混乱。为了避免这些可怕的后果，许多国家的政府继续通过其他变相的低效率的补贴和保护措施来补助那些无生存能力的企业（林、潭，1999）。与20世纪60—70年代相比，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80—90年代的增长表现和稳定性都更加不尽如人意（Easterly,2001）。

中国在转轨过程中采取了务实、渐进和双轨制的方法。政府首先通过允许集体农场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以固定价格向国家上缴配额义务后，成为剩余产品的索取者并确定价格在市场上进行售卖，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生产力（林，1992,2012a）。与此同时，政府继续向优先领域内无生存能力的企业提供必要的保护，并同时放开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而在过渡期之前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这种过渡战略使得中国既通过避免原有优先产业崩溃来保持稳定性，又通过追求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利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后发优势实现了旺盛的增长。此外，在新开放的产业中的旺盛增长还为原有优先产业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通过这种渐进的、双轨制的方法，中国实现了“没有输家的改革”[Lau、钱、和罗兰（Roland）,2000；林、蔡和李，2003；诺顿（Naughton）, 1995]并逐步而稳定地变成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

其他几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如在过渡期取得了杰出成就的波兰、斯洛文尼亚和越南，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渐进和双轨制的方法（林，2009）。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采用了一种类似的方法来对进口替代战略所引起的价格扭曲进行改革，成为了非洲的一个成功案例[萨勃拉曼尼亚（Subramanian）和罗伊（Roy）,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