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中国取得成功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

采用渐进的双轨制方法进行过渡是一把双刃剑。其在使得中国实现过渡期内令人羡慕的稳定性和增长的同时，也同时带来了一些结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的差距、消费和储蓄，以及外部账户等。1979过渡期开始时，中国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迅速增长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日益明显。用于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增加到了2008年的0.47[拉瓦雷（Ravallion）和陈，2010]。与此同时，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从50%左右降到了35%左右，而固定资产投资却从占GDP的30%左右提高到了45%以上（见图5-2中的（a）图），净出口从几乎为零增加到了2007年占GDP的8.8%（见图5-2中的（b）图）。正如我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的，这种差距是以双轨制方式过渡的过程遗留的价格扭曲所产生的副产品，这种双轨制方式是有利于大公司和富人的。

图5-2 家庭消费、固定资产构成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第36页。

在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作为向既往战略的优先产业中无生存能力的企业提供一种持续的支持（见5.3节）。遗留下的主要扭曲包括，金融服务集中在了四大国有银行和证券市场，几乎为零的自然资源税，以及包括电信、电力和银行在内的重要服务产业的垄断。

这些扭曲有助于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稳定。但它们也促成了收入差距的加大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失衡。这是因为只有大公司和富人能够获得大银行和证券市场所提供的信贷服务，而利率又受到了人为的抑制。其结果就是，大公司和富人们不断地从那些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服务的以及相对较贫穷的储户那里获得补贴，而证券市场上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因而利润与财富向大公司集中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较低的自然资源税征收和服务业的垄断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总的来说，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因此，如果财富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收入较高的群体，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就会降低，储蓄率就会上升。财富集中于大型企业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这样的收入分配模式其结果就是中国相对较高的家庭储蓄和极高的企业储蓄，如图5-3所示。

图5-3 中国的企业、家庭和政府储蓄相对于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9）》。

较高的家庭和企业储蓄反过来又导致了高投资率和生产能力的快速建立。而较大的贸易顺差则是由于低消费率导致的有限的国内吸收能力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最紧要的就是要通过消除在金融、自然资源和服务领域中遗留的扭曲问题解决结构性失衡，从而完成向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的转型。必要的改革包括：第一，消除金融压制并允许包括地方银行在内的小型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从而增加金融服务，特别是让家庭农场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信贷服务；第二，改革养老金制度，消除国有矿业公司的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负担并征收适当的自然资源税；第三，鼓励电信、电力和金融部门的准入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