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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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古代目录的内容旨趣

清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指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校雠通义·互著》又曰:“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根据章学诚的洞见,中国古代目录学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

一是有关“部次条别”的技术内涵,它对应于以组织文献、提供检索为指向的具体操作。章学诚所谓“不徒为甲乙部次计”,表明“甲乙部次”也是刘氏目录工作的重要一环,只是不能“徒”,即不能将这一环节异化为目录学的唯一内容。

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内涵,即在“部次流别”从而“即类求书”的基础上“因书究学”,系统梳理学术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变化、演进的逻辑脉络与动态规律。需要强调的是,古代目录学确实具有学术史的价值,但章氏的“源流”是狭义的,他以“三代”为判分节点,“三代盛时”为“源”,“三代以后”为“流”,与常识意义上包含学术发生、发展之长程历史的“学术史”并不完全等同(详下)。

三是“申明大道”的理想诉求,旨在通过书目提供规划和度量文化的尺度,大致对应于书目哲学的内容,它是有关文化的应然旨趣以及人之为人与社会和谐有序的“最高”学问。

其中,书目检索与学术考辨属于现实层面,而“申明大道”属于理想层面,说明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的中国古代目录学是一个兼具技术、知识和价值信仰的统一体系。“甲乙部次”“考辨学术源流”“申明大道”三者紧密相连,构成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主体内容。姚名达曰:“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8.汪辟疆(1887—1966)云:“窃以为目录之学,有本有末:穷六艺之流别,较四部之得失,外以通夫古今学术之邮,内以神其紬绎寸心之用,此目录学之本旨也;辟治学之门径,启著录之成规,大之可为通方致远之资,小之足为提要钩玄之助,此目录学之末节也。”汪辟疆.目录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序.姚、汪二先生的定义庶几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