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次条别”的检索功能

中国古代目录学首先具有作为二次文献的检索功能。众所周知，北宋苏颂（1020—1101）《苏魏公文集》（附《苏魏公谭训》）卷四云：“原叔（王洙之字）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这是我国“目录之学”的最早出处。而“目录之学”的根柢正是一个“检”字，也就是通过“部次条别”的功夫，实现文献标引与检索的工具价值。

（一）检索文献是中国古代目录的重要维度

古代目录具有检索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唐代目录学家毋煚（? —722）《古今书录·序》曰：“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明代学者尤其重视目录的文献检索价值，并出现了诸如“检阅”“查检”“稽览”“简阅”“展阅”等旨在强调书目检索功能的专业术语。

例如，邱濬（1420或1421—1495）在《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四“图籍之储”中指出：“夫献书之路不开，则民间有书无由上达；藏书之策不建，则官府有书易至散失；欲藏书而无写之者，则其传不多；既写书而无校之者，则其文易讹；即校之矣，苟不各以类聚而目分之，则其检阅考究者无统矣。”高儒（1540年前后在世）《百川书志·自序》曰：“连床插架，经籍充藏，难于检阅。闲中次第部帙，定立储盛，又恐久常无据，淆乱遗志，故六年考索，三易成编。”徐图（约1553—?）《行人司重刻书目·自序》曰：“昔以藏书纷杂，不便检阅，特胪列其目而绣之梓。”这些史料中都出现了“检阅”这一术语。

陈第（1541—1502）《世善堂藏书目录·自序》曰：“今粗为位置，以类相从，因成目录，得便查检。”徐惟起（1563—1639）《红雨楼书目·自序》曰：“分经史子集四部，部分众类，著为书目四卷，以备稽览。”陈第和徐惟起分别运用了“查检”和“稽览”的概念。明末清初目录学家释智旭（1599—1655）在《阅藏知津·序》中说：“顾历朝所刻藏乘，或随年次编入，或约重单分类，大小混杂，先后失准，致使欲展阅者，茫然不知缓急可否。故诸刹所供大藏，不过缄置高阁而已。纵有阅者，亦罕能达其旨归，辨其权实。”这是指出由于编次失序而导致“展阅者”索书和阅读的困难。祁承㸁（1563—1628）在《庚申整书小记》中说：“架插七层，箱分四部，若卒旅漫野而什伍井然，如剑戟摩霄而旌旗不乱，此吾之部勒法也。目以类分，类由部统，暗中摸索，惟信手以探囊；造次取观，若执镜而照物，此吾之应卒法也。”祁氏在《庚申整书略例》中又云：“部有类，类有目，若丝之引序，若网之就纲，井然有条，杂而不紊。前此而刘中垒之《七略》、王仲宝之《七志》、阮孝绪之《七录》，其义例不无取裁，而要以类聚得体，多寡适均，惟荀氏之四部称焉。两汉以下，志艺文者无不守为功令矣……经史子集之分，简而尽，约而详，循序仿目，简阅收藏，莫此为善。”祁承㸁重视“部勒法”，希望达到“信手以探囊”的“简阅”目的。

总之，文献检索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维度，明代学者对检索的情有独钟，更是确立了目录作为检索工具的历史地位，并为现实中的目录编撰提供了理论指导。例如，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致力于书目分类体系的完善，形成了包括4部44类235子目的三级图书分类体系，正是基于“简阅”的目的而编制的。而明朝宫廷文渊阁有103个书架，每架都有排架图以示庋放之书，也是为了便利于检索稽览起见。

降及清代，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在纂修《四库全书》时主张撰述解题，形成了洋洋二百卷的《四库总目》。同时，他又命馆臣编制了“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的二十卷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甚至主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也提出编制索引以发挥目录检索功能的见解。其《校雠通义·校雠条理》曰：“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同样，麟庆（1791—1846）《嫏嬛妙境藏书目录·自序》曰：“（该目）载明卷数，注明架所，请年家子胡岫桐（世华）于丙午（道光二十六年）夏缮成四册，俾得按籍以稽。”形成了典型的排架目录。

显然，在组织文献的基础上排检文献，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此而言，它和现代目录的定义——“书目又称目录，它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是一致的。但中国古代目录学还包括考辨学术和申明大道的内容，这又是现代目录学所不具备的。并且，出于突出考辨学术和申明大道的目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检索功能相对不彰。而当与西方近现代目录学相比时，其检索效率更是显得相形见绌。

（二）近代以来对中国古代目录检索功能的认识

由于受到西方近现代目录在现实的文献检索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中国学者也自觉地竞相效尤西方的目录学理念和技术，并直接影响到了对古代目录检索功能的理解。

首先，将书目定位为二次文献。

早在1925年，梁启超（1873—1929）《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即提出：“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取便检查，亦正是此学中一重要条件。”“取便检查”是目录价值的重要体现。陈垣指出：“目录学就好像一个帐本，打开帐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至深入研究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近代目录在类型上增加了根据书名、作者字顺为排列原则的书名目录和著者目录。另外，联合目录、卡片目录、目录工作标准化以及“取杜威成法，参以己见”的现代分类目录，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索引的编制蔚然成风，史有“索引运动”之称。1929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还成立了索引检字组，1930年洪业（1893—1980）组织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索引编纂的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而索引的本质是强调文献检索的便利和快捷，正如郑振铎指出：“‘索引’为用至大，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古书的难读，大都因没有‘索引’一类的东西之故。”胡适（1891—1962）、刘半农（1891—1934）、林语堂（1895—1976）、郑振铎（1898—1958）等著名学者皆深被流风，甚至亲自参与到编制索引的实践工作之中。例如，近代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1893—1980）编有《尚书通检》，著名作家与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编有《十三经索引》，王重民1925年编有《国学论文索引》（初编），后又有续编、三编问世，他也因此被誉为“是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奠基人”。

不仅如此，中国学者还以此为圭臬，改造传统书目，使其向重视编目、排序、索引的二次文献方向发展。例如，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即是对古代二十种重要史志目录所编的综合性索引。1926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四库总目》附有陈乃乾（1896—1971）所编著者索引，1929年浙江省立图书馆铅印的杨立诚（1888—?）所编《四库目略》，将《四库总目》著录的图书用表格的形式，从书名、著者、卷数、版本、书旨五个角度重新排列，便于检索和阅读。1930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四库总目》附四角号码书名和著者姓名索引，杨家骆（1911—1991）《四库大辞典》将《四库总目》著录和存目之书一万余条以及著者七千余条编成混排索引。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浙江翻刻本《四库总目》附四角号码、笔画二种书名及著者姓名索引。陈有方（1927—）于198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指南》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的作者、书名、主题以及目录、页数编成索引，并用中英两种文字编排。

其次，因检索功能不彰而苛责中国古代目录学。

在西方学理观照下，“检索”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被放大了。但中国古代目录是一个兼具技术、知识和信仰的统一体系，其中的“技术”因素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检索文献并不是古代目录学的擅场。杜定友初版于1930年的《校雠新义》一书即根据西方以检索见长的目录学思想为原则，对中国古代目录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目录学为簿计之学。若商店出品之有货物目录，书籍内容之有章节目录，所以罗列诸品，第其甲乙，而求便于稽核取用也。图书馆之藏书，犹商店之货品也。苟无目录，则外人不知其内容；不第甲乙，则无从检取，故有图书目录之学。沿是以谈，则目录学之对象为图书，而其目的在致用。稽之我国目录，未有是也”杜先生又曰：“专门之学必有系统之法，必有分类”，所以，在类型上有“著者目录、书名目录、字典式目录、分类目录，多至数十种。而我国旧日目录学惟分类目录一种而已……单言分类目录不能称为目录学也。”最后，他在古今对比的意义上指出：“我国之有目录学垂数千年者，图书短少，故编目之法不求其详，藏书之所多在秘阁，鲜有公开。而阅者之人多积学之士，《七略》《四库》类能道之。故检查不见其艰，且书目简短，即全编反复稽检，亦未觉其费时失事。古之社会环境与夫古人为学治事之法与今日大相径庭，则吾人又焉可以期今日之目录哉？自印刷发明、传流益广，藏书之所动以百万册计，阅书之人日以千百，目录卡片千百万张，检目者惟一书一事是求，从未能将全部目录通核一过者。即欲为之，亦为时间所不许，则目录之法，岂有不异于昔日者哉。故曰中国无目录学者，盖言有古之目录学而无今之目录学也。”

综上，杜先生的核心思想有二：首先，“簿记图书而便检取”是目录学的唯一取向，由此引申出著录客观化和编目规范化的要求。所以，他指出：“编目之法贵有定规，记载之序贵有先后。《唐志》‘集史’有卷而‘正史’不计，是无定规也。《汉志》以姓氏冠书名，《四库》以著者为附注，是无先后也。”其次，中国古代目录学以考辨学术为职志，不重视文献检索，因此，“自来言目录者必及类例，以为类例之外无目录学也。故书目之刊布，必据《七略》《四库》编次之，序例必以人次、时次。此分类目录也，是为目录之一，而非目录之全体也。特我国目录学者未之见耳。”总之，“目录，簿记之学也……目录之簿，所以记书也。后世昧于此义，复误以目录之学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本”“目录惟便检查，于学术源流、派别无所与焉”。

嗣后，沈祖荣、裘开明（1898—1977）、黎锦熙（1890—1978）、蒋伯潜、洪业、钱亚新（1903—1990）、金敏甫（1907—?）、程长源（1910—?）、何多源（1909—1969）、姚名达、马导源（生卒年不详，1934年在世）等学者，皆以西方目录学为准式，强调书目的检索价值。如1946年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1984年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等对杜氏之论皆有所承嗣。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古典目录学所执着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者们仍递有嗤点，其中不乏推挹太过者。甚或认为，不仅考辨学术的古代目录学在现代一无所取，在古代也是阴差阳错的选择。例如，王国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一文对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再作批判，三致其意；程焕文《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批判》一文也主张“扬弃辨考以建设重在排检的目录学”“扬弃申明大道，以成致用之学”。

其基本思路是，西方以检索为取向的目录学应该是人类目录学的共同旨归，而中国古代目录学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能有效地实现作为检索工具的功能，因而值得“批判”。事实上，杜定友虽以西方目录学审度中国古代目录学，但他认为考辨学术在古代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是相对自足的目录类型，并分析了古代“积学之士”自备检索的事实。他只是认为，古代目录学已经不敷时用，因而不能照抄照搬地运用于“近现代”这一特定的语境而已。杜定友把目录视为簿记图书从而便检取用的工具，从这一观念出发，他认为章学诚《校雠通义》所称“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只是“古之目录学而非今之目录学”。

有趣的是，西方有关“中国最早的图书馆目录的功能和目的（Purposes and Bibliographic Objectives of a Pioneer Library Catalog in China）”的分析，是国外对中国图书馆书目最早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目录具有文献导引、知识组织、检索查询和图书馆储存清单的作用”。显然，这一“发现”也是以西方书目检索为参照的结果，因而并不符合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

最后，古代目录学的式微。

中国古代“部次条别”“甲乙部次”的目录组织，并不是在严格的逻辑水平上运思的。与西方相比，古代目录的文献著录并不以客观化、标准化为原则，组织款目的分类也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分类。基本上，古代书目的检索更多的是结合“积学之士”深厚的学养，通过“神而明之”实现的。而西方目录学贯彻着实证精神，诸如按书名或著者音序排列款目、根据文献的形式特征或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划分文献、增加书目索引等等，这些基本认识和操作都支撑了检索效率的最大化诉求。由此，目录成为一种规范化和可控制的技术，它直接对应于西方近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

而伴随着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公共性”和“开放性”的图书馆的转型，也需要书目工作转向二次文献的工具性方向，以便利于“公众”（而不限于“积学之士”）检索和利用文献。由于西方形式主义的字典式目录，可以直接根据书名、著者的字母顺序检索文献，而以DDC为代表的分类目录，则更是分类技术上的一朵奇葩。以此为观照，中国古代“部次条别”“甲乙部次”的目录学技术，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例如，针对《四库全书总目》卷帙甚繁、翻阅不易，而“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的二十卷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杜定友曰：“言之似甚成理，但《书目提要》之编均不说明书次，既无分类记号又无书箱年号次，岂可以即目求书哉？我国目录在乎珍藏而不在致用，故卷帙务求其宏厚，考据务求其详博，而取阅便利与否置不问也。”姚名达则指出，《七略》“其分类之标准不一”“其法草创，前无所承，原无深义”，并用现代逻辑学的眼光检讨其五条错谬，中国古代目录学所固有的“为甲乙部次计”的内容被推到了需要自我辩护的境地。另外，学者们在“批判”古代目录学时主要集矢于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一端，事实上也否认了古代目录学具有检索功能。而对互著、别裁等分类“技术”的重视，则是以另一种学术姿态，强调中国古代目录学在检索技术上不乏智慧，但却适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目录检索功能的不昌。

综上，中国古代目录学在近现代的荣辱得失直接跟西方近代目录学思想的输入有关。中国古代目录学“部次条别”的检索内涵尽管与西方目录学的本质最为切合，但由于跟西方以形式逻辑为原则的检索技术存在巨大的落差，导致学者们对古代目录学的检索内涵采取了“一瞑不视”的态度，甚至得出了“中国无目录学”的结论。杜定友总结指出，“编目之法必有定义，藏书目录有其书必有其目，有其目必有其书，此其一”；“目录惟便检查，于学术源流、派别无所与焉，此其二”；“目录必记明书次，庶可以即目求书，此其三”；“检查目录必用直接方法，此其四”；“编次必有规则，此其五”；“目录必用活叶，亦曰卡片，此其六”。“右之六者，为图书目录之要著而昔人编目非特无所顾及，且适得其反，此所以本章之末论中国无目录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