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们做着无限的梦

“无限的梦”，这原是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说出来的，用来推崇三位二十世纪的小说巨人，尤其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为我们做着无限的梦，其中又以卡尔维诺最温暖最明亮，并且对于人类的真实有着最多样、仁慈的好奇。”

这可能只是附会，但我们问，为什么是这三个人？我不是说他选得不对不好（事实上我认为他选得好极了，几乎不能更好），而是厄普代克仿佛有话要说的选取方式——我的意思是说，姑且不论厄普代克这样文学科班出身，自己本人丰硕的文学素养和知识，光是他作为纳博科夫高足的丈夫这一点就好，厄普代克不可能不知道纳博科夫认定的二十世纪三大小说，尤其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这在现代小说的专业领域里已近乎做成结论了，但厄普代克却略过了这两个巨大而且安全的名字，我自己猜想，他多少把《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看成是现代小说的极致性精品（但会不会也是终点呢？），有点像如今已停飞的协和客机，这架有着鸟喙般机首、速度仍是民航机纪录保持者的美丽飞机，在民航机工艺发展史的意义上，代表的是眼前这一阶段的收尾和极致演出，而不是下一个新阶段新思维的开始。因此，终结协和客机命运的，不只是音爆始终无法克服以及造价太高不经济这两个路人皆知的现实麻烦而已，真正的致命之处毋宁是，当此民航机新旧思维交壤的决定性焦躁时刻，协和客机对当下的核心限制没突破可言，它没有新的概念新的线索和想象（比方说彻底跳开既有机型，改采三角大滑翔翼形式），只能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终极象征收藏起来，而不是让人，尤其是每天绞尽脑汁的专业研究者，眼前一开心生无限可能的新一代原型机。

我们说，恰恰因为厄普代克是置身小说书写“第一世界”之人，太知道现代小说当前这样书写之路的能耐和限制了，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还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是要不要、能不能继续写下去的问题——如斯前提之下，一个小说书写者专业知识太丰硕，亦即对此一体系的运作及其成果懂太多，往往倒过头来不是祝福，而是被追杀被逼到墙角快没路可走，情况很像惊悚小说侦探小说故事里那种典型的the man who knows too much。他太知道哪些东西谁谁都已经写了而且已然处理到哪种地步进展到何种程度（素朴地由生命第一现场从头写起变得很尴尬），太知道书写之路通向哪里而且最好能是什么结果所以so what，知识的强光曝白了一切，奥秘不是解开来只是失去了神秘性及其知性的魅惑召唤之力，书写者独特而且仅有的生命经验还来不及回望，先就撞上已整理提炼完成的一个个类化的抽象概念，被分解吞噬，而不是我们所说个人经历和集体经验应有的“融入、存有、对话”方式，书写者剩什么呢？书写者于是很容易感觉被掏空，感觉到兴味索然，整个世界站满了人，在庞大的体系和巨大的成果之前望之却步。就算他鼓勇提笔向前，在他真的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之前，总要先通过体系如蛛网般的层层盘问，像会议进入正题之前总要花最多的时间和心力解决资格和程序性的无聊问题，以至于留给他的剩余时间和心力变得很少很少，而且疲惫不堪，最终，究竟他说的是自己想讲的还是此一体系想知道的呢？或更糟是体系发下来的例行表格填写？现代小说的隔离感陌生感，很诡异并非等到读者这一端才发生，而是在书写者身上就已开始，书写者写的，常常是他所知的，而不是他所相信的，他更多时候是在回答，而不是在说话。

小说书写，应该是关上门、四面墙壁之内再无他者的独立专注工作，这既是正常的作业形式同时也是象征，但现代小说书写者往往心生某种大工厂大生产线的错觉，借用那部应该可以写得更好的东欧小说书名来说，是“过度喧嚣的孤独”，不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孕育个人独特性的必要孤独，而是本雅明所说那种断裂、无援而且逐渐失去话语能力的孤独。

小说在它的“第一世界”于是变得非常非常难写了，或无一物可写值得一写（去问问台湾当前的小说家吧，我们已完全进入到这阶段了，大陆则正徘徊在门槛），不只因为小说的第一世界通常也正是高度现代化、普同化的扁平状社会而已，更重要的是，小说书写者本身很难再保有书写的生鲜感、书写的锐气，倒过头来欣羡那些小说的新国度书写者（拉美、东欧、非洲云云），欣羡他们的鲁莽、不知天高地厚和专注。我们尝试所问的小说是否已经苍老的问题，某种意义来说也正是书写者自身的苍老，尽管理智以及书写的实战经验无不告诉他，小说书写者的真正能耐及其可能性，不会在题材设定和构思的尚未动手阶段就显现出来，书写过程才是发现过程，小说能做到什么只有在真正动手写、整个人没入一字一句的左冲右突时刻才有机会柳暗花明，这正是小说书写所以这么苦又同时这么危险迷人但无可替代之处。唯老人家的麻烦是，他很难假装这些已根深柢固的已知不存在，很难不第一时间预想结果，这一想，那些危乎高哉但犹有机会的可能性就会没了，有不战而降的味道。

无限的梦也许是个太过华丽的说法。博尔赫斯曾回到古希腊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的故事质疑过，以为无限一词会带来误导；无限也的确不是人所能感知的“东西”，遑论论述析解，它通常是个否定式的言志用词，否定有限，否定既有的界限和束缚，寄情自由，寄情可能性云云。小说书写者的无限之梦，当然不只如此，但有时便只是写什么、除此之外还能写什么的问题而已，它是非常迫切非常具体的。

厄普代克的瞻望，让人想起格林的出走，从起而行到坐而言，这样古老的空间挪移术有用吗？答案非常暧昧但难掩不祥——我们多了格林，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这一代的好东西，但却又有一代而绝的迹象。众所周知，拉美小说的大爆炸之后，马上又回到现代主义疲态毕露的个人喃喃自语小说，魔幻想象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成了毫无现实基础的乱想，成了江湖术士的魔术伎俩，写出“最难看”的作品，尽管拉美的下一代小说家壮哉其志声称要引爆第二次，但连一场小斗鸡烟火秀都不是。

悲伤点来说，小说体系的如影随形追蹑和吞噬力量真是可怕，而且速度似乎还不断加快；但不那么悲伤来说，一部作品就是一部作品，而且一部如此高度如此掷地逆射火花的伟大作品永远不会止于只是一部作品。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创造出来的想象、启示和青春重返，最大的收益也许不在拉美被他们当头罩下的第二代，而是第一世界这些苍老蹒跚于小说荒漠土壤的书写者，他们多了长久的困境也就多了自觉，他们对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追随无法像在地书写者那么方便那么懒，可直接在成品（或素材）上继承仿写，即便很丢脸地只想复制，都不得不有一个转换乃至于重新检视自身土地的困难过程，这逼迫他们更深邃更立体更涓滴不忍遗弃。

从小说既成体系这一面来说，我们痛恨它的吞噬性，但每一次吞噬，开朗点看，也代表它得容受消化更多异质的东西，体系自身被迫得不断更复杂更负荷，这不是没极限的，聪明如鬼的安贝托·艾柯告诉我们，制作一张完全和现实土地一样大小、一样不遗弃任何细节的地图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它就不再是一纸地图了，它直接就是真实的大地本身。

而我真正想说的，还是一部小说就是一部小说、一个书写者就是一个书写者这话，在小说世界里，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或说更确实的了。小说书写及其思考以个人为单位，我要强调的，不仅仅是个人为单位必然而然的游击性、流体性坚毅存活方式，永远可能在体系统治中找出死角和隙缝栖身之地，永远可能在森严的统计和绝望的几率下仍保留住偶然（去问问专业学者，地球出现生命的几率是多少，有人举例就跟一场暴风雨侵袭一间飞机零件仓库忽然凑成一架波音747一样），永远可能在任何理性、负责任的人不敢心存希望时天外飞来希望（之前谁敢想哥伦比亚一个半生浪荡狼狈的男子会给我们《百年孤独》呢？）；我指的不是希望（尽管我相信它），而是更确实的东西，那就是小说书写者及其作品对它自身集体困境的特殊回应方式，它不是回答，不会提出简单而具足的答案，而是具体的一部小说。理性上我们或许得不到立即满足如同信了某个神那样从此把一切困惑全卸下来，但我们也得以从抽象、隧道症般的时间单线挣脱回来，一部具体的小说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丰硕时间世界，包含我们在单线前进时有过但遗弃掉的东西，一部具体的小说，还能唤醒沉睡着的、被遗忘的其他小说，像读博尔赫斯作品叫回了北欧神话和但丁《神曲》一般。仔细想想，我们需要的真的是“一个”答案吗？还是比较像本雅明讲的，我们只是生命要继续下去？而且，我们真的把可能性都用尽了只剩一个光秃秃的“未来”吗？

书写的困境仍真实存在，但人不会那么枯干那么一无所有了。

由此，我们大概比较能领会卡尔维诺何以敢这么讲。在《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前言里：“我并不喜欢沉溺于这种揣测。我对文学的未来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是唯独文学才能提供给我们的。”还有，在第五讲的《繁》里：“过分野心的构思在许多领域里都可能遭到反对，但在文学中却不会。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只有当诗人和作家赋予自己别人不敢想象的任务，文学才得以继续发挥功能。因为科学已经开始不信任一般性说明和未经区隔、不够专业的解答，文学的重大挑战就是要能够把各类知识、各种密码罗织在一起，造出一个多样化、多面向的世界景象。”

引述下去是无止无境，这位温和的文学巨人用遗言的形式把话讲出来，《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正面最完整的一次文学思索和建言，难怪厄普代克赞誉他的仁慈和同情。但我仍想再提出一段，卡尔维诺慷慨地告诉我们他的书写：“因此，在构思一篇故事时，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便是一个因某种理由使我觉得充满着意义的意象，即使我不能以论述性或概念化的术语来陈述这意义。一旦这意象在我脑海里变得够清楚，我便着手将之发展成一个故事；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些意象自行发展出它们本身隐藏的潜力，也就是意象之内所负载的故事。其他意象环绕着此一意象逐渐浮现，形成一个类比、对称与抗衡的场域。在这些不纯然是视觉、同时也是概念性的材料组织中，我的意向便必须刻意介入，赋予故事的发展秩序和意义；或者说，我所做的乃是尝试去确定哪些意义可能与我希望赋予的故事整体架构相契合，哪些不相容，并总留下相当的边际，以供其他选择。与此同时，写作这种语言的产生便愈加重要。我要说，从我将黑字写在白纸上的那一刻起，真正重要的便是那些书写下来的文字。”

现代小说的书写困境，有人提出一个釜底抽薪请循其本的有益建言，那就是让书写回到书写者自身，由他真正的问题、他此时此刻的真实处境和心中真实悸动所引领，每一代的书写者只尽力回应这一代交予他的问题，由此超越或至少暂时脱开既有的小说成果，避免掉入创新的陷阱，而以某种质地真实来替代并满足。但这里仍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悬在那里，为什么地球上几十亿人口，独独你一个人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值得一写的？丧失了他者的“类比、对称和抗衡”，一个平凡无奇的封闭性自我是什么意思而且究竟可不可解？这个简单问题因为认识规格的永久改变跟着变得极尖锐极沉重，小说书写者拒绝回答它，认识自己一事便只能是道德性的自省乃至于宗教性的忏悔告解，这上头，小说并不能比诗或忏悔录做得更好，小说失去了它的独特性，也就变得不需要了让人想到所谓的死亡不是吗？

更糟糕的是，小说不可以是日记。

也正是在这个问题的退却，现代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它童稚性的唯我和自大，并难掩胆怯。小说，如契诃夫小说所显示的，原来是最谦逊的一种文体，是自我占地最小所以容得下他者、自我最透明所以进入得了他者、自我最柔软所以世故、体察人心和同情的文体，当小说只剩我，谦逊便不再必要而且成为妨碍——谦逊的人做不到成天照镜子般只瞪视自己，做不到只说不听甚或眼前无人时仍喃喃自语不休，这全然不合他心性，更抵触他的基本道德美学。

无论如何，有些东西的确是永久改变了如同青春不返，即便你并非纳博科夫那样的书写进化论者，即便你像博尔赫斯般不读当代作品沉浸于昔日的神话史诗和伟大小说中。人的无限之梦（姑且还用这个词吧），无限包括着时间和空间，既要借助概念化的箭矢把自己朝深奥飞射出去，又要形象地、复原地、多样化地朝广袤四面八方舒展开来，说起来，小说书写的前提其实并没改变，当代小说书写者和狄更斯、和托尔斯泰那会儿要做的也没不同，真正关键性的改变是认识的规格，“认识我自己”的“我”，既独特又普遍，既是回忆自省，又得把各类知识各种密码罗织在一起，小说书写者和世界的关系图像，如电影镜头不断拉远，直到书写者化为一个小黑点。无限，果然是又巨大又遥远的，奇怪我们怎么会一直误以为它如此亲近如此伸手可及呢？我和某位台湾小说家有回喝咖啡谈到这个，我们共同的结论是，对于当代书写者最有益的建言可能是注意饮食、睡眠充足、每天运动、气候变化时记得多加件衣服保暖，活个两百岁左右——

最终，则是卡尔维诺的书写叮咛：“从少年时代起，我个人的座右铭就一直是那句古老的拉丁文：Festina lente，意即‘慢慢的赶快’。”少年时代的座右铭，暮年的回忆叮嘱，可见不仅依然有效，而且还加进去他一辈子书写的沉沉重重，如博尔赫斯所说是积这一辈子经验才能说出这话。只是卡尔维诺不晓得知不知道中国也有这句话，而且用故事，用如本雅明所说鲜花采摘的方式说出来，卡尔维诺一定比较喜欢这样。吴越王钱鏐思念他返家探视父母的王妃，不好催促，卻又忍不住，提笔写信给她：“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花都开了，你就赶快一路慢慢地赏花回来吧。

其他的，我们就不负责任地留给小说书写者自己来回答，用一部一部小说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