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播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的理论宣传家类似，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接受、宣传同样出于现实的动机，对其理解同样受到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政治现状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并受到国民党的理论宣传家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当时，共产主义者比国民党人更加同情广大民众生活的困苦，愤恨资本家以及地主阶级对工人和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对内反对军阀专制、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种情况决定了他们学习、研究、接受、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价值取向是，铲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平等而美好的社会。具体而言，当时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需要共同面对的是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因而，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最为切近中国社会改造的部分——唯物史观，包括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社会形态会依次更替、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等论点，在当时同样受到共产党人热烈而广泛的宣传。虽然国共两党人士反对军阀专制、追求民主政治的目标一致，但国民党人有明确的民主革命目标——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与共产党人的理解有异，认为“三民主义”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样，准备在中国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唯一目标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就担负起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任。
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看，在1920年以前主要取之于日本，在1920年以后则打开了俄国—苏联的通道，从北方的俄国和苏联大量引进有列宁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1930年代，日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转国地位慢慢下降，苏联作为中转国的地位稳步上升。到1940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十余年中，苏联一直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供给国。发生这样的转变和转折，主要与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和中国政治大势的走向有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演进、世界思想文化流向的改变有关。
一、20世纪初叶的社会政治态势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取向
20世纪初叶，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及其他先进分子的努力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文化渐渐传入中国，唤起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不断觉醒，催生了中国的新文化。
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继国民党人之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党人，在反对军阀专制、同情贫苦大众、向往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上，与国民党人是一致的，尽管两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其实，“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注：“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2、44、54、56、77页。”——杨奎松原注。）。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国共产党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即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注：“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杨奎松原注。）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初创，国共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注：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M].武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
但是，曾经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民党人，因在现实政治中奉行的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故对主张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真正赞同。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组建之时，曾作为协助建立共产党上海组织的六个发起人之一的国民党人戴季陶最终选择离开。戴季陶当时表示，他不加入共产党是要忠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尽管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之后，戴季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在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时指出：“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吗？又岂是能够禁止的吗？”（注：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94.）然而，对马克思主义了解较多的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却未真正考虑在中国怎样实践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期间，上海等地的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戴季陶关注到这种情况。他在《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讨论劳动问题，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情况，也同情工人运动，但他主张指导工人运动使之不造成动乱。1919年6月，戴季陶在访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说：工人本身多数是不曾受过教育，阶级的自觉是一点也没有的。经营工业的资本家，对于近代社会思想的潮流，一点知识都没有。上海的罢市风潮引起了大罢工，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很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是一个极大的危险。鉴于“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注：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891.）而孙中山答道：“你这个意思很好。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经济的平等。这样做去方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注：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891.）戴季陶接着说：“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这种无意识的煽动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注：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893.）由此可见，戴季陶认为那些做工人和士兵运动的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理论只是一知半解，会无意识地煽动动乱。
不过，戴季陶此时提倡民主、反军阀专制是积极的。他在《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一文中强调：“那里晓得布尔色维克最怕的是平等幸福，最不怕的是专制。”“布尔色维克的风潮不是空空洞洞忽然生出来的；他是由社会上政治上种种不平等不自然的恶制度恶习惯激动出来的。”（注：戴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895.）因此，在中国要真正对付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就要实行民主。“使中华民国成一个真正‘德谟克拉西的国家’，使中国的社会成一个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社会’，使中国的人，人人都有很安全很正当很自由的生活，人人都能够得到极巩固的生活保障。”（注：戴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896.）他还说：我们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可以做成一个理想的“平和国家”和“互助社会”。国民能够彻底觉悟抵制那些靠兵匪做后盾的官僚武人，专用杀戮掠夺的手段去制造布尔什维克。
但戴季陶不主张中国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在《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一文中，他推重马克思是社会主义集大成者，而不主张走包括俄国在内的各国人所走过的路，中国人要自己开辟道路。戴季陶说：“大家都承认这马克斯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马克斯主义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这一点是人人都看到。马克斯的活动也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更是人人都知道。”（注：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22.）而“‘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照我看来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这一个时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各的历史的精神，各有各的现在境遇，于是便各有各所理想的世界。这各民族特殊的质性，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照下面，都各自自由发展起来，去迎合这世界的时代精神”。“离开了全时代的精神，便失却向上的反射力。除却了适应的方法，一切动作都变成无意识的盲动。”“他们各国人所走的路，都是由他们自由选择的力量开辟出来的。我们如果要向着世界的时代精神去求进取的生活，我们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开得一步才走得一步，自己开辟的才是自己的正路。”（注：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23，1024.）他这些话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但寓意则很明显。
同时，戴季陶也看重中国传统文化。他在谈论社会主义时也注重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注：戴季陶.随便谈：《孝慈》[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57.）他对传统文化这种的看法也令他与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有分歧。
作为国民党人，戴季陶此时正在为自己的党效力。1920年，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正在准备夺回广东这个革命根据地，经营民主革命事业。戴季陶则和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在上海合股设立“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经营证券买卖等生意，并将所得之部分利润资助粤军回粤讨桂（军）。不过，他们后来经营失败，退出交易所。（注：李新等.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二卷[C].北京：中华书局，2011:536-537.）
从戴季陶，特别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作为可以看出，国民党作为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最早成立的一个政治力量最强的大党，虽然也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也有相当的认识，并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对俄国革命也有足够的关注，但他们对中国革命早有自己的筹划，对当时人数很少的中国共产党并不看重。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的大本营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时，通过陪同做翻译的共产党员张太雷明确地表示：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注：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A].1922年7月11日.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72.）。孙中山还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并直率地告诉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注：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A].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373.）
有学者推断，孙中山这里提及的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注：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组织包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看重，不仅在于它们人数太少，力量尚弱，尚未成气候，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更在于他不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早在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演说时指出：“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507.）可见，他所言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均产主义。他还说：“中国社会党发生于民主政体之下。夫民主政体之政治，人民政治也。社会党既集民主政体下之人民，尤不应无政治上之活动。则今日社会党亟宜组成强有力之政党，握政治上之势力而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507.）1923年11月，孙中山在与日本人犬养毅的信中，亦把苏联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同主义相混淆：“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6:507.）1924年2月，孙中山在作民族主义的演讲时更是表明：“从前俄国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是马克斯主义。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6:230.）既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孙中山当时不看重中国共产党也就在所难免。当然，这并不排斥他后来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壮大国民党的力量。
但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产生的思想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不仅喜欢谈布尔什维克主义，准备效法俄国革命，并开始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作为观察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工具。在共产国际使者的帮助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也更加热心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另一个大的推动力是1919年青年学生发起五四运动。这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既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也弘扬了民主、科学的精神，并且唤起了市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也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报，与国民党人相互响应。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全国创办有400多种刊物，多种传媒载体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较广泛的传播，俄国的十月革命经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在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例如他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论文，比胡汉民、戴季陶的文章还要稍早一些。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0年春，李大钊和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着力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经过五四运动，初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这说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开始寻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党。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间，毛泽东等在湖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以及留学莫斯科和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李富春等也于1921年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等又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此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紧密联系起来了。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传播的进程和中国政治革命组织的发生过程看，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实际上，在1921年前后，各种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治组织纷纷诞生。在上海成立的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共产党组织，也不是最有影响和最有权威的组织，而只是众多共产党组织之一。不同的是它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考验，在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又经过和平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成为伟大的执政党。
在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段时间内，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逐渐倾向社会主义，并且着手组建各种号称“共产党”的组织近10个。先后有中国无政府共产党（注：1914年5月刘师复在上海创建。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1930年代该流派式微。）、中国共产党（“大同党”）（注：前身为1915年黄介民与陈其尤等人组织的“新亚同盟党”，后改名。1920年5月，该党负责人之一姚作宾前往海参崴，请求俄共（布）远东局援助中国革命，得到承诺后即回国于6月同黄介民等人在北京把“大同党”改组为“中国共产党”。该党在1921年6月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获得代表中国参加会议的资格和表决权。后鉴于中国共产党成立，该党改组为“东方共产党”。）、中华共产党（注：1918年12月15日旅俄华工最初成立的组织。在共产国际“一大”召开前夕的1919年2月，组成申请参加大会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选派刘绍周等为参会代表。刘绍周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共产国际“一大”作了发言。1920年6月25日，旅俄华工联合会改建“俄国共产党华员局”，其组织“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也称“旅俄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二大”召开时，该党再次派代表刘绍周以“中国工人党中央局”名义参加大会。该党曾一度改称“中华共产党”。）、（重庆）中国共产党（注：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约有成员100位。）、中国青年共产党（注：1924年1月12日，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于成都秘密成立，亦称YC团；还成立“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亦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后又在北京成立北京YC团。）、今日派共产党（注：1921年7月，胡鄂公与熊德山等联络湖北青年于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随后应邀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2月16日，胡鄂公等组织成立“共产主义同志会”，创办《今日》杂志，“今日派共产党”由此得名。该组织还出版《共产主义》月刊，并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后来胡鄂公在李大钊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今日派共产党”亦集体加入其中。）、中国少年共产党（注：1922年6月18日，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18人于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为宣传部长，张伯简为组织部长。）、社会共产党（注：1920年夏俞秀松等人成立。后俞秀松与陈独秀、李达等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支那共产党（注：大约在1920年2月至3月初成立，领导人为张墨池，由真理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组成。关于以上各党成立的情况，可参阅杨飞，李茜.盘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共产党”[J].党史文苑，2011（6）：52-56.）等。这些“共产党”组织命运各异，有的甚至昙花一现，但其共同特点就是主张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甚至中国社会党也是这样。作为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中国社会党1911年11月5日由江亢虎（1883-1954）在上海发起成立，它以“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为宗旨，先后于江浙和南方各省设支部490余处，党员人数据说一度多达52.3万。李大钊曾是其天津支部成员。共产国际召开“三大”，江亢虎还受邀参加大会。（注：杨飞，李茜.盘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共产党”[J].党史文苑，2011（6）：53.）
各种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纷纷建立的情况表明，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展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时代趋势。并且，这些组织中的不少成员顺应潮流加入了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而与这种政治趋势相联系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受到共产党人的广泛传播。
这是理所当然的。既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其名称也来自《共产党宣言》，并且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那么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投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其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不仅可与国民党人比肩，后来更超越国民党人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践行者。
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活动
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活动，主要特点是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际运动联系起来。前已述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论著直接传入中国之门的开启，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直接相关。并且，维经斯基、杨明斋等1920年在中国的活动以及提供的经费帮助，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新时期，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辟了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及以后阶段，李大钊、陈独秀、高语罕、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其中，李大钊、陈独秀、高语罕、李达、李汉俊、杨匏安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瞿秋白有留学俄国的背景，蔡和森曾经赴法勤工俭学，只有毛泽东是未出过洋、“土生土长”的人物。从地区分布看，北京、上海是这种传播的主要区域，广州以及武汉、长沙亦是传播的重要城市。李大钊是北京地区的杰出代表。陈独秀以及来自湖南的李达、来自湖北的李汉俊等主要活跃在上海，从俄国归来的瞿秋白和从法国归来的蔡和森也主要是在上海活动。高语罕的活动范围在安徽、上海及北京。杨匏安则是广州地区优秀代表者。本章在概述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播时，将不具体涉及高语罕，因为在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中对他有专门介绍；亦不涉及毛泽东，因为在第五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对之有全面的论述。故本章主要阐述李大钊、陈独秀、高语罕、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瞿秋白、蔡和森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贡献。这些革命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时，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是注重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
（一）李大钊
李大钊（注：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7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就读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引起他的极大关注，其政治立场开始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发表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又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进行谈判，1924年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实行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遭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从容就义。）是北京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核心人物，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代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则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起地之一，而北京地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李大钊是当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家，发挥了他人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李大钊在青年时代目睹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局势危亡，抱着一腔爱国热情，立志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自1913年就读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后，李大钊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李大钊给予了极大关注，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发表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除了在北京大学与人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外，又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最早也是最有分量的文章，是1919年刊登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1920年，他又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开设有关唯物史观的课程。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号召人们认真研究唯物史观，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该文分别发表于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总共有11节，其中第3节论述社会主义，第4节和第5节论述唯物史观，第6节和第7节则论述与唯物史观有关联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政治与法律、伦理的关系等。
在论述社会主义时，李大钊认为应该联系唯物史观来考“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A]//李大钊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34.）
在第四节论及唯物史观时，李大钊这样写道：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35-236.）
在说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社会的经济构造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后，李大钊试图在第5节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一综合的论述。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由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三部著作，于是李大钊节译了这些著作中包含“历史观的主要部分”的重要论述，以“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译引三书中的有关论述后，李大钊在末尾特地说明“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并接着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不过他所使用的是“经济的构造”“基础构造”“精神上的构造”“表面构造”等概念。他写道：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是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机产出产业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42-243.）
在论述马克思的独特的唯物史观后，李大钊进而在第6节论述了与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的“阶级竞争说”。他认为：“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43.）他接着引述《共产党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论述来展开说明：“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式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45.）
在第7节中，李大钊主要是驳斥国外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学说的非难，进一步论证唯物史观同阶级竞争、法律和伦理的关系。针对有学者认为阶级竞争同经济现象存在“明显的矛盾”的说法，李大钊一方面进行了反驳，另一方面亦认为马氏学说中存在“小小的瑕疵”。他这样指出：“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不过“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46-247.）
对于有些人怀疑“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的理论，李大钊认为“历史唯物论者既承认一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那么一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行程趋势的力量”。他以英、法等国的社会状况为例，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同法律的关系。他指出：法律“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48，250.）。
在针对有人误解马克思“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时，李大钊说明马克思并不排斥个人高尚的愿望。他还指出：“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不过“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50-251.）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应加以救正的地方”，就是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社会主义时期，其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故李大钊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心物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51.）李大钊这里的解释基本上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观点为依据，他认为“社会的基础构造”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但是，李大钊同时把“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表面构造”都归属为“精神上的构造”。这表明他没有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大系列区分开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河上肇文章的影响。但从他力图救正马克思学说中的不足，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来看，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学说的现实实践取向非常明显。
从1920年起，李大钊研究的重点是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他撰写了总共有11个篇目的《史学思想史讲义》。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篇目中，他结合历史学、社会学论述唯物史观时也述及上层建筑。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Basis）与上层（überbau）。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注：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6.）李大钊称“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注：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7.）。他接着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根据，进而批评了德国西南学派的理恺尔特（H.Rickert）
等人的历史观。
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李大钊一开始便提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八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注：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9.）李大钊进而指出，科学界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注：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9-360.）因之，历史的解释方法，新旧之间截然不同。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非常重大，“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注：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5.）。
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中，李大钊曾明确指出：“唯物史观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注：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6.）“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其他一切非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狠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狠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注：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6.）“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不可抗拒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注：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7-368.）
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哲学的论述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理论源头看，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较大程度上参考了由陈溥贤译成中文并在《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李大钊一样，中国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基本上都和他持有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也不例外。
（二）陈独秀
陈独秀（注：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宣扬民主与科学。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俄国共产党（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历任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1927年“八七会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其主要著作被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著作选》等。）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他主要活动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活跃的上海，注重的亦是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
从时间上说，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宣传比李大钊要晚。在李大钊1919年5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陈独秀尚未发表过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1920年以前，陈独秀的文字工作重心在抨击社会现实，评论国际时事，讨论列强瓜分中国，讨论古文与孔教，谈论文化与文学，反对恶欲，提倡学术自由，推动文学改良与白话文运动，等等。他所关心的中国现实问题包括废督裁兵、立宪政治、民治、劳工及女工等社会问题，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以及新教育精神，五四运动的精神，国民的觉悟，时局问题，等等。到1920年9月，他才开始注意讨论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并提倡用社会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例如，在1920年9月致英国学者罗素的信中，他说“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注：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06-207.）。在1920年11月7日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发表的短言中，陈独秀进而把俄国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榜样。他说：“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注：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00.）1921年1月，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时，陈独秀强调只有“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底的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其主张是“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注：陈独秀.社会主义之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53，254.）直至1921年8月，陈独秀才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与中国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他在答蔡和森的信中说：“唯物史观固然含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注：陈独秀.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15-316.）
陈独秀较系统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1922年。是年4月23日，他在吴淞中国公学作《马克思学说》的演说时，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劳工专政四个方面展开。在论及唯物史观时他这样说道：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没有专书，但是他所著的《经济学批评》、《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三种书里都曾说过这项道理。综合上列三书中所说的唯物史观之要旨有二：
其一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涵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但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4-355.）
陈独秀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在于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针对“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相矛盾”的看法，陈独秀认为“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5.）进而，陈独秀依据《共产党宣言》论述了阶级争斗和劳工专政，为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
1923年夏，陈独秀在广东高师的四次演讲中，再次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主义观。陈独秀有关《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演讲，完全是理论上的阐述。他在演讲中首先批评对于社会进化的三种错误见解，即以为社会进化是循环的、退后的、超越的，指出“社会的进化，非速亦非迟，乃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依据历史的阶级，自然地演进，必无循环、退后或超越之理”（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54.）。他进而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说社会的进化程序可分五个时代：原人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陈独秀一一简单地阐述了各个时代的特征，说“自原人时代以至工业时代，都可发见社会进化的痕迹，伊都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而发生的，我们若要改造社会，必须先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然后才知所从事”（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59.）。陈独秀还认为，“社会的进化”“乃是依历史的阶段而进步，非速亦非迟，不过采用革命的手段而促其进化，或许能使他变快一些罢”。（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59.）
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演讲，特点是注重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演讲中，陈独秀先提及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化根据。他说：“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则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进化历程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60-461.）陈独秀强调：“所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注意客观的境界，就是这个缘故。”（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61.）“我们要想把中国现在不好的社会改造过来，一定不可忽视了客观的境界。不然，必至弄到主张社会革命简直和张勋复辟是同样的价值。”（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61.）对于社会主义制度，陈独秀认为简单说有二：一是资本集中，二是财产公有。“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制度的资本集中，并不反对。所反对者，就是财产私有。”把“私字换为公字”，“换掉过一个字，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了”。（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65.）对于存在的四派社会主义，即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办法最周密，它对社会改造的主张“处处不离开唯物的历史观”（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70.）。结合世界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陈独秀进而讨论了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的问题，认为中国的关税、工商业、金融、交通、矿业等“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75.）。“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像欧美——各国已达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77.）
（三）李达
李达（注：李达（1890-1966），湖南省零陵县（今属冷水滩市）人，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鹤、胡炎、江春等。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1年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因病回国后，1918年再次东渡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在河上肇教授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代理小组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建立人民出版社。后受毛泽东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因与陈独秀发生分歧自动离党，担任过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监、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北平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仍从事教育工作，是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被迫害致死，1980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著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主编有《唯物辩证法大纲》，其论著收编入《李达文集》。）作为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宣传活动最初也主要在上海，注重的也是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
李达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理论素养是较高的，他1918年再次东渡日本，在第一高等学校求学期间曾努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著及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翻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日本学者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荷兰社会民主党领袖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三部著作，并于1921年春在上海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李达是最为注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当时中国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最为关心中国的存亡、试图用社会主义拯救人民大众一样，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首先是从社会主义学说开始的。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后，在日本求学的李达即开始撰文寄回国内发表，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6月18日和19日，李达的两篇文章《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在文章中，李达阐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李达认为，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竞争主义，主张万人协同主义；反对资本万能主义，主张劳动万能主义；反对个人独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打破经济的束缚，恢复群众的自由。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点在前者“主张共同的生产及支配”，后者“主张共同的生活”，前者“主张全废私有资本，没有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后者“主张全废私有财产”。“由实际上说起来，社会主义里头也很有人主张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终极的理想。”（注：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A]//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同之点在于：无政府主义根据所谓“个人主权的哲学”说话，废去政府，“一任个人的自由”，全然不承认有“国家的组织”，而社会主义则要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政府，二者的手段“也是不同的”。（注：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A]//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李达认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注：李达.社会主义的目的[A]//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
从1919年至1923年，李达撰写、发表了一系列宣传社会主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文章，如《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工神圣颂》《社会革命底商榷》《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李达同时撰写了一些批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如《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
这些论文中，1920年12月写成、1921年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5号的《马克思还原》一文的哲学意味最浓。但这篇文章仍然重在解释社会主义。按李达的说法，“这篇文字的大意，第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其次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和历史，末了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复活的事实，使世人了解真正的马克思”（注：李达.马克思还原[A]//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0.）。为了说明“马克思社会主义是什么？”李达“特就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作了一个简明的概括：
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三、人类的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四、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六、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七、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
以上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综合起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这就可以明白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注：李达.马克思还原[A]//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0-31.）
李达这里虽然重在说明“马克思社会主义是什么”，但却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过，他的概述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式叙述不尽一致且有失准确，因为他把宗教、哲学放置于法律、政治组织的前面与之平列，这也许与他曾研读过的一些解说唯物史观的通俗读物不准确有关。李达之所以要还原马克思，是因为“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弄湮没了。什么正统派修正派也就发生了”（注：李达.马克思还原[A]//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1.）。而“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注：李达.马克思还原[A]//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9.）。
李达的另一篇重要论文《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发表于1923年5月15日的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第1卷第2号。该文的重心是如何在中国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李达在文中说：
什么叫做社会革命？据马克思唯物史观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便和当时的生产关系相冲突，用法律上的术语说起来，就是和财产关系相冲突；然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从前却是在这财产关系里面活动发展过来的。这些财产关系算是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了。从此遂进于社会革命的时代。经济的基础一经变动，那巨大的上部建筑的全部，或是徐徐的，或是急剧的，也就跟着变革了。”
由这段文字看起来，可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意思了。
社会革命怎样实现呢？据上述的原理剖释起来，社会革命乃是由无产阶级举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3.）
在讨论革命时机的问题时，李达认为，据《共产党宣言》考察起来，社会革命大概要经历三个时期。第一是准备时期：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工作，首先要“宣传本党的意见目的和趋向”，其次是“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第二是劳工专政时期：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工作，（一）“推翻有产阶级权势”，（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第三是发展产业时期：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工作是，“无产阶级用他的政治优越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的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这样做去，那全生产力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起来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6.）这三个时期是社会革命必经的历程。各个时期的久暂，全靠各个社会的现状和产业的程度决定的。在讨论第一个时期的久暂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革命而行的政治革命，究应准备若干年月的问题时，李达引证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一个社会组织当一切生产力在他里面还有可以发展的余地以前，决不会颠覆的；又新的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当其本身上的物质的存在条件，在旧社会母胎里尚未成熟以前决不会产生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6-207.）
李达认为，照马克思这样说，无产阶级要举行政治革命，实现社会革命，务须等待一切生产力完全发展的时候方可实行了。但是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余地”之有无，却不是用数学方法可以测量而出的。就是马克思自己对于当时社会的一切生产力有无发展余地的一点，也未能确实地测定出来。据马克思当时在《共产党宣言》观察欧洲社会状态的结果，他断定社会革命的时机是已经到来了。李达进而说：“我们考察当时各国产业发达的历史大略可以说，英国已是纺织工业全盛的时代，其余法国、德国，还在纺织工业的萌芽时代，恐怕比现在的中国产业状况高明不多。但马克思认定当时社会一切物质生产力，已经没有可以发展的余地而主张即时革命了。照这样，中国的现在不是也可以举行革命吗？”（注：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7-208.）
经过分析，李达认为可以引出以下的结论：（一）无产阶级为谋社会革命的实现，必须准备着政治革命；（二）凡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共产党必须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准备政治革命；（三）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爆发的时机，完全由国际的地位和阶级决战的勇气决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9.）
李达进而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中国自两千年前以来，纯粹是农业经济时代，建筑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的是封建的政治。两千年间，经济上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政治上虽有换朝易代的波澜，而实质上都也是没有重大的变化。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便渐渐侵入了中国的内地，中国固有的经济状况，全被破坏，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此便进于产业革命时代。直到现在，国际资本主义商品畅销全国，本国产业的状况也进到纺织工业的萌芽时代，手工业大受摧残，大多数人民遂陷于工钱奴隶和失业的地位。政治组织建设在经济基础之上，经济基础变化，同时政治组织当然不适于经济变化的进行。换句话说，经济上既然由农业经济而进到工业经济，同时政治上亦必由封建政治而进于民主政治。所以清朝末年，民主革命党人乘机起来革命，要使封建政治移到民主政治去，以便工商阶级能够殖产兴业，而抵敌外国的侵略。（注：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9-210.）
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决定了阶级对抗的形势。国际上的压迫阶级是帝国主义与少数中国军阀，被压迫阶级是中国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国内封建阶级已成熟，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代表中国各阶级的党派是：北洋正统；国民党；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是有确实的根据的，“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要“注意的地方”是：“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劳动者的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共产党应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所影响。”（注：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212.）
李达进而讨论了“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该采用什么政策”这一问题。他根据《共产党宣言》替当时各个进步的国家决定的十项政策和列宁分析俄国的经济进化的五种要素，认为“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注：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4.）。他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拟定几条大纲：（1）不作工者不得吃饭；（2）平均地权，开辟荒地；（3）银行国有；（4）交通及运输机关国有；（5）对外贸易国有；（6）大产业国有；（7）废除一切税厘，征收严重累进率的所得税；（8）有条件的输入外资；（9）中学以下实行免费及强迫教育；（10）立定保工法；（11）工人及农人的无条件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12）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与男子平等。（注：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5.）
这一切表明，李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时，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
（四）李汉俊
李汉俊（注：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湖北省潜江县人。1904年，12岁的李汉俊赴日本留学，并于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成为清廷的官费生。精通日语，对德、英、法语也有很好的掌握。受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的影响，喜爱钻研马克思主义，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与陈独秀、李达等人合作，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之一，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做出了贡献。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由于与陈独秀、张国焘在工作中发生矛盾，便离开上海到武汉，从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出党。国共合作期间，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特别是湖北国民党党部和省政府的工作，兼任过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并与国民党右派积极展开斗争。1927年12月17日遭国民党桂系军阀胡宗铎的军警抓捕，数小时后遭害。）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他的宣传和研究活动开始于上海，后来则在武汉。从1919年到1922年间，李汉俊在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90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主张改造和变革中国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李汉俊有较系统的研究。他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星期评论》第11号上，以“先进”为笔名发表的《怎么样进化》一文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李汉俊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主要有《唯物史观不是什么？》《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等。
李汉俊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共有9节，主要是以否证法论述唯物史观的内容。在该文的绪论中，李汉俊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斯社会主义底基础；不能了解他底唯物史观，就不能了解他底主义；误解了他底唯物史观，就要误解他底主义。我们现在因为有许多人，对于他底唯物史观，有许多误解；所以特做这篇文章来解释。”（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23（4）.）在第1节“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论述唯物史观为何不是哲学时，李汉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比费尔巴哈更进一步，“用具体的科学替代了抽象的哲学”。“马克斯底学说不是抽象的哲学，乃是具体的科学，而又是一切哲学底后继者。”（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23（4）.）在第3节“唯物史观不是哲学的唯物论”中，李汉俊指出：“有许多人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混为哲学的唯物论，这是绝对的错误。唯物史观是论精神如何随着社会状态、随生产方法、随生产器具、随劳动、照一定的轨道而进的问题的，哲学的唯物论是肉体与精神、物质与心灵、神与世界的事情的。唯物史观是问或一时期发生若何思想是什么道理的，哲学的唯物论是要解答思想与物质间的关系如何、思想底起源如何的问题的。这两者之间有绝对的区别，是不可互相混同的。马克斯学说底组成分子是辩证法的（即进化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这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在马克斯底当时就已经存在，换句话说，就在赫格尔哲学里面的进化的思索法，连结到唯物论的观察法了的一点。如斯而成立的马克斯科学，就叫作‘唯物史观’，亦叫作‘辩证法的唯物论’或‘进化的唯物论’。”（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23（4）.）
在第4节“唯物史观不是物质唯一主义——唯物史观论者不是唯物唯一主义论者”中，李汉俊强调：“把唯物论者误认为否认精神的物质唯一主义者，为卑劣的利己主义者，低级的快乐主义者，或没有道义没有人情没有理想的人；于是对于唯物史观及其论者也作同一的误会。这些都是绝对的错误。第一，唯物史观虽由辩证法的思索法与唯物论的观察法结合而成，但这唯物论的观察法决不是哲学上的唯物论；第二，唯物论虽然主张物质支配精神，但并没有不论精神；第三，唯物史观虽然认物质上的变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唯一根本原因，但并不不论精神的要素。”（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23（4）.）他还援引唯物论者的话说：“在我们人，只有五官所知觉的物质界是唯一的实在界。我们底智识不能超乎五官所能得的智识以外。精神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是能独立存在的，只不过是我们五官所能知觉的物质界底照影。”李汉俊认为，哲学上的唯物论与俗间所说的唯物论全然是两个东西，决不是只认物质而否认精神的物质唯一主义，只不过认精神为物质的照影罢了。“唯物史观并没有否认精神的要素，并不是物质唯一主义。唯物史观论者没有什么不能为纯粹精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没有什么一定就是卑劣的利己主义者，低级的快乐主义者，或没有道义没有人情没有理想的人。”（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23（4）.）
进而，李汉俊在第5节“唯物史观不是诡辩的唯物论”中指出，许多人“错解辩证法为诡辩的意思，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或辩证法的唯物论）误认为诡辩的唯物论。这也是绝对的错误。辩证法绝不是什么诡辩，只是进化的思索法，或历史的思索法。换句话说，就是不认世界是静在的死物，认世界是无间断流动的活物。更正确地说，就是认存在是变化或发达底不断的过程。辩证法就是在事物底根本关系、连系、运动、起原、及终结上，理解事物及其表现（即观念）的思索法”（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23（4）.）。接着他这样写道：
自然界就是辩证法之为合理的思索法的证明。近代的科学，对于这个证明天天在增加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证明自然不是在作形而上学的活动，是在作辩证法的活动。换句话说，自然不是在作永久同一的循环，在现实上是在作历史的进化的。我们在这里第一就要推重达尔文。他证明了“一切生物体——即植物，动物以及人类，都是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的结果”，对于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给了致命的打击。要严密地说明宇宙与其进化，人类底发达与其对于人心的反照，只有用辩证法的思索法，对于从生与死所发生，及从进步的或退步的诸变化所发生的无数的活动与反动，作不断的注意，才能成就。所以辩证法的思索法，只是合理的思索法，并不是什么诡辩。唯物论者把这个辩证法的思索法应用到人类社会历史底研究。就是“唯物史观”。把达尔文在生物进化论上所用的议论，应用到人类社会进化底研究（这两个人底学说没有互相参照的关系，是各各独立树立的），就是“唯物史观”。所以唯物史观，又可以叫作“历史的唯物论”、“进化的唯物论”，并不是什么诡辩的唯物论。（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23（4）.）
李汉俊在第6节论述了唯物史观不是黑格尔哲学后，在第7节“唯物史观不是单纯的唯物的历史观”中指出：“唯物史观是把赫格尔在他唯心的哲学里面使用的辩证法的思索法，应用到唯物论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是把达尔文在他生物进化论里面使用的论理，应用到人类社会底历史的人类社会进化论。所以唯物史观说：人类社会底进化及其制度底进化，不如唯心论者（或理想主义者）之所说，是人类关于这社会及其制度的思想变化了的结果，乃是那社会底物质的条件发达了的结果。物质的条件乃是独立存在、独立发达、为社会之真实根本的唯一的实在，使各种制度适应其变化而变化的。无论是人与人间的善恶正邪底观念、无论是人与神间的信仰上的思想，都是随物质条件底变化而变化的。”（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31（4）.）他还说：“类此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斯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但没有人把那作历史变迁之根源的物质条件究竟是什么发见出来。经马克斯再进而研究了历史底物质的诸条件的结果，发见了经济的条件是历史的进化底根本动力。所以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并不是单纯的唯物史观；与其叫作‘唯物史观’，不如叫作‘经济史观’。马克斯自身也发生过这样感想。马克斯用了这经济史观，才把从前一切唯物的史学家们所未能说明的说明了，把历史底变迁完全说明了。马克斯唯物史观底科学的价值就在这里。”（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31（4）.）
在第8节“唯物史观不是盲目的经济史观”中，李汉俊则对唯物史观和盲目的经济史观作了区别。他说：
又有许多人，因为马克斯由物质的诸条件中只认了经济的条件为历史进化底根本动力，就说唯物史观是不完全的学说。这也是绝对的错误。马克斯之所以由物质的诸条件中特别提出经济的条件，指为历史进化底根本动力，决不是无理由的。其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社会底物质的诸条件中能够变化、能够发达的，只有经济的条件，其余的诸条件（如人种、地理、气候等），都差不多是不变化的缘故。使人类社会变化发达的就只有经济的条件自己不变化的自然也不能使别的也随着变化。其余的诸条件如果多少能够变化的时候，在其变化底范围内也还是影响到人类社会底行程的。这一层、马克斯也是明明白白地看到了的。譬如，在原始的社会、人所使用的劳动器具极其幼稚粗笨，就完全受制于自然界，自然界有了一点变化都要受影响；又或有了新发见的时候，从前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地理的特征也能变为非常重大的要素。在这种情形，马克斯对于经济以外的物质的诸条件，也是充分承认了彼等底意义，仔细究明，彼等底影响的。所以马克斯并没有无视的经济以外的物质的诸条件。不过马克斯经了仔细的研究，发见了这些条件底影响都很微弱，都只是经济条件底附属。而且这些条件底影响都是随人类底进化而减退的；所以论历史进化底大体的时候，是不妨置之于问题之外的。由此看来，也可以晓得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并不是盲目的经济唯一的历史观了。
所以唯物史观论者主张说：生产及其次的生产物的分配，是一切社会制度底基础；社会底一切历史的形态同时社会底阶级组成，都是由什么东西在那社会里面如何生产和生产物如何分配而定。所以一切社会的及政治的变化底根本原因，不在人们对于永远的真理及正义之类的思想精神底进步，而在生产及分配方法底变化。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变化底终极原因不在哲学，而在经济。（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31（4）.）
在该文的最后一节第9节“唯物史观不是机械论”中，李汉俊主要是针对有人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加以驳斥。他说：
马克斯在其唯物史观底公式，见《经济学批评》里面说：“人类作它们生活底社会的生产的时候，进到一定的、必然的、与它们意志独立的关系。……所以人类社会底前史就以这资本家的社会形态告终。”（唯物史观公式全译，为易于明白起见，多有意译之处。）
由这公式看来，马克斯底唯物史观是关于历史进行的一种因果论，又是关于社会革命的一种必然论。照公式底头的意思是：
第一社会生产力底或一发达程度为其社会上层建筑底基础。由这基础，组成其社会的各个人间发生一种生产及分配底社会过程上的关系。这关系决定各个人间的生产物分配方法。这分配方法又产生那表现这关系的一定的社会制度。由这社会制度，又发生与这制度相适应的一般的心理状态及各种风俗习惯。
这就是一种因果论。照公式第二段的意思是：
一定的社会组织，到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迟早就要或缓或急地崩坏，新的社会组织就要起而代之。
这就是一种必然论。
因为是这种因果论，就有人发生疑问说：“一般的心理状态及各种风俗既然是为适应一种社会制度而发生，为什么一种社会制度之下能够同时有许多种不同的思想呢？”又因为是这种因果论和必然论，就有人要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起初虽然助长社会生产力底发展，到了这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必定反而要束缚生产力作以上的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的组织就必要崩坏，社会主义的组织就必然要起而代之。又因为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与那生产力底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自然也要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之下发展到了相当程度，才会发生。为什么马克斯及其主义者不拱手等待社会主义组织必然的到来，而反热心奔走社会运动呢？这不是自相矛盾么？”这种疑问，真是再无意思都没有的了。（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31（4）.）
李汉俊进而指出，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是不同的。因为在阶级的社会，有的阶级以维持现状为有利于己，反对打破现状；有的阶级以维持现状为有害于己，主张推翻现状。所以在阶级的社会，思想不单是经济关系的结果，又是与各阶级的希望要求相应的。所以在一种社会组织之下，能够同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但“在一种社会制度之下，虽能同时有许多不同的思想，但流行的思想通例却只有一种。因为在阶级的社会必有一个阶级私有生产机关，支配生产及交换。在封建的社会，这阶级就是君主贵族；在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是资本家阶级。这阶级既然私有生产机关，支配生产及交换，就在人类生存上握着支配权，同时就在政治上握着支配权。换句话说，就是在社会上握着支配权。这支配权在保持这支配阶级底生存上是绝对的，是与这阶级所造出的经济力完全一致，并且还要能够助长促进这经济力底发展。所以这阶级就能（并且又要）造出那社会底制度习惯，使之与自己底利害一致，以确保其优胜的地位。他们要这样，又不单依赖根基于私有生产机关的强制力，还使用说服力。这阶级底利害，在一时期内是顺应社会进步的，所以在一时期内不能认为与社会全般底利害相一致的。就是从更高的‘理想的’立场上说，这阶级底地位也是非常巩固的。这阶级能够将最初用强力得来的东西，因成袭底支配使为正义。这阶级不但管理社会底物质的粮食，并且还管理社会底精神的粮食，他们用人工的方法把自己所信为正义的巧妙地吹进一般社会成员底脑筋里面去。于是社会员底全体都要受这支配阶级底感化了”（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31（4）.）。
然而，人类迫于生存和幸福的欲望与人口的增加，就要无间断地发动发明力。这发明力就要促进征服自然的生产器具的变化。“生产器具变化了，生产方法也就随着变化，征服自然的方面也随着变化。新生产器具出现了，社会上就要生出新政治力。这政治力随着生产器具在社会经济上的位置加重而发达；同时，这经济力又除去种种障碍而使生产器具（及其产出的生产物）的阶级，就与旧生产机关底支配阶级冲突起来。在冲突底继续中，就要发生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在经济上产生社会必需品的这新生产机关成为急需，在政治上支配这新生产机关的阶级成为优势；于是社会事物底新状态就发生。如果新旧生产机关之间相差很远，就要发生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社会，就要发生政治上的新智识，宗教上的新信仰，道德上的新观念，艺术上的新趣味，哲学上的新组织来。历史上的进行总是这样的。昨天的新是今天的旧，今天的新又是明天的旧。一切事物底状态都是起初少年，末尾要老的。起初为自己底生存及其承认而作生存竞争，末尾就要排斥那危害自己生存的新分子而为维持自己底存在和权力作生存竞争。今天的进步主义者就是明天的保守主义者。”（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31（4）.）
社会经济的革命充分成熟了，新思想就要成为革命的要素，助成旧事物的变革。“到了这时，由这经济的变革直接接受利益的阶级底人们，就要忘其经济的利益，而专热中于其主义主张了。同时，中间阶级底人们，有时连利害完全与新阶级相反的人们也为这新主义新思想所动，而加入革命军。因为新思想是经济变革底反照，而这经济的变革又是社会全体进步底表现的缘故。所以新思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素，是物质的生产力底变化所依以传到社会组织的唯一媒介。但这新思想底形成及其浸入人心都极其缓慢，以维持现状为利益的旧支配阶级底强制力和说服力又极其强大；认这新思想是真理的人们，当然要使缓慢的赶快增加速度，使强大的赶快消灭力量。这就是马克斯及其主义者热心奔走，并不能不热心奔走社会运动的理由。”因而，“资本主义底崩坏，社会主义底实现”“是必然”的。（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31（4）.）
李汉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篇文章《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主要是告诫人们怎样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提倡要把马克思赠送他的同胞德国人的这一段话，一字不易地转赠我们的同胞中国人，并希望中国的同胞不要把现在先进各国所有的社会现象视为“对岸之火”，取“与我无关”的态度，也把彼的由来、内容、结果，拿来仔细推究，以准备缩短并缓和我们中国“分娩底苦痛”！李汉俊强调，对于现在先进各国社会现象的由来、内容、结果，观察得最切当，研究得最深刻，解说得最透彻的，在现在只有马克思。他说：马克思的学说在研究社会领域内“实在是现在最高阶级，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所以又希望有心地研究在社会及有心知道中国乱源的中国底同胞们研究马克思底学说”。（注：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N].民国日报•觉悟，1922-06-06（4）.）
李汉俊强调，马克思学说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大组织，我们要作研究的时候，应当从两个入手为最便。他说：
马克思学说，可以分作理论与政策两方面。理论底方面，又可以分作“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三大部分。政策底方面，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部分。这中间，“唯物史观说”是关于过去的理论，是研究过去社会组织变化的原因和经过的，亦可以叫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学说”是关于现在的理论，是用分析剖解的方法研究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并预言了这组织必然的运命的，亦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论；“社会民主主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是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的，亦可以叫作社会主义运动论；“阶级斗争说”是像一条金线一般把上述三大部分的根本缝起来，以成就其为一个完整的大组织的部分，马克思学说底有机连络就在这一部分。（参照河上肇著李培天译《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第三讲第二段唯物史观绪言）（注：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N].民国日报•觉悟，1922-06-06（4）.）
李汉俊强调，无论是从何种方法入手，切不可以专看同一种类的书。“因为马克思底学说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我们虽为研究便利起见把彼分作几部分，但在彼本身上是不能分的；无论哪一部分，如果缺少了其余各部分的参照，必不能得到正确彻底的了解。譬如唯物史观，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底参照，就要成为机械论。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如果没有经济学说底参照，就只能得到空洞的观念，亦且不能了解现在的社会，尤其不能了解将来社会的组织。”（注：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N].民国日报•觉悟，1922-06-06（4）.）
在文章的后面，李汉俊还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所有的书照易难次序分部开列了一个书单。如关于全貌的有：一、《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培天译），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因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关于唯物史观的有：一、《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中华书局发行），二、《经济史观》（塞利格曼著、陈孚石译），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高畠素之著、夏丏尊和李继桢合译，新时代丛书社），四、《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丛书社）。关于阶级斗争的有：《阶级争斗》（柯祖基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发行）。关于经济学说的有：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二、《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斯著、袁让译），三、《马克斯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此外还有高畠素之著、李达译的《社会问题总览》，和生田长江、本间久雄合著，周佛海译的《社会问题概观》，里面也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的部分叙述。
由上可见，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比较高的，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不是很准确，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学者的影响，但他当时的理论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是比较大的。
（五）杨匏安
杨匏安（注：杨匏安（1896-1931），字麟焘，又名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人。五四时期华南地区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小学毕业后随亲戚到广州，考入两广高等学堂附设中学。后因家境贫困辍学，不久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初步接触了西方各种流派的学说和社会思潮。归国后1918年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为该报撰写了50余篇文章，近10万字。文章大多介绍西方心理学、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加强了华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6月，被派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党团书记。l924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秘书。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常委。1927年夏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1931年7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拘押在龙华监狱，在狱中忠贞不屈，对蒋介石的电话劝降置之不理。同年8月光荣牺牲。）是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做出贡献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他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广州。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宣传，主要见之于他1919年7-12月为《广东中华新报》的《世界学说》栏目所撰写的专文中，这些文章共有41篇，约4万字，分别介绍了包括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各派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其中最长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连续刊载了19天，差不多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同时问世。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表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乃世界经济矛盾演进自然发生的结果。不过，杨匏安的文章与李大钊的文章所不同的是，李大钊的主要以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著述为蓝本，杨匏安的则主要采自日本共产党第一任委员长堺利彦的观点。
在《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他一开始就热情地赞颂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并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论，指出资本家掠夺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近代社会阶级冲突的根源。他在文章的开头说：
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即拉萨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
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斯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亦以此时大成。所谓唯物的史观论，盖由实在一元论而生之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付以革命色彩者也。其历史的根源，不在天之创成，而归之地之生产，以技术及经济的因子，为一切政治及精神上之历史原动；生产上之变化，即历史变化所由起。画分历史上之时期者，生产之手段（器具机械）也；演出社会上之阶级者，生产之形态也；而此种阶级之战争，即人类之历史焉。
一国之法律，全视其国之社会经济而定。社会生活之实体，即经济是也。经济犹基础，法律政治犹建筑。若经济的特性有重大变化，则节制此经济之形式，必随之而转移；故社会生活之内，有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可以以天然科学的方法探得，盖社会经济的现象，原为一种天然物，其现象之全部，即是社会生活的物质，而其现象之生存毁灭，即物质的运动也。
唯物的历史观，不否认理想的作用，无论过去未来，人之社会理想，皆可以为改变法律及社会秩序之近因，然人于善恶的想象，决非离此物质世界，而为独立存在者也。……试就历史上之社会变迁察之，一切理想，不为社会变迁之最终的原因，实一种社会经济的影子，以其既有此种社会经济，然后一切理想方能发生也。（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N]//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31-132.）
杨匏安以流畅的文字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他进而写道：
……自马克斯唯物的历史观出，其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固在于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此其所以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欤！
近世的经济，已渐变而为社会式的经济矣。……
然而现行法律，犹本于古代独作自享的经济（个人式者）而立。其与近代社会相冲突抑亦明矣。法律与其经济基础既不相称，以唯物的历史观论之，法律终必让步，随经济而转移。而私有财产之制度，又基于古代经济的法律而立，今日尤无存在之理。近世的经济制度，犹有一最重大矛盾，盖一个经济单位之中，则有多数人循大计划而为工作，纪律既明，尤能统一；然社会之内，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彼此不相统属，无计划，亦无秩序。换言之，一个经济单位的本身，固有完全的组织，至于各个经济单位之并立，乃无一个意志以为支配也。
各个经济单位之间，既无所统一，于是各谋其利，不恤耗费多数人工与材料，由经济发展的趋势观之，此等矛盾的生产法，终归废除矣。（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N]//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33-134.）
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杨匏安作了重点介绍：
唯物的历史观有二要点：其一乃关于人类文化的经济之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第一说谓人类社会生产机关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此实为社会之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之政治法制，及种种精神上的构造，皆随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而基础构造，其内部亦有最高动因，以促其自己之进化，此最高动因，即生产力是也。第二说谓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随之而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与布帛粟米无异，亦人类依生产力而产生者也。手臼产生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资本家的社会。社会组织即其始亦尝助长生产力的发展，然其发展的力若到社会组织不能适应之程度，则社会组织不独不能为之助长，势必加之以束缚妨碍矣。此时生产力虽受束缚妨碍，然仍发展无已，发展的力愈大，与社会组织之冲突愈迫，其结果非令旧社会组织崩坏不可，是则社会革命也。（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N]//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34.）
杨匏安进而阐述了马克思的物质决定精神的文化史观和阶级竞争观：
自马克斯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然马克斯之论文化史，谓不成于人类的精神，而成于物质的境遇。从表面观之，各种文化，似皆出自人类之努力，惟实际上终由物质而决定。……是故物质之结合位置一变，则人类之文化亦不得不一变，如唯物的历史哲学所言，一切道德、法律、政治、经济、艺术等等现象，皆须随顺时宜，常起变更，固无永远适用者也。
马克思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因土地共有制度既坏之后，经济的构造，皆建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即经济上利害相反之阶级。其分别则一方为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之手段者，一方为无土地或资本等生产之手段者；一方肆其压服掠夺，而一方则受压服掠夺者也。此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而表现，若亚细亚者、若欧洲古代者、若封建者、若现代资本家者。是等生产方法出现之次第，可作经济组织之进化阶段；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在社会生产方法中，乃采对敌形式之最后者；阶级竞争，亦将随此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矣。至于社会何故呈露阶级对立之现象，在马克斯意见，则谓全由一个之社会团体，依生产方法的独占，而掠夺他人之余工余值而已。（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N]//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34-135，136-137.）
在这里，杨匏安既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有关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必须相适应的原理，也阐释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时，他还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说），揭露资本家掠夺工人剩余价值的方法及其后果。他认为“资本经济行为的动机，但求扩大此赢余价值”。资本家恒欲延长劳动者之做工时间，而劳动者一面要求减短，是为两方冲突之处。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发生经济恐慌，并且这种“经济恐慌不特循环不已，且每次愈益加烈”，造成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最后形成极少数财力最雄厚之资本家，以操纵一切之生产。资本垄断的后果是无产阶级起来革命：
社会上大多数之人，只可佣赁图活，无自立希望，境遇愈逼，困难愈重，反抗的意志及反抗的运动愈烈，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家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之唯一方法，亦即近代社会经济制度所必有之结果，是因循社会演进的程序而自然发生者也。（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Bolsheviki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
以上为马克思之经济学说，其大旨不仅指斥资本家之贪婪，而在于揭破资本主义之不公。至其社会运动论（即政策论），则见诸《共产党宣言》书中及前所述之“共产主义”，今且从略。（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N]//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39.）
杨匏安不仅在《广东中华新报》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也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称“马克斯之学说，一方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一方借社会民主党而施行，故在德国之社会主义，其势力极盛”（注：杨匏安.社会主义[N]//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24.）。
1922年，杨匏安又在《青年周刊》发表《马克斯主义浅说》一文，从唯物的历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学说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其话语更通俗。在《马克斯主义浅说》中，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释主要是以日本学者堺利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译文为根据，并加以一定程度的发挥。杨匏安说：“什么叫做唯物的历史观呢？这是本着实在一元论所生的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加入一种革命主义的便是，他说历史的根源，不在天之创成，实归之地之物的生产，以技术的和经济的因子，为一切政治上及精神上的历史原动，生产上有所变化，历史上也就起了变化。生产的手段—器具机械—就是在历史上划分时期的标准，生产的形态，就是在经济上把社会分裂成为种种的阶级，由此所生的阶级间的战争，就是人类的历史。”“无论那一国的法律，道德，都建筑在他的社会经济上面。如果社会经济的特性生了重大的变化，那此制约这个社会经济的各种形式也一定跟着他摇动转移。”（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浅说[J]//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48.）
杨匏安在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历史时期来说明法律、道德的变化后，进而指出唯物的历史观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第二是社会组织进化论。于是他把马克思所著的唯物的历史观要领记写几条出来：
人类从社会的而生产他的衣食住，不知不觉之间，自然成就了一种关系。这一种关系，就是相应于这社会物资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就是社会真实的基础构造。凡社会上法律的、政治的、及一切精神上的构造，都建筑在这个基础的上面，并且相应于此而生一种社会的自觉。生产衣、食、住的方法，可以决定社会上、政治上、及精神上一切的生活法。人类的自觉，不能决定人类的生活法；但是人类的社会的生活，倒可以决定人类的自觉。
社会生产力发达到某时期，便和旧的生产法矛盾。从法律的来说，就是和从来的财产关系矛盾。到了生产力的发达取著新形式，那旧的生产关系便成了生产上的障碍物，社会革命于是开始。
社会经济的基础发生变化，所有在他上面的建筑全都迟早就要革命了。
我们考察这种革命，应该先明白了两个的区别：就是从科学的、可指出的、经济的生产条件所发生的实质革命，和自觉经济上的矛盾想破除他而发生的精神——法律上、政治上、宗教上、美术上、哲学上——革命，是不同的。如果拿时代的精神——自觉——来判断这种革命，便好像一个人拿自己所著想来判断别一个人，这是不行的。我们更要拿著存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间的矛盾，来说明这个时代的精神。
某个社会形体，如果包容于他内部的生产力不到十分发达，这个社会形体也未必即会崩坏。高级的新的生产关系，必等到孕育这生产关系的物质的条件从旧社会翼下孵化出来之后，然后确立。所以人人都是以自己所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
亚洲诸国、上古诸国、封建时代、及近世资本家时代的生产方法，就是社会经济的进化程序的大别。
现在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历程的矛盾冲突的最后形式了。这个冲突，不是个人的冲突，就是由各个人的社会的关系而生的冲突。
然而在这个资本家社会内部发达的生产力，同时又作成应当解决这冲突的物质的条件。所以这个资本家社会，合该和人类的历史前纪一齐终结了。（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浅说[J]//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50-151.）
杨匏安在记写这段话后，还特别指出其译语“从堺利彦”。其实，这段话也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内容介绍。进而，杨匏安又阐述了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学说。他说：“阶级竞争说，是和唯物的历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既认定物资的生产和生产的分配法的变迁发达，作为历史上的变迁发达的根源。”而“从来一切社会的形式，都建筑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浅说[J]//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51，152.）资本制度，造成经济恐慌，造成劳动者和资本家阶级的对抗。“所以这种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度，应该废除，把共产制度来做他的替代。”“社会革命，不独解放无产阶级，并且解放受现在社会不公平状态所苦恼的一切人类。”“所以劳动者应该负这社会革命的使命。劳动者实行阶级竞争，尤不可不夺取政权。倘若不占了政治上的权力，徒然使经济的战斗延长，那就不能构成理想的经济组织。这个生产手段的所有权，也断不能从私有移到社会公有。”（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浅说[J]//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53.）杨匏安接着依据《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的观点写道：“自从土地共有制度破坏之后，社会经济的构造，便建筑在阶级对抗上头。所谓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一方是有资本或土地等生产的手段的人，统称有产阶级；一方是受压迫掠夺的人，统称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各个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各个时代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视为经济组织的进化阶段。现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在社会生产方法当中，就是采对敌形式的最后的。所以阶级竞争，也跟著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了。”（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浅说[J]//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53.）
杨匏安最后解释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指出资本家经济行为的目的，但求扩大余剩价值。在资本制度底下，机器日益发达，分工愈精细，堕力几成无用，其结果令妇女童子多来受雇，劳动者的道德智慧和体魄都因此堕落。另一方面使多数劳动者从此失业，劳动界的苦痛日甚，“结果令大多数人只可受雇图存，没有自立希望。等到境遇愈迫，困难愈重，反抗的意志和运动愈剧烈，就联合起来，用武力夺取政权，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共有，脱去资本家的羁绊，恢复各人经济的自由。这就是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唯一方法，也是现世社会经济制度必然的结果”（注：杨匏安.马克斯主义浅说[J]//杨匏安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55.）。
由上可见，杨匏安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解释是比较准确、完整的，他虽然不及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而只限于广东地区，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功不可没。
（六）瞿秋白
瞿秋白（注：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双，又用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在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参加过1919年五四运动，并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工作。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教员。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1月回国，在北京主持起草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同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7月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临时“八七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8年4月去苏联，6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并留驻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写了不少论著，并翻译共产国际纲领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国，9月在上海与周恩来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道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并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捕，同年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其著作被编入《瞿秋白文集》。）在192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在时间上稍微晚一些。在1923年以前，瞿秋白发表的涉及政治的文字多属时政，国际上的问题以介绍苏联的情况为主，这是因为瞿秋白自1920年应北京晨报社和时事新报社的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俄国任驻莫斯科的特派员后，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并对俄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进行了采访。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兴趣，是在他1921年5月加入俄共（布）组织后。1921年9月，瞿秋白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者大学任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同时还任理论课翻译。（注：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63-92.）这样，瞿秋白就有机会较为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此同时，瞿秋白还阅读了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理论家的著作。显然，瞿秋白深受俄国—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集中的研究和宣传，是1923年从莫斯科回国后应创办上海大学的于右任、邓中夏等人之邀，出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尤其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他主编了包括《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在内的《社会科学讲义》四集，并亲自讲授《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1923年至1927年间，瞿秋白还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并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郭列夫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使中国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有了较多的了解。可以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瞿秋白是通过俄国—苏联通道较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物。作为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留下了10余卷有关政治、文学等方面的文集，其著作属于最多者之一。瞿秋白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收编在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中。
1923年年底，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上发表首篇哲学论文《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这是一篇论述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文章。瞿秋白在文章的开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历史。最显著的差异，便是：自然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流动而互相影响；此中共同因果律的表现，亦仅只因为这些力量的互动。自然界里绝对无所谓愿望、目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里却大不同——这里的行动者是有意识的人，各自秉其愿欲或见解而行，各自有一定的目的。……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历史的进程之共同因果律。表面上看来，历史之中，虽然有人所愿望的目的，而实在还是偶然的事居多。所愿望的事能够真正实现的——非常之少。”（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94-295.）“历史之中无数不同的倾向及行动互相冲突，其结果却与无意识的自然界毫无差异。……因此，社会里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科学的职任便在于发见这些公律。”（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95.）瞿秋白进而论述了自由与必然、历史的必然与有意识的行动、理想与社会的有定论、社会与个性等问题。他强调：“社会现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为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人若能探悉这些因果律，则其意志行为更切于实际而能得多量的自由，然后能开始实行自己合理的理想。”“因此，‘必然论’是社会的有定论，而不是‘宿命论’。”（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02-303.）
瞿秋白在文章中最后总结：
一、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应当先求于社会的最后原因；不能以个人动机或群众动机作为社会现象的唯一因素。当再求此因素之因素。
二、社会现象确有因果律可寻；唯知此因果律之“必然”，方能得应用此因果律之“自由”。
三、人的意识是社会发展之果，既成社会力量之后亦能为社会现象之因；然必自知此因果联系，人的意志方能成社会现象之有意识的因。
四、社会的有定论以科学方法断定社会现象里有因果律；然后能据此公律推测“将来之现实”——就是“现时之理想”。
五、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在于“社会的实质”——经济；由此而有时代的群众人生观，以至于个性的社会理想；因经济顺其客观公律而流变，于是群众的人生观渐渐有变革的要求，所以涌出适当的个性，——此种“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
历史的工具运用“必然”的公律——由个性而阶级而人类，由无意识而有意识——或为群众的实际运动；群众运动的斗争正需要此历史的工具，社会的实质亦已能产生此历史的工具，于是方开始从“必然世界”进于“自由世界”的伟业。
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07-308.）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反映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研究水平，其中也折射了俄国—苏联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因为该文的内容主要是对俄国—苏联政治家或理论家的著作内容的吸取和阐述，不仅受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也受列宁、斯大林的影响。如在该文的第五节“社会与个性”阐述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时，可以清晰看到普列汉诺夫对瞿秋白的影响。文中，瞿秋白在论及社会的心理现象和个性天才，论及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李贽、谭嗣同、梁启超这班“大逆不道”的人物时，力图“以科学解释其因果”时，指出“最后的因，便是中国经济的变迁，从宗法社会到资产制度的动像能规定那社会的情感及义务意识的流变”后，接着论及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问题。他这样写道：
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包含“自然”、“技术”和“工力”三者）。
社会现象变迁的程序大致可以说明如下：
一、生产力之状态；
二、受此等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
三、生长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另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之社会心理（社会的人之心理）；
五、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心理”（社会思想家之宇宙观人生观）。（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03-304.）
瞿秋白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的原话，这段为中国的普列汉诺夫研究者们注重的所谓“相互影响的”“各种社会力量”的“五项公式”的论述，在瞿秋白的这篇论文中最早出现。这不仅表明瞿秋白是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政治观的最早介绍者，也表明他自己在思想上同时深受普列汉诺夫观点的影响。
另外，瞿秋白1923年出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专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编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等4本讲义，开创了在大学课堂上较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关于这方面内容，下一章还要专门进行介绍。
（七）蔡和森
蔡和森（注：蔡和森（1895-1931），复姓蔡林，名泽膺，字润寰，学名蔡林彬，湖南省湘乡县（今属双峰县）人。1911年入双峰高等小学读书，1913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5年秋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6月毕业后，由于受《新青年》宣传的新思想的影响，与曾是第一师范同学的毛泽东共同探求救国的道路。1918年4月，与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青年在岳麓山荣湾镇刘家台子他自己的家中，成立了五四运动前湖南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新民学会，会上通过了《新民学会章程》。1918年6月，蔡和森赴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经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杨怀中先生介绍，与留法俭学会的发起人李石曾等取得联系。在此期间还拜会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新文化运动领袖李大钊，思想上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12月，蔡和森（携家人）与同行者30余人一起在上海乘坐法国邮船赴法，于1920年2月到达巴黎，进入了蒙达尼男子中学学习。由于勤奋好学，攻读刻苦，仅凭一本《法华字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有关各国革命运动、各种思潮的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参与“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1921年10月被法国警方遣送回国。1926年初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27年4月回国，在大革命运动中与国民党右派及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巡视员等职。1931年3月以党中央代表身份赴香港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同年6月在一次海员工会会议上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坚贞不屈，8月壮烈牺牲。其论著被编入《蔡和森文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他主要是主张把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武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和向警予、李维汉等商量，邀集散居法国各地的13名新民学会会员到蒙达尼聚会，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1920年7月6日至10日，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举行了五天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提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得到了赞同。1920年八九月间，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在8月13日的信中，蔡和森提及自己已“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注：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A]//蔡和森文集（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22.）。这一丛书包括：（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四）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蔡和森进而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选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注：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A]//蔡和森文集（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23.）在具体论及“四种利器”时，蔡和森认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在信中还对毛泽东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注：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A]//蔡和森文集（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24.）在9月16日的信中，蔡和森除了强调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注重于组织共产党”外，专门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说：
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我对于人性只认为有‘可能性’，比如到了饥的境地，性之可能为吃；遇到困难的境地，性之可能为思（想方法）；处现经济制度之下，性之可能为‘人剥削人’；处怒或挑剔（如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之时，性之可能为‘打’或‘杀’。究其极，这种可能性，与别的动物一样，没有别的高贵不同。总之，人由低等运动进化成的。道德根于先天之说不能成立，成立也无意思。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云，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化分（或派生）。我以为这种直截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唯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斯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
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列宁及共产党屡次如此宣言时），取消国家。（注：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A]//蔡和森文集（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27-28.）
蔡和森在信中还预料：中国现社会制度不能解决社会上发生的种种问题，“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革命除了宣传外，还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注：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A]//蔡和森文集（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34.）毛泽东收到蔡和森的这两封长信后，分别于1920年12月、1921年的1月回了两封信，表示对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深切赞同。在1921年1月21日的回信中，毛泽东对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信中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这样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对于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毛泽东作了这样的答复：“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进行组织。”（注：毛泽东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A]//毛泽东书信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由此可见，蔡和森当时的见解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又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蔡和森称自己“为极端马克思派”，赞成“极端主张：惟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注：蔡林彬给陈独秀，1921年2月11日[A]//蔡和森文集（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51.）他进而指出：
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惟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注：蔡林彬给陈独秀，1921年2月11日[A]//蔡和森文集（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51.）
蔡和森还分析了西方大工业国内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及它们的商品输出到中国，引起中国手工业者的失业，使“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便“公然自行提出其生死问题于中国社会”。于是，“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运命。到了那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也把持不下地”。（注：蔡林彬给陈独秀，1921年2月11日[A]//蔡和森文集（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52，53.）他还强调：“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注：蔡林彬给陈独秀，1920年8月13日[A]//蔡和森文集（上）[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54。）
显然，蔡和森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了争取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信奉马克思主义，投身这一革命，蔡和森在蒙达尼会议后，又发起成立工学世界社，并发表《怎样救中国》的演说。很快，工学世界社发展到30多人。接着，蔡和森开始积极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1921年7月，他与工学世界社成员着手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周恩来任总支书记。
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
从历史进程看，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他们以中国的大城市为传播的立足点和主干道，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社会进一步播撒开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的理论家们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宣传上，而是把它确立为自己的终身信仰，并使之化作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利器。从总体上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三大特点：
第一，注重唯物史观，突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作用。
正是出于改造现实社会的价值取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唯物史观，突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作用。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高语罕、李汉俊、杨匏安、蔡和森等都是这样。毛泽东作为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不仅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更是把这一学说成功地运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1941年秋的一次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对自己关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扼要说明。他说，自1920年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涉及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所以“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A]//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2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直接渊源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把阶级斗争首先看作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看作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方法。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尤其是对阶级斗争学说情有独钟，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中国的社会条件及其国际环境分不开。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个东方大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间，包括英、法、德、日、俄、美、意、西、奥、比、荷在内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侵略过中国，尤其是英、法、德、日、俄等国同清廷签订过许多掠夺式的割地赔款条约。例如，甲午战争后通过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向中国索赔白银2亿两，还割去了台湾和辽东半岛（后被迫归还，但日本要求清廷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金）等领土。庚子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列强通过签订《辛丑条约》勒索中国白银4亿5000万两，本息折合9.8亿两。清廷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性赔款的偿付，使中国的经济崩溃，财源枯竭，负债累累；中国人民本来就贫困，清廷为支付赔款而增加赋税便使人民更加贫困。更重要的是，在外来侵略掠夺不断、内政腐败不堪的处境中，中国人民同时在精神上蒙受耻辱和磨难，只能在非人的境遇中苟延残喘。虽然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及其他反皇权势力结束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也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政治，使得民主政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然而，后因袁世凯复辟而引起社会政局动荡，造成军阀割据且相互混战，使得中国国事糜烂、民不聊生，阶级之间斗争激烈，更使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中，因而整个社会形成了引起大变革、大革命的形势。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由于同情广大民众的困苦，愤恨资本家以及地主阶级对工人和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对内反对军阀专制，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种情况决定了他们学习、研究、接受、理解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它来作为思想和方法，作为观察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工具时，其价值取向是铲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平等而美好的社会。因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最为切近中国社会改造的部分——唯物史观，包括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社会形态会依次更替、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以及进行社会革命、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有关学说在当时受到广泛宣传且被广泛接受，继之由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之后，将之付诸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
显然，中国社会鲜明的阶级对立和纷争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经引入便众口腾说，转化为革命党人的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而成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第二，输入与传播的途径多样化，但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工具，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之二是输入途径已开始多样化。从理论来源看，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输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途径已扩展到俄国—苏联，还有法国及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不再只是日本一途了。并且，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认识中国革命的工具，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最初，早期共产主义者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例如，李大钊、陈独秀、高语罕、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人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或多或少地与日本学界、舆论界有密切关系。并且，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学界的影响。早期共产主义者受日本学界的巨大影响，这与国民党人有些相似。
到了1920年代初，俄国—苏联以及法国等国家开始对早期共产主义者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俄国—苏联的影响最大。例如，瞿秋白赴莫斯科从事新闻工作以后，他最早把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带回到中国，并在上海地区广为传播。由于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又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故俄国—苏联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从1920年代初中期在中国的影响开始迅速扩大，至1930年代开始超过日本学界的影响。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对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来说不是主流，其影响远不及俄国—苏联和日本。中国追求进步的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时，虽然在法国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但并没有从法国共产主义理论家那里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例如，向中国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贡献最大的蔡和森，是利用赴法勤工俭学之机，凭着一本字典，在猛看猛译的基础上，把在法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用通信方式传至国内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促动他们较快作出采用俄国式革命的方法以进行中国社会政治革命。
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来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可以说是影响其前进方向的一个转折点，俄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在此前后，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西方国家各种理论学说、各种文化思潮大量流入中国，引发知识界的兴趣与思考。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有志之士，决心学习西方，从西方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办法和出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认真比较中，承继孙中山的做法，选定以俄为师，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毛泽东也同样经历了这一转变。1936年，在陕北保安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特别是1918年前后的思想追求时，毛泽东这样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混合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自由主义模模糊糊地抱有激情，不过我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明确的。”（注：埃德加•斯诺.一个共产党人的来历[A].胡为雄，译注//毛泽东研究：第一辑[C].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50.）但到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发生后，毛泽东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其思想开始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政治上也开始从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并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进行中国革命，搞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正如他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1949年6月30日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的：“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1471.）
第三，以北京、上海及广州等大城市为依托播撒全国，其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准备。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之三是以北京、上海及广州等大城市为依托播撒全国。从总体状况看，北京和上海地区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镇，向往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风气之先，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思潮予以译介、报道的知识分子也为这种宣传做出了一定贡献。这种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前提，提供了文化土壤。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翻译，北京地区的核心人物是李大钊，主要阵地在北京大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鼓舞，并试图认识这一伟大革命的意义。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过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阅读并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1917年冬，他受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即开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从1918年起，他开始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后来除了在北京大学与同志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外，又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1918年8月，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即是讴歌和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由于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也随着这一革命的胜利被介绍到中国来了。当然，介绍进来的已是打上俄国革命烙印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全新的学说，也是一种可以借鉴来改造和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利器。于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这一曾指导俄国革命胜利的学说产生了极大兴趣，产生了对它学习、研究和宣传的热望。这在当时成为时尚。
1918年12月，应聘于北京大学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在《名著介绍》栏内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译文（译者署名舍，译文标题是《共产党的宣言》），并加有按语。译文的内容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全文译出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十项纲领。
《每周评论》因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8月即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然而新思想、新潮流总是阻挡不住。1919年2月，北京《晨报》副刊进行改组，增加了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李大钊应邀参加《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从该年5月起，李大钊主持开辟了《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自此，该专栏刊登了不少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并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著译和马克思的生平简介。1919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101年诞辰，《马克思研究》专栏登载了渊泉译、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文章介述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同年5月9日起至6月1日，《马克思研究》专栏又连载了食力从日文转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标题译为《劳动与资本》。从6月至11月近半年的时间里，《晨报》还连续译载了柯祖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是一部介绍《资本论》的通俗性著作，它帮助中国人了解了《资本论》的内容，扩大了《资本论》在中国的影响。《晨报》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生平传记材料以及其他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曾有较大影响。例如，1919年4月四川《国民公报》曾连载渊泉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当时，《晨报》是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影响最早也最大。
由陈独秀创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新青年》，从1918年起也开始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曾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5月，李大钊把由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辑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了顾兆熊（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凌霜（黄文山）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转载自《晨报》）、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以及克水的《巴枯宁传》等。尽管有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那么准确，也有文章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新青年》上进行宣传，让它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李大钊的帮助和引导下，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创办的《国民》杂志也开始刊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11月出版的该刊第2卷第1号登载了北京大学的学生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其译名是《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该刊10月号又发表了费觉天翻译的题为《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全文，常乃息的《马克司历史的唯物主义》。常乃息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引用了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写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的有关论述。
在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湖北江陵县人胡鄂公与同乡熊得山等在北京共同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还筹资办起《今日》周刊，于1922年2月15日创刊。《今日》从第1卷第1期到第3卷第2期共出版了10期，从第1卷第2期起陆续刊载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及有关的译述，其中1922年5月出版的第1卷第4期是《马克思特号》，专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和生平。特号刊载了熊得山译的《哥达纲领批评》（《哥达纲领批判》）的全译文，包括马克思1875年5月5日写给白拉克的信，并附有《德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哥达纲领》全译文。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发表的最早的中译文。该译文还在1923年5月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单行本。此外，这一期还刊登了胡南湖的《马克思传》（它对马克思的生平和马克思的几种主要著作作了简述），发表了李湘渔女士翻译的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三首诗和李光华女士的《马克斯夫人燕妮传》等文。该刊1922年出版的第1卷第2-4期连载了邝摩汉译述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5篇的部分内容。标题分别为《绝对剩余价值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研究》和《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在1923年出版的第3卷第2期上，刊载了熊得山翻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第一章（标题为《历史以前的文化阶段》），第五、六章（标题为《国家的起源》）和第九章（标题为《未开与文明》）的译文。此外，1922年出版的该刊第2卷第1期上还发表了《马克斯著作史》，列举了马克思从1842-1875年间撰写的包括《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在内的18种著作，并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今日》刊载的译著还有列宁的《俄国现时经济的地位》、布哈林的《俄苏维埃的新经济组织》、山川均的《国际劳动同盟的历史》等；刊载的文章有《马克思学说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与文学》《唯物的中国史观》《无产阶级对于政治应有的态度》《劳动问题与妇女问题》《土地国有制度》《劳动哲学》《社会主义未来国》《社会主义与人口论》等。《今日》所译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诸多文章，为当时渴望阅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学生提供了便利，同时对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具有较大作用。
此外，《京报副刊》亦刊登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如第100-103期刊有《未进化的国家中之社会主义》一文，第130期刊有高一涵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391期刊有《纪念列宁》等文章。
与北京相响应，上海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活动都在上海，例如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以及高语罕等，他们主要在上海活动。国民党人的宣传活动也主要在上海。鉴于前已提及，这里不再重复。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广州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地之一。并且，广州的报刊是在国内公开刊登《共产党宣言》最早的报刊。早在1912年，一些同盟会员在广州创办《民生日报》，以《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为题连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文。在五四运动之后，共产主义者杨匏安是广州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也曾一度自沪至粤进行演讲宣传。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上海等大城市，除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外，还有一些文化人创办的书局和报刊，也刊登一些反映新思想、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并出版了一些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文片段或小册子。这些文化人的传播，或为时代潮流所驱使，或为取悦读者以打开销路，但其传播终归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尚处于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到深的阶段，尚未达到完整、系统的把握。
从这一时期的著述活动看，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都远未形成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和论述还是零碎的而非整体的，有些观点亦有不周全之处。例如，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这“三李”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中理论素养最高的。但由于他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来源主要还是日本，而日本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也不是完全准确的，也不那么系统。但在当时除此之外别无来源，他们只能通过对日本学者的作品进行译述式写作，来撰写自己的理论文章。前已指出，李大钊的著名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亲缘关系。并且，李大钊的论著中的一些说法也有不确之处，如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人道主义，需要加以救正等。李达是当时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早期的文章也是在日本接受教育和研习、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观点影响而写成的。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认识也是不全面的。前已指出的，他1919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认为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竞争主义，主张万人协同主义；反对资本万能主义，主张劳动万能主义；反对个人独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打破经济的束缚，恢复群众的自由等等，表明他所接受的社会主义观是当时日本的一些流行观点，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并且，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重心亦放在实现社会主义之上。如前面指出的《马克思还原》一文便是这样，认为唯物史观、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崩坏说、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是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李汉俊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颇高的一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是从翻译日本学者的作品开始的，如日本学者远藤无水曾将德国学者、国际工人协会评论联合编辑马尔西的《经济漫谈》译成日文，李汉俊将此日文版转译成中文，将该书定名为《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1920年在上海出版。在书中他还增加了一些注释，以利于中国读者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李汉俊撰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如前面指出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表明他也受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例如，他认为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方面，可以分作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三大部分；政策方面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部分。唯物史观说是关于过去的理论，是研究过去社会组织变化的原因和经过的，亦可以叫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学说是关于现在的理论，是用分析剖解的方法研究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并预言了这组织必然的运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是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的；阶级斗争说是像一条金线一般把唯物史观、经济学说、社会主义这三大部分的根本缝起来，以成就其为一个完整的大组织的部分。可见，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和解释也带有日本学者的明显痕迹。
至于陈独秀、杨匏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和解释也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差不多。前已指出，陈独秀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是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劳工专政四个方面着眼的；杨匏安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解释，主要以日本共产党第一任委员长堺利彦的观点为借鉴。
从曾赴俄国从事新闻工作的瞿秋白，所撰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则可明显看出他深受俄国及共产国际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过翻译兼助教，并主讲过社会学课程，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影响较大。他还读过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著作，受这些人的理论影响亦明显。
蔡和森则是到法国后，凭借一本《法华字典》在较短时间内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并通过报刊书籍了解到有关各国革命运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注重于组织共产党，并得出结论：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等于唯物史观，方法是阶级战争加阶级专政，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些亦表明，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了解时间较为仓促，论述也不大完整，接触的是第二手资料。
总起来看，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尚处于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到深的发展中境地，其理论素养在整体上还不是很高，尚未达到完整、系统的把握，这离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理论形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作品看，这一时期他们还没有写出逻辑严谨的著作，还只发表长篇文章或撰写出一些讲义。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开初阶段的情形只能如此。这符合一种新的学说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传播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规律。
第五，传播状况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传播形成协同效应，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果。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这种状况，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这种传播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传播相互呼应，或者说形成协同效应，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果。
在共产主义者之前，除国民党的理论家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外，知识界、报界诸多人士亦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这种情况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表现最为显著。例如，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注：陈溥贤（1891-1957），字博生，福建闽侯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后游学欧美，回国后任《晨报》主笔。1918年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日采访，后以“渊泉”为笔名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任《晨报》总笔期间，积极支持学生运动。1930年代加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后任其主笔。1957年病逝于台湾。）从日本回国后，以渊泉等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前已提及，这些文献包括：1919年4月刊载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原著为河上肇1918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5月5日至8日连续刊载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著为河上肇1919年2月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二》），6月刊载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原著为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根据高畠素之1919年5月出版的日译本《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转译）。此外，《晨报》副刊1919年7月刊载无译者署名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原著为贺川丰彦的《唯心的经济史观之意义》）、《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原著为堺利彦的《唯物史观概要》）等文。对于这些译作到底出自何人之笔，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推断，“从以上译文中有关社会科学的专用词汇的译语判断，可视为均出自‘渊泉’之手”（注：[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石川祯浩通过认真研究后甚至这样指出：“《晨报》副刊自1919年5月始，几乎每天都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揭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注：[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从社会的协同效应看，正是社会知识界、舆论界人士进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积极宣传和传播，促使那些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士较快成为共产主义者，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例如，李大钊概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即深受陈溥贤所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著作观点的影响，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即与河上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亲缘关系。
又如，社会进步知识界人士范寿康（注：范寿康（1896-1983），字允藏，浙江省上虞县人。1913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主编《教育大词典》。1926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秘书长，1932年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1933-1938年任国立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教育系教授，主讲“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史”“哲学概论”“希腊哲学研究”等课程。五四时期就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武汉大学任教时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进步同学的欢迎。1949年后任台湾当局“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1982年从台湾经美国辗转回北京定居，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同年12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其主要作品结集为《范寿康教育文集》。）也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宣传和传播做出了较大贡献。1921年，曾留学日本的范寿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该文虽是译述，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说。1923年，他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栉田民藏著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思想文化一旦与中国这种相对落后的文化环境相接触，会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并以不可逆转的趋势进行传输。这种传输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的过程。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向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包括民主改良派、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民主革命派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都为这种传播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和贡献。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则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播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后来居上成为引领者。
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果——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反过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更加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其具体表现是，政治上开始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投身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合作，继之展开了国民革命运动，这同样与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分不开。在19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分裂、地方军阀割据，尤其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情况下，当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并处于困境中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也更向往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孙中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在革命事业遭受挫折时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更有亲近感。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就感到西方列强不支持自己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的果实被野心家袁世凯篡夺，政权被转让到北洋军阀手中，最后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之后，孙中山几乎绝望。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孙中山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认识更是加深了。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转而把目光投向北方的社会主义苏联，从而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他尤其把社会主义学说视为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谋求中国人民生存的思想武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更加热衷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公开场合都明显地表达出来，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理解。1924年8月3日，孙中山在作《民生主义》演说时，对马克思主义切实解决问题的实际精神表示敬佩：“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A]//孙中山全集：第9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6:360.）在谈及马克思得出科学的社会主义结论所持的研究方法时，孙中山这样指出：“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由于他这种详细深奥的研究，便求出一个结果，说世界上各种人事的动作，凡是文字记载下来令后人看见的，都可以作为历史。他在这种历史中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A]//孙中山全集：第9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6:363.）
也就在这一时期，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顺应时代的潮流，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故孙中山在演讲《民生主义》时这样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A]//孙中山全集：第9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6:355，381.）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热烈赞同马克思主义，意欲践行共产主义，在政治上以俄为师，主张联合共产党并扶助农工，这表现出他对新生的共产党的借重，也为共产主义者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效法俄国革命起了促进作用，创造了有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