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历程

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起源，首要的是弄清楚包括其哲学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具体历史过程，弄清是哪些人、在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前已提及，在亚洲，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比日本人要晚些时间。中国人首次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刊物《万国公报》，由英国浸礼会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介绍的。中国人初次听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则是在1902年通过出逃日本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获得的，梁启超当时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宣传，首功在革命派（同盟会和国民党人）。他们除了孙中山外，还有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等。从时间上看，中国国民党人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人要早，他们从20世纪初叶旅居日本时就已开始。因之，依据时间顺序，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起源应是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前史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并且脱离不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但其直接理论来源却是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北方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初起的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历史必然，也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界和政治界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一种选择。

作为19世纪西欧思想文化的伟大成果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各国社会主义者实践行动的伟大思想体系，由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并用德、英、法等文字写成。马克思主义学说自19世纪40年代诞生后，又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它不仅有众多的追随者，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然而，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内，对其追随和传播主要发生在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诸多国家，与东方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似乎不相干。这主要由于地缘阻隔，中国闭关锁国，与外界信息交流渠道不畅。退而言之，即使交流渠道方便，其中也存在着语言障碍，属印欧语系的德、英、法等语言文字和属汉藏语系的汉语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各自的语言符号和表达形式殊异，各自语言文字中所包含的意义若要达到相互交流和相互贯通，需要经过精心的翻译和理解。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欧洲一些国家随着机器生产的采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世界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速，这使地球上各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需要，也使得各国间的信息流通大大加快。但这种全球化是以服从资本的统治和殖民为前提的。

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球殖民的时代，东方的中国被动地融入了这一全球化的过程。中国这个以小农为主体的国家，其传统的小生产农业的经济结构和皇权家族专制统治的政治结构开始遭到破坏，其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被打破。对于这种历史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简明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同时，“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7.）

确实是这样，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低廉价格的商品来开辟中国的市场、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时，中华民族所能经历的便是一个从仇视到屈服，从抗争到从属，从排外到师夷的过程。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尤其是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朝野震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得到伸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开明的、有知识的朝臣疆吏开始睁眼看世界——主要是看西方世界。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九日，恭亲王奕訢、李鸿章、曾国藩奏准，设立附属总理衙门的京师同文馆。馆中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自1869年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任同文馆总教习并历25年之久。同文馆的目的是培养翻译人员，最初设有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而不读“四书五经”之类。后来，同文馆统一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该馆还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从1862至1898年，同文馆共翻译25种图书。所译的自然科学图书有《自然哲学》《化学初步》《高等化学》《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天文学》《中西合历》等，公法类图书有《万国公法》（1864年）、《星轺指掌》（1876年）、《公法会通》（1880年）、《公法便览》（1877年）等。（注：张登德.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A]//《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C].合肥：黄山书社，2009:25.张登德在同页脚注中指出：“关于京师同文馆的译书书目，至今尚无准确数字。光绪二十四年《同文馆题名录》辑录了27本，丁韪良的《同文馆记》辑有22本，苏精在《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说订35本。”）

继之，1865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苏巡抚、署五口通商大臣李鸿章奏准在上海兴办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1867年，经学者徐寿、华蘅芳等人建议，曾国藩奏请朝廷，于1868年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清朝第一个官办的翻译西书机构。翻译馆先后聘请中外学者59人进行译书，其中外国学者9人，中国学者50人。据1909年翻译馆所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该馆先后共译书160种，（注：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M].石印版.清宣统元年七月.参见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04.）内容计有兵学、兵制、医学、农学、矿学、化学、算学、图学、工艺、船政、工程、电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地理、史志、政治、交涉（含国际法）、商学、学务、格致等。翻译馆引进翻译的大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包括应用技术）和社会科学新书，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更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人汲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时，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科学文化也被介绍过来了。1873年，江南制造局开始编译《西国近事汇编》。《西国近事汇编》由美国浸信传教差会来华的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1839—？）、美国新教监理会来华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等人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等报刊编译，汇集了从1873至1899年的西方各国大事。这份刊物虽然是不定期的，在当时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时刊，是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信息来源。也就是在《西国近事汇编》上，中国人最早知道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该刊的编者，分别在1874年、1875年、1877年把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译和概括为“欧罗巴大同之义”“贫富适均”和“创为贫富均财之说”。这个刊物也最早使用“康密尼党”“康密尼人”来音译“共产主义者”。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开始以出国考察的方式了解世界，这种考察也多多少少让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自1876年起，清廷开始向欧美等国，向俄国、日本国派出公使，同时还派出一些大臣出访外国。这些驻外公使及派遣出使各国的大臣，在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时，也同时把所在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闻信息介绍到国内来。在清廷派出的一些外交官的记载中，有一些所在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信息。事实上，清廷因公务出国的大臣比清廷驻外公使接触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情况更早。例如，1871年初，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1826-1893）受清廷派遣率员赴法国，为1870年6月发生天津教案一事赔礼道歉。崇厚使法期间，正值巴黎工人进行武装起义并建立巴黎公社，他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载于日记中。

当时，中国人所知道的“欧罗巴大同之义”“康密尼党”“康密尼人”“平会”等，是西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在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及其他一些贫苦民众一开始就进行了反抗。伴随着这些反抗运动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在这些思想中，马克思主义这一全面代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在19世纪40年代也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并对西欧一些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当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到西方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时，尚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即使是民间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例如，也正是1871年3月法国巴黎工人举行起义并建立巴黎公社的时候，在法旅游的王韬（注：王韬（1828-1897），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思想家。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点评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85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与另一位擅长外语的张宗良（广东人）合作口译，撰写了这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一组报道，将它们寄到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发表。随之，王韬又将这些译介文章加以补充，汇编成《普法战争》一书，于1873年8月由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可是，王韬与张宗良虽然合作报道这一伟大的工人运动，却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像是在讲述发生在遥远西方世界的一个现实故事，也不会把它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前已提及，中国人首次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其渠道是上海的《万国公报》（注：《万国公报》是基督教传教士林乐知等创办的刊物，由上海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主办，其前身是《教会新报》；它于1868年创刊，1873年改名，1883年停刊，1889年复刊并改周刊为月刊。该刊也曾提到巴黎公社的活动。）。《万国公报》是继《西国近事汇编》之后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另一扇窗口，它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时，把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也介绍进来了。1899年春，由英国浸礼会来华的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1845-1919）翻译、蔡尔康（1851-1921）撰文，将英国学者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1859-1916）的《社会演化》一书译为《大同学》，其第1、2章在1899年2月、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123期发表，其第8章在1899年5月出版的《大同学》一书中发表。在《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第1章“今世景象”中，作者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该章接着援引马克思的话并加以发挥：“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注：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A].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4.）于是，马克思这位“安民新学者”的名字便进入了中国的报刊，进入了中国人的眼帘。1899年5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大同学》一书，其第8章“今世养民策”再次介绍了马克思及恩格斯，并将其国别作了更正：“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注：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A].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33.）自此，中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万国公报》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作为新闻人物而已。

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开始有了转变。这种转变与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寻找救国出路有关。中国的“戊戌变法”遭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的扼杀而失败后，与变法有牵连的梁启超（注：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等人逃到了东邻日本。前面已经提到，这时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日本知识界和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比中国早了许多。因此，因“戊戌变法”失败逃往日本的改良派，因广州起义失败逃往日本的革命派和后来赴日本留学的大批青年学生，很容易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知识。由于想改造中国的迫切心理，这些在日人士纷纷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借助日文和中文有相通之处的便利较快翻译和写作，开始向中国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的改良派与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播

随着日本学者解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社会主义学说即在中国播撒开来。例如，1902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学者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一书，从经济、政治、道德、教育、社会团体、妇女、宗教以及理想等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不过，日本学者用汉字意译的“社会主义”一词在中文书刊中使用开来，其首功在中国著名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因为梁启超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18期发表《进化论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论述进化论时提到了马克思。梁启超认为，日耳曼人“麦喀士”（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注：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A].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85.）并引述了马克思嘲讽斯宾塞借生物学原理以定人类之原理的一段话。不过，梁启超虽然认为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为当时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之一，但更推崇颉德的学说。1904年2月14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本上又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他在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櫽栝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注：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A].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17.）梁启超在引述马克思以及拉萨尔关于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的话后，进而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他认为马克思等人的“此等言论”“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注：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A].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18.）这里，梁启超与当时日本、中国许多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一样，也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或均田减赋的主张混为一谈，在理念上把社会主义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在他的述说中，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种外来物，而与中国社会有了实际联系。在改良派谈社会主义的同时，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党人也在谈社会主义。1903年2月，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兴中会会员马君武（注：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字厚山，号君武，广西桂林人。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与黄兴、陈天华等共同起草同盟会章程，也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精通英、日、德、法等国文字，曾编译《德华字典》等书，并首次翻译出版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在《译书汇编》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在比较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时，说社会主义发源于法国人圣西门，极盛于德国人拉萨尔、马克思。“由圣西门以降，社会党人皆以为人群生计之发达，自古至今经三级焉。三级者谓，由家奴变为农仆，由家仆变为雇工。由是观之，人群生计（日本谓之经济）之发达，必不止于今日之雇工而已。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注：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J].译书汇编，1903，2（2）.参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05-106.）

更有甚者，革命党的著名领袖孙中山（注：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皇权帝制的终结者，兴中会创始人，中国国民党总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又是思想家，曾创立“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学说。1924年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著文字被编为《孙中山全集》。）在旅欧期间，于1905年初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姿态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要求接纳兴中会作为第二国际成员。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在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时热情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为之撰写《发刊辞》，登载于11月出版的《民报》。他在《发刊辞》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谓“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样，“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注：孙中山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2.）。孙中山后来还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种宣传，在客观上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对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一般会联系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的理论，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与革命理论。但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更晚一些。

中国虽是一个文明古国，古籍中却没有哲学概念。在汉字文化圈内，“哲学”一词是由日本学者创制并转传输入的。中国古籍上虽然有“哲”字（如《尚书•皋陶谟》中有“知人则哲”等语），但没有哲学概念。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意大利来华耶稣传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在其所著《西学凡》一书中介绍欧洲大学的学科设置时将其分为六科，其中的理科即“斐禄所费亚”。该书同时将“斐禄所费亚之学”意译为“理学”，称“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而另一名葡萄牙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傅汛际（Franciscus Eurtado）与中国士人李之藻（1565-1630）合译的《名理探》（1628年）中，将Philosophia意译为爱知学，称“爱知学者，西云斐禄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注：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4:412-413.）可惜这些译名没有流传开来。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从荷兰留学归来后，在东京讲学时开始使用“哲学”一词，他于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论及学科分类时，将Philosophia译为哲学：“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注：西周全集：第1卷[C].东京：宗高书房，1977:289.）1877年日本东京大学成立即设有哲学科。哲学一词传入中国，最早似为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年撰定，1895年初刻）。该书在列举东京大学校的学科时提到“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学科”（注：黄遵宪.日本国志：下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98.）。而蔡元培（注：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首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并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较大的作用。1897-1898年间，他开始阅读并翻译了明治时代日本哲学家井上圆了（1858-1919）的一些著作，1901年根据井上关于哲学的定义撰写了专文《哲学总论》。蔡元培在文中称：“哲学者，普通义解谓之原理之学，所以究明事物之原理原则者也。”“理学为有形学，哲学为无形学”，“理学为部分之学，哲学为统合之学”。哲学学者“以宇宙全体为目的，举其间万有万物之真理原则而考究之以为学”。（注：蔡元培.哲学总论[A].蔡元培全集：第1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54，359.）自20世纪初叶起，以“哲学”命名的日文书籍大量译为中文出版，如井上圆了著、罗伯鸦译的《哲学原理》1902年印行，德国科培尔著、下田次郎日译、蔡元培中译的《哲学要领》1903年印行，等等。这些书及其他相关书的流传奠定了哲学学科在中国建立的基础。（注：蔡元培到法国后还曾撰写《哲学大纲》，于1915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目的为“供师范教科及研究哲学之用”。该书共有四编：通论、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1914年，北京大学建立文科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从此，哲学便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享有了自己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与国外诸种哲学理论一同传播到中国的，最初传播的时间在20世纪初，其传播的主要特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主要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结合在一起。与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也是改良派人士、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党人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先于共产党人。

在同盟会的重要人物中，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等人当时在日本发表的一些文章不仅是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献，也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如前已提及的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1号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在把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放在一起比较的同时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宣传。他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况之合也。”（注：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J].译书汇编，1903，2（2）.参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05-106.）马君武认为马克思学说与达尔文学说不同，甚至以为马克思“之思想华严界之类也”（注：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J].译书汇编，1903，2（2）.参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06.），但他又认为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在政治发达、道德发达、交际发达、人群相与康乐和亲与竞争等方面有相通之处。在推荐社会主义“党中巨子所著最有名之书”时，马君武特地推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并说“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注：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J].译书汇编，1903，2（2）.参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05-114.）

朱执信（注：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字执信，生于广东番禺，近代民主革命家。留学日本时结识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以蛰伸、县解为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政论文章，阐释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活动及有关《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内容。1911年4月参加黄花岗起义。1918年曾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等事宜，并担任《星期评论》《建设》杂志的编辑撰述，参加新文化运动，还攻读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1920年9月21日在广东虎门牺牲。其著述被编入《朱执信集》。）曾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这些小传从1905年11月起以笔名蛰伸在《民报》上连载。小传的第一篇即是介绍马克思（他译为马尔克）。朱执信在传中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思想时，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视为救世良方，并看重阶级斗争理论。他说，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历史，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注：蛰伸.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A].朱执信集：上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11.）他进而引述马克思的话说：“既已知劳动者所不可不行革命，始于破治人治于人之阶级，而以共和号于天下矣。然后渐夺中等社会之资本，遂萃一切生产要素而属之政府。然而欲将生产力之增至无穷，则固不可不使人民之握有政权也。”（注：蛰伸.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A].朱执信集：上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12.）朱执信接着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他称马克思“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以拯救处于苦难之中的人民。而《共产党宣言》被“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金科玉律”。（注：蛰伸.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A].朱执信集：上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14，15.）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朱执信也有阐发，他强调马克思认资本家为掠夺者，其行为像盗贼一样盗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马克思的这些理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马克思“所取救济之策则有两方：一为《共产党宣言》中所举十条；一则为农工奖励银行之设置也”（注：蛰伸.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A].朱执信集：上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17.）。朱执信最后批驳了世人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非难，肯定其剩余价值理论。

廖仲恺（注：廖仲恺（1877-1925）名恩煦，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奉孙中山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笔名“屠富”“渊实”在《民报》发表译作，社会主义的最早介绍者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赞扬和支持学生运动，曾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还曾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仍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年8月被反革命派暗杀。其著作编为《廖仲恺集》等。）以渊实为笔名在《民报》第7号发表的他所译柏律氏的《社会主义史大纲》一文，在概述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五大时期时，初步涉及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该文说，柏律氏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观察之点“不无少有异同”。若考近世社会主义之起源，则有如颉德（Kidd）所著《社会进化论》云。“爱他心之冲动”是实立于社会主义之背后，而初发其神髓者。“故社会主义者为人道而运动。”（注：渊实.社会主义史大纲[N].民报，1906-09-05.参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62-265.）“德意志之社会主义虽云物质的，然麦喀士（马克思）、拉萨尔、巴枯宁其所传社会主义之哲学”则发源于黑格尔和费希特。而社会主义之乃新登世界之舞台，“其机会则与产业革命纵横并起”。社会主义者，即于过去百五十年间自产业上大革命所生意外之结果也。而社会主义运动所含分子有三：“有以个人自由为目的者；有欲组合产业上之协助同志会为可能者；有欲扩张此协会，举全社会之兄弟为完全康乐和亲之一组织体者。”黑格尔、马克思等是“发展此理想的国家者也”。（注：渊实.社会主义史大纲[N].民报，1906-09-05.参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65-266.）后来，廖仲恺仍以渊实为笔名在《民报》第12号发表他所译柏律氏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文章在提及马克思和巴枯宁时，亦从哲学上说明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认为社会主义者“善自思维，以为吾人入世，必生长于一种族、一社会之中。无论何人决不能外此事实而生存。故社会主义者自此事实之认识而出发，改良其制，驭此社会组织者，而与人以自由。彼无政府主义者，徒抹此事实”。“社会主义者为欲得自由宜利用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则欲废绝国家。”（注：渊实.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N].民报，1907-03-06[A].参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71.）这里的阐述虽不大准确，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些观点。

同盟会的另一重要人物宋教仁（注：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辛亥革命期间参与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南北议和后同年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主张“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反对袁世凯专权。国会召开前夕，被袁世凯亲信赵秉钧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暗杀后身亡，从而引起“二次革命”。），他1906年6月以勥勇为笔名在《民报》发表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注：宋教仁于1906年4月购得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其上载有学者大杉荣发表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该文“主要介绍第一国际解散后，建立第二国际并召开前六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情况。宋教仁翻译这篇文章时，因原文‘篇幅文格稍有不整’，曾略为修改，仍保留原文的本来面貌。在此之前，译自西洋或东洋的各类有关文本，论及社会主义运动，对第一国际的活动情况有详略不等的记述，鲜有述及第二国际者。这篇译文，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详细介绍第二国际的活动内容，不乏涉及马克思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9页。））一文，在介绍第一国际的历史和第二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时，也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其意义。文章说，“现世界之人类”“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与平民之二种也”。富绅“独占生产之机关”，平民“以劳力而被其役使”。“资本与劳力”，“其不平等之极”。“一若涉天堂，一若居地狱。”于是“阶级斗争之幕既开矣，旗鼓堂堂，为执戈立矛，而进入两阵之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慄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失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注：勥勇.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N].民报，1906-06-26.参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43-244.）

比革命党人稍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1908年1月，从同盟会分裂出来而归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刘师培（1884-1919）与其夫人何震等人创办了《天义》，开始宣扬社会主义。在《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学理栏中，刘师培署名申叔写有《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他指出，欧洲社会主义，始于希腊柏拉图。后来，社会主义有空想的，有以宗教、哲学为根据的。而“有以科学为根据者，则始于犹太人。一为马尔克斯（马克思），一为拉萨尔”。“马尔克斯所著书有《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而拉萨尔刊行之书亦有《劳动与科学》一篇。”（注：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上[C].扬州：广陵书社，2008:769.）在《天义》第15卷（1908年1月15日）的一则由民鸣君译出、另于下册增刊号刊载的《共产党宣言》预告中，其记者写道：“《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注：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263.）继之，在同年3月出版的《天义》第16-19卷的合刊第1-21页上，发表了民鸣译成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士绅与平民（即资产者和无产者）。该册还刊载了齐民社同人翻译的《社会主义经济论》首章，译者对马克思阶级斗争观点进行了评介：“近世言社会主义者，必推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证资本制度所从生。自马尔克斯为古今中外各社会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社会主义者始得新根据，因格尔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注：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265.）

三、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播

从思想影响上说，1911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理论被广为传播和接受的结果。当然，从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看，它是清末统治者腐败至极、已无法进行统治而被人民抛弃的一种必然。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在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时也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宣传的重心主要是其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主要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试图将其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革命党人把自己宣传和践行的民生主义，直接看作是社会主义。孙中山从1905年起就以“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他在比利时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胡斯曼之际，谈到“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时说，其纲领是驱除篡权的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实行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财政制度是“每人按其财产付税”，改进社会制度，“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必须曾发生过的那样”。（注：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A].孙中山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273.）

辛亥革命进行过程中，特别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领导革命的同盟会和由同盟会改建的国民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大大提升，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也更为积极。1911年12月30日，将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上海与中国社会党本部长江亢虎谈话时表示：自己对社会主义必竭力赞成，可惜国人对社会主义知之甚少，“余意必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制宜可耳”。（注：孙中山.与江亢虎的谈话[A]//孙中山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579.）当江亢虎提及“前读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时，孙中山答道：“不但此一端而已。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此一端较为易行，故先宣布，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尚甚夥。”（注：孙中山.与江亢虎的谈话[A]//孙中山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580.）孙中山还说：“余此次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顾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注：孙中山.与江亢虎的谈话[A]//孙中山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579-580.）孙中山所携带的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即《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地税原论》等。谈话的次日，他即将书托人赠交江亢虎。

1912年4月1日，已辞去临时政府大总统职位的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注：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319.）社会革命为全球所提倡，但改造中国并不只是将中国弄成与欧美诸国一样强大的国家，美国、法国民主共和的政体已是极美的，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注：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319.）而“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中国社会革命不必用武力，除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完善地价税等等外，还要兴大实业。但是，中国要注意“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注：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319-323.）。

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发表演说时再次提到：“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之独立；民权主义，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注：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339.）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应邀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演说，他认为，在应时顺势的社会主义潮流中，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得逞于当时，而真正纯粹的社会主义却湮没于云雾之中。“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506.）孙中山还说：社会主义派别有共产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等等，“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有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为共产社会主义。盖国家社会主义本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之中，而无政府社会主义又属于共产社会主义者也。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508.）社会主义同时是人道主义，其真髓是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为人类谋幸福”（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510.）。而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人类的生产原素有三：土地、人工、资本。（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510.）自机器发明后，“贫富阶级日趋日远，社会主义学者遂欲研究分配平均之善法以救其害，以为现世界人类贫富苦乐之不同，社会上因之而少安宁之幸福。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517.）。而实业革命之后，“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岌岌提倡麦克司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故收回土地、公有资本之二说，为谋国是者所赞许，而劳动应得相当报酬之说，又为全世界学者所赞同也”（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517.）。在谈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时，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522.）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虽然与中国古代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及管子的治齐等主张联系起来谈，又附和傅立叶、亨利•乔治等人的理论，在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时也显露出乐观之色，并且没有直接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他的这种宣传充满了政治哲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到1919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后，国民党人更加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孙中山当时指示胡汉民、戴季陶、沈玄庐、朱执信、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创办的《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作为鼓吹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喉舌。同时，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更是用较大版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于1919年6月创刊，其主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邵力子。《觉悟》作为当时国内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的四大副刊之一（注：另三大副刊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8年3月创刊，张东荪主编；北京《晨报》副刊，1919年2月创刊；北京《京报》副刊，1924年创刊，孙伏园主编。），发表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50篇左右，文章作者包括当时一些著名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包惠僧、刘仁静以及邵力子本人。

《星期评论》由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奉命创办。它于1919年6月8日创刊，至1920年6月6日终刊，共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50篇左右，占其文章总量的1/9，另外还有不少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该刊以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尤其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获得盛名，在当时影响很大。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李立三曾指出，星期评论社是和共产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团体之一，它和新青年社在五四时期先进文化团体中“最占势力”，“《星期评论》刊物的销路最广，销到十几万份”。（注：李立三.党史报告[A]//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09.）

《建设》杂志由胡汉民、戴季陶、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奉命创办，其文章作者亦大部分为国民党人。该刊于1919年8月创刊，至1920年10月终刊，共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20篇左右，占该刊所发表全部文章的20%左右，这在当时的刊物中是很突出的，连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刊发的同类文章数也比不上它。这些文章除称赞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外，更进一步宣传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观，阐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的重要理论观点。

国民党人在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林云陔等，其宣传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唯物史观如阶级斗争理论及劳工问题等。

戴季陶（注：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生于四川省广汉县。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研究过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据李立三回忆，戴季陶曾是共产党上海组的发起人之一，发起组的另外五人是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庐及一位不知名的女士。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当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较为突出的一个，他在1919年6月至1920年底一年半时间内，不仅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商品生产的性质》以及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等著作，还在《觉悟》《建设》《星期评论》以及《新青年》上发表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共有150余篇。戴季陶对相关著作的翻译使他能细读和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使他在写文章时能较多地进行发挥。戴季陶主要是联系中国的实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

在《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一文中，戴季陶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的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中国人本来没有“阶级的差别”，“士农工商”彼此平等。只是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差别的扩大，才形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最上层的富贵阶级和最下层的生活落伍者”。因为存在这种“社会组织上的缺陷”，中国才“发生了革命”。“历史上许多次大小革命的事实，都是一种‘阶级的生活争斗’。”而这种革命就是“社会上种种经济的反常状态的证明，是阶级的生活压迫的结果”。（注：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83.）在《经济之历史的发展》一文中，戴季陶指出：“关于推求经济进化的原理，说明各时代一切社会现象的因果，分析进化、过程的内容，指示社会改革的途径，最精微的还是要算加尔•马克斯（Karl Marx）。他关于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几个问题的学说，实在是近代经济学上的极大功绩。关于经济之历史的发展，大家要注意的是下列两句话：（一）各民族之经济进化，都是经过相同的过程。（二）各民族之经济的进化，在时代和经过上都是互相参差。”戴季陶认为近代产业制度就是“以私有财产、工银制度、自由竞争三个条件为基础之集合的产业制”（注：戴季陶.经济之历史的发展[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187，1188.）。在《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文中，戴季陶“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斯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门社会主义”。“至于俄国波尔色维克的建设，在政治组织上和经济组织上是很切实的模范，我们尤其不能不切实研究。”（注：戴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240.）而在《新年告商界诸君》一文中，戴季陶主要针对胡适批评阶级斗争说、提倡互助和调和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说“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思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注：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96-1097.）。在短评《必然的恶》中，戴季陶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的社会组织下面不可免的运命”。“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的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注：戴季陶.短评：必然的恶[A]//唐文权等.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207.）在《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一文中，戴季陶也是本着阶级斗争观点对工读互助团的办法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想用工读互助这种方法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是太把私有财产下的生活，资本家生产制的生活，看得太过容易”，根本无法实现。而要想改造社会，就必须“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在“那里有许多的苦人，那许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里去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在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斗员；要试验也要那里才是大大的实验所”。（注：戴季陶.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J].新青年，1920，7（5）.参见陈独秀等.新青年：第7卷（下）[C].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110.）此外，戴季陶还在有关文章中宣传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他说：“并不是以精神决定社会生活，是以社会生活决定精神”，“这一个综合的概念，是经济的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注：戴季陶.到湖州的感想[J].建设，1920，2（6）.参见唐文权等.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276.）戴季陶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正因为此，时人称赞戴季陶是“提倡新思想的健将，去除旧习惯的先驱”。（注：高尔松等致戴季陶的信[N].民国日报，1920-03-24.）从总体上看，戴季陶从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时，联系中国社会十分紧密，有自己的特点。

胡汉民（注：胡汉民（1879-1936），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赴日本留学期间于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主编《民报》。1911年11月广东独立时被推为广东都督。12月随孙中山至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1919年任《建设》杂志主编，赞成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1924年后逐渐主张反共。）作为《建设》杂志的主编，当时为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做出了较大贡献。他在这一时期曾节译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等著作中有关唯物史观的片段，这使他在思想上深受影响，因而他能撰写出一些很有分量的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胡汉民撰写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建设》1卷5号）一文，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应是最为优秀的文章之一。他在文中指出：“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溯他的来源，古代哲学者已透露多少意思，在社会主义中，更有圣西门，布鲁东等，认经济事情及于政治的影响。但到马克斯，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以为人类因社会的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66.）胡汉民在列举了马克思在关唯物史观的各种著作后，对一些非难唯物史观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如“以法律的概念代替经济概念”的观点、“以历史的进化不认经济有最强决定之势力”的观点、否认经济宿命论的观点、以为与阶级斗争说矛盾的观点、不认生产器具之变化为社会变动之基础、以实行上认伦理的价值与学说矛盾、以一元论过于单纯等。胡汉民进而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见解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他说：“这因为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等著作上，既确认社会之生产力为历史的原动力而在共产宣言上又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眼看去，很像自相矛盾。然而仔细考求，他的学说却是一贯联络的。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社会经济的构造、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经济阶级。大抵一方是经济上压服掠夺他人的，一方是被人压服掠夺的。虽依于时代、其对立之形式不同。但过去之历史，总不外为阶级对立之历史。而马克思所以更进一步、说是阶级争斗的历史。正所以说明他的唯物史观（社会组织随于生产变动而变动）的法则。社会是多数人集合所造成所维持的。社会组织改造，也要借多数人之手。当变革的时候、必有担其事业之主动者，为一定之动作，其运动之基础的势力，总是属于当时社会组织下居不利益的地位之一阶级。这阶级既在不利的条件之下，当然赞成改造。同时与他对立的阶级却正在有利条件之下，必然反对改造。故社会组织之改造常依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行。”“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都是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故此在一方可以说社会生产力为历史之原动力。在他一方可以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即由社会生产力变化而来。所以共产党宣言中说‘把伟大的生产手段交通手段、唤起来的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资本家的社会、却没有制御他的力量。’而经济学批评序中说‘一个社会组织、非到他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更无发展余地以后、不能颠覆。那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他物质的生存条件未全孵化于旧社会母胎以前、决不能产生。……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最后敌对的形态。在资本家母胎内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作成可使解决这敌对必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把一个经济行程、说得一丝不乱。凡是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的、尚且要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才能发生。阶级斗争中所谓最后之胜利者，更靠作成于旧社会母胎内、使能解决敌对之必要条件。故此他无非跟着经济不能免的道路而前进。不能认他有变更经济行程的力量。”（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74.）

在批评以实行上认伦理的价值与学说矛盾而非难唯物史观者时，胡汉民强调：“随于社会生活之变化、而有伦理之变化。即经济学批评序所谓‘以社会生产的关系、为基础、其基础变动、一切精神的建筑物亦随之而变。’总之不认有绝对不变之道德伦理。”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到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76.）

在批评以一元论过于单纯而非难唯物史观者时，胡汉民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早认社会革命为自然必致的事情、或激或徐、不问他的方法手段如何。他的成功、总是从来生育于旧社会胎内、许多地方被人看轻蔑视的新形式、到这时候却成了合法的表现、或予以承认。马克思又曾说‘强力是进化的接生者、使一个由旧社会结孕的新社会，产生出来。’唯物史观并不将社会革命和社会进化划断作两件事。”（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79.）他还引用恩格斯1890年两封书简对唯物史观进行解释：“其一说‘世上青年往往有过重经济方面之弊、我和马克思也要分一半责任。我们所说唯物史观的原则、世人多不承认。故我们为驳反对者的攻击、有极端主张之必要。经济以外、有各种要素、相互之间、各受影响。我们早就承认。但为忙着驳击反对论的话、所以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论及。’其二说‘唯物史观说历史最后之条件、是直接生命之生产及复生产。……马克思和我未尝主张过此以上的事。若把来曲解、当作仅是一个经济的原质产生历史。就把这个原则变成无意义的、抽象的、不道理的话。’一般学者因有这两封书、都说创立唯物史观的人，已经有绝大的进步。但因恩格斯一八九四年的书简、还是主张经济的生活、占社会生活根本的重要地位。又主张政治上法律上宗教上文学上技艺上的发达、总是依经济上之发达、而受其支配。”（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79.）胡汉民还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的一段论述，以说明恩格斯1894年书简说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学技艺有相互之影响。其影响也及于经济的基础”的话相似。（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79.）

胡汉民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发表于1919年10月1日—11月1日《建设》1卷3、4号），也是一篇内容丰富的长文。他主要是“拿唯物历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45.），对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哲学发生与演化进行研究。胡汉民认为战国时期思想家辈出，思想空前活跃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经济的组织的根本变动，从而牵连到社会一切关系的变化。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说：“人类的进步和思想的变化。同出一个公例。就同是以经济的关系为主要的原因。思想家哲学家的精神状态，往往受社会物质的影响而不自知。其学说有绝对不承认物质关系者、亦不能因此而忘却他思想触发之起点。至一种哲学、何故而合于社会的兴趣、构成一时代的倾向。就更与经济事情有不易之关系。因格斯晚年有名的书简就于经济史观、主张政治上、法律上、宗教上、文学上、技艺上、一切的发达。都是因于经济的发达、而受其支配。又谓此等事情、相互之间、各受影响。且其影响、及于经济上的基础。”（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66.）

胡汉民的《阶级与道德学说》一文，主要是论述道德的起源和演化。他指出：“道德以人类社会的本源为根底、而以当前社会的要求为规范。故一种社会、有一种的道德。其社会关系不同、即其道德要求之不同、社会关系有重大之变化、道德的规范也有重大之变化。”（注：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J].建设，1920，1（6）：2.）胡汉民还说明了阶级与道德形成的原因：“人类社会由分业的差异和生活物资的余剩，渐渐于一个社会内发生不平等的现象。起初区别甚微，日久便成有阶级的趋势。自有史以来，我们晓得所有社会、都是有阶级的社会。因而所谓道德、往往是阶级的道德。”（注：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J].建设，1920，1（6）：4.）并且，胡汉民不仅论述了西方的伦理思想变化，也论述了中国的伦理思想变化，谓“两千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只替我们说明一个唯物史观的法则”（注：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J].建设，1920，1（6）：15.）。

胡汉民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一些学术问题。例如，他在《吕邦的群众心理》一文中，评论法国心理学者的《群众社会》一书中关于个人与群众、破坏与建设论述的关系时，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凡社会一切的制度、不是到了一切生产力要求发达到底和现在制度不能调和的时候、不容易没落，就是更进步的新生产关系。他的物质生存条件、不是在旧社会胎内发育成熟之后、不能把旧生产关系、取而代之。”（注：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J].建设，1920，（1）.参见民智书局编辑.建设碎金第1编[C].民智书局，1926:256.）又如，他在《孟子与社会主义》（发表于1919年8月1日《建设》1卷1号）一文中，则从自由平等角度论述过社会主义。他说：“近世社会主义大半是因工业大革命之后，社会上的生活不安。他们对于现在社会经济的组织，认为不合。要拿他理想的组织，来行根本的改革。就像马克斯的社会主义，说‘不应该有了社会的生产，还用着个人的分配。’可见他们是应着时代的反动。我们中国从前没有这种现象，自然生不出这样的主张。但是无论那一个说社会主义的，都有自由平等的理想。”（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69.）不过，“拿古人的手段方法，不能应用于今时。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也不能完全适合于中国。然而晓得自由平等的理想，和救济民生痛苦的目的，是中外古今大思想家所共同的”（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69.）。他还说：“老子算得是近于无政府社会主义，儒家算得是近于国家社会主义。”（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70.）胡汉民推重孟子的观点：“一是天子要得人民的同意，证明人民有最高的权力。一是社稷都为人民来变置，证明人民是一国之主。差不多合着林肯‘政府是人民所有，人民所治，人民所享’。并且，孟子非战，是要保民。”（注：钟离蒙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八册）[C].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174.）胡汉民的这种探讨在学术上未免有些牵强，想论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古已有之，但可以看出他关心社会的道义与进步。

从实际政治倾向看，胡汉民赞成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的革命立场，并批评当时流行的新村主义等改良主义论调。他认为部分的改造事实上是不行的，这实际上论证了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看，在五四运动后期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解释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观点较为全面，思想内容丰富，这也为其同时代人，为共产党人后来进一步传播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打下了理论基础。

朱执信在五四运动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十分积极，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理论对他的影响。他在《兵的改造与其心理》一文中从讨论改造中国社会着眼，来谈兵的改造。他认为“主义就是人生所以能够成为有意义的原因”，“没有主义的兵，和有主义的兵战斗的力量，相关得太远了”。因此“求兵队能打仗，最好令他成为有主义的兵”。（注：朱执信集：下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836，837.）“现在我们想改造社会，自然要打破经济的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所以就要让工人、农人了解现代社会组织的缺憾，为社会主义“去拼命”。（注：朱执信集：下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838.）朱执信甚至认为在“共产制完成的时候”，“对于所谓专门家、熟练工人、将校、士官，并不用工钱饷银差异的方法，来供给他所必需”。（注：朱执信集：下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846.）在《新文化的危机》一文中，朱执信主要是谈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他指出：讲奋斗主义的人，不应去反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阶级斗争，不是以为没有阶级斗争，也要用这种手段。只是看见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现在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力量，所以现在要奋斗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破灭阶级的势力。”（注：朱执信集：下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879-880.）朱执信对如何消灭阶级斗争问题作了阐明，并把阶级斗争的发生与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的程度联系在一起，把改造中国社会与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只谈问题不谈主义危险最大。

此外，国民党人林云陔（注：林云陔（1881-1948）广东信宜人。1906年考入两广方言学堂，不久秘密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受孙中山派遣赴美留学学法律，1918年回国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后曾任广州市长、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审计部长等职。1948年因病去世。）等在五四运动后期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2月，林云陔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概略》一文中，对社会主义的景象作了描绘：“当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后，实行其所主张，使幼有所养、长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得其所，而一切人民之生活，不至为政府所蹂躏，只为政府所经理，不为强迫之法律所操纵，只供自由活动时所望于社会主义国家之建设矣。”（注：林云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概略[J].建设，1920，2（1）.）接着，林云陔在《近代社会主义之思潮》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评价。他指出：“各社会主义学子之思想，用以改造社会之方法、亦有前后之异。前者成为理想派以奥永为最著，后者为科学派、以马克思为领袖。”“后者以科学之眼光、考察社会情形而行改造，其方法或由政治上动作进行之，但其改造之意思，尤以对于经济之状况为要。”（注：林云陔.近代社会主义之思潮[J].建设，1920，2（3）：2.）林云陔认为：“社会主义之意思、许人人有平等机会、即人人有相等之自由。”“教育公开、娱乐共享、即精神上亦无不活泼与愉快，在他项体制下不能得知自由、无不可于社会主义得之。”（注：林云陔.近代社会主义之思潮[J].建设，1920，2（3）：10，11.）继之，林云陔在《近代社会主义进行之动机》一文中论述了阶级斗争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他认为：“夫以社会主义思想，由工人行动而演进，马克斯可谓有大力左右于其间。”现在“如不及早图社会之改造，恐待时机之到，激烈之社会革命兴起，必不可免”。“考近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之意思所认以为必要者，只有一可能之办法，阶级战争是也。”（注：林云陔.近代社会主义进行之动机[J].建设，1920，2（3）：1，2.）在批评有人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看法时，林云陔在列举俄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的情况后说：“吾谓社会主义，其目的在生产共享，利益平等。以人道公理言之，以非私有阶级制度所可同日耳语。况世界经济之现象，有视此为共同鹄的之趋势。为世界一部分至中国，决不能自为风气。”（注：林云陔.近代社会主义进行之动机[J].建设，1920，2（4）：20.）故他提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撰文阐述了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阶级斗争之研究》一文中，林云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阶级斗争及社会主义。他说：“阶级斗争何自而起乎、起于阶级之权利与义务制之不均。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由于彼自称为上等阶级者之过于私利，而此之所成为下等阶级者又不甘居压抑，故至演成彼此冲突。此之原理、即近代社会主义之最要原理，亦最有研究之价值者也。”他在引用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后指出：“（一）阶级分等与阶级斗争是由社会之经济生活产出。（二）自原始共产时代之后，人类已自分为经济阶级，所有一切历史已成为阶级斗争之历史。（三）人类进化之各期历史，不啻皆为治人阶级之现形。（四）被治与被压等人如欲为自己解放起见，社会上断不容有阶级之区别。故阶级斗争，必时继续。总而言之，阶级斗争者起于私有财产之存在，终于私有财产之破灭。当社会主义之进行，人人皆能自食其力，或受社会之供养，无蓄私产之必要，阶级斗争自消灭于无形。”（注：林云陔.阶级斗争之研究[J].建设，1920，2（6）：1，2.）

总起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以后到国民革命时期是革命、进步的党。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马君武等人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到国民革命发起时仍然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对俄国十月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感兴趣。

四、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初期传播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于它是西方工业国家产生的一种高出中国农业社会的先进文化，中国人在接触、认知、翻译、传播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个由新闻的眼光对待，到后来作为救世的良方，并作为思想武器用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

最初，处于清朝末期中国的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用新闻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的。这从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中介绍巴黎公社情况，音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可以见证。如前指出的，当时在法旅游的王韬与张宗良合作，翻译、撰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一组报道，将它们寄到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当作新闻发表。他们合作报道这一伟大的工人运动时却不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也不了解巴黎公社的真正性质。后来的《万国公报》介绍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把他们作为新闻人物而已。社会改良派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中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其意则在“牖新知”，带有启蒙之意。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如前面指出的，梁启超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和均田减赋的主张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概念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他不仅没有想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及至后来还明确表示：“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48.）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包括马君武、朱执信、宋教仁、胡汉民等以《民报》为阵地，在1905年到1907年间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国民党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等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例如，孙中山视社会主义为解决“社会生计”的手段。（注：孙中山文集：上卷[C].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325.）朱执信亦期望马克思等“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注：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A]//朱执信集：上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10.）。但囿于社会历史条件，国民党人在宣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存在某种误读、误解现象。而以江亢虎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党一类无政府主义者在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时，也是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其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优越，并认为社会主义最后必然达到无政府主义的境地。显然，在不同时段，由于宣传、介绍者的立场、价值取向不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解和介绍的侧重面也不同，并且有取有舍，有赞同也有批评，有接受也有排斥。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误读和误解，并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宣传马克思主义中最适合自己目的的部分，但这客观上把西方的最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引入了东方的华夏文化圈，使中国人逐渐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人们尽管政治立场和目的不同，并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整体上的理解，但其言行表明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不同程度的运用。

其次，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落后，人们当时在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化时也存在着不少困难。不过，由于东邻日本社会比中国社会先进，其文化比中国发达，其文字又与汉字有诸多相通之处，并且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早于中国，于是中国最早的一代知识分子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改良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也逃亡日本，从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对之谈论和宣传。从中国学者的最初介绍的具体情况看，他们开始不是系统地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日本学界翻译西方学界的现成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部分论著，采用转译、选译、节译、摘译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将之译为中文，向中国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用以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文化，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幼所接受的传统思维方式、语言习惯、文化价值观、道德准则，使他们在进行翻译时会发生种种理解和表达上的偏差。这也是一种历史必然。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种陌生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不同的汉语语言文字，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翻译者必定会遇到一个理解和解释的难题。因为这种翻译过程同时就是理解和解释的过程，翻译者不可避免地会融入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正因为此，翻译成汉语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便是中国式的了，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例如，前面提及的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的英国学者本杰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在汉语文化中作了转换，被译为了与原书书名不符的《大同学》，马克思被认为是安民新学者，其学说在于“安民而救世”。并且，梁启超、孙中山等杰出人物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大同思想等联系起来，甚至认为共和或社会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这显然使马克思主义染上儒家文化色彩。又如，资产阶级（bourgeois）与无产阶级（proletarians）这对概念的翻译过程也很有意思。最初，它们被翻译成豪右与细民，（注：国民党人朱执信是最早这样翻译的人之一。他在1906年6月发表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称，豪右、细民者，则以译欧文Bourgeois，Proletarians之二字，其用间有与中国文义殊者。日本于豪右译以资本家，或绅士阀。豪右包括资本家及运用资本之企业家等，但资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绅士则更与中国义殊，不可袭用。至于细民，日本通译平民，或劳动阶级。平民之义，多对政府用之。复以译此，恐致错乱耳目。劳动者之观念于中国自古甚狭，于农人等皆不函之。细民的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参见朱执信集：上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60.）接着《天义》的译文将之译为“士绅与平民”，后来又有人译为有产者、无产者，甚至还被译为“劳心者”与“劳力者”。在1930年前后，比较流行的是用音译“布尔乔亚”和“普罗列塔利亚”来表达，最后才渐渐定型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复次，国民党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运用于中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不平等；非常重视唯物史观，并用来解释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原因，以找出社会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例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按其解释也就是社会主义。国民党人在第一次革命战争之初，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当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曾这样说过：“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A]//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5.）当然，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把这一学说用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注：在共产党员中，也有的在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是党的创始人的，后来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例如周佛海（1897-1948）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不久叛党而去，成为国民党内的政要。抗战期间，他又叛国投日成为大汉奸，求一己之利，出卖民族利益。）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来源看，它主要是取之于日本这个中转国。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改良派、无政府共产主义派，还是革命派都是这样。辛亥革命前，所有的传播者几乎都在日本国土上活动，在日本办报刊、翻译和撰写文章，并将影响扩大到中国国内。例如，1912年，一些同盟会员在广州创办的《民生日报》刊登的《共产党宣言》，其著作来源仍是日本。1912年9月21日—10月24日，该报分7次连载陈振飞翻译的《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即《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译文。该章是陈振飞从日译本转译的，“译文把‘资产阶级’翻译成‘绅士’，既是沿用了日译本的译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适应中国的现实”（注：邱捷.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刊载的《共产党宣言》译文[J].中山大学学报，2011（6）：55.）。辛亥革命后，中国革命者的思想理论来源除日本外，还有欧美等国。例如，前面提到的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与中国社会党本部长江亢虎谈话时，提及自己“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这也许是直接从西方较早取得的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

总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最初人们以新闻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后来则努力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化，进行文字翻译和传播。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和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民党人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主要力量之一。及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一时期内，中国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仍然与中国共产党人并驾齐驱。作为当时先进群体之一的国民党人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其知名人士纷纷撰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虽然国民党人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种种不足，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些观点也存在误解，其党的领袖孙中山是要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造成实行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曾经的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打下了思想基础，其联俄联共的政策则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