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和色诺芬

一方面信仰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传说所载往往违反历史事实，这种矛盾也反映在修昔底德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相信，神话传说中的古代是存在的，他甚至将后者看成是贵族在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根据；另一方面，他受那个时代诡辩学说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他对神祇如何任意干涉人类活动，神谕如何真确之类的古老传说不能不有所怀疑。他摭取流传下来的传说素材，以适应他本人更高的精神需要。删节、修改、编纂、引进新的政治原则和目标，用此种方式所写的历史著作要远远超过希罗多德的作品，尽管两人的著作相隔不到百年。

那种天真的希罗多德式的轻信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某种程度的言而有据，顺理成章，以及政治的统一性，同时又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修昔底德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作为政治家来写史的。他的历史著作具有政治雄辩术，他写史的目的是为了对平民进行政治教育，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传统在平民中得以保持。在阿提卡及其邻邦，政治渐渐成为高水平的民族艺术。修昔底德出身于名门世家，他家的谱系可以上溯到弥提亚狄斯，所以自他出世之日起就被选定要在雅典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负重任，只因被流放到色雷斯他才壮志未酬。他拿起了笔，以艺术性很高的雄辩风格来撰写政治史，他写的历史著作可以和雅典政治雄辩术相媲美。根据合理的推断而写出国务活动家的演说（这是作为演说家的他所不讲的），然后再将其一一放进政治家、军事统帅和说客的口中。仅仅是为了让其发表他所写的演说词，某些人才写进他的著作里。在他著作的前言中（第1卷，第22页）他差不多承认了这一事实：“至于每每所出现的演说（部分是战前的，部分是战争中的），那是我自己撰写的，因为我很难将我本人参加会议时所听到的，或把别人所留下的东西逐字逐句保留和记载下来。我让每个演说者说出了依我之见是最为合适的话（亦即适合于修昔底德政治目的的话），对此我深感满意。”

这种政治上的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党派的色彩，无碍于修昔底德成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家。与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相比，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一希腊国家之间的战争空前残酷，绵延多年（公元前431—前404），在这些年中人们所进行的观察，所赢得的经验，所取得的观点之多，要是在安逸的和平环境里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一著作的某些部分往往缺少内在的生活联系和时间联系，看上去像是后来才加以扩展的相互有关联的年表，而且也只是在后一段时间才标出了年代。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修昔底德非常重视时间顺序，对传说进行了批判分析。至关重要的是，修昔底德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报导或记录，他对特别轰动的事件业已提出原因何在、有关国家和人物的动机如何等问题。

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的第一卷就表现出上述的进步。他没有一开卷就径直地讲述战争进程。他认为，要介绍战争史首先简明地阐述一下希腊上古时代的文化状况及以前进行战争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回顾的过程中，对传说不只限于简单的毫无批判的复述，凡是诗人和传说撰写者所流传下来的东西，凡是悠悠往古所创造的“不可置信的传奇”，他都将其一一推向历史真实的审判台。为此，他所撰写的希腊人的远古文化往往和古老的传说直接发生矛盾。为了写史，他甚至踏进了现代，比如说，为要了解一个新近进入一个已知历史时代的民族的上古情况，往往要探究一下自然民族和未开化民族的习俗和组织；希腊某些部落的原始状态，在修昔底德的手里，也成了再现他那个时代早已超越这种原始状态而高度发达部落的原始生活情况的材料。

古希腊各个部落间经常纷争的原因何在呢？修昔底德认为，这是财富分布不均所造成的，而后者又和各部落所在土质的好坏及地理位置（对海外贸易、农业、畜牧业是否有利）有关。他曾写道（第1卷，第18页）：“沿海居民的财富增加得更快些，他们居有定所，特别富有的人甚至有院墙护持；又因为每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富人就用穷人为奴隶，富强的城邦要奴役较小的城邦。”

在特洛伊战争的军事统帅中，阿伽门农的声势最盛。同样，修昔底德将此归因于阿伽门农的财富（第1卷，第9页），他在第11章里还认为，希腊之所以参加远征特洛伊的人数很少，那是因为给养不够：

“不是因为人力不够，而是因为匮乏，很难得到必要的给养，这样他们所统帅的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只是一帮按他们估计的交战双方所能养活的人数。人们知道，他们一到，即奏战功之后（没人会怀疑，他们随后便能站稳脚跟，巩固营盘），先不是建立政权，而是由于刻尔索尼斯缺粮，得从事稼穑及劫掠。因为希腊人的政权处于涣散的状态，所以特洛伊人能够进行整整十年的抵抗，并在每次幸存的人的基础上充分发展起来。”

修昔底德认为，在个别的所谓原因背后（比如党派和民族的原因），隐藏着功利这个根本原因。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对厄庇丹诺斯城的争执，而是由于拉栖第梦同盟与通过航海贸易变得越来越富强的雅典之间日益激烈的争夺。希腊境内各较小城邦是站在雅典一边还是站在斯巴达的一边，从本质上来讲，要取决于他们是由平民组成的民主制统治还是贵族统治（第3卷，第82页）。

总起来说，修昔底德的历史是这样的：决定历史进程的既不是盲目的命运，也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历史是由人的行为来写成的，而人的行为又取决于人的本性（即人的性格）。按修昔底德的观点是，人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不受社会的制约，是与生俱来，也可以说就是天性。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事总是重复出现。修昔底德还完全不懂今天所说的“发展”这一概念，他只知道把事件加以罗列。他认为，按照人的天性来说，人与其说是按照理智的考虑来行动，倒不如说人的行动是受情绪和情欲的支配。决定行动的最主要的情欲乃是贪婪，财富欲和权势欲。

和修昔底德的著作相比，色诺芬的《希腊历史》则是更多的打下了贵族党的印记，《希腊历史》可以说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续篇。色诺芬撰写该书的目的是为了鼓吹某些政治观点，这在一个被党派对立和党派狂热搅得天翻地覆十分动荡的时代里是不足为奇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色诺芬的《希腊历史》只不过是苏格拉底反动的国家学说在历史领域内的转述，他的关于小居鲁士生平的著作《居鲁士的教育》及其巧妙的自我美化的著作《长征记》，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情况，前者所表现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君主政体的英雄形象。

对色诺芬来说几乎还谈不上有什么统一的历史观。他相信神祇主宰历史，影响历史，相信复仇女神内美西斯，梦征与恶兆在其表述中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这种信仰又和希罗多德那种朴素的宗教式的对民间传说的信仰不同。色诺芬之所以在其著作中坚持古老的宗教传说是为了对付革新精神，对付诡辩学派的启蒙运动。除了神对历史的主宰之外，色诺芬还认为，行动者的特别品格，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的动机、情欲和思考也处处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他和修昔底德不同，后者把人民作为民族的整体出现在他的著作里，而色诺芬却大大强调领袖人物的作用，鼓吹崇拜贵族英雄；这与他将贵族阶层的利益置于整个国家利益之上的作法是一致的，并与稍后的柏拉图为斯巴达的贵族政治大吹法螺的作法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