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01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15]60号）；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政法工作做出指示时强调，要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进一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2018年4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

为了与顶层制度设计遥相呼应，在社会矛盾突出、社会纠纷多发的大背景下，人民调解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人民调解已经成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节的主要模式，2014年，人民调解医疗纠纷6.6万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成功率在85%以上。同时，调解的专业化、职业化成为人民调解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趋势之一，家事、劳动、物业、医疗、道路交通、商事知识产权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具有法学、医疗、保险学等知识背景逐渐成为人民调解员的基本要求。

尽管人民调解实务发展如火如荼，但国内关于人民调解的学术研究却并不令人满意。人民调解理论研究曾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一时，而后，随着法律万能主义思潮影响和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被边缘化。尽管近年来国家对和谐社会建设日益重视，以及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日益关注，但总体而言，人民调解理论还是相当薄弱，缺乏深刻、有较高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同时，人民调解的发展方向与转型路径仍如雾里看花，似明似暗，乃至无论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各执一词，争议不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海政法学院人民调解专业起航。就像人民调解本身所面临的争议一样，社会上对人民调解专业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好，也有人唱衰。然而，让我们欣喜的是，短短几年间，上海政法学院法学人民调解专业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团队殚精竭虑、辛勤耕耘，在人民调解专业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已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调解原理与实务”系列教程逐步推出，渐成体系；实践教学基地星罗棋布，从上海走向全国，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探出新路；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调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理论与实务专家，影响与日俱增；为司法行政部门举办的人民调解培训累计已达30余次，社会反响良好；承接人民调解实务研究横向课题已逾数十项，为实务部门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提高学生理论与实务技巧及应变能力的“中华十大金牌调解员技能大赛”已先后举办5次，蜚声中外，得到国内外高校学子的青睐；“卓越法律论坛”为理论与实务专家搭建平台，深受学生喜爱，业已形成品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模式研究”成功获批；人民调解专业学生完成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现状调研报告》获第六届“知行杯”（2014）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一等奖，迄今为止，已有三届法学人民调解专业方向学生顺利毕业，他们奔赴祖国四面八方，直接或间接从事着调解工作，为人民调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这些成果既是对家长和学生期待的回报，也是对社会质疑最好的回应。

《人民调解理论与实务（2018）》是我们编撰出版的第二本文集，它凝聚着人民调解员的智慧和心血。本文集共收入了68篇论文，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人民调解理论与实务问题展开了研究，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我们仍满怀希冀。苏力先生曾说：“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是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流逝中完成的，是无数人在历史活动中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创造人民调解的历史。

果真如此，幸甚至哉。

侯怀霞

201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