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两类受访者的群体特征比较

一、关于调查样本的来源和代表性

苯丙胺类兴奋剂在世界毒品市场上的兴起与中国毒品问题从传统毒品向新型毒品的演变，使得相应的科学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我们的研究在设计上强调将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放在同一框架内加以比较的视角，同时完成了传统毒品吸食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两个群体的调查，以期发现新型毒品滥用的特殊之处及与传统毒品的内在关联。这就为本节比较两类受访者的群体特征奠定了基础。

研究上海的新型毒品问题，对于国内其他大中城市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上海缴获的新型毒品数量情况来看，2001年以来已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2006年新型毒品已占缴获毒品总数的40%，同比增加37.1%，而2007年1月至5月更是迅速上升至58.6%，同比增加233.2%。本次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初次使用新型毒品的年份也发现，上海2003年之前的使用人数每年处于小幅增长状态，但2003年至2006年的数量则比三年前增加了5倍。

上海城市自身的特殊性也使得新型毒品的问题应受到高度重视：一方面，上海是目前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吸引投资者、经商者、明星、演艺人员和其他高收入者的城市，具有数量最庞大的新型毒品潜在消费群体。上海还是国际和全国性的大型活动（如电影节、交易会等）举办地，出入境人员多，人口流动量大，客观上增加了新型毒品的使用人群。另一方面，上海作为国际性的港口型城市，交通便捷，可以成为新型毒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并扩散至江、浙及周边其他地区。上海还拥有大量的化工企业，一旦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管控不严，将成为新型毒品重大的原料与合成基地。

上海吸毒人员的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调查人员对新型毒品使用者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提问—回答”式调查。问卷调查遵循相关的伦理守则：采用匿名式设计；调查人员被要求向受访者讲明调查结果仅供研究使用、保证调查问卷的私密性；受访者有权拒绝参与调查、拒绝回答问卷中的任何子问题，或者无理由中途退出调查等。对于问卷调查中一些引起研究者关注并同意接受进一步访谈的受访者则继续进行个案访谈。研究者被要求注意个案的参照背景——例如性别、年龄、职业等——完成个案访谈。个案访谈这种定性研究方法弥补了问卷调查中封闭式问题的局限，加深了研究者对定量数据的整体性理解，并且使研究者能够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研究吸毒这一边缘群体的亚文化现象十分必要。在本节的分析中，我们将同时使用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和个案访谈的文本叙述这两种相辅相成的资料。

新型毒品使用者的调查样本，包括了2006年9月至11月间上海市公安部门在各种场合发现、认定并送行政拘留或强制戒毒的新型毒品使用者，由市公安局有关办公室统一协调，采访地点包括了市拘留所、市强制戒毒所和各区县拘留所（看守所）。由于这个时间段的确定是随机的，公安部门的打击也是随机的，因此，最终的调查样本也基本可以说是随机获取的。传统毒品（海洛因）吸食者的调查样本，则更是直接从市强制戒毒所和市劳动教养所全部在册海洛因吸毒人员名单中等距抽取，因而也保证了样本的随机性。这两种抽样方法都是科学的随机抽样，从而保证了两个调查样本对于两类受访者的代表性。

值得注意的是，访问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常混合使用新型毒品和海洛因的情况，鉴于这部分人员并不太多，为保证群体比较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他们被从样本中剔除。这样，本节最终分析所用的样本量为1431人，其中726人使用新型毒品，70.5人吸食海洛因。

二、人口特征比较

2004年的《中国禁毒报告》指出，中国的吸毒人员构成在总体上呈现出男性多、35岁以下青少年多和社会闲散人员多的“三多”特点，而新型毒品的滥用更是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严重。上海吸毒人员的调查结果，在证实了这些基本特点的同时，又发现了一些新现象。

从性别构成来看，海洛因和新型毒品使用者都呈现出男多女少的特点，男性在两类受访者中所占的比例都达到了70%以上。但当引入初次吸食毒品的年份再来考察每一时期的性别比时就会发现，新型毒品使用者中女性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显著增加，而对海洛因来说情况却恰好相反。（见图4-1和图4-2）

女性受访者最早使用新型毒品的时间比男性受访者晚了6年之久（1995年比1988年），但其比例却在10年时间内迅速上升了22.7个百分点（从7.7%到30.4%）。而女性海洛因使用者的比例从1991年至1995年的35%这一最高点下降到了20%，比1990年以前的数字还要低。女性新型毒品使用者的迅速攀升，应主要归咎于大批雇用女性陪侍者的歌舞娱乐场所的泛滥。如表4-1所示：女性毒品吸食者中有歌舞娱乐场所从业经历的比例比男性毒品吸食者要高出许多（42.71%相对于26.4%，40.39%相对于20.96%），而这一现象在新型毒品的消费市场上表现得则更为突出（42.71%相对于40.39%）。可见，性别不平等无处不在，娱乐场所的女性陪侍者乃至商业性交易者成了男性权力主宰下的新型毒品消费市场中的受害者。

吸毒人员仍然以35岁以下的青少年为主：在传统毒品吸食者中这部分人群所占的比例是51.9%，而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这一比例则达到了58.7%。仔细比较以10岁分组的年龄结构以及年龄的平均值，就会更加清楚地发现，相对于海洛因使用者而言，新型毒品使用者的年龄结构更为年轻。如表4-2所示，新型毒品使用者在20岁以下、21岁至30岁、31岁至40岁这三个低龄段的分布比海洛因使用者要高，但在41岁至50岁和51岁以上这两个高龄段的分布却要比后者低，两类受访者在年龄分布上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χ2=34.9, p＜0.001）；海洛因使用者的平均年龄为35.3岁，而新型毒品使用者的平均年龄则为33.6岁（t=3.4, p＜0.001）。

虽然青少年长期以来都构成了吸毒人员的主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龄群体在整个吸毒人员中所占的比重正在悄然下滑：根据历年的《中国禁毒报告》，2002年，青少年占到全部登记在册吸毒人员的74%，2003年为72%，2004年为70.4%，2006年则为69.3%。这一现象意味着中国的吸毒问题正在迅速从青少年向其他年龄群体扩散。通过将受访者首次使用新型毒品的年份和年龄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在1990年以前，第一次使用海洛因的年龄跨度为14岁至33岁，第一次使用新型毒品的年龄跨度为27岁至30岁；但到1991年至1995年期间，两者都分别向两端延伸至14岁至41岁和17岁至40岁；2001年至2005年，两者又继续发展为13岁至49岁和14岁至52岁；到2006年以后，第一次使用海洛因和新型毒品的最大年龄已分别达到56岁和58岁。

在海洛因和新型毒品两类受访者中，失业或不在业者（即“社会闲散人员”）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商业服务行业员工（包括歌舞娱乐场所）也成为吸毒人员较为集中的两个职业类型。但从第四大消费群体来看，海洛因和新型毒品开始表现出一定的不同，前者在工人中的比例达到了11.8%（后者仅为4.4%），而后者在自由职业者及其他类型就业人员中的比例达到了9.1%（前者则为7.4%）。（见表4-3）

从就业分布特征来看，尽管两类受访者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但相比较而言，海洛因的使用在传统的、技能要求较低的职业群体中（如工人、商业服务行业员工等）更为常见，而新型毒品则更多地被追求消费、崇尚个性的社会人群（如个体/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所使用，并且，这种就业分布的差异性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χ2=33.3, p＜0.001）。

由于海洛因和新型毒品两类受访者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中（如个体/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都有一定的分布，因此两者的平均月收入水平都比较高，分别达到了8390.3元和7398.4元。但是，这将近1000元的月收入差距却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t=0.31, p＞0. 1），原因在于，两类受访者的内部收入差距都相当大。不过，海洛因使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比新型毒品使用者高这一调查结果，可能反证了海洛因在毒品消费市场上的价格要明显高于新型毒品这一现状。

上海的吸毒人员调查还包括了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这两方面的重要信息。新型毒品使用者的受教育水平比海洛因使用者略高：海洛因使用者中仅获得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比重为63. 1%，比新型毒品高出6.5个百分点；而新型毒品使用者在中专、高中和大专等更高文化程度上的比例却都要略微高出海洛因使用者2至3个百分点。但是，这种差异只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χ2=8.3143, p＜0.05）。（见表4-4）

两类受访者在受教育水平上的这种微弱差距，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分属于不同的代际群体所致，这从婚姻状况上可见一斑。如表4-5所示，56. 1%的新型毒品使用者处于未婚阶段，而54%的海洛因使用者则已婚（包括离婚和丧偶），两类受访者在婚姻状况上的分布差异性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χ2=15.5199, p＜0.001）。

三、行为特征比较

（一）个体行为心理

通过询问受访者在16岁以后是否还有表4-6中的一些越轨行为或违法举动，我们可以对两类毒品吸食人员的“问题人格倾向”进行测量和比较。结果显示，海洛因使用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的越轨行为模式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在公共场所和人打架”、“偷拿家里的钱”、“靠撒谎骗钱”、“借朋友的钱不还”等行为的发生率都比较高，16岁以后还有“在公共场所和人打架”行为的吸毒者甚至达到了40%以上。但相比较而言，除了“朝别人扔石头”这一项以外，海洛因吸食人员的越轨行为发生率都要比新型毒品吸食人员略高。例如，在“靠撒谎骗钱”这一行为的发生率上，前者比后者足足高出了十多个百分点。如果将“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然后将吸毒人员在表4-6中每项越轨行为或违法举动上的得分相加，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问题人格倾向”测量值（该测量值的理论得分区间为0—8），结果仍然发现海洛因使用者的“问题人格倾向”比新型毒品使用者要略高。前者的平均分为1.87，而后者的平均分为1.51，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t=3.83, p＜0.001）。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海洛因使用者还是新型毒品使用者，他们的“问题人格倾向”其实都并不太严重，不到2分的平均值和1分的中位值都意味着大多数吸毒人员在16岁以后其实都只做过那么一两件越轨行为或违法举动（如图4-3所示），只不过他们在具体的所作所为上显得比较“五花八门”。

与海洛因使用者相比，新型毒品使用者的“行为心理”更容易受到同龄人或朋友圈的影响。个体“行为心理”量表由9项陈述构成，例如“我比较容易受朋友言行举止的影响”、“我会在言行举止上尽量模仿我的朋友”、“我会根据朋友的评价改变自己的行为”等，每项陈述的得分区间为1分至5分，相加后的理论取值区间为9分至45分。海洛因使用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的平均分分别为26. 1分和27. 1分，两者之间的差距虽然只有1分，但却具有很强的统计显著性（t=3.23, p＜0.001）。但是，新型毒品使用者的“社会排斥感”却没有海洛因使用者那么强烈。“社会排斥感”量表由20项陈述构成，例如“感到和你周围的人合群”、“感到自己有值得交心的人”、“感到当你需要时就可以得到朋友的帮助”等，每项陈述的得分区间为1至4分，相加后的理论取值区间为20分至80分。海洛因使用者的平均分为46.9分，而新型毒品使用者的平均分为42. 1分，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t=8.31, p＜0.001）。最后，在所持的“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方面——例如“没有生活目标、空虚无聊”、“人活着就是要及时享乐”、“活得很累很烦”等，两类受访者并不存在统计显著性上的差异。

（二）人际交往网络

对吸毒人员的人际交往网络的考察包括吸毒以前和吸毒之后两个时间点。在前一时间点，与海洛因使用者相比，新型毒品使用者的朋友圈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人数更多，二是闲散人员的比例更高，三是吸毒氛围稍淡（已有吸毒人数占朋友总数的比例稍低）。海洛因使用者吸毒以前的朋友圈规模平均为2.2人，但新型毒品使用者吸毒以前的朋友数目却达到了11.5人，两者之间的差距具有统计显著性（t=11.39, p＜0.001）。35.72%的海洛因使用者在接触毒品之前所交往的朋友都有正式工作，这一数字比新型毒品使用者整整高出10个百分点；而且，一半以上的朋友都没有正式工作的情形，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比在海洛因使用者中更为普遍（17.62%相对于15.96%，16.62%相对于10.40%，12. 18%相对于9.37%）；新型毒品吸毒者和海洛因使用者中都有10%以上的人在吸毒以前交往的全部是闲散人员，但这一情况仍然是对前者而言更为严重（14.47%相对于12.01%）。两类受访者的这一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χ2=30.44, p＜0.0001）。（见表4-7）在自己开始吸食海洛因以前，其朋友圈中已有吸毒人数的比例平均为29.4%，而这一数字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要稍低，为26.0%，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只在95%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t=1.72, p＜0.05）。

吸毒之后的情况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海洛因使用者相比，新型毒品使用者因吸毒而结识新朋友的情况较少，然而，他们一旦结识新朋友，则其人数就会很多，而且其中有正式工作的人数比例也会较高。海洛因吸食中因吸毒而结识了新朋友的人数比例高达61.99%，但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这一数字仅为48.54%，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χ2=26.04, p＜0.001）。但是，海洛因使用者因吸毒而结识的新朋友数量平均仅为6人，而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却达到了15人之多，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t=6.03, p＜0.001）。虽然绝大部分吸毒者在吸毒过程中所结识的朋友一半以上都是闲散人员，但与海洛因使用者相比，新型毒品使用者中却有更多的人结识了有正式工作的朋友（28%相对于13.76%），两者之间的这一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χ2=67.98, p＜0.001）。（见表4-8）

两类受访者在吸毒过程中结识了新朋友之后一般都会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聚会和一起吸毒。每月一起聚会超过5次的，在新型毒品使用者和海洛因吸食中分别占36.57%和37.07%；每月一起吸毒超过5次的，则分别占40.32%和34.57%。但与海洛因使用者相比，因吸毒而相互结识的新型毒品使用者似乎更倾向于相约一起使用毒品。（见表4-9）

但是，吸毒这一行为的发生是否会导致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破裂呢？对于海洛因使用者，这一问题的答案为“是”，但对于新型毒品使用者，答案则为“否”。如表4-10所示，50.77%的新型毒品使用者没有因为吸毒而与原来的任何一位朋友疏远（在海洛因使用者中这一比例仅为16.03%），但20.28%的海洛因使用者却因为吸毒而被原来的所有朋友所抛弃（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这一比例仅为5. 17%），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具有很强的统计显著性（χ2=247.60, p＜0.001）。这种差异也表明，在国内社会公众的意识中，使用新型毒品并不像吸食海洛因那样具有强烈的负面社会标签形象。

众所周知，吸毒与人际网络和朋友交往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多青少年正是受他们所交往的“坏学生”或“不良分子”的影响尝试并沾染上毒瘾的。而上述比较数据结果却进一步揭示出，吸毒行为通过人际关系网络传播与泛滥的具体方式与特征，更视其不同的毒品类型而决定。吸食海洛因对人际交往具有“自上而下”的“收缩”效应：吸毒者最初的朋友圈规模就比较小，虽然在吸毒过程中可以结交新朋友但人数十分有限，而吸毒通常又使得他与原来的朋友疏远，因此人际交往在数量上的总体趋向是“收缩”，最后可能只剩下自己和一帮“毒友”在交往；吸毒者最初的朋友大多有正式工作，但吸毒使这些人离他远去，虽然在吸毒过程中可以结交新朋友，但这些新朋友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闲散人员，再与有正式工作朋友交往的情况少之又少，因此人际交往在质量上的总体趋向是“自上而下”。

相反，使用新型毒品对人际交往具有“自下而上”的“扩张”效应：吸毒者最初的朋友圈规模就比较大，虽然在吸毒过程中结交新朋友的情况较少，然一旦结交则人数就会很多，而吸毒又不会导致与原有朋友之间的关系破裂，因此人际交往在数量上的总体趋向是“扩张”；吸毒者最初的朋友普遍以社会闲散人员居多，但吸毒却使他有机会结识更多有正式工作的人，因此人际交往在质量上的总体趋向是“自下而上”。

虽然以上总结只是在比较海洛因使用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时才具有一定的相对意义，但令人担忧的是，对人际交往具有“自下而上”的“扩张”效应的新型毒品，相对于具有“自上而下”的“收缩”效应的海洛因而言，向包括主流社会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渗透力要强出许多。

（三）吸毒成瘾模式

吸毒的具体原因虽然因人而异，但大多主要有如下几种：满足好奇感、同伴影响、空虚无聊、追求欣快刺激、缓解烦恼或抑郁情绪等。（见表4-11）

好奇心、坏心情、同伴影响这些因素，在第一次吸毒时的心理状态中也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见表4-12）

除了这些相似性之外，两类受访者之间还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首先，虽然“空虚无聊”构成了两类受访者共同的主要吸毒原因之一，但相比较而言，海洛因使用者在吸毒之前的空虚无聊程度表现得更为严重。如表4-13所示，24.26%的海洛因使用者吸毒前每天的娱乐休闲时间超过了8小时，比新型毒品使用者高出5个百分点（χ2=6.63, p＜0.05）。

其次，使用新型毒品还存在另外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受到“环境和场所影响”以及为了“沟通和交流感情”的需要，而它们在海洛因使用者中的相对重要性却并不是那么的明显。（见表4-11）

毒品相关知识的缺乏也构成了吸毒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一半以上的吸毒者都知道使用海洛因或新型毒品是违法的，但仍有20%的人在首次接触毒品时竟然从未听说过，还有30%左右的人仅凭从传媒上获得的一知半解就为寻找刺激而尝试毒品。而且，新型毒品与海洛因相比，对国内的社会公众而言确实好似蒙上了一层“面纱”，形象十分模糊：新型毒品使用者中接受过相关毒品知识宣传教育的人所占的比例比海洛因使用者低了近8个百分点（20.2%相对于28%）。（见表4-14）

吸毒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毒品的类型。虽然烫吸（踏食）方法在两类受访者中都被广泛地使用，但海洛因使用者更多使用（静脉）注射方法，而新型毒品使用者更多采用鼻吸、口服（手指沾）、溶解饮用等方法，变化多端。（见表4-15）由于注射方法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一般较少使用，因此，他们与他人共用注射器的行为要比海洛因使用者低很多：在前者中，与他人共用过注射器的人所占比例仅为5.93%，而在后者中这一数字则为14.47%（χ2=28.59, p＜0.001）。新型毒品吸食方法的多样性，还可从该类毒品计量单位的复杂性上略见一斑。海洛因使用者报告自己的每次吸毒量几乎全部是以克为单位，但新型毒品使用者则报告了克、包、片、粒、颗、支等多种计量单位，十分复杂。

摇头丸、冰毒、K粉等新型毒品在国外社会通常被称为“俱乐部药物”（club drug），意思是它们经常在娱乐性场所或聚会活动中使用。对上海吸毒人员的调查也揭示了新型毒品的这种“群体性使用”和“娱乐性使用”特点，而这一特点在与海洛因吸食人员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群体性使用”表现为，新型毒品使用者在首次吸毒时就有很多人在场的情况高达69.52%，而在海洛因使用者中这一比例仅为34.61%（χ2=175.85, p＜0.001）。（见表4-16）

“娱乐性使用”表现为，一方面，新型毒品使用者的首次吸毒地点和经常性吸毒地点都以娱乐场所为主，而海洛因使用者的首次吸毒地点和经常性吸毒地点却都以私人住房为主，显然私人住房、娱乐场所和宾馆酒店等都构成了两类毒品吸食者的吸毒地点（χ2=381.61/495.51, p＜0.001）。（见表4-17、表4-18）

另一方面，尽管同伴提供和黑市购买是两类受访者共同的两种主要毒品获得途径，但仍有15.3%的新型毒品吸食人员是从娱乐场所的隐蔽销售中获得新型毒品，而海洛因使用者从娱乐场所获得海洛因的情况则少之又少。（见表4-19）

虽然海洛因的药物成瘾性确实比新型毒品强，但新型毒品的成瘾性也不容忽视。从吸毒者自己的主观判断来看，75.99%的海洛因使用者和11.88%的新型毒品使用者承认在生理上有瘾（χ2=600.26, p＜0.001）,85.67%的海洛因使用者和34.94%的新型毒品使用者承认在心理上有瘾（χ2=384.43, p＜0.001）。（见表4-20）

使用吸毒药物成瘾与依赖量表对吸毒人员进行测量的结果也表明，海洛因使用者成瘾的比例为87.8%，而新型毒品使用者成瘾的比例则为35.95%，两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χ2=406. 11, p＜0.001）。（见表4-21）表4-20和表4-21的数据结果还告诉我们，吸食者主观估计的心理成瘾状况与客观的医学测量结果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3，这从一个侧面有力地佐证了医学界关于药物成瘾主要是一种精神依赖性的结论。吸毒者的药物依赖（成瘾）程度与吸毒频率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关联性。

如图4-4所示，两次吸毒相隔时间越短的吸毒人员，在药物成瘾与依赖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而对两类受访者吸毒频率的比较仍然发现，73.72%的海洛因使用者在一天之内至少要使用两次毒品，而新型毒品使用者使用毒品的间隔时间则多为两三天、一周、两周或更长，当然，同一天之内吸毒两次的人也占到了27. 19%（χ2=277.46, p＜0.001）。（见表4-22）

海洛因和新型毒品给吸毒者带来的药物反应和体验截然不同：前者以放松、舒缓为主，而后者却以亢奋、激动为主。另外，新型毒品对人体的刺激性比较强，有一些新型毒品使用者报告服用后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严重的甚至会有呕吐、昏厥等现象。（见表4-23）但是，相对而言，新型毒品令吸食者中毒的现象比海洛因少见，比例为7.91%对18.07%（χ2=32.65, p＜0.001）。

由于海洛因在毒品消费市场上更难获得、价格更高，因此，它更有可能使吸毒者陷入经济困境。在海洛因使用者中，因吸毒而陷入经济困境的占到66.52%，而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这一比例则为24.9%（χ2=249.49, p＜0.001）。另外一个较为重要的发现是，虽然在使用毒品以前，两类受访者都持有程度相当的“负面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但在使用毒品之后，他们的这种负面倾向性却被进一步放大了，而且，这一放大效应在海洛因使用者中比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见表4-24）最后，虽然大部分吸毒人员认为吸毒只不过是一种个人自娱自乐的行为、与他人无关，但海洛因使用者比新型毒品使用者更多地认识到了吸毒对社会有很大的危害（χ2=34.64, p＜0.001）。（见表4-25）

（四）性行为与艾滋病风险

新型毒品使用者比海洛因使用者的性行为更活跃、更混乱：受访前一个月的时间内，60.33%的新型毒品使用者曾经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见表4-26），而海洛因使用者中这一比例则为33.33%（χ2=104.65, p＜0.001）;23.84%的新型毒品使用者在受访前最近三次性行为中的对象不止一个人（见表4-27），而海洛因使用者中这一比例则为16.91%（χ2=10.80, p＜0.01）。但是，在与更多的人发生更多的性行为的时候，新型毒品使用者却并不会更多地使用安全套作为保护措施，他们与海洛因使用者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使用安全套，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受访者在两类受访者中都仅占20%左右。（见表4-28）

使用新型毒品会刺激人性方面的欲望和冲动，这种特殊的效应对海洛因而言却是不大具备的。表4-23已显示，有32.6%的新型毒品使用者报告会产生性冲动，但在海洛因使用者中这一比例仅为8%。而且，与新朋友在一起吸毒并随之与他们发生性关系的现象，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也比在海洛因使用者中表现得更为严重，前者的平均人数为1.34人，后者的平均人数则为0.88人（t=2.02, p＜0.05）。此外，使用新型毒品比使用海洛因更有可能导致群体性的乱交性行为：前者的发生率为11.03%，后者的发生率仅为3.49%（χ2=29.00, p＜0.001）。两类受访者发生群体性乱交行为的对象包括了商业性交易者、朋友、熟人、陌生人等等。

由于新型毒品使用者的性行为更为活跃和混乱，导致他们对于性伴侣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更为不确定，回答“不知道”自己的性伴侣中是否有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占到15.84%，而海洛因使用者中这一比例则为8.52%（χ2=19.48, p＜0.001）。但是，不管是新型毒品使用者还是海洛因使用者，都有80%的人明确否认自己有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显然，这是一种盲目过分的“自信”，因为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进行过艾滋病毒的感染检查，尤其是新型毒品使用者（χ2=53.58, p＜0.001）。（见表4-29）最后，由于近几年来有关艾滋病知识宣传力度的加大，90%的吸毒人员都已知道性交、共用针筒、血液接触、母婴遗传等会传播艾滋病，尽管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清楚艾滋病病毒是否会通过蚊虫叮咬、接吻等途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