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型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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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型毒品流行的危害

可以说,人类从诞生时起就伴随着安全问题,与不安全的斗争充满了人类历史的全过程。

在现代社会,人类与不安全的斗争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是与事故相对的生产安全系统;二是与违法犯罪相对的公安系统;三是与自然灾害相对的防灾、抗灾系统。冷战结束以后,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加,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以军事为核心手段的安全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诸如金融风暴、恐怖主义袭击、环境污染以及艾滋病、疯牛病、非典恐慌等。这些事件都因其大大超出了传统安全理论的视野而被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其中包括新型毒品在全球的快速蔓延。

一、新型毒品的成瘾性与危害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中国大陆发现第一例“摇头丸”滥用者时,没有人会想到以“摇头丸”、冰毒为代表的苯丙胺类毒品和氯胺酮(K粉)等“新型毒品”会一发不可收拾地蔓延开来,在短短的几年内便形成气候;更不会想到新型毒品的使用人数会以超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速度增长。在许多人看来,新型毒品不像海洛因那样有着明显而强烈的戒断症状,因此成瘾性不强或根本就不会成瘾。由于对新型毒品的成瘾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许多滥用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危害性不足为道,这种认识往往是在与海洛因成瘾者的对比中得出的:不成瘾就不会损害身体,不成瘾就不会违法犯罪,不成瘾就不会家破人亡。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新型毒品在成瘾性(尤其是精神依赖性)、对人体的损害性和社会危害性(尤其是对公共健康的威胁)等方面都不亚于海洛因,甚至比海洛因更为严重。

(一)毒品成瘾的界定

毒品成瘾属于“药物成瘾”(drug addiction)或“药物依赖”(drug dependence)的范畴,而药物成瘾性或依赖性包含精神依赖性(获得特定的心理效应)和身体依赖性(避免断药时的戒断症状)两方面的内容,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长期以来,人们将戒断症状作为判断药物成瘾性的主要依据。

但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使用“药物依赖”这一更为科学的概念来替代“药物成瘾”,以强调与药物依赖相伴随的那种特殊精神效应,并对其作出规范定义:“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一种精神状态,有时也包括身体状态,它表现出一种强迫要连续或定期使用该药的行为和其他反应,为的是要去感受它的精神效应,或是为了避免由于断药所引起的不舒适。”

20世纪90年代,这种主要以精神依赖性来认识毒品成瘾性的理论在学术界的影响得到进一步深化,它认为:由于调节、形成和控制人们的认知、情绪以及社会行为的脑部机制遭到长期滥用毒品的损害,导致了一种独特的行为障碍,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是介导产生欲望和奖赏行为的部位,毒品对这一系统的反复刺激使这部分脑部的功能发生变化,吸毒者对该毒品产生无法控制的强烈需要,并付诸行动,即克制不住地反复觅药与滥用该药的行为。所以,从上述理论来看,毒品成瘾性主要取决于精神依赖性而非身体依赖性。

(二)新型毒品的成瘾性

与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相区别和对应的新型毒品,作为人工化学合成的、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致幻剂或兴奋剂类精神药物,在毒理学性质上具有特殊的“急性强化效应”(acute reinforcing action),会导致一次足剂量的尝试性使用即可体验到欣快感,连续滥用一定次数或一定时间后就会成瘾。这种成瘾性对身体的伤害我们在第一节里已经阐述,这里不再展开。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新型毒品不会产生身体依赖性,但国外的研究证实,高剂量地重复使用安非他明(苯丙胺类)也会产生一系列固定的停药综合症状:服用最后一剂后数小时,使用者会“崩溃”。情绪和体能水平急剧下降,于是使用者可能沉睡24小时或更多。清醒时分,使用者会连续数天处于抑郁情绪之中。此时个体感到无助、无意义,好像她或他能做的“只是在哪儿坐以待毙”。在这期间讨论死亡是平常事。当然,再次服用安非他明似乎是克服这种情绪,并再次达到高潮的最快途径。由于这一系列症状是高剂量使用安非他明而发生的,也由于它能够在一定限度内通过服用安非他明而扭转,因此它与停药综合征的定义相切合。所以,高剂量的安非他明能够导致肉体上的依赖性。[美]O.瑞、C.科塞著,夏建中等译:《毒品、社会与人的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新型毒品能够导致持续强化的精神依赖状态,这一点已不再令人怀疑。

上述研究还证实,一些吸毒者在静脉注射甲基苯丙胺后,立即出现腾云驾雾的快感(Flash)或全身电流般传导的快感(Rush)。这种精神作用是导致精神依赖性产生的最大强化因子。另外,吸食甲基苯丙胺数小时后,吸毒者会出现全身疲乏、精神压抑称之为苯丙胺类沮丧(Amphetmines Blues)或毒品迷幻状态复苏后失落感(Crash)等吸毒后效果。临床研究证实,这些效果是吸毒者渴望再次得到精神刺激的强迫性因子。苯丙胺类兴奋剂的精神依赖性产生与强化因子和强迫性因子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对上海730名新型毒品使用者的问卷调查数据表明,有35.4%的人承认存在心理成瘾,并且,滥用频率越强则主观感觉存在心理成瘾的比例越高(见图3-6)。统计分析也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相关系数高达0.984。以客观的药物依赖量表来考察,可以发现相似的结果,有35.8%的人存在药物依赖,并且,滥用频率越强则药物依赖性越严重(见图3-7)。统计分析同样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相关系数高达0.992。

图3-6 不同滥用程度下的承认心理成瘾者比例

图3-7 不同滥用程度下的药物依赖性平均得分

简言之,新型毒品的躯体戒断反应虽然不如海洛因明显,但因其毒性强烈,连续使用一定次数或一定时间后仍会成瘾,并表现为比海洛因更强烈的精神依赖,产生定期连续使用毒品的渴求和强迫使用行为。

(三)新型毒品对社会治安和公共健康的危害性

毒品对社会的危害表现在许多方面。就海洛因成瘾者而言,他们主要是对社会治安构成压力并对公共健康造成影响。研究发现,新型毒品在这两个主要方面同样对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性,只是这种危害性所产生的具体原因和路径与海洛因成瘾者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在导致使用者违法犯罪方面有显著不同。海洛因依赖者一般是在使用前违法犯罪,由于对毒品的强烈渴求,有些人为获取毒资而去盗窃、抢劫。新型毒品使用者则主要是在使用后因精神障碍导致的行为失控而造成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过量或长期使用新型毒品,还往往会使吸毒者在毫不自觉的情况下做出极端的自残、自杀乃至杀人行为。

近年来,因使用新型毒品而引发的恶性治安案件已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频频发生。例如,一男子在旅游期间因过量吸食冰毒而产生很多人在追杀他的幻觉,于是举刀将同行的好友捅死,并对女友和另外两人造成重伤;《青年吸冰毒产生幻觉 捅死好友刺伤女友自杀未遂》,《青岛早报》2006年5月31日。一名神情恍惚的游客拿匕首“大闹”派出所15个小时后被制服,好心民警将他送进精神病医院后发现,男青年原来是因吸食过量新型毒品而出现幻觉。《男子吸毒过量出现幻觉 大闹派出所欲自残》,《青岛早报》2006年9月19日。一名男子在吸食了新型毒品后产生幻觉,认为自己被追砍,在三栋民宅之间连续上演“空中飞人”,强行闯进多间民宅,并手持菜刀劫持多人,最终被警方制服并带走调查。《男子疑因吸毒产生幻觉 误以为被追杀持刀闯民宅》,http://www.sina.com.cn,2006年9月21日11:36。一名叫赵永江的广州人邀请朋友到休闲中心卡拉OK房庆祝生日,因吸食新型毒品而产生幻觉,掏出一把自己携带的弹簧刀,见人就刺,共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死伤人员包括赵的朋友和休闲中心工作人员。《瘾君子吸毒生幻觉拔刀连刺9人 造成3人死6人伤》,《信息时报》2004年2月14日。与此相关的新闻还有:男子吸毒后产生幻觉持刀杀死出租车女司机;男子吸毒后产生幻觉医院内欲跳楼;男子吸毒产生幻觉砍死姥姥又砍向父亲;男子吸毒产生幻觉捅死妻子;男子吸毒后产生幻觉,砍下室友头颅后自残;男子吸毒过量产生幻觉杀人;小伙吸毒过量产生幻觉,举刀砍死合租室友;瘾君子吸毒过量产生幻觉报警自投罗网等等。

而大量关于吸食新型毒品后跳楼自杀的事件更是经常见诸报端,冰毒甚至还被称为“自杀驱动器”。研究者发现,媒体报道的由使用新型毒品而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其实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多此类的案件由于缺乏记录、追问和报道而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

新型毒品对公共健康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它会加剧中国艾滋病、性病的流行。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中国确认的艾滋病感染者中的最大群体来自静脉毒品注射者,但在2007年,性传播首次超过其他传播形式。这意味着艾滋病在中国正在逼向大众人群,正在越来越向城市转移。

联合国《2008全球艾滋病流行状况报告》指出,尽管全球艾滋病患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出现下降,但总人数仍有所上升,在2007年达到3300万。中国等许多国家的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量出现了上升。2008年前9个月,中国又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万多人,截至9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264302例。据卫生部对疫情的估计,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其中可能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经被感染。艾滋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监测显示,性传播已成为中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在2008年报告的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0.4%,同性性传播占5.1%;全国有86.3%的县(市、区)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仍有40%的注射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有60%的暗娼不能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有70%的男男性行为者最近6个月与多个性伴发生性行为,只有30%坚持使用安全套。《全国86.3%的县报告艾滋病疫情》,《健康报》2008年12月4日。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注意到,由于共用针具行为的普遍存在,在中国,注射吸毒者已经成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但是,这些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主要是通过血液途径获得的。由于海洛因属于麻醉类毒品,它对人体的作用主要是“镇痛”和“镇静”,长期使用会导致人的性欲下降,甚至丧失性需求,因此,相比之下,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在该人群中并不显著。但是,研究发现,以往的对于毒品和艾滋病风险行为关系的这种经验认识,在新型毒品出现并流行以后已经不再适用。因为,从毒理学意义上说,新型毒品属于兴奋剂和致幻剂,它不仅可以通过使用“迷奸药”如三唑仑引发对女性尤其是少女的性侵害,还会因毒品产生强烈的性刺激作用,导致群体性性行为,对中国遏制艾滋病的努力和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依据如下:

(1)新型毒品会诱发使用者的性冲动,增强使用者的性能力,从而导致使用者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730名新型毒品使用者的问卷调查发现:使用新型毒品后,兴奋感、发泄欲和性冲动等药效反应被报告的比例高达53.7%;冰毒和摇头丸被报告具有明显的性刺激作用的比例分别达到46.2%和44.5%;34.1%的人承认在调查前一个月内与配偶之外的人在使用新型毒品之后发生过性关系。以上数据反映的情况可以得到下述访谈记录的辅证:“经常吸冰的人,都要‘散冰’的,也就是要做爱。就是特别控制不住自己,想干什么就非要干成不可,想做爱就憋不住。”“发生性关系是一定的,光溜冰有什么意思?我的外号叫‘吸尘器’,我可以一直‘打K',打完就去做,做完再来打。”

(2)新型毒品的使用者会发展出复杂的性伴网络,而且,多次、轮换甚至群交等性行为方式被更多地采用以替代简单的两人单次性行为。问卷调查发现:54.8%的人承认有临时性伴,这些临时性伴包括恋人或情人、熟悉的朋友、不太熟悉的朋友、商业性交易者和娱乐服务场所偶遇者等;22.6%的人承认调查前的三次性行为对象不是同一个人;28.1%的人承认与因用药而结识的新朋友发生过性关系;10.4%的人承认用药后发生过群交或滥交行为。以下的受访者自白作了更加触目惊心的说明:“玩这个药以后经常找小姐,一起玩药的朋友,不管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好多都有过性关系。”“我们一般都找几个小姐一起玩,也会交换,就是和这个玩过了,再换一个人玩。吸了这个,只做一次不够过瘾,要多几次才能完全放出来,才会舒服。”

(3)对艾滋病风险的盲目乐观和对性伴侣的盲目信任,使新型毒品使用者很少有使用安全套的保护意识,而且,药物刺激所产生的病态式兴奋也导致在性活动中难以坚持使用安全套。问卷调查发现:尽管89.9%的人清楚地知道性交是传染艾滋病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却仅有10.4%的人认为自己可能面临着艾滋病风险,同时仅有2.3%的人认为自己的性伴侣可能面临着艾滋病风险;在71.2%的人没有进行过艾滋病病毒感染检查的情况下,却有92.7%的人明确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在与临时性伴发生性关系时,每次都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为18.8%,而与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每次都不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却高达57.8%;就调查前一个月内的性行为而言,坚持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为11.0%;就调查前三次性行为而言,三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为20.1%。正如一些受访者在访谈时所说的:“有时候戴,有时候不戴。有时候戴了套一点感觉都没有,到最后受不了,又拿下来了。我都挺注意的,做过之后会仔细地洗,应该不会有事。”“溜冰后哪里还顾得上戴套,那时就是非常兴奋地想发泄。不怕得病,你不知道,冰这个东西本来就杀菌,溜冰以后得不上病。”

二、新型毒品对社会文明的破坏

人类文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状态。这种进步状态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从静态上看,它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它也包括两个层面:从静态上看,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一切成果;从动态上看,它是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过程。文明是文化的升华。文明以文化为基础,但又高于文化。历史上人类创造了数不清道不完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政治成果,其中既有进步的优秀的传世之作,也有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糟粕之物。同时,人类社会也经历了犹如黄河一样曲折发展的过程,其中既有兴旺发达的盛世,也有满目疮痍的衰朝。无论是精华或是糟粕,也无论是盛世或是衰朝,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因而也都可以视之为文化。然而,文明则不同,文明不能与野蛮、落后、糟粕为伍,它只能与进化、进步、精华为营。因此,只有真正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并且是与时俱进的文化成果才称得上是人类文明的因素。可见,正确优秀的社会文化,可以促进社会文明发展进步,促进人类社会兴旺发达;而没落腐朽的文化,就会阻碍社会文明发展进步,导致人类社会衰败倒退。

新型毒品的使用行为具有疯狂的娱乐性,它是用快感与性来冲击人性的底线。近年来,在西方流行文化的冲击下,体验快感和愉悦身体已经成为年轻人时尚生活的潮流,而新型毒品的出现则加速了这一潮流的涌动。滥用新型毒品后产生的群体性疯狂和性交行为是一种突破人性底线的身体互动游戏,也是毁灭人类文明底线的堕落游戏。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以新型毒品可以提高性欲为诱饵,不断在娱乐服务场所和宾馆酒店向人们提供新型毒品。由于“陪溜”(陪人使用毒品并发生性行为)一次可获1000—2000元的高额收入,导致部分陪酒女性改为“陪溜”新型毒品。上海最近的一则报道说,一名16岁的足浴房女孩因和三个男人一起吸食冰毒后死亡。《新民晚报》2009年5月7日。同时,新型毒品及使用人群又大量出现在麻将馆和地下赌场,这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暴利产业不仅成为社会问题的丛生地带,同时也成为滥用新型毒品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帮凶。

最不容忽视的是新型毒品滥用与亚文化的关系。毒品亚文化对使用者的影响并使其实现高度的文化认同是新型毒品问题的主要根源。新型毒品亚文化迎合了青少年崇尚个性张扬、叛逆家庭与社会、追求人生享乐的心理。目前,在中国的吸毒圈内,新型毒品亚文化正在以各种新的话语和引人入彀的方法不断适应毒品种类的变化和对抗禁毒宣传。

总之,新型毒品从一开始就给人们带来多重效应,混淆了不同性质的消费关系,既为传统毒品的依赖者提供了一条新的可以掩饰其行为的道路,又给刚涉足毒品的年轻人挖掘了一个覆盖着彩虹的陷阱。在流行的消费观念风潮的裹挟下,新型毒品很轻易地就以新的时尚形式进入了追求娱乐刺激不断升级的人们的消费视野。新型毒品的疯狂娱乐性、对人性底线的毁灭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性,正在破坏人类文明的基础。这种破坏将在潜移默化中腐蚀人类的信仰和理想,摧毁文明社会的理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