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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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于1939年1月来到中国,拒绝汉口国民党陆军医院的挽留,来到抗日前线救护八路军伤员。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唐县殉职。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一本即将出版的白求恩纪念册写下《学习白求恩》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高度赞扬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9—6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这是毛泽东的道德引导之文。

利己是动物属性,动物只知道利己。或曰,牛护犊子,鸦知反哺。其实牛、鸦的这些作为,不过是小我的放大而已。作为人,如何才能走出动物属性,向更高层次、向高贵、向神性发展呢?这是思想家在思考的问题。

1918年,毛泽东在给同学邹蕴真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他说他母亲信佛,是“可以损己以利人的人”。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第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远脉近脉,一脉相承。毛泽东一直在深入思考人与己、利己与利人的关系问题。他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处世原则,又是道德标准,树立了一个境界高远的、盛德的人的标杆,指出了人类精神境界的一种可能性。

从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开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的典型语言,并在广大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古代贤者提倡的“大公无私”一脉相承,有些“宁让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意思,这是一种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利为大利的崇高精神境界。它比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境界更高。

《纪念白求恩》中的名言——“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两相映显,互相注释,互为因果。这是对社会人人格上的要求、道德上的要求。毛泽东的这段话,在以后的岁月里引用率、使用率很高。

我想,毛泽东之所以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是缘于他对障深业重的人性之黑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人性进步、人人庄严的极大期望。

早在1917年至1920年,毛泽东就对国人及社会存在的弊病进行深刻解剖和批评。毛泽东说:“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2版。“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祟,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7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2版。

青年毛泽东已发大热心、起大志愿:改造民心、人心。

“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致罗璈阶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2版。毛泽东提出,“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致陶毅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2版。

毛泽东青年时代阅读《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毛泽东的以上种种说法,无非一念救苍生。这是一个宏大的誓愿。

纵观中国历史,经过千百年的风云激荡,经过明规则与潜规则的“洗礼”,大浪淘沙,优汰劣胜,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讲真话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大都被驱除了,被过滤了,被淘汰了,成为稀有动物……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参见《鲁迅致萧军的信》(1935年6月27日)。在朝气蓬勃的新社会延安,达到了“十没有”,毛泽东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演讲中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毛泽东依然不满意。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我想,毛泽东是经过长期观察,长期思考,因缘际会,才于斯时斯地说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一番话的。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大力倡导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大公无私、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期望转私心为公心,灭私心、唯公心。他“极大地高扬了伦理道德主义”(李泽厚语),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李泽厚十年集(1979—1989)》第三卷下册第17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是要树立一个高高的标杆,转换风气,培养新人,带领和指引人们走出自我,使人由追求肉体欲望和卑微物质,升华到追求崇高的精神,使人成长得更加高贵更加高大。

毛泽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及“五种人”的说法,强调的是,有“我”而无私心,舍“我”而成人,损“我”而益人,乃至于把“我”拔掉,没有一丝一毫的“我”。这一字一句,皆含极精之义。

发大心,可能得大果,也未必得大果。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陈义太高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那高尚的境界真的不易达到——有高远目标而达不到,也很痛苦啊。

皮旦的诗歌《毛主席对不起我》,是从个人立场出发,对极高要求的道德标准的异议与调侃——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毛泽东的话语对每个人的影响之大。诗曰:

 

毛主席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很遗憾/这五种人我一种/也做不到/至少不能完全做到/我承认/我对不起毛主席/毛主席是个好主席/我承认他好/他把做人的标准弄到这种程度/不能说他不好/可他越好/越让我心里有愧/心里不好受/其实他也对不起我啊/作为主席/他没为我单独弄一些标准出来/从而让我快乐/他也有对不起我的地方《皮旦2006年诗选》(中卷),新浪网“皮旦的博客”。

 

毛泽东曾要求他的部属:“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党内通信》(1959年3月1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1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这话说得对,很清醒。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及“五种人”的说法,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大生命观,可能不是“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的。

但是,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要求,不同于具体的措施,不能停留在大众道德的水平面上,也不能处于“跳一跳、摸得着、摘个桃”那样急功近利的位置,必须像旗帜一样高高飘扬,像山峰一样耸入云霄,像太阳月亮一样把人照亮,从而引导众人向上攀登、终生追求。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其陈说高远而不易做到,就自愿放松自己、放下自己、放低自己、放纵自己。

《金刚经》说:《金刚经》是“为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也就是说,是说给一部分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及“五种人”的说法,也是说给立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人的,说给立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的,说给立志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

这世界,是小丑的化装舞会。如果你不肯参与其中,成为其中之一,那么,毛泽东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已经伸出拉我们的援手。每一个人,都应赶快接过毛泽东温暖的手。不然,不是“毛主席对不起我”,而是“我对不起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