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郑孝胥是近代历史上一位复杂的人物。他弱冠魁于乡，早年就有文名，尤工诗，特擅七律，入民国，更屹为一宗，尚宋诗者，莫不趋鹜，有“同光体”领袖之称。他又能书，书法家沙孟海评价他的字，“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世震其名，而争宝之。在晚清时期，他历游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岑春煊、端方、锡良等疆臣大吏幕，参与变法，鼓吹宪政，是朝廷的能员干吏，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已位至湖南布政使。时人陈灨一称，“郑孝胥之得名也，不以书，复不以诗，世独以善书工诗称之，斯固然矣。而于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数数预谋，实一政客也”，诚然是言。民国以后，郑孝胥隐居沪上，以遗老自处，累却弓招，颇以高节见重于世，时人李详诗云“一世风流魏晋人，诛茅穿径自藏身”，但实际上，却于时事极其关切，预闻复辟，绝不类希心隐逸之魏晋人。1924年，他入职废帝溥仪的小朝廷，先后任总理内务府大臣、懋勤殿行走、清室驻津办事处顾问兼总务处任事，为溥仪整顿内务，处理外事。1932年，在他的唆使、斡旋下，溥仪与日本人合作，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傀儡政权中，他出任国务总理，第二年，伪满洲国行帝制，他改任为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日记》的整理者劳祖德先生评价他：“终则以贞事一人为节操，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卓特，由遗老沦为国贼，助桀为暴，身败名裂。”

郑孝胥的复杂性，表现在他的生平经历、社会形象上，也表现在他的性格气质和精神思想上。他这一生，既自标高格，矫矫不群，又干谒竞进，宦游俯仰，趋就功名。他是诗人，是书家，有文人本色，清高萧散，连他的诗，也都有清苍峭秀的风格，不流时俗。他又怀抱绝大，胸有建功立名、安世济民的志向，自负盛气，愈老弥坚。在1911年前，他是负时望者；民国后1931年前，他高调标榜，贞风凌俗，为硕学，为耆旧；1931年后，则附逆而成大奸、败类。时人对他，基本有两种态度：一种以他为愚忠，或尚可恕；一种以他为“急功名而昧于去就”，“自托殷顽，而不知受庇倭人，于清室为不忠，于民族为不孝”，“殷顽犹可恕，托命外族不可恕”，绝无恕辞。

他的思想旨趣，毋庸置疑，未出儒家范围。他幼承家学，接受的是系统的经学教育。他的叔祖经学深湛，他的父亲“抚接后进，必诱之轨范于儒”，他少年时背诵十三经，即已“如泻瓶水”。他一生推崇孟子，1895年，在日记中，他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有不慕膏粱、不愿文绣之识，而后有万钟弗顾、千驷弗视之概。虽负雄才豪气而常以礼自克，不傲慢于臧获，不堕行于冥漠。处事以勤，御心以简，行己以敬，接人以诚。见义必为，则修名自立。知过必改，则盛德日新。笃于孝弟，则离于不祥。精于义利，则远于流俗。使吾遵蓬蒿而处，何异揭日月而行也。”全可见孟子气概。他对汉宋诸儒别有体会，并力践行之，在广西督办边防时，就试图提倡“信义”之学，实行“保民”措施，虽未了了，却也反映出他的思想渊源。但到伪满时期，他提倡“王道”，宣传内圣外王，在“王道”已成为日本推行殖民统治的理论武器后，他的“王道”讲义，还能有什么学理的发挥？他宣讲“王道”之施行，“惟有专求保民之策，以避当世之竞争。国内则提倡勤俭，务使贫富相安；国外则不分种类，务使常居平等”。1934年，他接受美国人采访，称青年人“今居满洲，度必思各守本分、安居乐业而已”，维护殖民秩序的宗旨及目的，不言自明。他壮年的伉爽豪健，生平对孟子“以德行仁”与“养吾浩然之气”的尊崇与信奉，在侵略者的威逼、监视下，都痛苦地丧失了，他以圣人王道自任，实藉“王道”自保、自存。在这样的情势下，所谓“亡国”与“亡天下”的辨析，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海藏楼诗集》，2014年又出增订本。该著《前言》道：郑孝胥是一位“具有两面性”并“表现得尤其突出”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郑孝胥是一个享有盛誉的诗人，是晚清同光体闽派的领军人物；而在中国现代史上，他却沦为汉奸，充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因玷污民族气节而为世人所不齿。”作者提到郑孝胥作为政治人物所表现出的“两截现象”:“辛亥革命前，他尚能关注现实，参与革新活动，所言所行，不乏可观之处；辛亥革命后，则顽固不化，至死不悟，从前清遗老沦为民族罪人。”即使是在他的政治生涯前期，“也存在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前后不一、内外不一的现象”，认为，“这种种两面性，在郑孝胥的诗中充分反映出来，便呈现出一种杂乱的条理、矛盾的真实——作品所写前后很不一致，但和其一生的行事相合，和其当时的心态相符”。

综观郑孝胥的一生行事，确存在着上述“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前后不一、内外不一”的现象，但这种种的“不一”，却并非杂乱、矛盾。在这种种的“不一”当中，存在着他一以贯之的气质秉性、思想学问、人生追求，他的复杂，他的“具有两面性”，不过是他丰富人生在诸多方面的反映。在龙州，他曾对知交孟森说道，“出处之故，情随境变，未可执也，独负气不自疗耳”，正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这一点，则确实是“亦不乏警示与教育作用”，“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长期以来，学界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习惯在那些被主流价值肯定的人物上，而对那些保守的、没落的、反动的人物，较少细致、深入的研究。在《辞海》中，“郑孝胥”词条释文：“汉奸。”这一高度概括的定论，使得郑孝胥失去了大半生的荣光，成为反动的、落后的历史人物。罗志田教授在讨论近代中国可能存在着多个世界时，曾经指出，“既存研究中的失语群体”，“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不变（或传统延续）的一面”，对他们的“更深入的了解”，“必能强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的整体认识”。郑孝胥无疑是既存研究中的失语者，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来的面貌、变化的社会身份，以及他不同于主流的政治“活动愿望”和实践，实需我们深入认知。清室复辟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复辟力量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从1912年清朝覆亡，到1945年伪满覆灭，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考虑到余英时先生提到的，“儒家思想与传统建制分手以后，则尚未找到现代的传播方式”，郑孝胥在他的时代语境下所表现出的“秉道赴义，兴不可遏”，与他“枕戈待旦”、“日夜某之祷”的姿态，就尤其引发我们深思。

另外，即使作为一位历史人物，从“人”的角度观照，郑孝胥也充满了探究的意味。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郑孝胥才识俱佳，胸次过人，济时用世，高挹群言，在1931年前，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在时人眼中，他“平生极抱奋发有为之志，而遭际不偶，郁郁不得志”。一生多次提携他的陈宝琛，固然指他“英气能为病”，但也承认，“世之待君者或犹无穷也”，“即予之夙心，亦岂望君老于诗人”？然他矜才使气，晚年行迹，脱逸寻常，一局棋枰，终未能定，沦落而不能道，多半生的清名，尽毁于一生所负之气。深入了解这样一个富有个性的人，剖析他的内心世界，并理解他一生的经验与教训，之于彼辈群体的普遍及特殊意义，感受“人”在历史条件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惟学术的获得，亦别有一番人生的体味。

在诗、书两界，向来有关于人品与诗品、书品的关系的讨论。郑孝胥附逆后，片楮寸简都以为宝的书法作品遭到鄙弃。1932年，上海的《生活周刊》登出一则编者按，称专栏所用郑孝胥手笔，“自郑助逆后，屡有读者建议更换，我们最初以为郑的助逆行为固可恨，但他的书法似可无须并为一谈”，“近来责备的信愈多”，“决意更换一个手笔”，甚能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时人汪辟疆虽然就诗论诗，不以人废言，“兹仍旧录”，但也是首先将郑孝胥置于严厉的“不忠”、“不孝”的痛斥之下。不过，在这样的舆论情境里，亦有别一种表现，1932年，《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林语堂认为郑孝胥的字有古风，邵洵美便用了一个法子，集了郑的“论”、“语”二字做刊名，不署姓名，对外则称乃林语堂字，例虽少见，也可见社会心理的一斑。

目下，一般研究都认为，郑孝胥晚年虽沦落，但不掩其诗、书成就。《海藏楼诗集》的校点者认为，“他的诗，是一个已被唾弃的政治诗人及其仍能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诗歌创作”。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近现代部分的王澄亦坦言，“研究书史、书论、书家很少涉及郑孝胥，原因是显见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附逆于侵略者，其人品自然不齿于国人”，同时又说道，“而就其书法成就看，不作一介绍，总觉是个缺憾”。“苏堪为诗，一成则不改”，“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苏龛诗如人，志洁旨弥夐”，“然君诗，年谱也，语录也，亦史料也，可以鼓人才、厚人道、正人纪。盖必如是始可以为诗人，夫亦有所受之也”。“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像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孝胥能书，气足骨露；晚年忽变瘦体，有时率意漫涂，惯作斜形，而笔划不整”，诸如此类、比比皆是的评价，或许提醒我们，关于海藏诗与郑书的评价、认识，对郑孝胥研究的帮助和启发，或有可能超出预期。

目前，对郑孝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临江的著作《郑孝胥前半生评传》，以及一些论文，如汤志钧的《戊戌时期的郑孝胥及其〈日记〉》，李侃的《郑孝胥与伪满洲国初期傀儡政权》，傅道彬、王秀臣的《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海藏楼内外的郑孝胥》，马陵合的《借款可以救国？——郑孝胥铁路外债观述评》，王鸿志的《论郑孝胥与晚清商务局之创设》，邹金喜的《从“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辉万国”：郑孝胥日本观的转变历程》，胡迎建的《郑孝胥与陈三立交游考》，等等。台湾学者林志宏的著作《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亦有一章，专门讨论郑孝胥。这些研究，给予本书诸多可以利用的写作基础。徐临江对郑孝胥1911年以前的事实勾沉，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经验。林志宏有关清遗民政治认同的探讨，对作者理解晚年郑孝胥，帮助尤大。林先生视清遗民建立伪满洲国，为“中国民众（特别系清遗民）在对民主政治抉择里，另一发展出来的面向”，“是在帝制到共和之途上，寻求理想国度的表现”，颇开研究一路。

就目前已有成果言，对郑孝胥的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已比较深入，但仍不够丰富，不足以形成全面、完整、成熟的认识体系，部分的观点和论断，也还需要继续探讨。他的生平，仍有有待考证处。他的人生面相，诸种盘桓、考量，亦需进一步拨开重重迷雾，作出合理解释和评判。他造成的历史结果及其影响，尤其需要我们认真考据，慎重分析。

本书试图呈现郑孝胥的复杂面貌，努力把握他在时代环境下的个人遭际，并考虑他的个性气质、心态情感、学问思想等，在其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郑孝胥才学深厚，际遇复杂，在近代历史上深具争议，对他“所以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的理解及把握，实不容易。在搜集资料和选题的过程中，我发现，较比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对内中人物的面貌与发展，有着更浓烈的兴趣。我的视线常常穿越层层事实，落在那一个“他”的身上。“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曾试图校正这种倾向，直到有一天，读到赵园先生的一段话：“对于人事的敏感，不消说是在文学研究中养成的”，“对于‘人’的兴趣，始终是我做上述课题的动力：那一时期士人的心态，他们的诸种精神体验，以至我所涉及的人物的性情，由这些极具体的人交织而成的那一时期复杂的关系网络。即使对事件的研究，吸引了我的往往也是‘心理’的方面，尽管我并非有意于‘心态史’”。深以为同！史实固然构成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实中的人物，尤属学术研究的基本范畴。发自内心的真实倾向，乃是本书完成的重要保障，由此出发，亦是寻找选题的最好办法。如果伴随本书的展开，读者能够对一个充满“人”之意义与生存经验的“郑孝胥”，有所了解，那么于我而言，这些文字，就算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