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郑孝胥是在晚清和民国的历史上都留下印记的人物，并且是在文化与政治两方面皆有显眼之处的“双料”人物。文化方面，他尤以诗作和书法扬名于世；政治方面，在晚清他曾为大员幕僚，自身也做到布政使级的官员，民国年间则以前清遗老自居，晚年还做过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李君的这部著作，就是专门研究郑孝胥其人的。而在时段的侧重上有着精心的斟酌、选择，即将1931年前的郑孝胥作为审视的着重点。当然，对他以后与伪满洲国牵系的生涯阶段，也并未完全摒弃，而是与其前边大半生有机地联系起来，主要从他这一归宿的因由上予以概要地把握和阐释，并以此作为全书收束，可谓“点到为止”，未再详细展开。据了解，这倒不是因为对此“敏感阶段”的故意回避，而是鉴于其人在伪满洲国的角色负面性昭然若揭，也“盖棺论定”（当然并不是说他那段历史就没有具体研究的余地），故而对他的学术关注主要是置于前此若干年间。
作者此著的原初形态，是其博士学位论文。后申请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做了较大修改，有了进一步提高。作为作者的博士生导师，我知道此题的选取先是缘于作者对前清遗老群体的关注。随着对这一群体相关情况了解的逐渐增多和深入，遂产生选取一个“标本”性人物作具体研究对象的想法，而经过反复筛选，最终落定在郑孝胥。郑氏的“遗老”角色自然是进入民国后才可能“自选”和亮相的，那么，他何以有这种选择或者说归宿？显然不仅仅是他当时的表现本身所能解释得了的，必须追寻“前缘”，于是便有了对他在晚清的历史做细致审视和思考的必要。而当一系列“工序”完成之后，做总体归拢，作者便觉得内容不再是单一的“遗老”选点所及范畴所能够容纳的，于是，在仍把“遗老”作为重点问题之一的同时，进一步扩及其他诸多问题，对其人1931年前的大半生，从特定角度和方面予以较为具体的剖析和解读。这就是其选题运思和落定的大致过程及逻辑步骤。而就成果的体裁形式而言，原学位论文自不同于通常的人物传记，而因出版所置丛书体裁上的需要，经改稿后的此最终成书，显然可归之于学术性传记之列了。
郑孝胥的“文业”本身，书中虽不无相关交代，但并非着重点所在，而是更注重于对其“人文”方面（这自和“文业”本身不同）的发掘，譬如关于他的文人情怀、他的文化品格、他的相关思想观点等。而这些，又是与其人的政治方面密切联系的，书中注意并较好地把握了此点，避免将其机械、生硬地割裂开来。而就通篇最主要和凸显的线索而言，还是在其人的政治生涯方面。对郑孝胥在晚清为幕、为官的状况予以节点性揭示，对其人面对革命风潮的微妙表现以及清朝灭亡后的“遗老”情态，予以较细地观照和分析。总之，是将“政治”与“人文”内容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探寻郑氏人生历程中诸多现象的“存在之由”及“变迁之故”，实现由表及里的深入发掘。在这中间，又能将郑氏置于其与他人、与相关群体、与社会联系的网络中审视，防止了孤立地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的偏弊。
就研究方法而言，立基于史、“文史结合”可谓该书的突出特色。该书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复杂多面且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要对其作出尽量符合历史真实的揭示，当然须于“实证”立基，以对相关多方面、多类别材料的广泛搜集、正确鉴别、妥适选择、合理运用为保障。而所涉资料，“政治”品类之外，“文化”品类者亦多，特别是郑氏本人诗文体裁的篇什。这除了反映“文事”本身之外，也成为体现主人公心志、品格、诉求的重要载体。书中对此类资料注意充分利用，较好地处理了“以诗入史”、“以文入史”的问题。作者本科、硕士是中文专业，博士转读历史，操作技能上自有“文史结合”的优长。而将诗文与其他多类文献资料的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收到相得益彰之效。作者除了多方搜求各类文献资料之外，还曾到郑孝胥故乡及其寓居之地实地考察探访，寻踪觅迹，体察感知，这对提升写作意境自有助益。从“意境”的高层面观之，该书也能体现出“文史结合”的操作优势，这在对史料的解读、对史实的阐释、对人物神韵的把握上都能得到印证，并自觉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透出“新文化史”的韵味，起码在“深度描述”的行文方式上较为明显（不管是“有意”还是“暗合”）。语言表述方面，也有其特点，除学术之作要求的准确之外，也显出简洁洗练、不拖泥带水的文风。
当然，存在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斟酌之处也是难免的。因所研究的人物本身颇为复杂，社会联系面又广，且动态变化颇大，全面、恰当地把握和揭示实属不易，书中对其人从细节的钩沉到面貌的整合摹画上，都有着进一步致力的空间。在显示“文史结合”优长的同时，也有进一步强化历史学科意识的需要。作者有着对学术的真诚热爱和追求，有着不蹈虚浮、踏实认真的态度，相信她会努力进取，不断有新的学术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