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和世界公民

尽管只能徒步或乘船出行，第欧根尼（Diogenes）还是走遍了当时人们认知范围内的大半个世界。他离开家乡锡诺普（位于黑海海岸，现属土耳其），流落雅典街头，身无分文，随后又去了科林斯。在苏格拉底的徒弟安提西尼（Antisthenes）的引导下，第欧根尼开始践行苦行主义，再加上他很早就摆脱了世俗财富的牵绊，便成就了其哲学生涯中极为重要的转变。第欧根尼的真实生平难以考据，但关于他的传闻逸事却有不少。多数古典学者认为，第欧根尼居无定所，常常露宿于雅典庙宇的雨棚之下，并在一个木桶里睡觉。

第欧根尼在他的著作《名哲言行录》（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中，集伍迪·艾伦（Woody Allen）和“肮脏坏家伙”（Old Dirty Bastard）的形象于一体，妙语连珠却行为不端。有一次，第欧根尼被发现在广场上手淫，他不但没有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还强词夺理地说，要是搓搓肚子也能解饿就好了。第欧根尼被同时代的人称为“犬儒”，意为“像狗一样的人”，因为面对别人施舍的残羹冷炙，第欧根尼的表现与狗一样——朝施舍他的“好心人”撒尿。不少历史学家将第欧根尼视为哲学界的革新者、柏拉图学派的重要批判者，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他只是个行为怪异的疯子。

第欧根尼最离谱的举动是，他既不承认自己是雅典人，也不承认自己是锡诺普人。他宣称自己是宇宙的公民，是世界公民。在第欧根尼所处的社会，几乎人人都对自己生长的城邦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在当时，第欧根尼关于世界主义的主张被认为是相当激进的，难以融入古希腊的主流思想。因此，与其说第欧根尼想要获得世界公民的身份，倒不如说他只是拒绝接受那个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标识，即“出身决定一切”。

在当时，想让人们接受第欧根尼的主张已属不易。而事实上，真要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作为“世界公民”而生存，远比提出这一主张要难得多。

我们与第欧根尼相隔约2500年，但直到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互动。在公元1800年，世界上97%的人口都生活在乡村。尽管部分人通过与商旅的接触，对异域文化略有涉猎，但大多数人对使用不同语言或信奉不同神灵的同胞仍是闻所未闻。而在那之前，即使另外3%生活于诸如雅典这样城市中的人也鲜有机会与不同出身、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交谈、通商或一起敬奉神灵。这些早期城市无疑是世界主义的发祥地，然而，其文化交融的程度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做了一项研究。她选取18世纪欧洲最为国际化的几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就其证券交易所的布局展开分析。雅各布发现，虽然在当代，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操盘手、金融集团中的各部门之间都有依据地域的明确界定，但是，据一份18世纪80年代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楼层手绘草图显示，当时划定区域的依据却不仅有国籍，还有职业和宗教信仰。这份草图是由一位造访交易所的法国工程师绘制的，图上的楼层布局中既有“荷兰区”“东印度区”“法国区”等常规区块，也有“贵格会区”“犹太区”等特殊区块。这里的操盘手们生活在伦敦，供职于当时最大的国际化市场，但更重要的是，其身份是由他们的出身和信仰决定的。

说来也怪，18世纪的伦敦证券市场与今天的多元文化城市竟如此相似。以纽约为例，众所周知，布莱顿海滩是俄罗斯移民的避风港，法拉盛是华人的大本营，市镇公园则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哈西德派犹太教徒的聚居地。当代城市的美好愿景在于，和近邻偶然相遇，或是搭个地铁前往城市另一端，都有可能让我们邂逅不同的食物、风俗以及理念。可是，这样的邂逅真的很频繁吗？对此，雅各布的回答是：“现实中的世界主义，远不是仅仅划出一块区域来，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前来相聚那样简单。”

2006年，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著名社会理论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公布了他关于社会资本基准的调查结果。他说，当下要想把美国建设成像纽约一样的文化大熔炉，人们还要花费相当大的力气。帕特南的研究显示，生活在多元民族背景下的人通常表现得比较“顽固”。与生活在民族背景较为单一的城市里的美国人相比，生活在多元民族背景下的人不太愿意参与选举、从事社区项目或是捐款给慈善机构。他们也不太相信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朋友少得可怜，对生活品质也不太讲究。

早前的社会学理论曾指出，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既有可能改善彼此的社会关系，也有可能激化矛盾。这就是“接触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对立。但帕特南从对美国城市的调查数据中总结出了第三种可能性——“约束理论”，即人们在多元化环境的约束下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的倾向。如果帕特南的理论站得住脚，并且同样适用于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那么，互联网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现实的或潜在的困扰。也就是说，要让出身背景不同的人相互交流并不容易，即使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甚至互为邻里也无济于事；要让他们对其他国家的种种问题和困境给予关注，更是难上加难。

身为一名美籍加纳裔哲学家，纽约大学教授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充分体会到了世界主义内在的可能性与挑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阿皮亚在库玛西和伦敦长大，他的父母分别是英国艺术历史学家和加纳政治家。阿皮亚向西方的哲学家们阐述了错综复杂的阿散蒂信仰体系，也向他在库玛西的亲友们解释了自己的性取向。阿皮亚指出，我们要学会包容持有不同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人，然而世界主义对于我们的要求还远不止于此。宽容异己者的行为并不困难，我们只需不予理会或避而远之就可以了。可是，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还是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让步。正如帕特南所说的那样，这将会导致人们作茧自缚，不愿与外界接触。而阿皮亚对世界主义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从另一角度看，世界主义促使我们欣然接受这种差异所带来的财富、高效以及创造力。

在阿皮亚看来，世界主义者应具备两种基本品质。首先，世界主义者要对他人的信仰和习俗感兴趣。也许无法接受或践行他人的处世之道，但至少应该努力去理解。用阿皮亚的话说，“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人类生活方式不计其数，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希望每个人或每个社会都以一种同样的模式生活” 。其次，世界主义者坚信他们有义务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即使这些人与他们非亲非故，甚至有着全然不同的信仰。我们有责任勇敢面对他人所受到的伤害，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无论我们遇到的人与自己有多大的差异，都应该将他们视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

根据上述两条解释，光凭对寿司和非洲流行乐的喜爱，我不够格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阿皮亚把那些一本正经地将传扬各民族食物和音乐视为己任的人排除在世界主义者的行列之外。当然，世界主义也不仅仅指对人类的博爱，尤其不能等同于借宗教之名“救赎”他人的行为，以及任何试图劝服他人改变宗教或者政治信仰的举动。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克服成见，认真审视各种潜在的价值，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回绝。对此，我们多少会感到些许不安和别扭，但与此同时，它将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