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

要是你在2010年咨询那些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未来一年中东地区可能发生何种变革，想必没有人能预测到“阿拉伯之春”运动。如果可以选择，更不会有人将突尼斯作为运动的发源地。自1987年以来，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一直牢牢掌握着突尼斯这个北非国家的政权，凡有意挑战其权威者，或被拉拢，或被监禁、流放。2010年12月，蔬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走投无路，自焚抗议。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布瓦吉吉家人对政府的抗议，最终会远远超出西迪布济德省的范围。要知道，在当时的突尼斯，军事封锁线、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趋炎附势的国内报刊以及对国际媒体的管制，都是为反对呼声的传播而设置的重重障碍。

布瓦吉吉事件是个例外。西迪布济德省的抗议行动被人们用手机拍摄了下来，并上传到Facebook上，这引起了欧洲突尼斯政权反对者的关注。他们对该片段进行翻译并制作字幕，然后打包上传给了那些对抗议行动表示支持的新闻媒体，著名的半岛电视台就是其一。半岛电视台在突尼斯拥有很高的收视率，于是，突尼斯民众很快意识到，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抗议示威活动。通过收听广播及收看电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本·阿里也随即利用广播电视，一边试图呼吁示威者自行解散，一边向示威者施加压力并发出威胁。可是，摇摇欲坠的阿里政权最后还是倒了台。与此同时，这些抗议示威的影像则传遍了整个中东地区，十几个国家的民众纷纷效法，抗议运动呈星火燎原之势，最终促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利比里亚领导人卡扎菲下台。

虽然在今天看来，突尼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公认的，但在当时，许多地区对抗议示威导致本·阿里政权颠覆的事实却浑然不知。《纽约时报》首次在报道中提及布瓦吉吉和西迪布济德省是在2011年1月15日，即本·阿里逃往沙特的第二天。美籍黎巴嫩裔记者奥克塔维亚·纳瑟（Octavia Nasr）是较早着手报道此次事件的记者。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采访时，纳瑟失望地表示：“在过去的4周时间里，突尼斯完全被媒体遗忘了。在事件激化之前，媒体竟然对此毫无察觉。这样的失误不容再有。”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欧洲各国媒体对突尼斯革命保持缄默，暗示了对阿里政权的支持：美国将阿里视为有利可图的同盟，美国媒体自然不愿意报道此次事件。然而，这种设想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何美国媒体会对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运动大肆报道，却对突尼斯革命表现得后知后觉。要知道，穆巴拉克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其政权兴衰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美国和欧洲各国对突尼斯事件的漠视并非有意为之，而确实只是因为缺乏关注。运动愈演愈烈之时，正值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人们都在忙着和亲友团聚，无暇顾及他国的新闻报道。另外，突尼斯国内主流媒体对抗议示威只字不提，而独立媒体网站的影响力又十分有限，确实很难期望事件能在突尼斯以外的地方掀起波澜。

事实证明，美国情报界早前并未对此次事件给予充分重视。时任总统奥巴马随后约见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并对美国情报界的失职表示失望。奥巴马认为，对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情报机构应当提供充分的预警。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费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对此表达了她的疑惑：为何抗议示威活动能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大肆蔓延，却顺利避开了军事情报部门的严格审查？是否有人在关注着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

无论是抗击“非典”等传染性疾病，还是应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我们都需要放宽视野，综观全球，从而对潜在威胁做出预判，抓住机遇，构建新的联系。移动通信、卫星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发展，预示着全球信息共享将达到空前的高峰。矛盾的中心在于，虽然当今世界联系紧密，信息和观点的交流与共享要比以往容易得多，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40多年前，越南战争时期，要想从前线发回报道，需要将曝光胶卷从东南亚空运到美国，进行编辑处理之后才能播出。这个过程往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如今，但凡某地出现紧急状况，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军事政变，都能通过卫星进行实时转播。可是，尽管新闻传输的难度降低了，美国电视新闻对于国际事件的报道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却减少了一半以上。

目前，互联网拥有20亿用户，手机用户更是突破了60亿。无论是来自马里乡村的消息，还是有关比哈尔地方政治的报道，都能轻而易举地被搜索到，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便捷。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信息的获取，而是对事件的关注。人们总是对发生在自己身边，会直接影响到自己、家人或朋友的现象给予过度关注。这种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它使得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

数学家邓肯·瓦茨（Duncan Watts）在他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一书中，对流行性疾病、时尚和金融危机等网络化现象进行了探索。他指出，人们的生活往往会被一些看似与我们相隔万里的现象所影响。“某些事情看似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你可能无法听懂当地的语言，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对你来说无关紧要，”瓦茨说，“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理解这个相互连接的时代所教给我们的第一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但不管你是否愿意，我们还必须承受他人的负担。”

为了承受起彼此的负担，我们不得不重新衡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何制定战略，做出决策；如何建立商业往来；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教育年轻一代……这些问题都不简单，可它们都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把自己当成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当然，这个论点并非首创。据考证，一位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先人，是最早提出类似观点并被记录在案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