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臆说》中的三卦

◎赵平略

《五经臆说》是王阳明在龙场时的著作，现存的《五经臆说》中，对《易经》的解读超过了三分之一，是篇幅最长的。王阳明在贵州读《易》颇多，龙场有王阳明专门读易的“玩易窝”，王阳明还写有《玩易窝记》，记载了读《易》的感受。现在保存下来的《五经臆说》中关于《易》的内容仅有四条，一条解“贞”，另三条分别解“恒”“遁”“晋”三卦。

一 关于恒卦

王阳明在《五经臆说》中首先论述了恒卦：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诚发见也，皆所谓“贞”也。观天地交感之理，圣人感人心之道，不过于一贞，而万物生，天下和平焉。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恒，所以亨而无咎，而必利于贞者，非恒之外复有所谓贞也，久于其道而已。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无不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滞而不通，止而不动之谓也。是乃始而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滞而不通，止而不动，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实者也，岂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无所往而不利，乃所以为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昼而夜，夜而复昼，而照临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时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复春，而生运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圣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复成，而妙用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时，圣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贞而已耳。观夫天地、日月、四时，圣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贞，则天地万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贞也，亦可见矣。恒之为卦，上震为雷，下巽为风，雷动风行，簸扬奋厉，翕张而交作，若天下之至变也。而所以为风为雷者，则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体夫雷风为恒之象，则虽酬酢万变，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理，是乃体常尽变。非天地之至恒，其孰能与于此？

王阳明为“贞”规定了三层意思，一是和谐，二是常久，三是不已。“万物化生”“天下和平”就是和谐，不仅是人与人的和谐，而且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常久其实是这种和谐状态的常久，人与人、人与自然能持续保持这种和谐的状态就是常久，亦即和谐状态成为常态。不已就是不能停止，如果这种和谐状态在某一时间中断，就是一种不和谐了。官员不关心老百姓了，老百姓家的炊烟不能升起了，植物不再生长了，都是一种“已”，是一种和谐状态的中断，就是不和谐，就不是贞。“贞”的这三层规定使其与“恒”具有同一性，因而，“恒”就是“贞”。

人们对常态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把它当成了静态，王阳明认为，这是“泥常”，“常之道，非滞而不通，止而不动之谓也。是乃始而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周流而不已者也”。王阳明用“恒”卦的卦象对常道进行了阐释：“恒之为卦，上震为雷，下巽为风，雷动风行，簸扬奋厉，翕张而交作，若天下之至变也。而所以为风为雷者，则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雷与风都是动，但天象时而雷，时而风，正是天之常道。如果没有了雷，没有了风，就是天象失去了常道，就是天变，是灾异了。从恒卦的卦象中，王阳明得出一个结论，君子应该“体常尽变”。

这里包含着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君子应该是达于用的。仅仅坐而论道，不达时变，不能应事接物，是算不得上真正的君子的。

王阳明曾反复强调要在事上磨炼，认为君子离不开具体事务。王阳明有一位下属，说自己事情多，没有时间学习。王阳明说：“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狱讼，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王阳明经常用孟子的“必有事”来强调君子要重视事为：“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

王阳明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用精金比喻圣贤，这个比喻当时引发过不同的看法：“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这一比喻把孔子放在了尧舜之下，不久即有学生提出疑问：“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煅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王阳明为了不引起争论，绕开了这一问题：“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

王阳明的解释自然是说得过去的，但正因为是他随口说出的一个比喻，他心目中对尧、舜、文王、孔子、禹、汤、武王、伯夷、伊尹这些圣人是称过斤两的。他将文王排在孔子之前，可以解释为仅仅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但说尧、舜是万镒精金，孔子是九千斤精金，就不是时间的先后问题了。尧舜超过孔子的，当然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的治绩，即他们的功业。王阳明无意间的这一排序，实际上也显示了王阳明的君子观。

二 关于遁卦

王阳明在《五经臆说》中论述的第二卦就是遁卦：

遁，阴渐长而阳退遁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遁而退避则亨。当此之时，苟有所为，但利小贞而不可大贞也。夫子释之以为遁之所以为亨者，以其时阴渐长，阳渐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遁，则身虽退而道亨，是道以遁而亨也。虽当阳消之时，然四阳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虽当阴长之时，然二阴尚微，而六二处下应五。盖君子犹在于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进，势犹不敌，尚知顺应于君子，而未敢肆其恶，故几微。君子虽已知其可遁之时，然势尚可为，则又未忍决然舍去，而必于遁，且欲与时消息，尽力匡扶，以行其道。则虽当遁之时，而亦有可亨之道也。虽有可亨之道，然终从阴长之时，小人之朋日渐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则小人将无所容，而大肆其恶，是将以救敝而反速之乱矣。故君子又当委曲周旋，修败补罅，积小防微，以阴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乱。程子所谓“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强，图其暂安”者。是乃小利贞之谓矣。夫当遁之时，道在于遁，则遁其身以亨其道，道犹可亨，则亨其遁以行于时。非时中之圣与时消息者，不能与于此也。故曰：“‘遁’之时义大矣哉！”

王阳明论遁卦主要谈了四个问题：第一，什么是遁；第二，遁的目的是道；第三，君子应该尽力匡扶正道；第四，君子与小人相处，不要急于改变小人，以激之为恶。

从王阳明论述中可以看到，王阳明所谓遁，就是退身、退位。

所谓道，就是立身之道，就是做人的正道，就是忠信礼义。因为小人渐渐得势，君子已经无法与之委曲周旋，继续周旋，就不能坚持做人的正道，就是于道有亏，所以，只有退身，才能保持道。在《答毛宪副书》中，王阳明就曾说过：“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只要忠信礼义守住了，即使是剖心碎首，仍然是福。所以，守住了道，就是君子之福，就是君子之亨。在《太傅王文恪公传》中，王阳明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宦官刘瑾当权，毒害善类，太傅王鏊不能制止，坚决要求辞官，但辞官就是表示不与刘瑾合作，很可能招来刘瑾的报复，人们担心王鏊会因此惹祸。王鏊说：“吾义当去，不去乃祸耳。”如果继续与刘瑾同朝为官，听任刘瑾毒害善类，就丧失了自己做人的原则，不是做人的正道，不合正道就是祸。如果因为得罪刘瑾而招来了刘瑾的迫害，可能伤害自己的身体，但没有伤害道，道仍然是亨的。所以，遁是为了保持道，是为了坚持做人的正道。

王阳明认为，君子应该看清形势，如果势尚可为，就要尽力匡扶，以行其道。即使是小人已经得势，君子仍然应该“委曲周旋，修败补罅，积小防微，以阴扶正道”。

“苟一裁之以正，则小人将无所容，而大肆其恶，是将以救敝而反速之乱矣。”这是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观点。王阳明认为，君子与小人相处，不是努力纠正小人的过错，而是努力加强自身的修养，以此感化小人。如果一味纠正小人的错误，反而可能激起小人的恶念，使小人干脆肆无忌惮地为恶。王阳明的这一观点来自与刘瑾斗争的血的教训。正德皇帝即位后，刘瑾等宦官得到重用，他们成天与皇帝一起玩乐，乘机窃取权力。但这时，刘瑾等宦官虽然迎合皇帝好玩的特点，却并没有公开与善类为敌，也没有诛杀之罪。可是，一些正直的官员因为担心皇帝成天游玩，会耽误国家大事，所以，坚持要皇帝杀掉刘瑾等八个宦官，即所谓“八虎”，而这时“虎”尚未伤人。当皇帝最终不忍杀害这些自己最亲近、最信任的宦官们时，那些正直的大臣们就该倒霉了。刘瑾等宦官见大臣们容不得自己，也就公开地与他们为敌了。大臣们想救国，但结果是“速乱”。事后，很多人纷纷谴责刘瑾的歹毒，却没有认真反思那些正直官员的偏激。

刘瑾掌权后，王鏊当了大学士，刘瑾千方百计陷害那些曾经想杀他的大臣，王鏊则竭尽全力保护他们。而王鏊与刘瑾相处的办法正是“开诚与言”，委曲周旋。王阳明认为王鏊与刘瑾周旋，以尽量匡扶正道的做法，正是君子对待小人的最好办法，因而，王阳明对王鏊十分肯定。

王阳明曾多次谈到舜感化象的故事，认为舜之所以能够感化象，正是不去裁正象的缺点：“一友常易动气责人。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黔中王门学者孙应鳌在《淮海易谈》中亦对遁卦做了详细的分析。比较王阳明与孙应鳌对遁卦的不同分析，能够加深我们对王阳明思想的理解。孙应鳌如此论述遁卦：

于遁卦见圣人未尝忘天下之情。二阴渐长，势宜遁矣，但五以阳刚当位，下应于二，其时犹可与有行者乎！见望治之心也。二阳虽长势犹未盛，四阳将消势犹众多，或犹可小有所正，未至大坏者乎，见求治之诚也。故贤人于遁之时则一于求去，圣人则苟可致力无不曲尽以扶持之也。然而必遁者何不得不然也，其心则有不然者也。

远小人所以为遁也，不恶则不为小人所害，自治严，则不为小人所污，自治严，小人不能不远矣。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者，二为遁主，初在二之下与二同类，而迹稍远，唯其迹之稍远，故但不往，静守以俟时，尚可免咎，以类之同，盖己在其家邦为其党与矣，此圣人戒小人之词也。六二“执之用牛之革，莫之胜说”者，二正为遁之主，四阳之避者皆以二也，但二体本柔顺，位亦居中，其资犹或可语，不至为恶之极。当斯时也，若欲执系斯人，唯宜就其中顺之资以固结其志，令其相善，不至解脱，得以纵肆其恶，此圣人处小人之词也。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者，三当遁之时，下比二阴，是人皆知不善，决意于遁，己犹以为利，不果于遁，其心系恋，甚非所宜，疾而厉也。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者，四虽与初为应，然体本刚健，虽有所好，能绝而去之，此君子之能，小人之不能也。九五“嘉遁，贞吉”者，五虽与二应，然刚中处外，无所好、无所系，不专于应，可行即行，遁之嘉美者也。上九“肥遁，无不利”者，九阳刚居卦外，又无系应，其去也，处之裕如，道德仁义，足以自润，遁之肥者也。二为遁主，圣人欲固结而挽回之，欲其不迫于阳，使阳之遁也。初为二类，圣人教以晦处静俟，欲其不从二以迫阳也。三近阴，故言“系”。四渐远，故言“好”，五、六益远，故言“嘉”，言“肥”。以此见君子之于小人，避之贵远不贵近，行之贵速不贵迟，皆不恶而严也。

孙应鳌这段论述主要讲了四个问题：第一，遁卦中的圣人之情；第二，何谓遁；第三，何时遁；第四，君子如何与小人相处。

孙应鳌认为，从遁卦之中可以看到圣人对国家人民的感情：局势尚有可为，圣人就会勉力去为；局势已经不行，圣人仍然曲尽扶持。圣人之遁是不得已。在孙应鳌看来，圣人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尽最大的可能为国家，为百姓做一点事；而贤人则以保全自己为主，局势不行时就会退避，不再做最后的努力。

何谓遁？“远小人所以为遁”，遁就是远离小人。但孙应鳌这里所说的远离小人却并不一定是主动与小人疏远，因为君子严格要求自己，小人自然就会远离他了。在孙应鳌看来，远离小人既可以是主动的行为，也包括被动的行为，使小人主动选择远离。这里，遁就不一定是主动退避。

何时遁？孙应鳌虽然也认为圣人应该曲尽扶持，在局势尚未大坏时，仍然努力维持，以匡扶正道；但他又认为，对于君子来说，遁是“贵速不贵迟”。这里与上文所说的圣人会尽力维持，而贤人则会只求速避稍有不同，但君子与贤人和圣人的关系如何，孙应鳌并未定义。

君子如何与小人相处，孙应鳌说了两种情况：一是戒小人，让小人不要危害善类；二是系小人，就是要努力维系与小人的关系，不要使他们挣脱君子的束缚，肆意为恶。

王阳明与孙应鳌都是儒者，总是用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孙应鳌是正宗的王门后学，所以，二者对遁卦的分析自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如都认为君子应该尽量为国出力，只要局势稍有可为，就不能放弃；都认为对待小人既要不激之为恶，又绝不能同流合污，该遁就遁，绝无对世俗功利的贪念。但是，二人在对遁卦的分析仍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东西。

第一，论述形式上的不同。王阳明分析遁卦时手头没有现成的书，是凭自己的记忆分析，因而分析得要粗一点，尤其是没有一一对爻辞做具体的分析。孙应鳌则有条件对爻辞进行逐条分析，因而，从论述形式上来看，孙应鳌的分析要更为具体，更为详尽。

第二，对遁的内涵认识不尽相同。王阳明比较明确地认为遁就是退位，远离权势，远离官场。孙应鳌对遁的内涵认识则与王阳明不尽一致。有时，他认为遁就是避位，“道德仁义，足以自润，遁之肥者也”。但他又说：“自治严，小人不能不远。”自治严，使得小人远离自己，这里，遁就不一定是主动的行为了，也可以是小人的主动行为，因为君子对自己要求严格，小人与君子在一起甚为无趣，也可能主动远离君子。所以，孙应鳌的遁实际上包含着几种遁，一是被动的遁，小人不喜欢君子，自己遁了。二是主动的遁，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远离小人，二是避位，远离官场。在这里，王阳明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现实政治的决绝，对功名利禄没有任何依恋。不能说孙应鳌对功名利禄有所依恋，但“自治严，小人不能不远”的遁，却为遁提供了多种可能，也成为依恋功名利禄的借口。在古代官场，既认可通行的道德标准，但又依恋功名利禄的人不少，在小人得势时，他们虽不愿与小人合作，但难以决然离开官场，于是，尽量为自己的不遁寻找合理的借口。

第三，对遁的目的看法不尽相同。王阳明认为，遁是为了道。当小人肆意为恶时，如果不遁，就不能保持做人的正道，道就有亏。孙应鳌更多的是从利害的角度谈遁，所以，“君子之于小人，避之贵远不贵近，行之贵速不贵迟”都是从利害的角度谈遁。

第四，对亨的看法不尽一致。“其去也，处之裕如，道德仁义，足以自润，遁之肥者也。”孙应鳌设想的是，远离了小人，翩然离去，用道德仁义来滋润自己，这里自然没有丝毫物质的享受。但是，远离小人，就可能得罪小人，得罪了小人，就可能招致报复。正因为得罪的是小人，受到的报复可能就很惨烈，小人会无所不用其极，“裕如”就未必能够实现。而王阳明认为，遁就保住了正道，道就没有亏损，这就是亨。所以，“剖心碎首”也是福，也是亨。显然，孙应鳌对小人之凶狠毒辣估计不足，以为远离了小人，就远离了祸害，就是“嘉”，就是“肥”，就是“亨”。可以说，孙应鳌的“亨”是身亨，就是保全了自己，保全了身体，保全了性命。他没有看到一种很壮烈的亨，一种身不全，命不保，只有道没有亏损的亨。

第五，对待小人的态度上，王阳明说不要裁之以正，因为裁之以正可能刺激小人，反而招致小人的反弹，作恶更甚。孙应鳌则用了“戒”与“系”两个词。“系”是“唯宜就其中顺之资以固结其志，令其相善，不至解脱，得以纵肆其恶”，相善不是要正小人，让小人变好，而是要让小人不与君子为恶，友好相处，这与王阳明不裁之以正，委曲周旋的意思是相同的。“戒”是“以类之同，盖己在其家邦为其党与矣”，说君子与小人为其党与，虽也是一种周旋，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没有显现出来，意思不是很明确，没有很好地显出君子的正道。王阳明只是强调不要裁之以正，丝毫没有要君子混同于小人意思，这里也略有区别。

王阳明与孙应鳌在分析遁卦时，表现了很多的相同之处，尤其是其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君子忧道不忧贫的态度，但二者亦有一些不同之处。总的来说，王阳明的思想更为明确，表述更为明晰，尤其是在对何谓遁，为何遁这两点上；孙应鳌就有点模棱两可。这应该说是由二人学术境界的差异所致，虽然孙应鳌已经非常有成就，是黔中王门的佼佼者，但相较王阳明这个思想大家、文章大家，孙应鳌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对思想的表述上，都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 关于晋卦

晋卦是《易》之三十五卦：上卦是离，为日；下卦是坤，为地。《五经臆说》中的第三卦是晋卦。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体本无不明也，故谓之大明。有时而不明者，入于地，则不明矣。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初阴居下，当进之始，上与四应，有晋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进，不暇与初为援，故又有见摧之象。当此之时，苟能以正自守，则可以获吉。盖当进身之始，德业未著，忠诚未显，上之人岂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于求知，则将有失身枉道之耻，怀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来必矣。故当宽裕雍容，安处于正，则德久而自孚，诚积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盖初虽晋如，而终不失其吉者，以能独行其正也。虽不见信于上，然以宽裕自处，则可以无咎者，以其始进在下，而未尝受命当职任也。使其已当职任，不信于上，而优裕废弛，将不免于旷官之责，其能以无咎乎？

王阳明这一段关于晋卦的论述包含着如下内容。

第一，道德修养在于自身。王阳明说了，《五经臆说》是龙场悟道以后所作，是将自己的体会求证于五经。王阳明龙场悟道认为道德原理与道德规则源自人的本质需求，心即理。“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王阳明对于晋卦的这一认识，印证了自己的龙场之悟。既然道德原理与道德规则源自人自身的需求，那么，提高道德修养也只能是个人自身的事情，绝不是他人可以代劳的。当然，王阳明并没有完全排除道德修养过程中外在因素的作用，王阳明后来经常提到责善，提到朋友之间要互相提醒，都是肯定了外在因素的作用。“责善，朋友之道。”“绝学之余，求道者少，一齐众楚，最易摇夺，自非豪杰，鲜有卓然不变者。诸友宜相砥砺夹持，务期有成。”“会中须时相警发，庶不就弛靡。”只是道德修养的主体是每个人自身，一个人如果不立志向善，他人如何努力，都是没有用的，这一点王阳明后来亦反复论述过。“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从吾游者众矣，虽开说之多，未有出于立志者。”

第二，君子应当以修身为主，宽裕雍容，不能汲汲于求知。“盖当进身之始，德业未著，忠诚未显，上之人岂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于求知，则将有失身枉道之耻，怀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来必矣。”王阳明认为，刚走上仕途的人还没有做出成绩，没有表现出道德品性，领导自然不能很快信任。如果一味急于求知，希望得到重用，就会想着走捷径，就会枉道。王阳明认为“上之人”的不信无可非议，初入仕途的人因为急于求知会做出不当的事情。因为还没有机会通过正道来显出自己的品德，做出成绩，就只有想着走捷径了，这就是用智。因为急于用事，显示自己的才能，就会看得处处都是不平。人人都企图表现自己，就会充满嫉妒与不平，这就是怀愤。用智不是出于公心，不是要把工作做好，要为国家人民做事，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就是自私用智，对道就是一种伤害。如果求知之心更急，心态更加失衡，就有可能一味迎合上级，排挤或中伤同事，更是失身枉道了。王阳明的这段文字，对初入仕途，初入职场的人来说，是可以作为座右铭的。

王阳明二十八岁观政工部时曾上过一疏，即《陈言边务疏》。“先生初登第时，上《边务八事》，世艳称之。晚年有以为问者，先生曰：‘此吾少时事，有许多抗厉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济？'”“抗厉气”就是有不平之情，看得天下无人，满朝无人，只有自己可以。王阳明这话并非矫情，《陈言边务疏》虽然说得很有道理，写得很有气势，明人施邦曜甚至说：“读先生八策，胜孙子十三篇也。”但《陈言边务疏》中说的这些道理，其实说不上独到。而且，道理大家都懂，关键是怎样做。“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济？”王阳明说得没错，这种不平之气不除去，是难以做成大事的。可以说，王阳明对于晋卦的这番认识，其实也是对自己走上仕途经历的一种检讨。

第三，在位之人应该努力尽职，不能旷官废职。初进时在上位之人不相信自己，则应该宽裕自处，“以其始进在下，而未尝受命当职任也。使其已当职任，不信于上，而优裕废弛，将不免于旷官之责，其能以无咎乎？”已当职任，则职责所系，即使上不信，却不能仍然宽裕自处，因为这样就会导致旷官废职。中国古代官场，上级对下级有着很大的制约，如果上级不信任，工作是很难开展的。但职责所在，又不得不开展工作，这就只有勉为其难了。王阳明在江西巡抚任上，就是这种情况。正德皇帝信任的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因为争功不成，都千方百计地构陷王阳明，说王阳明意图谋反。近臣江彬则居心叵测，王阳明不管流言，“大阅士卒，教战法……有言万安多武士，命参随往录之，谕曰：‘但多膂力，不问武艺。’得三百人”。王阳明的这一做法似乎是在印证奸臣们的谣言，王阳明的亲友都替王阳明捏了一把汗，王阳明却作了一首歌谣安慰他们，这就是《啾啾吟》：“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小儿不识虎，持竿驱虎如驱牛。”“持竿驱虎”是王阳明对自己当时处境最为形象的描绘，虎入平原，其心本虚，小儿持竿，理直气壮，“如驱牛”是自然的结局。但如果虎不管不顾，偏要回头一搏，小儿也就很危险了。“上不信”时，下级硬要推进工作，就是这种情况，有时可能推进得很好，有时则有可能被上级置之死地。王阳明对这一危险的可能不是没有认识，在《寄杨邃庵阁老书》中，王阳明说：“夫身任天下之祸，岂君子之得已哉。既当其任，知天下之祸将终不能免也，则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后可以免于天下之祸。小人不知祸之不可以幸免，而百诡以求脱，遂致酿成大祸，而己亦卒不能免。故任祸者，惟忠诚忧国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王阳明认为，已当职任，就等于是已经坐在了一条破船上，逃是逃不掉的，只有努力拯救，才有可能脱离危险，保全船只，保全自己。任职就意味着要任祸，这就是“身任天下”。小儿“持竿驱虎”是懵懵懂懂不知道在危险之中，而王阳明的“持竿驱虎”，则是明知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只有敢于任祸，才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