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战略对接这一概念虽然产生不久，但已经开始成为主导中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国家间进行的战略对接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发展，还会对国家内部各个部门产生系统性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对海权发展成败的影响。近年来，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新技术和新战略的运用，海权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依然备受关注，而战略对接的提出和实施将为海权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也增加了新的变数。自1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海权论”以来，海权的发展始终受到高度关注，因为它不仅影响着海军、航运和海外贸易等领域，更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自马汉以来，国内外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分析影响海权成败的诸多因素。因此，本书需要首先回顾国内外学者在影响海权成败的相关议题上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基于本书的研究议题对目前战略对接的既有研究进行回顾。

一 地理条件对海权影响的既有研究

地理条件对海权崛起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深远的。海权理论创始人马汉认为，理想的地理条件是指一个国家具有相对单一的海洋地理特性。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上，既不用被迫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都是大陆的国家相比，其发展海上力量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而这种优势体现在该国可以利用便利的地理条件灵活集中或分散其海上力量，并为其开展针对潜在对手的军事行动提供良好的地理区域和前进基地。相比之下，如果一国缺乏适合海权发展的地理条件，则海权的崛起将受到严重阻碍。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在分析本国的海权发展时认为，俄国发展海权及建设海军的地理条件是非常不利的，一是海军缺乏畅通的出海口，要经过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峡和狭窄水道，进入大洋困难；二是气候寒冷，大多数海军基地分布在冰冻地区，对海军的各种保障工作提出了许多特殊要求。

在地理位置方面，马汉还强调，如果国家的地理位置不用考虑陆路自卫和扩张领土，而是可以完全把发展目标投向海洋，则对海权的崛起就会更有利。马汉认为，发展海权最理想的国家是居中央位置的岛屿，靠近主要的贸易航道，有良好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对于地理因素对海权崛起成败的影响，中国学者王帅认为，影响国家海权发展的地理因素主要包括：海陆位置、海岸条件、出海通道、海岸间的地理联系，以及海外基地或据点。刘中民则从地理角度对海陆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发展进行研究后指出，海陆复合型国家的海权战略深受地缘政治缺陷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国家的陆海统筹和平衡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尤其是海陆复合型国家海权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海陆复合型国家发展海权存在四点难以逾越的困难：第一，战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第二，双重易受伤害性；第三，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国家资源分配分散化；第四，对一国的战略决策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海陆复合型国家在海权的发展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侧重海陆兼顾与平衡；第二，海陆兼顾中有重点；第三，防止海陆强国的联合包围；第四，保持军队各军种结构平衡。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的沙皇俄国及后来苏联海权兴衰的历史表明，中国海权的成败取决于中国能否兼顾海陆协同发展，并且在海权发展中做到有限性的发展，避免过度扩张。

此外，能否占据关键的战略位置对于一国海权发展和崛起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要能有利于集中它的部队，而且还要具有能为对付敌人的可能进攻提供作战活动的中心位置和良好的基地的战略优势。和陆地相比，在海上，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路线可以有无数条，这使得在海上能够称之为战略要害的位置远比在陆地上要少，其价值也因此上升，而且通常是难以逾越的。因此，一旦控制了这些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就等于控制住了周边的一大片海域，使得该国在控制地区范围内形成攻防兼备的战略态势，并掌握制海权。

对于这一问题，马汉认为，一个政府为自己提出发展国家海上力量的使命，首先要做的，是为战舰提供歇息场所，在那里它们能够补充燃料和进行维修。因此，隶属于本国的殖民地（或海外基地），是从外部为它的海上力量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援。美国的海军要想崛起，就必须控制分布在加勒比海区域和太平洋区域的战略要地。加勒比海上拥有众多岛屿，能够为美国海军提供优良的港口，其中古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古巴不仅能在经济上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还具有极长的海岸线，拥有许多天然港口，比如西边的哈瓦那、东边的圣地亚哥和靠近南部海岸中间的西恩富戈斯。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港口、走向多样的航路，使古巴岛遭到彻底封锁的危险降至最低点。而太平洋上的夏威夷、菲律宾等地则可以使美国舰队获得前出太平洋直达远东地区的战略补给基地和加煤站。马汉认为，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至少需要8个永久性的海外加煤站。

对于海外基地的重要作用，肯尼斯·伯尔丁（Kenneth Boulding）提出了“力量梯度损耗（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定律”，指出一国（在海上）的力量随着到本国距离的增加而减弱，距离的摩擦会侵蚀力量的强度。P．奥沙利文（P. Osullivan）则进一步提出了“距离摩擦损耗”模型，该模型认为一国的实力与距离成反比例函数，并提出了实力强度的公式：S＝P/πr2（S：一国力量的强度，P：一国力量的总和，r：距离），进而得出随着距离增长，力量的强度成倍衰减的结论。在海上，随着舰队和本土之间距离的不断增加，国家的海权力量也会随之衰减和损耗。然而，海外基地所具有的战略补给和支援的功能，则能够有效降低国家在海上随着战略半径的不断延伸而导致的海权力量损耗的情况。

对于海外基地对国家海权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学者也做了专门研究。刘娟强调了海外基地在美国海权中的重要作用。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宣战后不久，美国海军部就迅速在大不列颠岛建立起了8个海军航空基地，负责辅助周围海域和直布罗陀海峡到意大利的反潜战。1918年1月美国已经能够有效地组织在法国航空基地的飞机协助比斯开湾的反潜战。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在英国英吉利海峡、爱尔兰海岸、法国比斯开港湾、俄国摩尔曼斯克港、希腊科孚岛、北海，以及美洲海域的诸多港口都建立了海军基地，这大大提高了美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和海上机动能力。李文雯进一步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从参战到1945年取得胜利，在全球设立和进驻的海军基地超过100个，遍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与美国遍布世界的海外基地相比，苏联则逊色得多。对此，苏联没有遍布全球的海外军事基地体系，有限的几个海外立足点还处在美国海外基地网的重重监视和封锁之下，在航空兵主宰海战场的条件下，海军独立进行远洋作战将面临巨大风险。因此，苏联在海权领域始终无法超越美国。

二 经贸与技术对海权影响的既有研究

关于经贸对海权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手工业发展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各国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解决。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此外，国家采取何种贸易政策也会影响海权的成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反对贸易保护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限螺旋。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直接或间接损害了其他工业部门，因此不得不把它们也保护起来。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造船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导致该国的航运业，乃至造船业本身遭到了扼杀，曾经作为英国海权强有力竞争者的美国，其国旗一度从公海上消失。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主张，美国商人与航海家天赋异禀的举世无双的进取心本身就是国家财富取之不尽的来源。只要有利可图，一些沿海和靠近沿海的州都可以参与到海外贸易中，这种贸易不仅能为各州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能为国家在商业贸易中培养航海所需要的海员，以及提升国家的造船技术。因此，经贸发展必然带动国家海上力量的发展，而国家若想发展和扩大海外贸易，则需要建立更强大的海军保护贸易安全和海外利益。

小约翰·莱曼（John F. Lehman, Jr）在对苏联海军的发展进行研究后指出，苏联的海洋战略与美国有着根本区别。与苏联不同，美国经济是面向海外的经济格局，美国与其他各大陆之间的贸易是用船只运输，因此获取海上优势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苏联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完全出于政治需求，其目的是“切断自由世界的补给线，使西方盟国不能从海上获得支援”。随着苏联经济不断恶化，苏联逐渐丧失了与美国争霸的政治动力，苏联海洋战略也因此迅速失去了之前的锐气。虽然苏联在戈尔什科夫时期海军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拥有了一支相对强大的远洋海军，使苏联海军舰队能在远离本土的海区作战，但戈尔什科夫被迫下台后，苏联海军便迅速萎缩。此后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代，俄国海军虽然得到了继续发展，但只具备近海防御能力，无法进行大规模远洋作战。即使在苏联国力最鼎盛的1978年，代表了远洋作战能力的航空母舰美国有21艘，而苏联只有3艘。

对于经贸发展对海权崛起的重要作用，中国学者陈彤认为，与陆地的“排他占有继而追求产出”的经济理性不同，海权是建立在“主导交换、刺激多边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上的。因此，互通有无的海外贸易、对外开放发展的经济结构不但是海权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海权本身所应该包含的主要内容。刘中民则认为，资本扩张能力是决定海权成败的关键因素，西班牙、葡萄牙海权兴起和衰落的历史证明，一旦资本扩张的能力达到极限，海权就会开始走下坡路。自从葡萄牙海权兴起后，海权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便始终遵循着一条历史逻辑：资本及其商业利润的扩张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

张峰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影响海权的要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海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实力决定了海权的兴衰。其中，工业革命或生产领域的分工是海权的基础；航运是海权实力的重要载体；世界市场是发展海权的目的；海军是保护海上贸易进而强大海权的保障；资本增值的逻辑是发展海权的推动力。此外，一国实行的贸易政策也会对海权的成败产生影响，通常来说，采取开放型的贸易政策比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更能够促进国家海权的发展。作为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海运业的作用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王生荣认为，海运业的发展直接推动海上商船队的发展，为建设和发展海军提供强大的后备力量，在战时商船队可以直接承担战略海运和后勤支援的责任。此外，海运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造船业的发展，促进相关技术创新，还能推动港口和基地建设的不断完善。

除了经贸以外，先进技术对海权也有重要影响。马克思认为，技术的进步造就了海上不对称的战争模式，这对于后发国家往往更有好处。他指出：“大工业供海战之用的最新产品自动鱼雷的完善化，看来是要实现这一点：最小的鱼雷艇将要比威力最大的装甲舰更厉害。”一战和二战期间，使用鱼雷进行攻击的潜艇在海战中的巨大威力一度引发人们的评论：“在海上只有两种船，潜艇和它们的目标。”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也认为，对欧洲海外扩张影响最大的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军事装备方面，与这些进步紧密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海军最早对技术的重视体现在舰船火炮的革新上，即使是在一战结束后，这一趋势仍然存在。1922年，美国海军综合委员会就曾要求授权提升13艘旧式战列舰的火炮仰角，因为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完成了主力舰仰角的改造，使得其火力的范围达到3万码，而此时美国的战列舰火炮的最大火力范围仅仅只有2.1万码。1923年，美国国会批准了这一议案，统一拨款650万美元来提升旧式战列舰的火炮仰角，使美国军舰火炮的性能与英国皇家海军持平。

彼得·帕德弗里德（Peter Padfield）在对英国海权崛起进行研究后指出，促使英国海权崛起的关键是英国对法国战争的胜利，尤其是1793～1815年英国海军击败处于鼎盛时期的拿破仑海军，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英国在火炮技术上的优势。英国在战争中采用了大口径短炮，这是一种易于操控的速射火炮，能够发射射程较短的大型炮弹，且需要的操作人员要少很多。这种短程火炮极大地激励着英国的舰长们靠近敌人，在敌人的战线中来回穿插，左冲右突。而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则认为，促使英国海权崛起并取得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武器装备技术的优势，还在于船员航海技术的优势，由于经常暴露在大西洋的风暴和英吉利海峡的浓雾中，英国海军的航海技术具有极高的水平，这使得英国舰船能够在交战中利用敌人在战线上的某些缺口进行快速而准确的机动，即使驶入很浅的未知水域，也能凭借高超的航海技术避免危险。

在先进技术对海权的影响方面，刘中民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海权盛衰的重要支撑性要素。在历史上，海上霸权都分别主导了各自时代的技术革新，如葡萄牙的多桅帆船、荷兰的墨卡托航海图、英国的战列舰、美国的海军航空学等。海权国家要成就世界霸权，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海军，而且还必须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刘一建也指出，军事技术进步是包括海军在内的一切军事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第一推动力，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应用于军事目的，必然会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大国海权的崛起与衰落，就是一部军事技术发展史。

杨震和周云亨也认为，军事技术对于海权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拓展了空间范围，改变了作战环境和作战模式，发展了作战手段，更新了作战目标，而且还转换了海权的威慑方式。然而，在所有的技术变革中，对海权影响最大的是军事通信技术的发展。在通信技术落后的时代，各军种甚至各编队都是独立行动，无法实现联合作战，而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使海军与陆军、空军能够联合作战，从而使跨军种联合作战成为一种常见的作战模式。即使在新世纪，军事技术的发展依然对海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军事技术的进步使海战技术形态由机械化向网络化和信息化转变，使作战空间由海、陆、空三维向海、陆、空、天、电磁五维空间发展，此外，还使得传统的单纯夺取制海权的作战模式向以海权为核心，兼与其他制权进行无缝对接的模式转变。

三 军事、政治和法规对海权影响的既有研究

军事对于海权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在国外学者看来，海权成败的关键因素，首先就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山姆·坦格雷迪（Sam J. Tangredi）认为，目前国际上所通行的海洋法虽然规定了国家在海洋的权利、责任和行为规则，但是海洋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保证海洋法得到真正的遵守，在这个体系中国家需要以自助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要在海上保护贸易和资源利益，最终必须借助一支有效的海军力量。沙赫拉姆·褚宾（Shahram Chubin）也指出，作为海上武装力量的主体，海军在施加政治压力、保卫海洋贸易、威慑恐怖主义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海上常规战争方面扮演了复杂和雄心勃勃的角色。山姆·贝特曼（Sam Bateman）则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论述了海军对于海权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现代海权中，从事人道主义救援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海军在救援中往往是第一个赶到灾区，即使在灾区的港口、机场和通信系统被摧毁的情况下，海军由于装备了指挥、控制、通信系统，并有医疗和后勤保障，依然可以展开有效的救援工作，这种能力是现代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和国际社会都需要的。

与西方学者一样，中国学者对于海权成败的首要关注点也在于一国能否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力量。王生荣表示，海军是培育、维持、发展强大海权的核心，因此，发展海权的重心在于发展海军。海军军舰是“移动的国土”，海军外交则可以在不使用物力的情况下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就没有安全保证，就无法在“海洋国土”内维持国际海洋法和本国海洋法所规定的法律秩序。杨震则认为，后冷战时代海上武装力量依然是海权构成的基本要素。海军除了掌握制海权外，还在进行海军外交、建立海基核力量、海上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张文木也认为，中国海军是中国海洋战略的关键力量，鉴于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

除了军事以外，国家的政治因素也会影响海权。马克思在对俄国的海权发展进行研究后指出，国家的政治中心距离海洋的远近直接影响到该国海权力量的发展。俄国海上力量的崛起与其政治中心向海洋偏移有关。在依靠武力夺取出海口后，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将首都从莫斯科迁至临近海洋的圣彼得堡，为俄国实现与欧洲经常的直接接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同英、荷等海洋强国建立海上商贸联系的基础。自此以后，俄国的国家性质才开始由纯粹的大陆属性逐渐加入西欧国家特有的海洋属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

此外，在政治因素方面，国家权力和机构也会对海权发展产生影响。马汉认为，权力的集中是发展海权的重要条件，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行使权力，往往能用更直截了当的方法创建一直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卓越的海军，比自由民主政府缓慢的行动更容易达到目的。权力集中的唯一困难是，在某一暴君谢世后，政府（继续发展海权）的目的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对于权力集中为海权发展带来的优势，美国建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指出，在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海军这一目标中，国家权力的统一是第一位的。因为统一的中央政府能利用全国的资源，这要比任何一个州建立海军或部分邦联建立海军能更快地达成目标。对此，中国学者刘一健和吕贤臣认为，在海权的发展中，国家权力往往起到主导的作用，海权发展是国家的战略行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权力集中起来使用的国家，将具备更大的海权发展潜力。而国家权力的另一种体现则在于成立专门的海洋管理机构。海洋管理机构是国家管理海洋事务，处理海上非军事化风险的机构，通常由政府主管的海洋行政监管机构和海上警察部队承担主要力量，通过海上巡逻和海上布控来有效维护国家的领海主权，确保国家的海洋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开发，维护国家的海洋环境，防止重大海洋污染事件的发生，并为本国开发公海资源提供保护。杨震指出，目前世界主要海洋大国都设立了自己的海洋管理机构，其管理范围包括除海洋军事之外的几乎所有领域，且具有分工明确、专业性强的特点。海洋管理机构的建立能够使国家对海洋实施有效的控制、开发和管理，目前国家层面的海洋管理机构已经成为影响海权成败的重要因素。

在对海权发展的影响方面，法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法规往往是军事和政治的延伸，尤其是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在进入21世纪后对国家海权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在影响海权崛起成败的各种因素中，国际法虽然不被视为主要因素，但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James Kraska）认为，国际法是一种服务于海权的“力量倍增器”，它通过扩大海军合作及发展新规范提高了全球和地区范围内海军的安全性。他进一步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海洋法以及各种海事条约都旨在维持和平和防止海上的战争扩张，通过控制军舰的类型、数量和武器系统来减少某些国家的挑衅或冒险行为。这无论对新兴国家顺利实现海权崛起，还是对老牌海上霸主维持海洋霸权都尤为重要，谁能在塑造海洋法规则和内容的竞争中取胜，谁就能够在未来的海洋竞争中占据优势。

丹尼尔·康奈尔（Daniel Patrick O' Connell）在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研究中指出，该公约是国家应对规则强制的制度保障，公约所主张的谈判、调解和仲裁等方法，以及其设立的国际法庭，可以裁断某些发生在海上的行为是否合法。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也指出，海洋国际法规定了各独立国家活动的合法原则和各独立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海洋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是维持主权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重要工具。海洋法是海军实际活动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因为海军在日常活动中，需要依靠国际法的保障，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严格遵守海洋法的基础上，完成预定的任务。

对于国际制度对海权的影响，中国学者李大陆认为，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掌握和运用对于该国海权最终的成败起到重要作用。海权的国际制度资源包括四种要素：国际海洋法、利益协调制度、安全互信制度和海军军控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实现国家间海洋利益的分配，或有助于国家对海洋利益的维护，国家可以通过有效运用国际制度来抗衡他国扩大海洋利益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国际制度上的合作来获得其他国家在海权领域的支持。此外，有效地运用国际制度还可以帮助国家直接占有某项海洋利益，赋予国家在海洋利益竞争中的优势；国际制度还有助于应对海洋利益威胁，维护既有的海洋利益。

海洋航行自由原则是国际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李文雯认为，大国海军的崛起往往依靠其对海洋航行自由原则的追求，这一原则为海军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发展动力、发展机遇和理论指导。以美国为例，美国建国之初所坚持的海洋航行自由原则帮助新生的美国迅速与其他国家建立了经贸和外交关系，对维护商业资本，发展本国经济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19世纪末美国国力有所上升，海洋航行自由原则表现为依靠军事手段保护海外贸易，设法夺取其他列强的殖民地，保障海上航线的畅通。这帮助美国初步实现了海权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海洋航行自由原则表现为把决定海洋关闭与否的权利赋予了国联，除国联外，任何国家都无权关闭海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海洋航行自由原则的内涵进一步扩展：保持全球海洋航道、贸易通道的畅通，反对个别国家对海洋的控制，认为航行自由是世界和平安全的重要基础，这将航行自由与美国的安全需求联系起来。美国于是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机大力发展海军，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并控制了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亚洲的众多战略要地，从英国手里接过了海洋霸主的桂冠。

四 资源环境对海权影响的既有研究

资源环境指的是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拥有和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口特征和国民传统。詹姆斯·多尔蒂（James 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 Jr）在总结历史上有关自然环境对国家和人类行为影响的理论时表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会使国家享有优势或者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其规划或建构的对外政策也是环境限制或者机会提供的结果。”对这一问题，麦金德则认为，对于发展海上力量的国家来说，“海上的人力需要有某个地理陆地的养分滋养，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作为基础的大国将占有更大优势，并最终获得海上控制权”。对于这一解释，科林·格雷（Colin S. Gray）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自然资源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在涉及时间、技术、相关国家的努力，以及影响战略和战术的选择时，自然地理本身才具有特定的战略意义，形成重要约束或提供重要机会。

中国学者黄硕琳进一步认为，海权不仅仅是指国家在海洋上的主权或管辖权，还包括对海洋资源开发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渔业资源的控制权，而能否掌握渔业权力对国家的海权成败往往起到巨大的影响性作用。基于这一看法，黄硕琳认为“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国家往往从争夺海洋捕鱼权开始，进而扩大到渔业管辖权，最终扩大为海洋的主权范围，或者海上的实际控制权。王生荣也认为，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既是国家繁荣发展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增强海权的重要源泉。利用现代海洋开发技术来开发海洋资源，可以使国家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中，海洋战略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以直接用于海军的建设和作战服务。

国家自然资源的禀赋和环境往往会影响国民从事生产的范围和能力，从而造就一国独特的人口特征和国民传统。马汉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特征会对该国的海权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在人口特征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生活在该国领土上的人数。通常一个人口大国会具有更大的海权发展潜力，因为它可以调动更强大的人力去投身于海权发展。其次要考虑的是在总人口中有多少人从事与海洋有关的职业，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人口比重越大，该国发展海权的潜力也越大，因为该国可以在相同时间内征召到更多海军人员，并得到更充足的海军供给。保罗·肯尼迪在对英国海权的研究中指出，英国人口在1475年大约为250万人，1640年则增长至500万人，而这其中从事与海洋相关职业的人口数量增长得更快，这奠定了英国海权崛起的基础。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也指出，大量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将推动海上运输和捕鱼业的迅速发展，而这两项是国家海上威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民用船队的发展，不仅能够带动造船技术的进步和经贸往来的增强，还能在某一海域起到宣誓主权的作用，对国家海权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最为显著的。

和一些外在因素相比，国民传统和习性对海权的影响往往是内在的和根本性的。在国民性方面，马汉强调，真正的海权是基于经常广泛的海外贸易，其民族往往有从事海上商业的习性和传统，这一点是一个国家发展海权所必需的。假如一个国家有喜欢贸易的习性，并有一条较好的海岸线，海上的各种危险，对海洋的反感都不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去寻找财富。通过其他方法也可能致富，但是未必会取得海权。马汉的论述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肯定，他在对英国海权兴衰的研究中指出，英国人即使在中世纪时期，其国民生活就已经非常重视海洋的角色了。英国人充分利用了国家的自然优势，其发展海外贸易使英国成为更大的经济体，在冰岛海域捕鱼则为英国提供了深海航行的经验。

对于英国的国民性，马汉也有论述。他认为，对于英国来说，英国的国民拥有进行海上贸易的天然秉性，在英国，人们以从海洋获取财富为主要利润来源并以此为乐，英国的航海事业自然蓬勃发展。而相比之下，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海岸线狭小，德国的传统经济以农业为主，德国人生计依靠土地而非海洋，因此德国人对获取土地更为重视，这就决定了德国必然以发展陆军而非海军为第一要务。英德两国对待海洋的不同国民性决定了两国海权崛起，以及海洋战略的成败。除此之外，民族特点影响海权发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民族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建立更多的殖民地。殖民地不仅可以为海军提供良好的补给场所和中转站，还能够成为发展本国海上力量的坚强柱石，为海军发展提供战略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民族心理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是国民性的重要体现。对此，中国学者薛晨认为，海权力量的发展受到民族心理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他以美国为例指出，在美国海权发展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着扩张主义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扩张主义来源于美国新教中的“天定命运”和“上帝选民”的自我认同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赋予了美国人在未知世界扩张的权利，而这种未知世界的范围是可以无限扩大的。虽然美国人在弱小时通过孤立主义尽力保护自己不受外来威胁的侵害，但当他们实力增强后，美国人这种来源于宗教的扩张主义就会推动他们通过发展海上力量来实现商品输出及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力。

五 策略选择对海权影响的既有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海权因素的研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探讨策略选择对国家海权发展的影响。策略选择包括：是否借助其他制权，是否争夺制海权，以及是否挑战现有守成国这三个方面。

首先，在是否借助其他制权方面，英国学者朱利安·S．科贝特（Julian S. Corbett）创造性地强调了海权在崛起的过程中获得陆上战略力量配合的重要性。科贝特指出，人们在谈到海军战略和陆军战略的时候，习惯于将二者视为两个不相关的领域。然而，战争理论则揭示，将二者包含在内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战略。对于一个海上帝国来说，要取得战争胜利、发挥其特殊优势，在考虑及使用海军和陆军时必须将两者视为密切联系的工具。美国学者雅库布·格利吉尔（Jakub Grygiel）也指出，通过陆军控制内陆海的海岸线也可掌握海权，罗马帝国就是通过强大陆军军团首先控制整个地中海的海岸线及海岸线上的重要港口，从而获得在地中海上的优势。但是这种模式通常只适用于如地中海那样被陆地包围的内海，在大洋上则无法实现。

中国学者石家铸也明确指出了其他制权协助对于海权成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过去制海权的争夺是“海军决胜”模式，现代海权作为一种制权，与其他制权包括陆权、空权与太空权形成相互配合的关系，在夺取制海权的过程中，海军需要借助其他军种，与其他制权手段进行联合作战。吴征宇在论述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海权之道时指出，中国既可以通过传统模式，依靠建立强大的水面舰队来发展海权，也可以以陆权来获得海权，即通过发展远程岸基武器来获得必要的制海权（例如反航母弹道导弹及岸基远程巡航导弹等），但是采取这种策略要防止引起周边局势的复杂化。

高云在对俄罗斯海洋战略发展历程进行详细研究后认为，由于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高纬度地带，缺少不冻港，以及俄罗斯历史上经历了沙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三次不同的政治统治，因此形成了制约俄罗斯海洋战略发展的两点关键因素：一是共性问题，即如何克服俄大陆性地缘局限；二是个性问题，即寻找各个时期海洋战略与俄国家大战略的契合点。而俄罗斯海军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逐渐成为世界重要的海军力量之一，其原因在于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就确立了夺取出海口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关键在于俄国依靠其传统优势，即强大的陆上力量来夺取土地，而夺取土地的目标就是夺取水域。这样一来，俄国海军的成长和海权力量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陆军和陆权力量的保护，陆权为海权开拓新港，并牵制欧洲敌对国家的主要力量，为海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然而，也正是由于夺取出海口这一战略方针，使得海军的发展失去了弹性，变成了追随陆军过度扩张的工具，最终由于俄国综合国力的限制和列强的联合遏制而遭遇了失败。此后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代，俄国海军虽然得到了复兴和发展，却只具备近海防御能力，无法进行大规模远洋作战。因此，与西方海军强国美国相比，俄国海军始终处于二流地位，只能作为近海防御的堡垒，难以对其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在是否争夺制海权方面，相关的研究出现较早。争夺和控制制海权的思想最早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形成于英国。作为海洋霸主的英国具有非常丰富的航海经历，因此对掌握制海权对于海权崛起成败影响的理解也更为深刻。英国海军理论家和海军历史学家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Philip Howard Colomb）于1891年出版了《海上战争及其基本原则和经验》一书，他提出，制海权是大英帝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夺取制海权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必须在海上保持绝对优势兵力，通过决战消灭敌军舰队，或者完全封锁敌方港口。20世纪初，英国学者朱利安·S．科贝特进一步发展了英国的海军军事理论。在1910～1911年，他发表《特拉法尔加战役》和《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提出海军对未来战争将起主要作用，掌握制海权和控制海上交通线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海战目标是夺取制海权或阻止敌人夺取制海权。海权理论创始人马汉也认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兴衰败亡，都与是否取得制海权密切相关。这些国家强弱的更替，在根本上就是海权的易手。这一思想直至今日仍然被很多人推崇。

最后，在是否挑战现有守成国方面，马汉曾基于对美国海权发展出路的思考，特别强调了避免挑战守成国的重要性。马汉认为，美国应当灵活处理与当时海洋霸主英国的关系，尤其是应当争取使美国与英国建立合作关系。因为“今天不可能有哪个国家能够独霸海洋，英美两国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上建立合作”。而历史事实也证明，美国在发展海权的过程中，基本上遵循了马汉的建议，始终避免与英国产生直接的矛盾和冲突。约翰·杜姆博瑞（John Dumbrell）在对英美关系的研究中也指出，美国海权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如德国一样明确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政策，而是不断向英国示好。他举例说，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给英国首相的一封信中就明确写道：你不必为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民族间的竞争梦魇所困扰，我从未考虑将英国作为战争对象，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刘中民认为，新兴大国海权的成败取决于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即该国选择挑战既有霸权体系，还是选择融入国际体系并通过灵活的手段实现和平崛起。在历史上，德国因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惨遭失败，而同时崛起的美国虽然也对英国的霸权构成了挑战，但能够妥善处理两国的关系，最终实现和平崛起。刘新华在对中国海权发展的战略选择的研究中指出，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在发展海权的过程中，势必和美国发生尖锐矛盾。美国在与中国接触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国的围堵力度，力图阻止中国走向海洋，并联合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共同遏制中国海权崛起，这成为中国发展海权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因此，如何处理好与海权守成国美国的关系，对于中国海权能否成功崛起有着重大影响。

六 关于战略对接的既有研究

（一）战略对接概念的提出

“战略对接”这一概念是中国在相继确立“一带一路两廊”发展战略后应运而生的。2015年5月7日至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访问期间，“战略对接”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成为各国领导人会谈时的重点。关于战略对接，中哈领导人在会谈时表示，将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进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哈方“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对接；中俄两国领导人则宣布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在中白领导人会谈时，白俄罗斯对中国提出的“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议也做出了积极回应。这表明，战略对接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重要手段。

由于“战略对接”这一概念在中国被提出的时间较短，因此国外尚无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但目前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就战略对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王存刚教授提出，在全球化时代，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国家战略对接，对接的前提在于主权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对接的内容主要在于不同国家在发展观念、体制机制、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等多方面的相互融合；对接的基本途径是在合作过程当中相互支持；对接的主要目标是发现和扩大彼此的合作领域，以实现互利共赢。

（二）战略对接的国别研究

除了对战略对接本身的研究外，一些学者还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探讨了不同国家具体的战略对接策略。学者郭琼在对俄罗斯的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后认为，随着世界经济重心日趋东移，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对东亚格局的影响，亚太地区在俄罗斯未来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提速远东的发展已经成为俄罗斯实现国家复兴、实现与亚太地区战略对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俄罗斯来说，东亚地区的繁荣能够带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而一旦将远东地区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战略对接，就可以“借东亚繁荣之风，扬俄罗斯发展之帆”。郭琼在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东亚协同发展的分析中所提到的战略对接是一种建立在经济供需基础上，进一步谋求政治参与的战略对接，一方面，俄罗斯需要东亚繁荣经济的拉动，需要东亚的人力、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发展也需要俄罗斯远东的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然而，俄罗斯以远东地区为基础与东亚进行的战略对接存在着致命问题，那就是俄罗斯一方面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原料供应地，另一方面远东地区又无法提供足够大的市场，而东亚各国和各地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目前的需求只局限在能源和原材料供给上，这种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东亚的战略对接是一种“依附式”的不平衡的战略对接。

对于印度与中国的战略对接问题，荣鹰认为，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和国际形象力的快速崛起，也使得印度开始“向东看”，寻求与中国实现某种程度的战略对接。中印之间的战略对接是“政治搭桥，经济唱戏”，两国往往通过高层互访来建立起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然而，中印战略对接是一种易受第三方影响的战略对接，对于中印两国来说，美国和巴基斯坦始终是影响两国顺利实现战略对接的关键因素。一方面，美国是对印度影响最大的国家，印美关系已被美国提升为“21世纪决定性关系”，不少印美学者也认为，印度是美国平衡中国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协作伙伴”，印度对中巴关系始十分纠结，疑虑难消，既要求中国承认印度的新兴大国地位，又希望中国能对巴基斯坦施加影响，迫使其改变对印度的政策。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也会对中印战略对接产生影响。因此，中印战略实际上是一种深受第三方力量影响的“摇摆型”的战略对接，由于战略对接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和巴基斯坦，甚至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一旦第三方国家采取负面的行为或政策，中印战略对接将面临被削弱甚至出现断裂的危险。此外，在具体项目上，学者陈菲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同印度的“季风计划”并非零和博弈，两国可以通过概念对接、功能对接和文化对接逐步建立战略对接关系，但中印战略对接仍将面临印度自身的犹豫不决和“季风计划”尚存在缺陷等挑战。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均强调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倡导渐进式改革和维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阿双方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对重大国际问题持相似看法。例如，海湾产油国有金融实力，但由于经济体量小，要想长期发展，还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经济体起到带动和联动作用，才能够走得远做得大。因此，学者孙德刚认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反恐、能源安全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战略对接空间。然而，由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并不统一，存在民族和宗教等诸多矛盾，其一体化进程非常缓慢，并且在安全上严重依靠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些因素将会影响阿拉伯国家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接的深度。因此，中阿之间的战略对接是一种受对接国内部因素高度影响的“有限度”的战略对接。对中国来说，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对接将“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对接虽然本着合作的目的，但并不涉足中东内部纷争。

与中国东部邻国韩国实行战略对接，不仅关系到两国经贸繁荣，还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朴爱英和张林国认为，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韩国提出的“欧亚倡议”相近相通，且实施范围大面积重叠，因此二者存在战略对接的可能性。中韩两国可在基础设施联通、金融产业、相关制度和技术标准等多个层面进行对接。魏志江也认为，韩国与中国建立的战略对接将促进两国庞大而广阔的经济合作，中韩两国几乎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展开对接与合作，除此之外，韩国与中国的战略对接还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韩国认识到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和建构半岛和平机制等问题上，不能排除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二是平衡韩美同盟关系和韩日关系，消除中国对韩国所谓“亲美疏华”的战略疑虑；三是为了打破和牵制朝鲜实行的“通美封南”战略，防止美朝“越顶外交”，以避免韩国在朝核问题的解决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中被边缘化。这表明，韩国与中国在政治层面的战略对接是有着明确目标性和局限性的，主要就是为了使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并平衡日美同盟关系。因此，中韩两国之间的战略对接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层面广阔、政治层面局限的“领域非对称”式的战略对接。

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和终点，中国与欧洲国家的战略对接关系到“一带一路”能否顺利建设。对此，张骥和陈志敏认为，中欧在“一带一路”中的对接已经开始由最初的模糊处理逐渐过渡到局部对接，现在正朝着整体对接方向发展。中欧战略对接所涉及的领域也日益广泛。由于欧盟与欧洲某些国家在具体发展领域存在不同看法和规划，因此中国与欧洲的战略对接必须要采取“双层对接”的模式。中国需要在不同政策领域采取差异化的方式，针对不同对象确定各自的对接重点，并通过“横向扩散”、“向上投射”、“向下传导”和“对外溢出”这四个途径促进形成中欧之间双层对接的良性互动机制。这表明，中欧之间的战略对接是有着巨大发展前景，但情况复杂的双层战略对接。中国需要综合考虑欧盟和欧洲具体国家的战略发展需要，协调两个层面之间的矛盾，避免与欧洲国家的战略对接和与欧盟的战略对接出现相互对冲和削弱的情况。此外，学者金玲从项目对接的角度，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欧洲的“容克计划”存在战略对接的可能。目前是，中欧双方已初步具备了战略对接的合作基础和先行的合作经验，并已经制订了短期路线图计划，但仍面临认知差异、安全风险和美国因素等多重挑战。

与美国的战略对接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对接关系。早在2013年12月4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访华时，就试图与中国建立某种战略对接。由于美国经济尚在复苏之中，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减少对外资的限制，并扩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这就为中美两国构建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具体的对接方向上，学者傅勇认为，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存在战略对接空间，其合作具有全球性和互补性，其核心是防止能源主要产地和主要通道的各种安全威胁上升，同时预防两国能源战略利益差异走向对抗。中美能源战略合作将涉及能源供求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能源生产的可持续性、能源产地和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可保障性以及与能源价格波动相关的汇率机制等。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对接首先可以通过在石油储备方面展开战略对接来实现。两个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展开石油战略储备协调，就可能使世界油价的峰谷波动变得较为缓和，从而实现石油供求的稳定性。

此外，虽然美国在世界主要海上能源通道，如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要道上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战略控制力，但是由于美国整体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以及中东等地区局势复杂多变，美国控制这些战略通道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其欧洲国家的盟友和日本都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来帮助美国摆脱这些战略困境。作为国家实力日益增长的中国却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帮助美国减轻负担。目前，中国的主要能源进口国是沙特、安哥拉、伊朗、俄罗斯和阿曼，而美国则是加拿大、墨西哥、沙特、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因此，中美两国在能源进口方面基本上不存在矛盾。唯一重复的沙特，由于其充足的石油储量，能够满足中美两大国的石油供给。因此，中美两国在能源战略对接领域具有切实可行的基础和良好的前景。

除了上述国别研究外，张洁和马博还从战略支点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战略对接，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同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存在对接基础，双方可以从经贸、基础设施投资、能源合作等多渠道展开对接，但中国与印尼的战略对接也面临国内政局变动、大国干预、南海局势紧张、印尼对华人态度等一系列挑战。此外，华倩研究了中国“一带一路”同蒙古“草原之路”建立战略对接关系的可能性。华倩认为，中蒙之间可以以基础设施即交通系统的建设为突破口，以经贸领域的互补性为增强合作的契合点，以文化交流为民间依托，以环境保护为合作重点领域，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推动力，以蒙古国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来共同构建战略对接关系；同时，两国还必须克服认知差异、其他国家干预等挑战，增强双方互信。

七 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对海权崛起影响性因素的研究

自马汉提出“海权伦”以来，尽管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影响海权成败的因素已经做出了多种分析，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依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①既有的对海权成败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是局限在单元层面，将海权的崛起与发展看作是由国家的自身特性和独立行为所决定的，没有从整个国际体系的视角看待海权的发展和崛起，也缺乏将海权视为一国某一具体发展领域的国内视角。②海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本国，也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而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或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国家海权产生影响，既有的研究忽略了影响海权成败的外部因素，缺少对其他国家如何影响一国海权的考察和分析，忽略了海权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动作用。③既有研究主要从军事、技术、经贸、地理、政治和民族心理等角度对影响海权的因素进行考察，容易形成海权“宿命论”，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外交层面。④中国目前提出的建立“一带一路”及其他对外发展战略注重国家间互动，属于体系层面的战略，强调进行国家间的战略对接，而战略对接一旦建立并开始运行，将会对国家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对国家海权发展的影响，而关于战略对接对海权的影响，目前尚无专门论述和分析，而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二）对于战略对接的相关研究

由于“战略对接”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相关研究还很不到位，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但依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①尚未对“战略对接”做出准确的概念界定。目前与战略对接类似的概念有“战略合作”、“战略协调”和“联盟”，但是如何区分这些相似的概念，这些概念同“战略对接”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既有的研究尚未对此做出界定。②缺乏对“战略对接”本身的理论性和规律性研究。目前学者已经做出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研究具体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时做出的一些政策性判断和建议，缺少对“战略对接”本身进行理论性的建构，对于战略对接的运行和维护规律也缺乏研究，使得“战略对接”依然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没有通过理论化和规律化赋予其更深入的指导意义。③缺乏对“战略对接”的历史性研究。“战略对接”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在历史上，国家间的战略对接早已存在，目前的研究只是聚焦于对当下政策的分析，缺乏历史深度。本书正是基于以上三点不足，对战略对接本身进行一些理论性和规律性的探索，并借助历史性的案例研究战略对接对于崛起国家海权发展成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