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从调研数据看中医药教育和科研的属性与价值

题目所示的问题是分析中医药国情决计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照中医药管理部门“六位一体”（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和文化）的表述方法，这一章就要涉及六个领域中的两个，不可谓不重要。然而，本章的重要性主要还不在于涉及的领域多，最关键的是这两个领域中的一个是通常被认为是给未来的中医药打基础——培养接班人的，而另一个则应该是给中医药未来发展指引方向的。

对这两个领域中医药工作的利弊得失、功过是非，争议很多且非常尖锐。正因为看到问题的重要和争论的激烈，在人力、财力和精力都非常吃紧的情况下，调研组还是借助各种机会、各种资源和各方力量，对此两个领域开展了持久和深入的调查。最终获得了两个让笔者感觉根底很扎实因而很有说服力的调研报告：“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抽样调查统计分析报告”和“（1949～2012年）‘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现代应用状况调研统计分析报告”。前一报告建立在对北京、山东、甘肃和宁夏四所中医药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本硕连读的“传统班”学生八个组别共371份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基础上，依靠国情调研项目的力量和资源完成；后一个报告建立在对1949～2012年64年里中医药领域期刊学术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科研成果结项报告和专业年鉴文献四类共1175401篇文献应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情况的抽样评价基础上，依靠国家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项目“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和体质辨识”的力量和资源完成。为此，笔者要特别感谢973计划中医药领域管理专家组，感谢项目和课题负责人，感谢他们允许我们设立和完成了“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现代应用调研”的分课题。

因为有这两个报告作依据，笔者决定用有别于其他章节的写作方法来写本章：正文只是一个比较简短的综合分析，关键是把上述两个报告的主要内容附在其后。让读者不仅可以从这两个报告中找到笔者所做结论的依据，而且可以寻找读者自己感兴趣的数据。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把这两个报告放在本书中，笔者相信它们可能会永无得见天日的机会。而这两个报告，特别是后一个，可能是迄今为止由非中医药界人士牵头完成的这个领域这个时期覆盖最完整的调查报告了。当然，即便如此，也许仍然有人会因这两个报告的结论不合他们的心意而“挑刺”，但无论如何，笔者和参与调查的同人们都会坦然处之，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和工作质量心中有底。

一 中医药高等院校教育的问题

前些年，对我国中医药院校“正规”教育的评价，与两个比较“耸人听闻”的称谓相关联：“完人”和“掘墓人”：几位在中医药界相当著名的老专家说，现在我们的正规中医药院校培养出来的不是可以继承中医药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埋葬中医药的“掘墓人”。因此，老专家们自己就很可能成为中医药后无继任的“完人”。此话一出，管教育的领导、院校书记校长、院校教师，甚至已经毕业了的老少学生们都不乐意，但碍于老专家的面子也很少公开出面反驳。然而，作为一个业外人士，从国情调研了解到的院校教育实际来看，老专家们的话并非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中医药院校的教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式看，的确都存在一些重大问题。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项。教学内容“三三制”：如把外语和其他公共课算一类，再加上中医药类课和西医药类课两类共计三类，基本是三分天下，各占课时的1/3。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语热的影响下，外语课是刚性的四级、六级要求，高于对作为母语源起的古汉语、医古文的要求；中医药类课程中四大经典不是必修课，而用“精选片段”甚或用“白话文版”来替代。从教学方式来看，完全仿照现代学科的标准化模式“大拨儿轰”，先花几年时间上大课灌中西医药理论，临近毕业，学生都要忙论文、找工作了，才安排实习课，于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算是跟师学习那么一阵子，也就该毕业离校了。至于想考研究生的，还要恶补外语和准备考试科目，就更无心实习了。在贾谦老师总结的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五个特征里，笔者认为有三个是和中医药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的，那就是：中医是临床医学，实验室研究不出中医药理论；中医属于意会知识范畴，适于师徒传承；个性化治疗使中医适宜于诊所形式。所以在本书中，笔者数次强调为中医药的个性化诊治方法所决定，中医药教育需要的是医药知识理论的学习与临床实践方法技能的掌握持续、交互、递进的典型实用专业人才教育模式，而现实里我们的中医药院校教育除却中西混杂的内容不说，基本模式却是源于工业化的现代医药的批量化、标准化、系列化的通用人才教育方式。

调研过程中，笔者在中医药院校和中医药服务机构里收集归纳了中医药专业学子中具有典型性的三句话：“上大学学什么专业是次要的，确保能上大学才是主要的”;“知道在学校现在所学的专业应该上哪些课程是次要的，上那些毕业后好找工作、好考研究生的课程才是主要的”;“知道患者的病用哪种方法哪种药能尽快治好是次要的，知道用哪种方法哪种药既安全又有经济效益才是主要的”。

第一句话，说明上中医药院校的学生，并不都是因为爱中医药才选择上中医药院校的。根据调研组对中医药院校学生的问卷调查，在回答“选择中医药院校就读的主客观原因和对错感觉”问题的学生中有40%上中医药大学是被动的选择。一个社会的活力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特别是纵向流动。在笔者上山下乡的岁月里，农村群众把“上学、参军、当工人”归纳成改变命运的三条有效途径。而近期有一些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提出我国的贫困人群有代际传递的迹象，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机遇少了。而对于中低收入（特别是边远地区）贫困家庭的子女来说，上大学往往就成了改变他们自己乃至整个家庭命运的唯一机会，第一句话体现的就是这种背景下的考虑。

第二句话，一方面，是在社会就业竞争加剧、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中医药院校学生的现实考虑。从近期中西医药行业、产业发展的差距可以想见，由于个性化诊治的特点对学生悟性的要求高，对临床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积累也就格外重要，做中医药从业人员，特别是地道传统中医药的从业人员，成才道路比一般西医药人员要更长更艰苦，而且前期经济收入较低，因此，多数上中医药大学的青年学子毕业后最终的选择并不是从事中医药专业工作。我国某重点中医药大学的校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中医全科医生获得了较好的西医和中医培训，却难以获得在医院从事全科医生岗位的机会。”未雨绸缪，于是中医药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对中医药专业课程（尤其是中医药经典著作一类的课程）就不热心不上劲。另一方面，对高等院校的考核和社会评价的关键指标之一是毕业学生的就业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高等院校的目标变成了培养能够就业的社会劳动者而不是培养具有合格专业水准的人才，是就业导向的教育而不是人才导向的教育。这样，也就难以避免出现几十年少有大师、少有大家问世的局面，出现国外教育专家所批评的，“中国的大学几乎都是综合大学的式样格局，但教育内容和方式却往往更像是以职业教育为标准设置的”。

第三句话，则是到了医药服务工作岗位后，面对被不当市场化了的医药利益分配机制和个人结婚、买房、生子等巨大经济压力，在药品回扣、手术红包成为医药行业的主要灰色收入的情况下，抱着“都在河边站，谁人不湿鞋”的环境认同心理，中青年中医药从业人员外有科室创收指标的压力，内有“随大溜”增加个人经济收益的动力，所以才有了真正内心表达的第三句话。按照笔者听到一些医德较比好一点的中老年医生的说法，有的青年医生甚至因为个人经济压力或科室指标的压力而成为医院创收（也可理解为过度医疗）真正的主力军。

二 其他阶段和形式的中医药教育问题

完整的中医药教育体系所应包含的教育方式很多，比如学前教育、学历教育、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师承教育、家传教育、自学教育等。

学前教育：是指进入中医药专业教育之前，在普通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所接受到的中医药知识教育。但开拓这个层级的中医药教育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中医药调研工作还没正式开始，笔者就了解到在北京有一位老人常年义务开办“国医少儿班”。和这位老人家一接触，才知道他不但义务办国医少儿班，而且在有关学校的理解和帮助下，已经把中医药科普知识课开进了崇文区（现为东城区）的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并为北京城市学院的幼教专业开授中医药课。除此之外，他还和中医药界一个颇有名望的中医专家合作编写了少儿中医药课本。虽然不能肯定他就是那个时期全国或全北京唯一一个这方面的拓荒者，但他的开拓精神和奉献精神令人尊敬。为此，其后调研组一有机会就向各级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推荐这个老先生的做法。北京市中医管理局领导了解后，也很热心地考虑要在北京选择一个区来推动中医药教育进中小学的试点。几经协调，却被教育部门以不宜增加学生负担为由拒绝了。在国务院2016年2月22日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提出：“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生理卫生课程。”作为一项全国性目标，希望在中医药专业学前教育方面能有切实改进。眼下笔者所担心的，不是政府会不会去推动这类教育，而是具体细节问题如何解决。比如：谁来教？教什么？科普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做好的。大道至简，要把中医药的真经深入浅出地教给下一代，不走偏更不走反，依照目前中医药偏离基本原理和自身发展规律的情况，不要说合格的专职老师不那么好找，连兼职的都不容易。而且离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单纯教中医药效果也不会太好。从“术”和“器”的层面入手，用现实的健康收益作为引导，再由浅入深，进入“道”“理”“法”的层面，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的通式教育，是一条有可能成功的路径。

学历教育：除了高等教育以外，还有中等专业教育的问题。当前中医药人才结构失调，特别是农村、边远地区基层中医药服务人员缺乏，力量薄弱，与我国中医药中等专业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根据国家教育部提供的信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0年代末期，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举办着我国90%的技工学校、80%的中等专业学校、60%的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和20%的职业高中，以及大量的职工教育和培训中心，成为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举办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和技工学校（简称中专、职高和技校），原来归地市一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但后来“改革”为由省级主管部门和教育部审批。在经济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企业办社会”被认为不务正业，相关的中等专业（职业）学校就和企业先脱了钩；而主管部门办的中等专业学校再加上蔓延全国、至今依然兴盛的院校“升格风”，中等专业教育体系就衰败了。虽然近年来对“蓝领”人才缺失、对中等专业教育培养体系的迫切需要，认识有所提高，教育部门也开放了一些省份作为试点，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真正为基层一线培养且有更大可能会安心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中医药中等专业人才还严重短缺，必须尽快解决。否则，中医药服务覆盖全国、全民的目标就必定落空。

在职教育（继续教育）:“活到老，学到老”，人的一生都应该有不断学习的动力。对做好本职工作而言，无论是为了跟得上所从事职业的变化和发展，还是为了提升技术职称的等级、增进价值实现，都需要不断学习。就连企业管理领域都很时髦的一个说法就是“建设学习型企业”。删繁就简，在这个范围，笔者想结合现实，主要谈谈对目前推行的医药院校学生进入医疗机构后先要接受强制性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一些看法。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搞规培？”这项由国家卫计委发布的规定，说的是为了“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能独立、规范地承担本专业常见多发疾病诊疗工作的临床医师”。可这个任务应该是医疗机构和临床医生整个职业生涯的任务，虽不能说三年左右的规培完全没用，但按一些参加了规培的中医药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说法，作为能够进入临床工作的住院医师，他们在校至少经历了八年以上的专业学习，其中临床实习已有过三年，而规培的内容和临床实习几乎是一样的，两个加一起，等于要规培六年。第二个问题是：“规培什么？”现在的规培是到一个符合规培基地条件的三甲医院的多个科室去接受“轮转培训”，转来转去，至多只有三个月左右是在本专业的科室培训，有的科室可能只是蜻蜓点水似的待上半个月。有学生说，三年下来，真正有利于自己专业知识技能成长的不见得能学到多少，反倒会把自己学校学到的本专业知识技能忘掉不少，甚至会影响到今后自己的就业和专业水平。特别是中医药专业的学生，哪怕在学校还学了一点地道传统中医药的知识技能，到了“现代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大医院病房，跟着那些以西医药为主、中医药为辅，“中西结合”的老师耳濡目染，不知不觉自己也就“西化”了。对这样的规培老师自身是否符合中医住院医师的条件，学生心里都有疑问，那规培能起到“正能量”作用吗？第三个问题是：“规培期间的待遇是否合理？”读书读到硕士毕业一般都二十六七岁了，博士更是三十岁左右了。到了结婚成家过日子的时候，可还要规培三年，不但不算正式工作，工资很低，更要紧的是目前构成医药服务人员实际主要收入来源的“绩效”收入也沾不上边，成了所在医院和科室的打工仔。而被规培的青年医生多数不会留在规培医院工作，带教老师往往也没有太高的积极性来教。

以上对规培制度的分析并不完全否定对青年医生通过规培提高专业水平和从业素质的作用，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规培必须重视方向问题，不应该在青年医生进入工作岗位开始他们正式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因为耳濡目染那些为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名利地位而“中西结合”“混业经营”的行为，而让规培成为他们偏离中医药基本原理和自身发展规律的起点；规培必须讲究实效，与其毕了业就在一个不同于自己将要长期在内工作的医院病房环境里、在若干个不同于自己所在专业的科室里轮转、耗费上三年，还不如尽快让他们进入自己的正式工作单位，从门诊随诊、出诊逐步过渡到住院随诊、出诊，通过不断地接受所在单位带教老师的指导和自身工作实践的锻炼，再根据工作需要和单位条件分阶段地接受目标非常明确、集中的短期外部培训，真正提高“本专业常见多发疾病诊疗工作”（这类疾病难道不是在门诊部比在住院部更多的接触吗？）的水平和能力。

师承教育、家传教育、自学教育：这些教育形式，由于笔者在民间中医药有关的章节中有所分析，此处就略而不述了。

三 中医药的科研：是“中医药研究”还是“研究中医药”

最早接触到对中医药科研问题的探讨，是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而最早接触到把“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不同当一个严肃问题提出来的人，是这个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首届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他的一位知己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的一位退休领导归纳陆老对此问题的观点时说，中医的问题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关键还在自身。是中医自己缺乏自信和自强，盲目地跟着西医跑，总希望别人承认自己是科学。中医研究缺乏自主，缺乏真正的“中医研究”，而任凭他人去“研究中医”。“近代中医的学术思想危机，中医特色优势的淡化，除了疾病医学及其物质科学化的外在冲击的因素，根本内在的是中医学术队伍的‘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的结果”。

笔者对于陆老上述论述的理解是，“中医研究”是以中医为研究主体，用中医的思维模式来开展学术和科技研究，而在“研究中医”里，中医被作为研究的客体，研究主体用非中医的思维模式来对中医进行学术和科技研究。中医药业界外、国家级研究机构里全面、深入研究中医药问题的第一人贾谦老师生前所在的科技部，是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最高行政主管部门。贾老师本人参加过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等数个国家级软科学课题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医药科研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已经做过不少的分析评价。本书本章的内容也因此而得以稍作简化。

在本章后面所附的“（1949～2012年）‘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现代应用状况调研统计分析报告”，清楚地表明了在那64年里我国应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来进行中医药学术科研工作的变化趋势：尽管这项研究所覆盖的四类1175401篇文献还可以归类到中医药文献的范围，但是写作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基本思维模式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偏离作为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最简单的表述“整体论”而趋向作为现代医药（西医药）思维模式最简单表述“还原论”。采用陆老的界定方法，也就是越来越多的文献是“研究中医（药）”而不是“中医（药）研究”的成果了。

本章结束之前，笔者还想表明一个对于中医药未来前景的观点。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亲眼看见了大量体制内“中医药”机构西化的情况。和相关单位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沟通，他们往往众口一词地说：“没有办法啊！”比如花巨资大量购买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检查设备，他们解释说有两个原因：第一，西医院用检查设备就可以挣钱，而我们“望闻问切”却不能收检查费，那不是不公平吗？这些先进的理、化、生检查设备有一点类似印钞机的功能，可以带来经济收益；第二，现在的医疗责任事故追查制度要求有病人入院检查记录作为依据，中医的“四诊八纲”即便有记录也不能算数。当笔者说到解决目前中医药存在的问题应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入手，参照国外成功经验，实行中西医药的分业管理的时候，中医院的院长和中药企业的董事长都拉着笔者说，您可千万不要给提这个政策建议，不让我们中医院用西药、动西医手术，不让西医院、西医大夫开中药，我们怎么活啊！包括到中药企业调研，了解到西药化学合成药、抗生素的回扣比中药饮片大，而中成药的回扣又比一般西药大，这是中医开西药、西医开中成药的混业经营现象全国泛滥的根本原因。但是医院医生对调研组说，国家给的钱还不够一个季度的开销，医生收入这么低，这么做也是没办法。

其实笔者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现象，因为目前我们也许还能说，不是这些中医师、中药企业没有知识和能力去做应该做的事，而是因为名利、地位等现实问题影响和妨碍了他们去按照地道中医药的原理和方法做事。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调研组就会尽力反映这些问题，使这些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从而让中医药机构和从业人员坚定自己的职业自信、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医术规范。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包括中医药教育和科研存在的方向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也许很快，我们就会面临一个“中医药”的机构和从业人员不但不愿意按照中医药的基本原理和自身发展规律来开展中医药工作，而且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按照中医药的基本原理和自身发展规律来开展中医药工作了。不但失去了意愿更是失去了能力，万一真的到了那个地步，将是中医药的一个多么令人惋惜的凄凉结局啊！

附件一 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抽样调查统计分析报告

（2016年9月）

1．调查过程

本轮中医药院校学生问卷调查包括：2008年两次，北京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北中大”）研究生17份和本科生100份；2009年两次，山东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山中大”）传统班（本硕连读）68份和北中大研究生24份；2012年四次，山中大传统班（本硕连读）20份、本科普通班29份以及宁夏医学院中医学院（以下简称“宁医中院”）本科83份、甘肃中医学院（以下简称“甘中院”）本科30份。问卷总计371份，其中本科生242份，研究生129份。院校类别既有全国中医药重点大学，也有省级中医药专业学院和省级综合医科大学内的中医学院；从学历教育层次看，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还有本硕连读的传统班的学生，因而总体上对“中医药院校学生”的类别覆盖比较完整。

出于对问卷问题的设立意图和答案的清晰度、准确性等因素的不断反思，调查中在严格控制问卷篇幅（便于调查，节约双方时间和经济成本）前提下，对问卷内容有几次细小调整。然而，尽管不同时点使用的问卷并非完全一样，但主要问题仍然一致，从而为问卷总体的统计分析保留了基本条件。各年各次使用问卷版本情况如下：

2008年：20081122, 20081200（拟）; 2009年：20081200（拟）, 20090110; 2012年：20120701第二稿。

鉴于四个问卷版本略有差异，故以下统计分析，如非特别说明，均以问卷20120701第二稿作为基准。

2．统计分析方法

八个样本组的总容量是371。对统计数据的总体分析，以样本总容量为基础进行计算分析。对具体问题的统计数据分析，以该问题的有效样本容量为依据，以单个样本组的容量为基础进行计算、比较。

八个样本组和样本容量分别为山中大传统班，20（简称山中传20）；山中大本科普通班，29（简称山中普29）；宁医中院本科，83（简称宁夏83）；甘中院本科，30（简称甘肃30）；山中大传统班，68（简称山中传68）；北中大研究生，24（北中研24）；北中大本科，100（简称北中本100）；北中大研究生，17（北中研17）。

3．参与人员

问卷调查设计及报告定稿为陈其广，报告执笔为陈其广、田芙蓉，参与调查有陈其广、张南、单光正、吴筱、田芙蓉、张超中、葛亮、张祖婷、李峰等人。

一 给定选择答案的问题的统计分析

1．选择中医药院校就读的主客观原因和对错感觉

说明：因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与20090110问卷中的设计与本题不同，需另行统计，故本题有4个抽样样本组，总容量162。其中，山中大普通班有1份未答，故有效问卷为161份。

总体看，在明确了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中医药院校的学生中，主动选择中医药院校就读的学生比例接近48 %，而被动的接近40 %；在明确表示自我感觉就读中医药院校是正确或错误的学生中，有37.27 %的学生是主动报考中医药院校且认为是正确的选择，有32.30 %的学生虽然基于各种原因被动进入中医药院校却也认为是正确的选择，两者合计有将近70 %；而认为是错误选择的学生占18 %。虽然主动选择中医药院校就读的学生不到半数，但从整体看学生中认为学习中医药是正确的选择的比率比较高。

各个院校不同组别的回答值得注意。如：山中大传统班20份问卷中，有9人认为虽自己主动地选择了中医药院校，但却是错误选择。设立传统班原本是针对中医西化、传承危机进行的改革试点，学生多数有家传背景，学习中医的目的比其他家庭和个人背景的应该更明确，但山中大传统班20人组却有将近一半学生认为选择中医院校就读是错误，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根据调研组的了解，这其中传统班的教育内容与这些传统班学生的期望可能有一定差距，但最重要的是，临近毕业，传统班同学在找工作方面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多数医院，甚至是中医院，认为传统班学生值急诊、进ICU（重症护理病房）有困难。说到底，中医院普遍西化了，看急诊、危急重症都主要靠西医手段，反倒让传统班的学生觉得选择传统中医班是一个失误！而在宁夏的83份问卷中，有36人认为自己虽是被动进入中医药院校，但却是正确选择。甘肃30份问卷中有19人认为是主动且正确，11人认为虽是被动但也是正确选择，认为是正确的合计竟然占据了100%。这表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有近2/3的人认为选择中医药院校是正确的。尤其是甘肃，在当地卫生系统大力扶持推动中医药发展环境下，学生对于选择中医药院校的正确性认识更坚定。

副题 报考中医药院校的考虑因素

说明：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与20090110问卷第一题的设计为“报考中医药院校的考虑因素”，要求多选并排序。

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的选项内容有7项：为改变命运、家人有病激发、喜爱中医、医生收入高、考中医人少、时代要求和其他等；20090110问卷的选项内容未设“时代要求”，但增设了“分数调剂”和“父母意志”两项。由于给定答案有所不同，因此，分两组单独统计。

本题抽样样本有4个组，样本总容量209。其中，使用20090110问卷的山中传68有1份未答，故合计有效问卷为208份。根据选项的排序进行加权统计如表2、表3所示。

从表2、表3最后一列的总计占比数来看，“喜爱中医”是学生报考中医药院校的排第一的因素，但不足1/3；其次为“家人有病激发”和“时代要求”，分别占据了第二和第三位，其他各项因素选择相对比较分散，其中“医生收入高”和“考中医人少”是最为次要的两个考虑因素，均占7%左右。可见，1/4以上1/3以下的学生报考中医药院校还是从自身对中医药的喜好出发，功利目的考虑因素仍为少数。此外，从选择“其他”因素的填写内容看，则相对散杂。

如果区分被调查对象的四个组别来看选择结果的排序情况，同样是北中研，居首位的考虑分别是“时代要求”或“其他”，比较复杂；而北中本科生首要考虑因素是“喜爱中医”；山中传统班作为一组特殊的研究生，他们选择“喜爱中医”的比率大于其他组别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可见，传统班学生和普通本科生报考中医药院校的考虑因素相对单纯，而一般研究生报考中医药院校的考虑因素则相对复杂。“家人有病激发”成为排名靠前的答案也值得关注，多少体现了中医药专业学生对家人的责任感和亲情感。但无论是研究生、传统班学生还是本科生，均认为“医生收入高”“考中医人少”是最次要的考虑因素。

2．上学前对中医药的想象与到校后实际学习的中医药之间的差别

说明：本题有8个样本组，样本总容量371，有效问卷为371份。另，因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与20090110问卷在该题的选项设计中均未有“完全不同”选项，故在局部分析时，将2012年的调研问卷与2008年和2009年的调研问卷分别进行。

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非常值得重视。总体看，认为上学前对中医药的想象与到校后实际学习的中医药“完全不同”和“没有差别”的学生所占比率都很小，均占2.7%，共计5.4%。认为差别非常大的占17.8%，差别很大的13.5%，二者合计占31.3%。认为差别比较大的占34.2%；有一点差别的占29.1%。由此看出，排除“完全不同”和“没有差别”两种极端状态，如果把“非常大”和“很大”合并为一类，占31.3%;“比较大”，占34.2%;“有一点”，占29.1%；基本是三分天下的格局。其中，认为“比较大”的略多一些。从另一角度看，只有1/3的学生认为不过是“有一点”差别，而近2/3的学生认为差别“比较大”“非常大”“很大”。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校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入学之前的预期反差相当之大。

从不同样本组的结构看，首先对比分析2012年山中大传统班和普通班的情况。从表5可以看出，传统班与普通班对于“很大”和“比较大”的选择比率较接近，但在“很大”之上的“完全不同”和“非常大”的选择上，传统班均明显高于普通班；而在“比较大”之下的“有一点”和“没有差别”的选择上，普通班则远高于传统班。这说明，传统班对中医药教学的预期比普通班要高，因而进校后感受的落差也较普通班大。这恰好与第一题的有关选择相互印证，即传统班有45%的学生而普通班只有7%的学生认为主动选择中医药院校是错误的，这也表明传统班的学生对中医药院校的期望比普通班高。

其次，对比分析宁夏和甘肃的普通中医本科。甘肃中医本科选择（隐含“完全不同”）“非常大”和“很大”的比率为40%，而宁夏中医本科选择这三项的比率为35%；甘肃选择“比较大”的比率为36.7%，而宁夏选择的比率为26.5%，综合看，甘肃学生进校前后对中医药教学期望的落差比宁夏学生大。一方面，这可能与宁夏学生就读于以西医为主的医学综合性大学中的中医学院，而甘肃学生则就读于专门的中医学院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甘肃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氛围比宁夏浓厚且中医药基础比宁夏强有关。甘肃学生能感受到的社会上的中医氛围和水准比较高，院校教学相形之下就不那么容易被满足了。而宁夏是回族自治区，除中医外，还有回族医学等民族医学的土壤。

再次，对比分析北京、宁夏和甘肃三地情况。北中大传统班选择“非常大”、“很大”和“比较大”的比率为75%，甘中院学生选择这三项的比率为76.7%，略高于北京。北京普通班的学生选择这三项的比率为65.5%，高于宁夏选择这三项的比率44.3%。这表明，甘肃学生与北京传统班的学生对中医药学习的预期比较高，因而进校后感觉落差也较大。北京普通班对中医药教学的预期也比宁夏高20%以上，对比二者对于第一题的回答，北京普通班学生有70%的学生是主动选择中医药院校的，而宁夏只有20%的学生是主动选择中医药，却有43%是被动选择中医药的，主动选择即意味着对专业本身有所预期，这或许是北京普通班学生对中医药院校教育的预期高于宁夏学生的原因所在。

3．差别主要体现如下

说明：本题可选择答案共计8个，有八个样本组，样本总容量为371。其中北中研17有1份未答；山中传68有2份未答；北中本100有3份未答；北中研24有2份未答，故本题有效问卷为363份。

鉴于20120701第二稿问卷在本题的选项设计中未包括“治疗方法”的给定选择，而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和20090110问卷在本题的选项设计中均未含有“临床实习安排”“中药运用”“非药物疗法运用”三项，因此，将2012年的抽样样本与2008年和2009年的抽样样本分两组统计。此外，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和20090110问卷中的一个选项设计为“临床应用理论”，视为与20120701第二稿本题选项中的“临床理论”相同。

总体看，以2012年问卷为基本版式的样本，各项选择差别不大，选择频率最高的是“临床理论”，约占1/5，其他依次排序为“临床实习安排”, 17.02%；课程设置，15.91%；基本原理，14.84%；诊断方法，13.00%；中药运用，10.51%；非药物疗法运用，8.57%。可见，学生虽然认为上学前对中医药的想象与到校后实际学习的中医药有差别，但对差别的具体发生在哪个方面的认识则相对比较分散。但是前两项都与临床有关，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2008年问卷和2009年问卷的样本合并后，相比2012年问卷表现更为集中一些，选择“课程设置”的频率最高，34.59%，超过1/3；位居第二的是“临床理论”，占24.65%，占1/4；其他各项依次为“诊断方法”，占13.53%,“基本原理”，占12.35%,“治疗方法”，占10.65%。

综合比较2012年与2008年、2009年的样本，二者的共同认识是“临床理论”是差别的重要表现。只不过研究生有更大的比率认为“课程设置”是首要差别；而本科生更多认为“临床理论”是首要差别。

尽管在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下，各个院校的课程课时安排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仍然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各个院校的学生的感受不可能一致，再做一个细分观察（见表8）。

相比而言，前三位的排序和选择，山中普29和宁夏83选项相同即均为“临床实习安排”、“临床理论”和“课程设置”，但排序稍有差别；山中传20与甘肃30近似，位居前二位的均为“基本原理”和“临床理论”，第三位则不同，山中传20为“课程设置”，甘肃30则为“中药运用”。可见，山中传学生与甘肃学生对中医的认知比较接近，将基本原理和临床理论作为差别主要表现；而山中普通本科和宁夏学生的认识趋同，均将临床理论和临床实习作为差别主要表现。这表明山中传统班比普通本科、甘肃比宁夏学生对中医药的认识较为深入，认识到了基本原理的差别；而普通本科的认识差别更多在临床上。再看另一个群（见表9）。

对比前三位的排序，北中研17和北中研24的选择内容和排序相同，依次为“临床理论”、“课程设置”和“基本原理”；山中传68和北中本100的选择内容和排序相同，依次为“课程设置”、“临床理论”和“诊断方法”。对比两组的共同之处是均认为“临床理论”和“课程设置”是主要差别，不过是排序恰好相反；在第三位排序上，北中研24选择“基本原理”，山中传68和北中本100则选择“诊断方法”。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班学生属于本硕连读，其起点与本科生相同，所以对中医药教学预期和现实的差别的认识也与本科生相同。基于本科生比研究生课程多，且处于中医药学习基础阶段，因此，本科生相对研究生更偏重课程设置和临床；研究生课程相对较少，且从研究视角学习较多，故认识到了基本原理的差别。

4．现在所学课程的课时安排和今后实际工作可能的需要相比

说明：在分析以前，首先需说明的是每个院校甚至同一个院校同一个专业不同年级的课程课时安排都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如果区分成每个具体院校具体专业的课程课时来调查，显然不仅工作量过大，且难以得出总体结论。因此，此次调查关注的是整体的大致状况，或者说平均状况。因此报告的写作者希望调查所及院校不要过于关注此次调查问卷里本单位具体的数据，因为相关院校或许已经做调整了，这里显示的只是历史数据。

本题抽样样本有8个组，样本总容量为371个。

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在本题的选项中未设有“中医经典选读”，且在其他选项的子选项中只设有三个选项，即“多了”“正好”“少了”，而20120701第二稿问卷和20090110问卷的子选项设有五个选项，即“太多”“多了”“正好”“少了”“太少”。

由于有部分同学对这道题目没有回答，也有部分同学只回答个别课程，因此，每个课程都有不同的样本数量。

这五个样本组回答的是给定“太多”“多了”“正好”“少了”“太少”五个选择的问卷。

从以上统计来看，以普通本科学生为多数，山中大七年制的传统中医班学生（本硕连读）人数占1/3稍强。五组合计的结果是：认为外语课时“正好”的最多，其他依次为“少了”“多了”“太多”，表示“太少”的还不足5%；医古文和国学课时中也是“正好”最多，几乎占一半，其他依次为“少了”“太少”；中医药专业课时认为“正好”的超过半数，其次是“少了”，超过了1/3；西医药课时被认为“少了”和“正好”的都占30%左右，其次主要是“太少”和“多了”；中医经典选读课时“正好”的占近半数，其次主要是“少了”和“太少”；临床实习和见习“少了”和“太少”合计占到了75%！其余25%基本上是“正好”，认为多的还不到1%。

这三个样本组由于被调查的时间比较早，回答的只是“多了”“正好”“少了”三个给定选择的问卷。

这三个组都是北中大的，以本科学生为多数。三组合计的结果是：认为外语课时“正好”和“少了”各占1/3强，有1/4的则表示“多了”，比率和上五组接近；医古文和国学课时中“少了”则占81.4%。“正好”占17.1%；中医药专业课时认为“少了”的近57%，其次是“正好”，占40.4%；西医药课时被认为“少了”和“正好”的都占40%左右，认为“多了”只占19.4%；中医经典选读课时“少了”超过70%，其次是“正好”，认为“多了”的只占2.36%；临床实习和见习“少了”的超过了80%！其余18.7%认为“正好”，认为“多了”的微乎其微（仅为0.7%）！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对于相关课程的课时安排的意见，我们把八个样本组汇集到一起。具体的办法是把有五个选择的五个组所填写的“太多”和“多了”合并为一个数据，“少了”和“太少”也合并为一个数据，得到了以下表格（见表12）。表中的“八组五选”含义是八个样本组分别填写在“太多”“多了”“正好”“少了”“太少”所在五个列内的实际数字，而“合并三选”则是把五个选择合并成三个选择后的结果。

在进行了从五选到三选的合并后可见：调查所涉及的共371个样本，具体到每门课程的课时安排上，反映的意见如下。

（1）外语。

整体上认为外语课时“正好”的40.46%，虽然最多，但不足半数，有近1/3的认为是“少了”，比认为“多了”的要多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此次调查的组织者本人多年在世界知名院校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也一直在国家科研机构工作，根据长期观察的国内外情况，认为：国内从幼儿园开始就普遍推行外语教育，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既不严格区分所学专业也不认真考虑毕业后从事所学专业的工作是否涉外，都把外语当作一门主课来对待，而实际上可能有多达90%的人虽然学了外语，但出校门后基本就再没有应用外语的机会了。因此，过度的外语教育制度实质上是在浪费青少年人群的宝贵时间。其实学校期间只学一点最基本的外语，上研究生或工作以后如有需要完全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达到要求。就在我们从事国情调研过程中，尤其是在西南一所中医学院的操场遇到一群下课学生，问及课程课时安排，不少学生说，除了考研究生要考外语外，找工作时应聘单位并不强调外语成绩，工作了的师姐师哥们也说工作后忙得要命，根本没什么业务是离开外语做不了的。现在我们在校前几年几乎要花1/3的时间来学外语、考四六级，太不值得。学生们希望调研组能帮助呼吁改变这种情况。可是为什么调查问卷却又反映出认为外语课时少的意见比较多呢？

一则，是目前大学本科学生找工作比较困难，故此有不少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不得不考研究生，来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进大医院工作的可能性。而考研究生，外语成绩就很重要；二则，社会上中医“西化”的现象很普遍，不少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为了好找工作，即便考研究生也不考中医药专业，而改换门庭报考西医药专业；三则，还有一批学生，毕业后不去医疗机构就业，在药品、医药器械灰色营销盛行的环境下，当“医药代表”收入更高，特别是给国外医药垄断企业当医药代表，收入相当丰厚。到外企就业，当然要多学一点外语才会被聘用。所以，对于学生所反映的对外语课时的意见，我们应该更多的感到悲哀，因为这算不上我们中医药院校教育的成就，更多反映的是存在问题！

（2）医古文和国学。

合并为一个大群后，占61.1%的学生认为医古文和国学的课时安排“少了”, 35.1%的认为“正好”，仅有3.71%认为“多了”。对医古文和国学课程课时的看法，在以上区分为两个群的情况下，群与群之间的差别比较大：山东、甘肃和宁夏五个样本组合成的群，认为“少了”的为48%，而北京的三个样本组合成的群，则高达81%。这当中可能存在的因素有：山中大有两个组是传统中医班，这两组医古文和国学课程安排的课时可能较一般中医专业学生要多，因此学生感觉课时少的比率会低一些；另一方面，北京是历朝古都、文化名城，文化气氛可能更浓些，而且中医药机构比较多，学生在中医药机构就业的机会也相对多一些，医古文和国学对中医药专业的重要性可能也得到学生更多的重视。但无论怎么分组分群，中医药院校对医古文和国学课程的课时安排明显不够是共识。

（3）中医药专业。

认为“正好”的占近47.7%，认为“少了”的也占到了46%,“多了”的只占6.3%，所以整体而言，安排还是偏少。如果分成两个组群，山东、甘肃和宁夏五个样本组合成的群，认为“正好”的占近53%,“少了”的占近39%；北京三个样本组合成的群，认为“少了”的占到了近57%,“正好”的40%，认为“少了”的所占比率最高。

（4）西医药。

整体来看，认为课时安排“少了”的占49.4%，比率最高，“正好”33.24%,“多了”只占17.3%。也就是说，认为偏少的学生几乎占据了半数。分成两个组群看，前一个群里，认为西医药课时安排“少了”的居然占到了33.8%，而认为“正好”的只占29.47%,“多了”的更是只有12.1%；后一个群，认为“少了”的尽管最多，占41.7%，但认为“正好”的也占到了38.85%，差距明显比第一群小，而认为“多了”的比率则高于第一群，为19.4%。这个关于西医药课时的反馈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按照一个简单的说法，前一时期我国中医药院校的课时安排大约是“三三制”，即外语和其他公共课占三分之一，中医药课程占三分之一，西医药课时也占三分之一。可是在这样的课时安排下，居然中医药大学里的中医药专业学生还有五分之二的会认为安排的西医药课时“少了”！我们的中医药院校到底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院校还是西医药人才的院校？！中医药“不姓中”，不只是医药服务机构的问题，也是院校教育的问题！而且我们的观点是，在以就业率而不是以专业人才培养成功率为导向的教育体制下，中医药院校“不姓中”是中医药服务机构“不姓中”的压力传递的结果。

（5）中医经典选读。

认为“少了”的占56.5%,“正好”的37.7%,“多了”的只有2.94%。感受到“少了”的最多。分成两个组群看，前一个群认为“少了”的占36.41%，认为“正好”的占48.1%，后一个群，认为“少了”的占到72.4%,“正好”的只有22.8%，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医经典选读的渴望。从八个组的整体看，多数学生还是感觉安排“少了”。

（6）临床实习和见习。

认为“少了”的占到了77.5%，是被调查的六类课程中回答“少了”占比最高的一类！认为“正好”的只有22%，也就是五分之一左右。分成两个群来看，前一个群，认为“少了”和“太少”的有75.3%，其次是“正好”，占24.15%；后一个群，认为“少了”的超过了80%！认为“正好”的18.7%；认为“多了”的仅有0.7%。可以肯定地说，中医药院校的知识理论教育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需要差距太大了。医药学是应用学科，院校教育的主要目标绝对不应是培养从书本到书本，从教室到教室或实验室的教学类和科研类人才，而是在医药服务一线为民众防病治病的实用专业人才。退一步讲，就是毕业后当教师或做研究，也不能和医药实践脱节太远，否则教师自身就是不合格的教师，研究本身也对医药实践没有价值了。

（7）整体综合判断。

虽说以上六个分类课程并没有包括中医药院校的所有课程，如体育、思想教育等，但大多数类别包括在内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从整体来看学生对六个类别的课程课时安排的意见，可得出什么结论呢？

奇怪的是，由于各类课程的课时加总后是一个不易做大调整的定数（学校不可能安排一周七天上课或没日没夜上课），因此从逻辑上讲，学生对六个类别课程课时安排的意见应该总体上存在一个相互平衡的关系，即：如一部分课程课时安排“多了”，另一部分就应该安排得“少了”。但是，从以上六个类别各自的统计来看，除了“正好”占掉的比率外，每个类别的课程课时都被认为是安排“少了”的比“多了”的比率要大。简单地看，这不合逻辑。但如把这个现象首先解释为学生的学习热情比较高，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医药专业、医古文和国学、中医经典选读以及临床实习和见习四个类别中，认为“多了”的比率最高也没有超过7%，而认为“少了”的分别占据了前三位和第五位；而外语课和西医药专业两类被认为“多了”的比率是六类中最高的前两位，分别占据了26.8%和17.3%，远远高于其他四类只有0.6%～6.3%的比率。因此，可以理解为：学生们对课程课时安排的综合倾向性意见是外语和西医药课程课时安排偏多，而中医药专业、医古文和国学、中医经典选读和临床实习见习四个类别安排偏少，尤其是临床实习和见习及医古文和国学两类安排严重偏少！

5．整体观对成为优秀中医的作用

说明：因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与20090110问卷中均没有涉及该问题，故本题仅有4个抽样样本组，样本总容量为162。山中大传统班有1份未答，故有效问卷为161份。

总体看，学生对整体观的认识比较一致。有超过40%的学生认为整体观对于成为优秀中医“具有决定性作用”，更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整体观对成为优秀中医“较重要”，只有3.7%的学生认为整体观“有帮助但不重要”，此外，分别选择了“无所谓”和“其他”的都仅有2名学生。由此可见，约96%的学生对整体观对成为一名优秀中医的重要性有着基本共识。

区分各个组别看，山中大传统班15.8%的学生认为整体观对成为优秀中医“具有决定性作用”，约84.2%的学生认为整体观“较重要”，合计占了100%；山中普通班学生虽然认为“具有决定性作用”和“较重要”的各自占比和传统班不完全一样，但两项合计也是100%；而甘中院有56.7%的学生认为整体观对成为优秀中医“具有决定性作用”, 36.7%的学生认为整体观“较重要”，但有6.6%的学生认为“有帮助但不重要”；宁医中院学生的认识和山中普通班比较接近，认为整体观对成为优秀中医“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为41%，认为整体观“较重要”的也超过一半，但有4.8%的学生认为“有帮助但不重要”。

6．中医药学的学科性质

说明：本题样本有8组，样本总容量371。其中2012年山中大传统2份未答，2009年北中大本科有1份未答，故本题有效问卷368份。20090110问卷在该题的选项设计中未包括“自然科学”的选项。

整体看，78.8 %的学生认为中医药学科“兼具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有10.6 %学生认为中医药学属于“自然科学”, 4.08 %的学生认为中医药学属于“人文科学”, 4.62 % 学生认为“说不清”，有1.9%的学生认为中医药学“与科学完全无关”。可见，大多数学生对中医药学的学科性质有共识，认为其兼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属性。但在当今中医药热潮涌动的情势下，仍有4.62 %的学生对中医药的学科性质“说不清”，应当引起中医药教育的关注。

八个样本组的数据表明，除在自然科学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外，对其他各项的选择没有显著差异。尽管每个样本中选择中医药学兼具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的频率均为最高，但频率高低不同，由低到高依次为北中研24、北中研17、北中本100、山中普29、山中传68与宁夏83、山中传20和甘肃30。由此可见，北中大的研究生认为中医药学兼具人文和自然的比率最低，普通本科居中，山中大传统班学生与宁夏、甘肃中医药学生最高。与此相应，北中大研究生认为中医药学科性质是“自然科学”的比率也最高，北中研24和北中研17的选择频率分别为41.7%和23.5%；普通本科的选择频率居中，如北中本100和山中普选择频率分别为17.2%和10.3%；宁夏和甘肃的选择频率较低，分别为4.8%和3.3%；山中大传统班的选择则为0。综合上述分析，普通研究生班对中医药学科性质的认识更倾向自然科学，而传统班学生对中医药学科性质的认识相对而言更倾向兼具人文和自然科学。同样是普通本科，宁夏和甘肃较北京和山东的学生更偏向“兼有”的认识。

7．所学教材质量评价

说明：本题包括两问，一是对所学教材总体评价，要求在五个给定回答中选择；另一个是给出所学教材中最理想的教材和最不理想的教材的名称。在北中大研究生17份所使用的20081122问卷中没有包括此题，故本题样本为7个组，样本总容量为354。2012年山中大传统班和2009年北中大本科各有1份未答，有效问卷352份。

鉴于在该题的第二问填写项设计中，20120701第二稿问卷为“最理想的教材”，而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和20090110问卷均为“最不理想的教材”，故通过表16进行对比统计（文字后的数字表示回答该内容的份数）

总体看，对于两极的选择，认为教材质量很好的只有2.273%，认为很差的为5.682%。但合并归类后，认为教材质量好（“很好”和“好”合并）的学生略少于认为教材质量不好（“不太好”和“很差”合并）的学生，但二者之差不足1个百分点；可是在列举“最理想的教材”和“最不理想的教材”的清单中，列举的不理想教材数量比最理想教材要多50%。有13种教材虽然同时出现在“最理想”和“最不理想”的教材清单中，但选择“最不理想”的绝对数量均多于选择“最理想”的数量。比较突出的有中药、中基、方剂、诊断学、内经、经典（如《金匮要略》）和第六版中医教材。

区分组别看，山中普29和甘肃30对教材质量的评价积极，其中山中普29有86.2%的学生认为教材质量好，只有13.8%的学生认为教材质量“不太好”；甘肃30则有76.7%的学生认为教材质量好，有23.3%的学生认为教材质量“不太好”。而且，这两个样本的学生没有人选择教材质量“很差”或“说不清”。

宁夏83、山中传68和北中本100三个组的评价较为中庸，认为教材质量“好”与“不太好”的比率差别不大。

山中传20和北中研24的评价较消极，尤其是山中传20认为“不太好”的占52.6%，认为“好”的仅有5.3%，而且认为教材质量很差的比率有36.8%，在7个样本组中最高。北中研24认为“不太好”比“好”的比率之差为12.4个百分点，但北中研24选择“说不清”的比率高达29.2%，是7个样本中最高的；其次是山中传68，选择“说不清”的比率为16.2%。

比较山中大各组的评价，发现同样是传统班，2009年和2012年的样本回答反差较大。2009年有近34%的学生认为教材质量“好”，但2012年只有5%的学生认为教材质量“好”；类似的，2009年只有近4%的学生认为教材质量“很差”，但2012年则近37%的学生认为教材质量“很差”。我们的分析是：2009年版本调查的对象是传统班低年级的学生，而2012版调查的是高年级学生，所以两个组别的评价对象范围不完全一致。但值得警惕的是，2009年版本调查在先，2012年版本调查的时间在后，这两组的反映差别这么大，是学生的变化大了，还是要考虑中医药院校教材的质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8．学习中医古籍的原因

说明：因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未设本题，故本题样本为5个组，样本总容量230。给定回答选择四个，要求排序。权重分配则按回答排序1～4分别计为4～1分。根据排序依次加权统计如下，得分总数多者表示排序靠前，否则反之。

总体看，以“课程规定”占比最高，为30.38%，其次是“教师推荐”，为27.84%，再次则是“自主选择”，占26%，剩下的“跟师要求”为15.83%。可见，超过2/3的学生学习中医古籍仍是出于院校和教师的要求，处于被动状态，而主动学习中医古籍的学生只有1/4左右。

具体到各组差别，只有甘肃30“自主选择”居于第一位，其他组均为“课程规定”或“教师推荐”，由此可见，甘肃学生学习中医古籍的主动性最高。其次是山中传20和山中普29,“自主选择”居第二位。但山中传68“自主选择”居第三位，同为传统班，2009年与2012年的选择却不同，表明近几年中医回归传统的氛围对学生学习中医古籍有一定的影响。比较宁夏和甘肃地区，甘肃更为积极主动学习中医古籍。

9．国家扶持中医药应优先投入哪个领域

说明：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均未设本题，故本题有5个样本组，样本总容量为230。宁夏83有1份未答，山中传68有1份未答，故本题有效问卷228份。20090110问卷（即山中传68份）在该题设计中，未设有“民间传统中医药”选项，故该项统计有效问卷为162份，比率也以162为合计计算。

另需说明，山中传68问卷中，有3份问卷既选择了一个选项，同时又选择了在“其他”项下填写，根据本题“只选一项”的要求，将“其他”项的填写视为无效，未予计算。

总体看，根据学生对各项答案选择的合计数依次排列，国家扶持中医应明确优先投入扶持的领域顺序为院校教育、基层服务能力、文化宣传、民间传统中医药、药材种植和质量保证、科研和其他。在“其他”项下，填写的有“就业、就业范围、理论和实践、保护老中医和古文献、中药、对中医以合理的管理制度”等内容。超过1/3的选择“院校教育”，近1/5的选择“基层服务能力”，或许与学生亲身感受有关，因为学生是院校教育的亲历者，而基层服务能力则与学生的就业有密切关系。位居第三的“文化宣传”实际上也与学生学习和就业的大环境有关。而民间传统中医药、药材种植和质量保证和科研的频率从12.96%至10.53%，差别不是很大。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的关注视角。

10．是否需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

说明：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均未设本题，故本题只有5个样本组，样本总容量为230。其中，山中传20有1份未答，宁夏83有1份未答，山中传68有1份未答，故有效问卷227份。

总体看，学生选择的频率与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需要程度成正比，即学生选择频率的高低与需要程度的高低是一致的，认为“非常需要”的学生最多，约占37%，认为“很需要”的约占32%，认为“需要”的约占29%，三者总计约占97%，换言之，超过2/3的学生认为“非常需要”和“很需要”；只有不到3%的人认为“不太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可见，中医药学生整体上对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需求非常明显，且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对此要求非常强烈。本题的回答结果，和学生对六类课程课时安排的反映以及对整体观和成为优秀中医的关系的认识的回答，都是互相印证的。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医药院校教育的高度关注，并在课程设置方面予以切实重视和落实。

从各组具体情况看，5个样本组各有不同。对比山中传20（2012年调研）和山中传68（2009年调研），虽然均为传统班学生，相隔三年，回答却大不相同。2009年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非常需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2012年却下降到只有21%的学生认为“非常需要”；认为“很需要”的学生从2009年的22.4%下降到2012年的15.8%；相反，认为“需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学生则从2009年的23.9%增长到2012年的63.2%。这表明，尽管“非常需要”、“很需要”和“需要”三个选择有内在的一致之处，而且2009年和2012年两次调查这三个选择的汇总数都在99%以上，但也说明传统班学生对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需求强烈程度有所变化。相比传统班，山中普29中有37.9%的学生认为“非常需要”，有51.7%的学生认为“很需要”，两者相加近90%，只有10.4%的学生认为“需要”，似乎说明同在山中大，普通班对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需求可能比传统班还更为强烈。因为参加了实地调查，了解到传统班的学生有一部分是有家学根底的，所以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对比宁夏和甘肃本科，宁夏本科选择“很需要”和“需要”的频率旗鼓相当，均为34.2%，选择“非常需要”的频率约26%,“很需要”和“非常需要”两项的合计约为60%。而甘肃本科有40%的学生选择“非常需要”，约37%的学生选择“很需要”，二者合计约占77%，甘肃学生对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需求较宁夏更为强烈。

11．学中医的最有效途径

说明：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均未设本题，故本题有5个样本组，样本总容量230。山中普29有1份未答，宁夏83有4份未答，山中传68有1份未答，故该题有效问卷224份。

总体看，有76.79%的学生认为“跟师家传”是学中医最有效的途径， 19.64%的学生认为“院校科班”是学中医最有效的途径，后者仅为前者的1/4；而认为“自学”和“其他”途径最有效的合计只占3.57%。可见，尽管这些学生均属院校科班之人，但仍认为“跟师家传”这一传统方式是学中医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在现代教育体制内，应允许“院校科班”与“跟师家传”两种教育方式并存并行，并对院校学生要求“跟师家传”予以切实重视、合理安排，并认可成果。

分组看，5个样本组选择“跟师家传”的频率均超过2/3，个别的甚至接近90%，位居第一；“院校科班”虽然位居第二，但最高也不过30%，低的只有11%。根据选择“跟师家传”的频率，5个样本组由高到低依次排名为山中传68、宁夏83、山中普29、山中传20、甘肃30；而选择“院校科班”的频率由低到高的排列恰好反向对应了上述排名。其中，山中普29和宁夏83的选择相近。山中传20和甘肃30对于“跟师家传”和“院校科班”的选择频率基本相当，但山中传20和山中传68的选择则有些差别，山中大传统班认为“跟师家传”是最有效途径的学生，从2009年的88%下降到2012年的70%，认为“院校科班”的则从2009年的约12%上升到2012年的30%。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一个可能的原因是2012年调查的是临近毕业的学生，打着传统班毕业的旗号寻找就业机会的他们感觉到了中医医疗机构西化的普遍现实。如果纯粹“跟师家传”，那么他们就会几乎完全丧失在公立中医药机构就业的机会。痛定思痛，迫使他们对“院校科班”的“有效”“有利”有所认识。

12．近年中医药总体形势评价

说明：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与20090110问卷中均未设本题，故本题样本为4个组，样本总容量为162，有效问卷为162份。

总体看，只有25.9%的学生认为有“非常明显好转”或“明显好转”，持肯定的积极看法。占比例最多的，是约半数（48.15%）的学生认为近年中医药总体形势只是“有点好转”。而认为“无明显改进”的占第三位，占20.37%。如果说“非常明显好转”和“完全无改进”作为一对极端评价来对比的话，认为“非常明显好转”的比认为“完全无改进”的要低2.68个百分点。甚至还有1.85%的学生在“其他”项下填写了“每况愈下”“多方打击”等内容。当然，综合看，认为总体形势有好转的学生比率达74%，还是远远超过持否定评价的学生。基于样本抽样时间均为2012年，因此，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对中医药形势持肯定评价与近几年中医药出台的有关政策、中医宣传的力度以及中医养生热潮不无关系。

具体到每个组看，4个样本组选择“有点好转”的频率在各样本中均为最高，都达到了40%以上，其中宁夏83高达53%，而其他项的选择频率则不同。比较山中大传统班和普通班，尽管二者选择“有点好转”的频率非常接近，但在选择“明显好转”上却差异较大，传统班只有5%的学生而普通班却有约21%的学生认为“明显好转”；同样，二者在选择“完全无改进”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传统班有25%的学生而普通班只有约4%的学生认为“完全无改进”。仅从这两项选择频率的差异上，可以看到对于近几年中医药总体形势，由于传统班的办学目标和学生诉求更偏向于地道传统中医药，因此传统班学生的评价要比普通班悲观得多。

若将本题五个选项归类为好转和无改进两大类（见表25），比较之后不难看出，对于中医药总体形势的评价，普通班学生反而比传统班学生更为乐观积极。这或许与传统班学生对中医药的预期更高有一定关系。

比较山东、宁夏和甘肃三地的中医药普通本科的不同样本组，甘肃达90%的学生认为“有好转”，只有10%的学生认为“无改进”；宁夏有79.5%的学生认为“有好转”, 19.3%的学生认为“无改进”，而山东普通班只有62%的学生认为“有好转”，有34.5%的学生认为“无改进”，相比之下，甘肃学生比宁夏、山东的学生对中医药总体形势的评价更为乐观。

若综合比较4个样本组，从好转和无改进两大类看，甘肃30认为“有好转”的学生比率最高，认为“无改进”的学生比率最低；山中传20认为“有好转”的学生比率最低，认为“无改进”的学生比率最高；宁夏居中。这表明甘肃学生最乐观，山中大传统班学生最悲观。此外，相比其他3个样本，唯有甘肃30还有学生评价“非常明显好转”。甘肃学生的这种积极乐观的评价无疑与甘肃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推行了大量促进中医药健康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政策，从而出现了良好的中医药发展态势有密切关系。

13．国家设立改革试验区主要应解决的问题

说明：因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和20090110问卷未设本题，故本题样本为4个组，样本总容量为162。其中山中传20有1份未答，故有效问卷161份。本题要求对五个给定回答排序，但有部分问卷没有将五个都排序，因此，存在一定缺憾。以下统计为按照排序加权汇总的结果，权重以排序先后为多寡。

总体看，占排序前列最多的是认为国家设立改革试验区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传统特色优势”的利用和发挥，占比超过了27%，其次是要解决“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占20.48%,“经济效益”、“民间中医”和“中西医并重”问题则不分高下，都是17%以上。

从具体数据构成看，4个样本组均将“传统特色优势”放在首位，可见，确保中医药传统特色优势得到继承和弘扬是国家设立改革试验区应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是学生的共识。而在第二位的选择上，山中传20、山中普29和甘肃30的选择均为“管理体制”，而宁夏83选择“中西医并重”；在第三位的选择上，山中普29和甘肃30的选择均为“中西医并重”，而山中传20的选择为“民间中医”，宁夏83的选择则为“管理体制”。可见，传统班更偏重民间中医，而普通本科偏重中西医并重。但总体讲，中医药传统特色优势、管理体制和中西医并重是所有样本组排序靠前的共同认识。这也为国家决策指明了方向。

14．毕业后选择工作的主要考虑因素

说明：因20081200问卷（拟）未设计本题，故本题样本7个组，样本总容量271。山中传68有28份未答（调查对象为低年级学生），故有效问卷为243份。问题要求学生从给定的六个回答中选择三个答案并排序，但山中传20有3份只答了1个，山中普29有15份只答了1个，宁夏83有5份只答了1个；甘肃30有1份只答了1个，虽然原因可以理解为有的学生确实没有考虑多种因素的排序，但也是一个缺憾。

总体看，“专业对口”是毕业后选择职业的首要考虑因素，也是唯一一个达到四分之一比率以上的回答，其次是“工作稳定”，占近20%，再次是“留大城市”和“收入高”，最后是“自己兴趣”、“父母希望”和“其他”。从结果讲，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学生就业仍首先看中专业对口的问题，但四分之一的比率并不高，因此，是非常值得反思的。在全国范围内中医药人才供需关系明显是需求大供给不足（至少是基层中医药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我们的中医药院校到底是否真正把培养中医药专业人才作为主要目标？院校教育的结果是否能实现这个目标？这还只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初步意向，和实际就业情况、初次就业后的稳定情况之间还有不小差距，但这超出了本次调查的范围。

区分具体组别看，首先，从学历情况看，传统班和研究生班的同学对“专业对口”看得最重；其次，从地区差别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把“工作稳定”看得最重，就业观念仍较为保守。在第二位的选择上，多数组别是“留大城市”，但这些组别都是发达地区的院校学生。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甘肃、宁夏学生则选择了“专业对口”。可见，经济发达地区就读的学生更偏重“留大城市”。

15．工作不满意时仍然坚持干中医药工作的可能

说明：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与20090110问卷中均未设本题，故本题样本为4个组，样本总容量为162，有效问卷为162份。

总体看，当工作不满意时是否还选择坚持干中医药工作，有52.47%的学生选择“可能坚持”，有19.14%的学生选择“肯定坚持”，二者相加约有72%的学生多半会坚持干中医；而选择“可能转业”和“肯定转业”的学生占27.16%，由此可见，即使工作不满意，选择“坚持”干中医的学生比率大于选择“转业”的学生。从“肯定”角度看，“肯定坚持”的学生比“肯定转业”的学生多出12.97个百分点；从“可能”角度看，“可能坚持”的学生比“可能转业”的学生多出31.48个百分点，因此，无论从“肯定”还是从“可能”的态度看，选择坚持干中医的学生仍多于选择转业的学生。综合看，在工作不满意的情况下，大多数学生还是会坚持干中医。但从坚决程度上看，近五分之一的学生态度肯定，超过二分之一的学生则处于“可能”状态，表明这部分学生仍处于不稳定状态。但是，这个问题和毕业后选择就业的主要考虑因素问题之间有关联，有的学生很可能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不那么认真，因为很有可能毕业后不会从事中医药对口工作。

从具体数据看，4个样本组选择“可能坚持”的频率在各自的样本中均居高位，但在其他选项上则不同。其中，只有山东传统班和甘肃本科班对“肯定坚持”的回答比率较高，超过20%,“可能坚持”的回答也同样是这两个组比率最高。两项合计超过80%的也只有这两个组。由此可见，首先，传统班学生坚持干中医的态度要比普通班坚定得多，在工作不满意的情况下，普通班转业的几率要远大于传统班；其次，甘肃中医本科学生坚持干中医的态度要比其他地区的学生更为坚定。从整体上看，甘肃本科学生坚持干中医的态度甚至比山中大传统班学生还更为肯定，这也是甘肃中医药工作成绩的一个标志。

16．首选工作单位的类别

说明：本题样本有8个组，样本总容量为371，其中，山中传68有1份未答，故有效问卷370份。另，因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在本题选项设计中均没有“自主创业”选项，故本题总体分析时，将“自主创业”项的有效问卷核定为229份，其所占比率为36 / 229＝15.721%；本题分组分析时，将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所涵盖的3个样本组即北中研17、北中研24和北中本100与另5个样本组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总体看，学生们首选工作单位是医院，“医院”在所有单位选项中占有65.68%的绝对优势，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医院”并没有明确为“中医院”，也就是说包括综合医院在内；其余按照选择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为“自主创业”、“医药企业”、“教育科研”、“政府机关”以及“其他”。这表明学生从中医药院校毕业后的首选是去医院当医生从事临床工作，其次是选择自主创业，开办诊所，实际上也是从事临床，但是有此目标的主要是山中大的传统班学生，从中可以理解到传统班的学生最有自主创业的勇气，而勇气来自他们与普通班不一样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当然，可能还有学校选择传统班学生时已经较多考虑学生根底如有无家学背景的因素。中医药理论只有在临床中才能够不断应用、积累、创新和发展，因此，中医药学生钟情医院也在情理之中。而选择医药企业、教育科研和政府机关的频率不高，差别也不大，都在7%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医药院校学生就业目标相对单一和集中，这种倾向有可能对加剧中医药院校学生在医院的就业竞争产生一定影响。如果有更多的学生选择医药企业，或许能够在加快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一定的助推作用。

而问卷中不包括“自主创业”选项的3个样本组，同样首选频率最高的是“医院”，但研究生的频率较本科生低13个百分点，而研究生首选“教育科研”的频率较本科生则高5～10个百分点，这可能与教育科研机构对学历的要求有关。此外，研究生首选“政府机关”的频率较本科生也高3～13个百分点。而同为研究生，北中研24首选“医药企业”的频率约为17%，北中研17则为0；北中研17首选“其他”的频率约为18%，北中研24却为0。北中本的首选单位主要集中在医院和医药企业。相比而言，研究生的首选单位较本科生更加多元化一些。

17．做“精诚中医”的信心

说明：20081122问卷、20081200问卷（拟）与20090110问卷中均未设本题，故本题样本为4个组，样本总容量为162，有效问卷为162份。

总体看，对做“精诚中医”“比较有信心”的比率最高，占42.59%，如果将“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合计，对做“精诚中医”有信心的比率达到了61.1%，超过五分之三；选择“没有信心”和“其他”的频率仅为3%；虽然有近36%的学生选择“不太有信心但愿意尝试”，但毕竟还表示“愿意尝试”，因此，从整体上看大多数学生对做精诚中医是持积极态度的，而且有近三分之二的学生有信心。

比较4个样本组，从选择“比较有信心”和“充满信心”的频率合计看，山中传20最高，达70%，其他依次为山中普29约62%、甘肃30为60%、宁夏83约59%。从选择“没有信心”和“其他”的频率看，山中普29和甘肃一致，均为0；而山中传20则为10%，宁夏83约为4%。如合计“不太有信心”和“没有信心”，宁夏83约为41%，甘肃30为40%。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班学生对自身做“精诚中医”的信心最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本科生信心不足。但若从单项“不太有信心”看，甘肃这次的选择频率40%，让人意外，或许是甘肃的中医药形势比较好，中医药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让学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

二 主观题归纳整理

1．学习中医最主要的三个困难

说明：本题样本有8个组，样本总量371，其中，有25份问卷未答（详见表34），故本题有效问卷为346份。本题要求学生回答三个困难，但有部分学生没有回答或只回答了一个或两个，具体情况如下表。因为没有给定答案供选择，所以回答都是个性化的表达，无法用简单的统计方法来归纳，因而报告写作时根据回答内容相近的归类成以下20个回答。

主要困难归纳如下：

（1）没有好老师，临床经验丰富、理论基础雄厚的老中医越来越少，师承无源；

（2）临床实践机会少；

（3）传统文化欠缺，古文化功底差；

（4）教学方式、课程设置不适合医院，外语、计算机占用时间太多，非医学类课程多；

（5）悟性差、思维方式脱节；

（6）经典理解难；舍本逐末，不重经典；

（7）知识深奥、理论抽象难懂，需要背诵的知识太多，尤其是中药方剂的记忆运用；

（8）就业压力，对口就业机会少；

（9）兴趣不够；

（10）辨证论治；

（11）社会认可度；

（12）教育投入少，学习环境差；

（13）教育体制的局限；

（14）各家之言太多，学派多难取舍；

（15）天然道地药材越来越少；

（16）中医治病的种类、疗效相对有限；

（17）学习时间少；

（18）西化程度大；

（19）产生商业价值小；

（20）标准不易把握。

2．对国家做好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

说明：本题样本有8个组，样本总量371，但是其中有48份问卷未答，故本题有效问卷为323份。

主要建议归纳如下：

（1）师资队伍要精练高端，具备良好的临床能力；

（2）重实践，实践专业学习更适于现代临床，临床跟师傅，增强实践能力；

（3）创新培养方式，师徒培养，不要用培养西医人才的方法培养中医，以院校科班为主师带徒为辅的途径学习中医药，减少拜师限制；

（4）加大对中医药的宣传，引导民众认识中医、选择中医；

（5）加大对中医药院校的资金、技术投入；

（6）加强对传统特色优势继承发挥，发扬特色专业；

（7）编辑中医课本进入小学，从小培养孩子的医学基础，便于中医传承；

（8）设计出系统培训中医思维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适当减少计算机、英语的学习时间，以古汉语代替英语来录取硕士、博士；

（9）应重视经典理论的教育培养，应多学经典读经典，继承祖国医学的优良传统；

（10）政策上扶持就业，鼓励自主创业，改善就业环境，拓宽就业渠道；

（11）建立一套合理的管理体制，设立规范、权威的中医医疗体制，规范并“严格”执行，使中医“走出去”，普及化；

（12）培养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建立新一代青年学习中医药的热情；

（13）改革中医药教育制度，让中医有中医的教法，西医有西医的规范，不偏不颇；

（14）国家应加强中医基层建设，提高中医治疗在医学治疗中的比率；

（15）加大对中医药的扶持力度；

（16）支持民间中医药发掘利用及中医药基层服务；

（17）选拔有真才实学、临证经验丰富的民间、基层中医到中医药大学招收弟子，师承学习；

（18）大力推广和支持医生开私人诊所；

（19）改变中医院体制，中医院是中医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

（20）中医院校减少招生，实行精英教育，希望能做到一对一拜师学徒；

（21）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培养文化氛围；

（22）规范中医药方面书籍，扩大专业书籍；

（23）多开设中医院，深入社区，贴近人民群众；

（24）国家应该好好开发中药资源，更重视中医药的推广应用，把关中药质量；

（25）在社区或乡镇居民中逐步配备中医师、中医营养师等，指导居民的日常保健，使之更容易接受中医药带来的好处。

2013年8月初稿

2016年9月修改

附件二 （1949～2012年）“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现代应用状况调研统计分析报告

国家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分课题报告

说明：本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课题总负责陈其广，前期调研人员为陈其广、李海玉、杜松、李菲、刘理想、杜创；数据库负责人韩朝华，李清华承担主要操作任务；课题助理组长李清华，成员熊雪、金艳、黄拓、李玉波。马晓彤等人士对课题组织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有益建议。报告由陈其广主笔，熊雪参与写作，陈其广修改定稿。

项目简介

设立本课题是为了全面了解和分析1949年以来我国在中医（中医药）学术和科技研究有关领域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方式）的应用情况。

在确保抽样可靠程度为95.45%、估计误差为均值的2%的前提下，通过对CNKI（中国知网）存录的1949～2012年共计64年内的中医（中医药）四类主要文献，即：期刊文献、硕博士学位论文、科研项目结项报告和年鉴文献，共计1175401篇，进行抽样调查。对被抽中样本按照第一作者所在工作单位的性质（科研、教育和临床机构三类）、文献所属领域（科技、战略、综述和其他四类）、文献内容来源（观察、实验和理论三类）和文献发表年份（包括成果完成、学位论文完成年份）等分门别类的方法，开展了单指标或多指标组合的各种统计和分析。

为避免复杂定义可能增加判断结论的多维度平衡、集中表述的难度，课题以被中医（中医药）业界内外较为普遍认可的中医（中医药）和西医（西医药）的思维模式主要体现在“整体论”和“还原论”之别作为判断依据。课题成员用动态分组法组合成三人一组、共计10个小组，按照“完全整体论”（1分）、“主要整体论”（2分）、“（整体论和还原论）兼有折中”（3分）、“主要还原论”（4分）和“完全还原论”（5分）的五种评价标准对被抽中样本的写作指导思维模式（方法）进行评价，结果采用对五类评价结论赋值加权（见前，分别为1～5分）的方法进行统计。

调研结果表明：以所有被评价样本为整体，虽然从1954～2012年共计59个年份的总计平均得分2.8688分看，属于评价为“整体论和还原论‘兼有折中’”的标准值3分附近，但非常轻微地偏向整体论一侧，似乎整体论还占一丝优势，但令人担忧的是：从各年份的评价平均得分看，以整体论为指导思维模式（方法）的比重存在明显持续下降的趋势。其中1976年以前所有年度平均得分都在2分以下，1977～1993年改变为以2分以上为主， 1994～2004年再变化成全部在2分以上，到2005年以后更是稳定地处在3分以上的位置，这才是最值得关注和警惕的。从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分类角度看，科研单位的文献用还原论做指导思想方法的比重比较大，其次是教育单位，临床单位则更偏向于用整体论的思想方法来完成文献；从文献所属领域来比较，仍然是科研领域文献用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方法比较多，战略规划类次之，而综述类文献更偏向于用整体论的思想方法；从文献内容依据的来源区分，以科学实验作为内容来源的文献严重偏向还原论的思维方法，以临床观察为手段的文献则处在更接近于“兼有折中”的状态，但是理论推演、理论概括一类文献则平均处在主要以整体论为指导思想方法的位置。

从调研结果看，在中医（中医药）业界要实现以我国原创的中医思维模式为主导模式来指导中医（中医药）学术和科技研究，尤其是在科技研究和教育领域，任重道远。

前言

本项研究借助对我国自1949～2012年的中医（中医药）学文献的抽样调查，考察并分析“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现代的应用情况。

现代应用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调研中的设定方法如下。

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中医（中医药）业界内外都有一些不同理解和表述。课题组在此前一项问卷调查中设问“您认为中医药及相关业界有可能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定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吗？”81%的被调查者回答“有可能”。至于“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具体表述，归纳被调查者的答案，“整体”一词出现频率最高。这和有关业界较为公认的中医和西医在认识论方面的差别主要是前者的“整体论”和后者的“还原论”的观点相当吻合。因此，如果可以用一个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来判断现代中医（中医药）文献所体现的作者的思维模式区别，那么，“整体论”和“还原论”的区分无疑最合适。

第一部分 样本总体、抽样过程及文献评价方法的说明

一 样本总体

在本课题所涵盖时期中，我国中医（中医药）学术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科研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科研成果和相关专业、行业的统计年鉴等四类。报纸和会议资料等虽然也刊载一些中医（中医药）有关文章，但考虑到多数此类文章的学术性、专业性不足以及与以上四类文献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重复性，所以没有将报纸和会议资料两类纳入调研范围。

全及总体的获得：通过CNKI下载中医（中医药）学相关文献的目录。下载内容包括学术期刊131种，1949～2012年间共刊载文献1067524篇；硕博士学位论文55180篇；专业（行业）统计年鉴刊载文章35305篇；以省市、部委局一级政府机构立项和自主立项但由政府组织验收的科研成果为主，包括纳入CNKI记载的自主立项科研成果共17392项。以上四类文献共计1175401篇。并对下载的文献目录按时间先后排序。

二 抽样过程

一是，2012年曾进行两次预抽样评价。第一次随机抽取9篇文献，采用“两极评价法”（即：只允许对样本体现的作者思维方法在“还原论”和“整体论”两种结论里判断选择一个），发现有个别样本难以在“两极”中做简单判断。故此，又进行第二次预抽样评价。随机抽取60篇文献，分别按“两极评价法”和“五级评价法”（即：允许对样本体现的作者思维方法在“完全还原论”、“主要还原论”、“还原论和整体论并用”、“主要整体论”和“完全整体论”五种结论中判断选择一个）两种口径对文献进行了评价，分别计算出样本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等相关指标，并据此对全面调研所需样本容量进行计算。根据测算，采用“五级评价法”。如果要求可靠程度为95.45%，估计误差分别为均值的1%、2%、3%，则所需抽取样本数量分别为11531个、2883个、1282个。

二是，鉴于预抽样评价的情况，考虑到采用不同评价方法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为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提高课题研究质量，课题组决定正式抽样中采取“五级评价法”，要求估计的误差范围为均值的2%以内，估计的可靠性为95.45%，预计需要抽取样本数为2883篇文献。为确保估计的精确度，初次抽样暂定样本数量3500篇左右。各类文献按照等比例抽样方式，抽取0.3%，首次确定各类文献的抽取样本数量如表1。

每类文献按时间顺序进行编号，然后采用Excel软件对各类各时期文献进行随机抽样，获得样本点共计3670篇。

三是，在下载被抽中样本过程中，发现有些样本在数据库中存在登载错误（名实不相符）、样本格式无法解读、内容过于简短无法准确判断等问题。而且在开始专家评价工作之后，发现在被抽中且已下载的样本文献中，还存在数据库样本原件中被调研的相关指标（如发表时间、作者单位等）记载不完整以及下载文件无法打开（可能与所用计算机软件配置有关）等情况，为确保有足够样本量进而能保证抽样的代表性和可靠性，对一些不合格样本量较大的类别主要是年鉴和成果两项又进行了补充抽样。最后实际用于进行评价的四类样本数量为：期刊论文3277篇，硕博士学位论文166篇，年鉴文献141篇，科研成果92项。合计3676篇，是前期所设定的“误差范围为均值的2%以内，估计的可靠性为95.45%，预计需要抽取样本数2883篇”的要求的127.5%。虽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课题工作的负担，但有效地保证了课题工作的质量。

三 评价方法

上述抽中样本文献经五位专家按动态分组、五级评价法评价后，即为原始数据。

本次抽样的调查项目六个：

• 文献完成年份；

• 第一作者单位性质（区分为教育、科研、临床三类）；

• 第一作者单位所在省份（有少数来源于军警系统、境外和国外）；

• 文献性质（区分为科技研究、综述、战略及其他四类）；

• 文献内容来源（区分为观察、实验和理论三类）；

• 由专家对文献的中医原创思维应用情况进行五级评价（对完全还原论、主要还原论、兼有折中、“主要整体论”、“完全整体论”分别给予相应的赋值5、4、3、2、1）

参加评价的五位专家均为多年从事中医药相关工作，其中四位更是专业从事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科研工作并具有副高或以上技术职称人员。五位专家分别以A、B、C、D、E代称，按照三人一组、动态编组的方法，构成ABC、ABD、ABE、ACD、ACE、ADE、BCD、BCE、BDE、CDE共10个组合。然后10个组合分别对排序序号尾数为1, 2, 3, 4, ……0的被抽中样本进行评价。每篇被抽中样本都至少有三位专家分别做出评价。

评价规则方面，为确保评价质量，允许评价专家因个人感觉做评价有困难而对个别被抽中样本采取放弃评价的办法；但对完全没有专家做出评价和仅有一个专家做出评价的被抽中样本作为无效样本处理。

第二部分 对期刊文献的评价和统计分析

中医（中医药）学术期刊131种，1949～2012年共有文献1067524篇，经随机抽样获得3277篇样本，剔除非学术文献和因内容实际上与中医药无关等各种原因造成的无法评价的文献，以及按照评价规则，剔除获得评价少于2个（不含2个）的文献后，获得对样本有效性无异议的有效样本3031篇，另有19篇只有一位专家对样本是否有必要纳入评价有不同意见，两者合计为3050篇。但两种规模的有效样本数都大于必要样本容量2883，都能保证抽样估计的精确度和可靠性。

一 评价专家全体无异议的被抽中样本的得分按照年份和时期阶段的分组统计分析

考虑到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应用可能与我国的社会大环境以及医疗管理法规、体制变迁相关联，我们尝试将1965年及以前作为第一个时期， 1966～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卫生部恢复中医局编制）作为第二个时期，1979～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一个世纪的结束）作为第三个时期，2000～2012年作为第四个时期，来考察一下各个时期之间有无变化。

由于采用的是各类文献各个时期文献等比例随机抽样方法，那么，从分时期的期刊文献被抽中样本数量来看，1979～1999年和2000～2012年两个阶段的期刊发表的中医（中医药）文献数量增长趋势都非常明显，这是中医（中医药）学术研究繁荣的表现。

尽管从1954～2012年将近60年的整个时期而言，总体平均得分为2.83，意味着是“兼有折中”更偏向整体论那么一点点，但是，从各年的平均得分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年份平均得分是逐渐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在1995年以后很明显。而预测趋势线的斜率也明确显示了各年平均分值的上升趋势。

从各年度平均分值变化情况看，1954～1976年的平均分值都在2.0以下，说明此时期期刊文献主要是用整体论的思维模式为指导完成的。其中1967～1972年期间没有被抽中的样本。而且从期刊全及样本总库查核，从1967年开始，当时的中医中药类期刊基本上停刊了，尽管其中有的复刊早一些，但也有的直到1980年才复刊。所以，可以说，1976年以前，期刊刊载的样本文献都是“完全应用”或“主要应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完成的。

从1977年至1980年，似乎是中医药期刊文献在应用思维模式上突然有比较明显变化、像是“插曲”的时期，年度平均得分突然跃升到了2.0分甚至3.0分以上，表明应用还原论的思维方法的比例有所增加，甚至出现个别年度如1978年整体平均得分达到了整体论和还原论“兼有折中”，甚至略微偏向还原论的程度。这个原因，估计一则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和那一个特定时期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批评和打击，影响了对中医传统思维模式应用的态度有关。二则，也许和其时国内开展的一些“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动员有一定关联影响。

而1981～1984年期间又稳定地回到了2.0及以下的区间，这4年和前后两个时期相比，差别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4年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应用又占据了多数呢？

再往后看，从1995年开始，年度平均得分开始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如果说2004年及以前年份期刊文献从总体上说还是更倾向于整体论一点的话，那么2005年开始，总体得分就明显地持续倾向于还原论更多一点了！还原论倾向上升的趋势在2008年达到考察时期的顶点后2009年开始有所转变，年度得分出现了轻微下降的趋势。

依照前述四个时期的区分和对比方法，我们来分析各个时期期刊文献被抽中样本（总计3050个有效样本群和总计3031个有效样本群两个数组）所得到的不同评价平均得分。

从各个时期的平均得分而言，两个有效样本数略有不同的样本群之间并没有重大区别；四个时期的得分以第一阶段最低，中间两个阶段基本持平，而最后一个阶段有明显上升。这说明，在1966年以前的阶段，期刊文献写作的指导思想模式总体上以整体论为主，“文化大革命”中有所变化，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模式的比重有所增加，导致平均得分增加到2分以上，在第三个阶段，这种状况得到了巩固并略微有所增强，进入第四个阶段后，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模式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导致期刊文献总体评价处在“兼有折中”但更偏向于还原论占多数的状态。

由图3可见：四个阶段的评价结论中，第一阶段“完全整体论”评价的数量最多，超过了半数，但从第二阶段开始比重不断下降，从55%一直降到第四阶段的21.6%。“完全还原论”评价的比重在第一阶段仅占到2%，却在2000年以后变成五种评价中占比最多，达到31%。

如果把“完全整体论”和“主要整体论”作为一组来考察，那么在四个阶段中分别占83.2%、68.2%、61.3%和42.6%，尽管在前三阶段都占明显多数，但总体下降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第四阶段和第一阶段相比，几乎下降1/3！再把“完全还原论”和“主要还原论”作为另一组来考察，对应时期内分别占9.4%、30.3%、30.3%和46.5%，变化趋势略有不同，第二阶段有一超过20个百分点的明显跃升，中间两阶段持平，但在第四阶段再次跃升了16个百分点，且超过了整体论组。

二 按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所属性质分组统计比较

根据第一作者单位性质来划分3050篇（含个别专家有异议样本19篇）被抽中样本，作者单位属于“临床”性质的有1861个，占期刊被抽中样本的61 %，排在第二的是“教育”性质单位，占24 %,“科研”单位的样本占13 %，另有57篇因发表期刊未载明，无法识别第一作者单位性质，占2%。

必须说明的是，对第一作者工作单位所属性质进行区分，即：区分成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临床机构，是为了考察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作为背景因素对作者在进行学术科研文献写作时所应用的思维方式可能存在的影响。要具体考据这种影响的产生根源，也许并不能找到存在直接的单位管理制度规定的证据，但不同机构的工作性质、主管单位对不同机构业务的方向性指导、不同机构的职业成就评价标准和技术职称晋升评定标准等此类因素作为制度环境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此外，应该还有来自作者自身知识背景、职业习惯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影响。

对能够明确识别第一作者单位性质、评价专家之间不存在是否需要评价分歧的3031篇被抽中样本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合乎评价规则的有2974篇。评价结果分组统计如下。

由表3可见，作者来自不同性质单位，对文献平均得分有一定影响。分别三个类别来看。

科研单位的平均得分波动比较大，而且多数情况下平均得分都显得较高一些。虽然从得分分布的年份数据看，在表列51个年份中除去9个没有被抽中样本、得分为0的年份外，得分为3分的有3年，高于3分的有16年，低于3分的23年，似乎偏向于运用整体论的年份数更多一些，但从各年的平均得分变化趋势看，在1994年以前时期明显是偏向于运用整体论占据了大多数，以1995年为转折，此后进入了明显是偏向于运用还原论的时期。如果说1994年以前时期中出现过4分以上的年份主要是由于那一年被抽中样本数量很少，可能有一定偏差性的话，那么在1995年以后时期，即便当年被抽中样本达到十几甚至二十几个，仍然出现了平均得分在4分以上的情况，因此，说在中医药科研领域，还原论的思维方法应用比例有上升趋势，是客观的；尤有说服力的是：表列51年里科研性质单位的全部被抽中样本平均得分为3.12分，是三个类别单位中平均得分最高的一类。

教育单位的平均得分波动较科研小一些，和科研、临床相比较，平均得分居中。从年份数据看，在表列51个年份中除去9个没有被抽中样本、得分为0的年份外，得分为3分的有3年，高于3分的有15年，低于3分的24年，偏向于运用整体论的年份数明显地更多一些。虽然在1988～1991年间出现过一个平均得分达到和高于3分的短暂时期，但教育的平均得分持续性地高于3分的情况明显晚于科研，是从2004年以后才开始的。高于4分的情况，除了1980年因只有一篇文献被抽中而发生偏差性之外，还没有在任何一年中出现过。然而，教育性质单位的全部被抽中样本的平均得分为3.02分，可以说是在还原论和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方面显示了“兼有折中”的状态。

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临床单位的文献，不但波动幅度较前两类明显的小，甚至可以说比较稳定，而且平均得分在此三类之中明显偏低。从年份数据看，在表列51个年份中除去4个没有被抽中样本、得分为0的年份外，没有一年得分为3分，高于3分的只有6年，低于3分的达到了41年！偏向于运用整体论的年份数占到了87.23%！和其他两个类别相比，临床类单位被抽中样本的得分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1990年以前基本上是在2分以下的年份为主，如果说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从1991～2006年就是第二个阶段，年平均得分在2～3分（不含3分）的区间，而自2007年开始进入了3分以上的时期。这三个阶段的存在，表明在我国中医药界，不但在科研和教育单位存在，就是在临床单位中也存在运用还原论来指导学术文献写作有一个愈演愈烈的趋势！让课题组稍感欣慰的是，幸好临床界自始至终，不管当年被抽中样本量多少，还没有一年出现年平均得分在4分以上，而且临床单位的全部被抽中样本的平均得分为2.73分，可以说至少临床单位的学术文献51年里总体来看还是比较明显地偏向于用整体论的思维模式来指导写作的。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此种划分方法，三种性质的单位的平均得分与样本数量呈反向关系，科研单位的期刊样本数量最少，但平均得分最高；临床单位样本量最大，但平均得分最低；教育单位的被抽中样本占期刊被抽中样本总体的比例居中，刚好处在“还原论和整体论兼有折中”的水平。

以下按照四个阶段来分析。

相对而言，四个阶段中，科研机构作者所完成的期刊文献平均得分都是高的，教育机构次之，平均得分最低的是临床机构。如以同一时期全部被抽中期刊样本的平均得分来比较，科研和教育两类机构的作者所完成的期刊文献的平均得分都高于平均得分，而临床机构作者所完成的都低。

从绝对数来看，科研机构的平均得分除了在“1965年以前”这个阶段处在整体论思维模式范围内以外，其他三阶段的平均得分都在3分左右，更多地偏向还原论的一侧；教育机构的平均得分在第一阶段也在整体论范围内，但其后三个阶段节节上升，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还在偏向整体论一侧，但第四阶段也跑到了还原论一侧。即便是临床机构，虽然平均得分始终低于全部被抽中期刊样本的平均得分，但也呈现逐渐增加趋势，只不过四个阶段都在偏向于整体论一侧。

综合起来，如果说第一阶段不论作者单位性质为何，完成的期刊文献都是以整体论作为主要指导思维方式的，那么在第二阶段，分化就很明显，临床机构是1.67分，而科研机构却达到3.4分，这也许可以说明在这个阶段中医（中医药）学术科研在指导思想方面缺乏共识，或者，从社会环境和管理制度方面不存在统一的导向或要求。在第三和第四两个阶段，四个得分主体的走向基本完全一致，而且都偏向还原论方向，只不过程度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联系社会环境和管理制度来分析是难以找到真正原因的。

再稍微细化一步，观察三类不同性质单位被抽中样本的评价得分的具体结构，我们发现：在教育单位中，“完全还原论”和“完全整体论”数量都较多，所占比例分别为34.22%和26.43%；科研单位中，同样也是“完全还原论”和“完全整体论”数量较多，但差距拉大，所占比例分别为36.85%和25.62%；但在临床单位中，“完全整体论”占27.32%，而“完全还原论”仅占21.17%,“完全整体论”的样本数量明显多于“完全还原论”的。详细情况如表5所示。

如果我们把“完全整体论”和“主要整体论”作为一个组来考察，那么三个类别里从高至低依次为：临床界占51.76%，教育界占45.58%，科研界占43.83%。临床和其他两个类别间的差距比较大；再把“完全还原论”和“主要还原论”作为另一组来考察，自高至低的排名为科研界占49.12%，教育界占45.9%，临床界占37.19%。两种考察方法结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是：科研单位的作者在写作学术科研文献时运用整体论思维方式的比例最低，而运用还原论的最高；临床单位的情况则相反，运用整体论的比例最高，是三个类别中唯一超过了半数的，而运用还原论的比例则最低；教育单位则居中。如果把“兼有折中”作为一个考察对象，那么可以看到临床性质的机构的所占比重是最高的，而科研机构是最低的。这意味着在临床机构中有一部分作者对于指导中医（中医药）学术科研工作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思维模式的认识不那么清楚，立场不那么坚定，因而“兼有折中”成了两全之策。而在科研机构的作者中，取向比较鲜明一些。

阶段性小结（一）

要从以上期刊文献得分数据导引出中医（中医药）教育、科研和临床三个界别中用以指导中医（中医药）学术科研文献写作的思维模式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包括以1954～2012年的59年作为整体，或分阶段、分年份的统计），并不是很困难，然而却很容易获罪于中医药界。毕竟数据无情地揭示了以下事实。

第一，在发表了的中医（中医药）期刊文献里，用还原论思维方式作为指导的越来越多。而作为被中医药业界多数人士和哲学、文化等相关业界所公认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简约表达的整体论，被用来作为学术科研指导思维模式的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这是我国中医药界的一个整体变化趋势，且还在继续之中！

第二，就三个类别单位之间的数据对比及隐含意义而言，作为直接关系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临床单位，尽管总体已经相当接近于用还原论和整体论“兼有折中”的思维方法的结论，但还是相对更偏向整体论那么一点点。也就是说，民众在临床单位遇到倾向于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来指导诊疗实践的业界人士的可能性还相对比较大一些；而在作为培养中医药接班人的主要阵地的教育界，从总体上看已经基本上“中西参半”，那些意欲在挂着“中医药”牌号的院校里学习中医（中医药）的年轻学子，恐怕遇到的多数是“不中不西”“中西结合”的课程和教师了；至于科研单位，本来应该是引领中医（中医药）行业未来发展的先行者，可是从总体上，已经明显地偏向于让现代医药（西医药）所惯常使用的还原论思维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用还原论的思维模式指导科研，不仅发生的时间早，而且偏向性也更明显。

第三，如果说中医（中医药）的明天要靠中医（中医药）科研去引导，要靠中医（中医药）年轻学子去支撑，那么，从以上两点看，会让我们作何感想？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三 按照文献领域性质分类组合的统计分析

将有效样本分别划分为科研论文类、文献综述类、战略规划类和其他类别共四个领域，组成情况见图4。

区分为四个领域文献逐年进行统计的结果见表6：

由表6可见，总体而言，科研的平均评价得分四类中最高，为3.07分，表明总体偏向于还原论更多一点；其次是战略类和其他类，分别为2.66分和2.37分；文献综述类得分最低，只有1.92分，属于整体论范围以内。当然，这是四个领域全体文献样板的平均得分。那么，各个领域被抽中样本的评价得分的具体构成见图5。

从图5可见，期刊的科研文献类样本评价中，“完全还原论”占30.34%，是五个评价分级中占比最大的，“主要还原论”占16.49%，两者合计占46.83%;“完全整体论”占20.68%,“主要整体论”占22.41%，两者合计占43.09%；还原论所占的比重比整体论高将近4个百分点。

而文献综述类样本所得到的评价结构和科研文献有重大区别：仅“完全整体论”就占53.59%,“主要整体论”占20.68%，即两类整体论的评价合计占了74.27%，基本占到了3/4的比重，而还原论的两类评价合计只占17.44%。

战略规划类样本评价中，“完全整体论”占21.60%,“主要整体论”占33.33%，合计占54.93%，另有“兼有折中”占了19.14%，还原论两类评价合计占25.92%，整体论多于还原论近一倍。

其他类别样本评价中，“完全整体论”占34.97%,“主要整体论”占26.78%，即整体论占了60%以上，而还原论占26.23%，也是属于整体论占优势的。

结合时间因素，各年之间的变化如何？我们把被抽中样本量较大的两类即科研和综述做一个逐年数据的对比（见图6）。

由两类领域文献各年平均得分可见，科研文献类平均分值始终高于文献综述类，且从趋势线判断两者间差距逐渐扩大，说明科研文献类以还原论作为指导思维方式的文献比重增加趋势要甚于文献综述类。

阶段性小结

从期刊文献内不同文献领域类别来区分和比较。

第一，总体而言，科研的平均评价得分为3.07分，表明整体“兼有折中”但偏向还原论更多一点；其次是战略类和其他类，分别为2.66分和2.37分；文献综述类只有1.92分，总体上明确属于整体论范围以内。

第二，科研文献类的期刊样本运用还原论思维模式的比重虽不足半数，但高于整体论思维模式比重，兼有折中的比重仅10%左右；文献综述类的期刊样本有很大不同，运用整体论思维模式的占到75%左右，是绝对多数，还原论比重17.44%，兼有折中的仅8.29%；战略规划类文献的样本虽然整体论合计54.93%，比还原论多出1倍，表明了基本倾向，但兼有折中的比例上升到近20%。

第三，以上数据表明，三个领域类别相比较，中医（中医药）科研文献写作中以还原论为指导思维模式的情况比较严重，相当数量的中医（中医药）科研文献都是以西方近现代医学（医药学）的基本思维模式还原论来写作的。相比之下，文献综述类的期刊文献在写作中以整体论思维模式为指导的是主流，说明文献综述作者的确比较重视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继承，更认可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战略规划类文献的作者群内有比较多的喜欢采用整体论和还原论思维模式“兼有折中”的思想方法，虽然此种情况的出现与战略规划类文献自身的特点有关，即：主要是阐发作者对未来的思想、见解，可以较少受到历史和现实实践的牵制，同时，读者评判的尺度也相对较灵活，但是，也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对采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来指导中医（中医药）工作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和造成不同后果的认识不够充分。

四 按照文献内容来源的统计分析

“文献内容来源”的分类含义是：“观察”表明文献内容主要来源于作者将自己置身于目标事物之外的环境中相对客观地来观察目标事物的结果，“实验”则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论和目标假设主动进行实验，尤其是在人为设定环境和条件的情况下所获取的文献所载内容，而“理论”则是文献内容来源于理论，包括前人和今人、他人和本人的理论。

文献内容来源不同的被抽中样本经整理和评价后，三个类别的构成比例是：观察类62%，理论类21%，实验类17%，其中有12篇文献评价专家认为不便分类，占比为0.4%。

从表7可见，三类不同文献内容来源中，总体而言，理论类得分最低，为1.94分，表明总体处在整体论范围内；观察类得分2.63分，较理论类的还原论比重有所增加，因此显得更接近于“兼有折中”；而实验类得分高达4.65分，超过了“主要还原论”的标准（4分），如四舍五入，已可视同于“完全还原论”（5分）了。因此，说在中医（中医药）文献的工作中，内容依据实验来获得的，基本上是以现代西方医学（医药学）的还原论思维方式作为指导的，并不为过。再从逐年分布的情况来观察。

从图7来看，三类不同内容来源的文献中观察类的在绝大多数年份占据多数，而实验类的文献样本虽然从1977年才开始在期刊文献样本中出现，但增长的势头比较猛，尤其是在1998年以后的15年中有8年超过理论类样本的数量。理论类的文献样本则从1954年开始就存在，直到1958年都是最主要的文献类别。因此，理论类是本次调研的期刊样本按照文献内容来源分类中最早出现的类别。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次调研进行评价的样本是按照对四类中医（中医药）文献载体和年度两个目标等比例抽样的方法获得的，并没有具体到对不同内容来源的文献样本数量等比例的考虑，因此，不能认为被抽中的不同内容来源的文献在各年的数量变化可以直接等同全及样本总体中不同内容来源的文献数量在各年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它只表明了可能存在的一种趋势。

显然，实验类文献平均得分最高，且基本在4～5分的区间起伏，不妨说完全处在还原论的区间；观察类文献平均得分居中，但有逐渐增加趋势，说明即便是用观察的手段而不是实验的手段来作为相关中医（中医药）文献的内容来源，从20世纪末开始，还原论的思维模式的应用也有持续增加的趋势；理论类文献平均分值最低，且即便在整个过程中有所增加，但最终还是稳定在2分左右，可以说，基本上还是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为指导的。

观察类期刊样本的评价总数中，“完全整体论”占全部观察类期刊样本评价总数的26.48%,“主要整体论”占27.37%，两者合计为53.85%，超过了半数；“完全还原论”的样本占16.29%,“主要还原论”的样本占18.29%，两者合计为34.58%，由此看来，观察类的样本评价总数中整体论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还原论。

理论类的期刊样本评价总数中，“完全整体论”的评价占全部理论类期刊样本评价总数的50.63%,“主要整体论”的评价占23.07%，两者合计整体论的评价数占了占全部理论类期刊样本评价总数的70%以上。

而实验类期刊样本的评价，仅“完全还原论”一项的评价竟然就占全部实验类期刊样本评价总数的80%以上，加上“主要还原论”的比例，合计超过了90%。而整体论方面两项评价合计还没有占到5%，可以说，在中医（中医药）期刊文献里采用实验方法作为内容来源的学术科研基本上是由还原论作为指导思维模式的。详细情况如图9所示。

五 按照四个大的时间阶段划分来考察在不同性质单位的作者所发表的期刊文献中，不同内容来源的文献构成情况

从表8可见：期刊文献中按作者单位性质区分，四个阶段里除1966～1978年间不明显之外，其他三个阶段都是临床类机构所占比重最大，科研类机构完成的文献数量大约是临床类机构的20%左右，教育机构稍多一点，是临床机构的35%～40%之间。可见，所在机构属于临床性质的作者是期刊文献的主力作者队伍。

期刊文献按内容来源区分，观察类的数量在四个阶段都占据第一位，占同一时期期刊文献总数的60%左右，实验类和理论类的数量差别不很明显，在各个时期都没有超过观察类文献数量的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讲，以观察手段作为文献内容主要来源占期刊文献的多数。

六 作者单位性质与文献领域类别的组合统计

以上都是按照时间顺序考察的，如果撇开时间因素，考察作者单位性质与论文领域属性类别之间的关联，可得出表9。

如果作者来自教育机构，文献平均得分自高至低依次是：科研＞战略＞综述＝其他；如果作者来自科研机构，文献平均得分自高至低依次是：科研＞战略＞其他＞综述；而如果作者来自临床机构，其论文平均得分自高至低依次是：战略＞科研＞其他＞综述。由于“其他”一类数量最少，且含义不具备鲜明特色，因此可以舍弃。可见，无论哪一类性质机构的作者所完成的期刊文献，文献综述性质的期刊文献平均得分都是最低的（3分以下），也就是说，主要是偏向于用整体论的思维模式来指导完成的。而在写作科研文献时，教育和科研性质机构的作者是更倾向于还原论思维模式的（平均得分3分以上），但临床性质机构的作者则相对地更偏向于整体论一侧，不过并不坚定，坚定的标准是平均得分2分及以下。在写作战略规划类文献时有一个现象比较值得注意，那就是，临床类机构的作者这时反而最倾向于用还原论的思维模式来指导了，虽然三类性质机构的平均得分都高于2.5分，但教育类机构的平均得分相对低一点。

在前文中笔者曾表示过忧虑：如果说中医（中医药）的科研是要为中医（中医药）的发展引路的话，那么当中医（中医药）的科研不能坚定地遵循中医（中医药）的基本原理来进行时，这样的中医（中医药）科研所指引的方向还是中医（中医药）健康、自主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吗？对战略类文献写作中所采用的思维模式的统计分析，也让笔者有类似的担忧。

七 根据作者单位性质来考察文献内容来源的得分情况（见表10）

表10的情况比较直观：无论单位性质为何，文献内容来源于实验的平均得分都是最高的，都在4.5分以上，其中以临床单位的略低，这意味着以实验为内容来源的期刊文献整体上是用还原论为指导思维模式的；来源于观察的居中，都在2.5分左右，以教育类机构的平均得分稍低，说明观察类文献的完成总体上是用偏向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为指导的；文献内容来于理论的，都在2分及以下，以科研性质的单位略低，说明这一类文献在写作时多数是用整体论为指导的。

以上是本次调研关于1949～2012年各类中医（中医药）期刊发表的中医（中医药）文献所做的写作指导思维模式的主要统计分析。下面是有关的其他一些统计分析。

八 以期刊文献被抽中样本的获评次数为角度的分析

3050个期刊文献样本，共获得9074次评价，其中获得三次评价的期刊文献有2882篇，占全部期刊的94.46%，获得两次评价的期刊有123篇，占全部期刊的4.06%，此外，还有少数样本获得了四次甚至五次评价。具体情况如表11所示。

1．以期刊的评价结论数量为角度的分析

在被抽中的合格期刊文献样本所获得的评价总人次中，给予“完全整体论”评价的有2472人次，占全部期刊文献评价的27%，加上“主要整体论”的23%后占全部期刊文献评价的50%，占到了评价总数的一半；其次是“完全还原论”，占全部期刊文献评价总人次的26%，加上“主要还原论”的14%后占全部期刊文献评价总人次的40%，较两类整体论评价的合计占比要低10个百分点；“兼有折中”占全部期刊评价总人次的10%。

2．按照文献第一作者单位所在地区的统计

以期刊文献第一作者单位所在的地域分布为角度的分析。

在被抽中样本的期刊文献的第一作者所在地区分布方面，前三位是江苏（苏）、河南（豫）和广东（粤）。其中江苏的数量最多，为223篇，河南的数量次之，为201篇，排在第三位的是广东，为198篇，后三位分别是西藏（藏）、香港（港）和海南（琼）。由于此次调研的期刊范围主要为国内发行的中医（中医药）有关期刊，尽管调研的期刊中包括了外文发行的若干期刊，但此次被抽中样本的作者仍然主要集中于内地，对国外和中国香港等的涉及比较少。详细情况如图10所示，地区样本百分比结构情况如图11所示。

在汇总各地区期刊样本评价的得分方面，笔者将各地区的样本平均得分情况汇总如下，从中可以看出，平均得分最高的是外国作者群体，为4.06分，排在第二位的是吉林，得分为3.31分，排在第三位的是浙江，得分为3.30分，最低的三位分别是香港、西藏和内蒙古，得分分别为2.14分、2.33分和2.39分，其余多数地区的平均得分基本在2.5～3分之间。具体得分情况如图12所示。

对于各地区期刊样本评价得分的结构，笔者进行了对比分析，如图12所示，有77%的地区在五种评价结论中以“完全整体论”占比最高，但也有18%的地区以“完全还原论”为占比最高。

从表12可以看出，浙、吉及外国的“还原论”两种评价结论小计的数量占评价总数的50%以上，属于得出的评价以“还原论”类别的评价为主；香港、内蒙古、四川、山西、河南、甘肃、陕西、福建、江苏、新疆、安徽、上海、海南、云南、天津、山东、青海、宁夏、河北、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北京等地区则以两种“整体论”类别结论的小计占50%以上或非常接近50%（49%），考虑到存在“兼有折中”类别的存在，所以认为这24个地区所得到的评价中以“整体论”类别的评价为主。

九 对期刊类文献总体的区间估计

按照统计学相关理论，由于样本是随机抽取的，相应的样本均值也是随机变量。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当抽取样本容量足够多时（＞30），样本均值虽然是随机变量，但它会在总体均值两侧呈正态分布，并且样本容量越大，样本均值在总体均值两侧分布得越密集。因此，可以根据正态分布相关理论，在一定的概率保证程度下，以样本均值来估计总体均值。

中医（中医药）学术期刊131种，1949～2012年间共有文献1067524篇，经随机抽样获得一致认可的有效样本3031篇，样本均值和标准差经计算分别为2.8345和1.4795，在95.45%的概率下对总体的平均得分进行区间估计。

根据表13的计算过程，可得出：以95.45%的概率估计：1949～2012年的全部期刊文献的平均得分区间为2.7797～2.8872之间，也就是说，非常接近“兼有折中”的评价标准但又略微偏向“整体论”一点点。

第三部分 对科研成果类文献的统计分析

一 科研成果类文献按年份分类汇总的情况

依照课题统一的抽样方法，从CNKI下载中医（中医药）学相关文献的目录，其中省市、部委局一级政府机构立项和自主立项但由政府组织验收的科研成果以及纳入CNKI记载的自主立项科研成果共计17392项，按照全及总体样本四类分别等比例抽样的方法，被抽中样本总数为92个，都在1999年以后的时期内。经专家评价，去除不合格样本后有效样本为85个，评价结果按照完成年份统计分析如表14所示。

从表14和图13来看，科研成果的评价得分的年平均数从1999～2003年呈现上升趋势，亦即从“兼有折中”附近持续上升到非常接近于“完全还原论”的位置，但从2003～2006年又下降回到“兼有折中”的位置，虽然2007年评价得分平均数突然跃升了1.5分左右，但也低于前期高点，且从那以后又出现了稳步下降的趋势，2010年和2011年两年甚至下降到2.8分左右，也就是在“兼有折中”略微偏向整体论的位置，只是2012年又开始上升，但仍低于前期的两个高点。笔者尝试用各类趋势线的方法来对科研成果的年平均得分在这14年期间的走势加以判断，但无论用哪一种，都显示其走向基本上是位于3.5分略微向上偏的一条直线。这说明了，在这14年期间，科研成果样本的平均评价得分是在“兼有折中”然而是偏向“主要还原论”的状态。从这14年85个被抽中样本的评价平均得分3.423分，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14年区分成前、后两个7年，那么采用算术平均方法得到的第一个7年的平均得分是3.676分，而第二个7年是3.566分，说明在第二个7年中科研成果的评价得分还是有非常轻微的向整体论方向的变化。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来分析各年的被抽中科研成果样本分别得到的五级评价得分结构，可见图14。

可以看出，不同年份的成果评价中，“完全还原论”和“主要还原论”两项合计占比最高的前三个年份依次是：2003年、2007年、2002年；“兼有折中”占比最多的是2000年，其次是2009年，最少的是1999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和2007年，占比为0，数量为0个；“完全整体论”和“主要整体论”两项合计占比最高的依次是：2000年、2011年、2006年。

如果把85个合格的科研成果样本所得到的286个专家评价按照五类评价的比例分别统计的话，得到的结果是：“完全还原论”的评价数量有82个，占全部成果样本评价数量的29%，其次是“主要还原论”的评价数量有72个，占比25%,“主要整体论”的有53个，占比18%;“兼有折中”的48个，占比17%；数量最少的是“完全整体论”，有31个，占比11%。把属于还原论的两类评价数加总，占比54%，属于整体论的两类评价数加总，则仅占比29%。

据此可见，科研成果整体所得到的五类评价中以还原论为主。

二 科研成果按照年份和作者单位分组组合评价的情况

在85个成果类样本中，作者单位属于教育界的成果样本有27个，占32%，最少的是科研界有15篇，占比18%，最多的是临床界，43篇，占比50%。

按照三类机构的性质不同分别逐年进行统计的结果如表15所示。

表3 -2数据按照三种成果完成单位来比较，从14年的合计平均得分看，以教育机构的科研成果评价得分最高，达到3.74分，也就是说，在“兼有折中”和“主要还原论”两种评价结果之间，更偏向“主要还原论”一侧；科研单位是3.31分，是在上述两种评价结论之间更偏向于“兼有折中”一侧；临床性质单位得分3.26分，较科研单位又更多一点地偏向“兼有折中”。

如果从每年的得分情况来分析，教育机构在有样本被抽中的11年中有3年，也就是27%的年份的年平均得分为5分，特别醒目的是在当年被抽中样本有9个的2006年居然平均得分也是5分，而11年中只有1年的得分低于3分；科研单位在有被抽中样本的7年中有一年的平均得分是5分，但这一年只有一个被抽中样本，所以不能简单以5分的得分而论，有3年的年平均得分低于3分；临床单位14年里13年都有被抽中样本，但没有一年的年平均得分是5分，低于3分的也有3年。

如果按照三类单位的被抽中样本所得到的五级分类评价分别占比的结构来看（图15）。

从图15可见，教育性质单位完成的科研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完全还原论”，有39个，占42.9%,“主要还原论”占16.5%，两者合计还原论占59.4%,“兼有折中”数量为19个，占比20.9%,“主要整体论”占11%，最少的是“完全整体论”，数量为8个，占比为8.8%，两者合计“整体论”思维模式占19.8%，可见，在完成单位为教育机构的被抽中样本中，还原论的思维模式所占比重是整体论思维模式的三倍。

科研性质单位完成的成果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主要还原论”，有14个，占27.5%,“完全还原论”占19.6%，两者合计还原论思维模式占47.1%,“主要整体论”和“完全整体论”合计占29.4%，明显低于还原论；“兼有折中”数量为12个，占比23.5%。由此可见，在科研单位的被抽中且合格样本中，虽然也是还原论的思维模式应用比例最大，但和教育机构相比，整体论的比重大一些，还原论的比重小一点。

临床性质单位完成的被抽中且合格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主要还原论”，数量为43个，占29.9%，其次是“完全还原论”，有33个，占比22.9%，两者合计还原论占到52.8%，最少的是兼有折中，数量为17个，占比为11.8%,“完全整体论”和“主要整体论”合计占比35.4%，明显低于还原论的占比，可见在临床机构完成的科研成果中主要还是应用了还原论的思维模式。

阶段性小结

从以上两方面情况看，科研成果中三类不同性质单位的年平均以及总平均得分情况和期刊文献里三类不同性质单位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期刊文献里，整体论倾向最明显的是临床界，其次是教育界，再次是科研界；而在科研成果里，整体论倾向最明显的虽然还是临床界，但其次是科研界，教育界排在了最后。或者，换一个方向说，教育界的还原论倾向是最明显的，其次是科研界，再次是临床界。

教育界的还原论倾向在科研中的表现，如果结合在期刊文献里教育界完成的文献中得到的“完全还原论”的评价占34.22%，而“完全整体论”的只占26.43%，前者远高于后者的这一结构来看，某种程度上也是不难理解的。

三 按照年份和项目立项级别分组

按照实际情况和有关文献登记，从CNKI下载的17392个科研成果样本中抽样的结果，省市一级立项（或结项）的有39个，占46%；国家部委局的有10个，占12%；另有36个属于自主立项的科研成果，占42%。我们可以把“省市级”理解为地方政府，“部委局”理解为中央部门。

对不同立项（结项）单位的科研成果所得到的年平均评价得分情况进行统计，得到表16。

从表16可见，14年合计平均得分来看，得分最高的是国家部委局立项的科研成果，3.82分，是比较接近于“主要还原论”的一个分值；其次是省市立项的，3.38分，相对接近于“兼有折中”一侧的；自主立项的科研成果得分三者中最低，3.27分，然而也已经跨越了“兼有折中”3分的标准，只不过偏离得不太远。

再具体一点，来分析一下三个类别的立项级别所得到的五级评价得分的具体构成比例（见图16）。

从图16可见，省市立项的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完全还原论”，有36个，占27.1%,“主要还原论”占比21.1%，两项合计还原论占比48.2%;“主要整体论”，有33个，占比24.8%,“完全整体论”，有8个，占比6.0%，两者合计占比30.8%，明显低于还原论的占比。

值得关注的是在部委局立项的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完全还原论”，有12个，占35.3%，其次是“主要还原论”，有11个，占比32.4%，两者合计还原论的占比竟然达到了67.7%，也就是占全部被抽中且合格样本的三分之二以上，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应用评价中只有“主要整体论”一类，占比20.6%，连一个“完全整体论”的评价都没有，“兼有折中”有4个，占比11.8%。因此说，在部委局机构立项的中医药科研成果中采用还原论的思维模式完成的占大多数，这样的情况非常值得关注。

自主立项的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也是“完全还原论”，有34个，占28.6%，其次是“主要还原论”，有33个，占比27.7%，两项合计还原论的占比达到57.3%，超过了半数；“完全整体论”占比19.3%，加上“主要整体论”，有13个，占比10.9%，两项合计整体论思维模式应用占比30.2%，和省市级立项的情况相近，但还原论的思维模式应用的比例较省市级立项要高。

三者相比，部委局立项的科研成果中应用还原论的思维模式的比例最高，竟然占到了67.7%，也就是多于2/3了，而应用整体论的思维模式的比例最低。省市立项和自主立项的科研成果虽然在还原论类别的合计占比方面，自主立项的达到57.3%，比省市立项的48.2%明显要高，但在整体论类别的合计占比方面表现基本相同，都在30%左右，相形之下，比部委局立项的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

四 按照年份和成果内容来源分组

不同内容来源的成果样本中，数量最多的是实验类的成果样本，有44个，占所有成果样本数量的52%，其次是观察类的成果样本，有33个，占比39%，数量最少的是理论类和未分类的成果样本，各有4个，各占比4.5%。

按照三类不同内容来源的科研成果逐年分别统计（85个样本中有4个未分类），见表17。

由表17可见，理论类科研成果得分最低，只有1.85分，总体处在“主要整体论”的边界以内；观察类2.56分，介于“主要整体论”和“兼有折中”两种评价之间；成果的内容主要依据实验的，得分最高，达到4.1分，已经超过“主要还原论”的边界。

以下从不同内容来源的科研成果所获得的五类评价的结构来做进一步分析。

不同内容来源的成果评价中，观察类的成果样本评价中占比最多的是“主要整体论”，占34.86%，其次是“主要还原论”，占比22.02%，最少的是“完全还原论”，占比3.67%。

实验类的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完全还原论”，占45.45%，其次是“主要还原论”，占比29.87%，最少的是“完全整体论”，占比2.60%。

理论类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主要整体论”，占41.18%，其次“完全整体论”和“完全还原论”，均占比29.41%，最少的是“主要还原论”和“兼有折中”，均占比0%。

未分类的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完全还原论”，占50%，其次是“主要还原论”，占比33.33%，最少的是“主要整体论”和“兼有折中”，均占比0%。

五 不同领域类别的科研成果的统计分析

不同领域类别的成果样本中，科研类成果数量有78个，占所有成果样本数量的92%，其次是综述总结类的成果样本，数量有4个，占比为5%，最后是未进行分类的成果样本，数量有3个，占比3%，战略和其他类的成果样本量均为0。

除了“未分类”的成果外，在不同的成果类别中，总体评价得分较高的是科研类成果，3.47分，已经高于“兼有折中”而向“主要还原论”的方向倾斜；而综述总结类的成果则得分较低，只有1.77分，在“主要整体论”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再把不同类别的科研成果的五类评价得分结构绘制成图（见图18）。

从图18可见，科研类的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完全还原论”，有78个，占29.2%，其次是“主要还原论”, 70个，占26.2%，最少的是“完全整体论”, 25个，占9.4%。

综述总结类的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主要整体论”, 7个，占53.8%，其次是“完全整体论”, 5个，占38.5%；最少的是“兼有折中”和“主要还原论”，均为0。

未分类的成果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完全还原论”, 3个，占50%，其次是“主要还原论”, 2个，占33.3%，最少的是“完全整体论”, 1个，占16.7%。

六 另一些不同角度的组合分析，以备读者根据需要使用

1．按照立项级别和内容来源分组组合的统计分析（表18）

2．按照立项级别和成果类别的组合统计分析（表19）

3．作者单位和成果类型的组合统计分析（表20）

4．成果类别和内容来源的组合统计分析（表21）

第四部分 对年鉴类文献的统计分析

检索CNKI的数据库，在全及总体样本中，各类专业统计年鉴刊载的中医（中医药）文献共有35305篇，按照抽样方案从中抽取了94个样本作为评价对象。

一 对不同出版机构的样本分析

在年鉴类94个合格样本数量中，根据完成单位划分，除了8个样本不属于出版社成果，其余86个样本均属于不同出版社的成果，如表22所示。从表22可见，86个年鉴样本属于27个不同的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样本量16个，数量最多，占所有年鉴样本数量的25.81%；数量少的出版社如：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华书局、吉林文史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云南科技出版社、黄海数字出版社、广陵书社和中国铁道出版社的年鉴样本数量均为1，占比为1.61%。

根据专家五类评价打分法，对所有年鉴样本打分，结论如下：海洋出版社的年鉴样本平均得分最高，为5分，其次为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中国文史出版社，均为4分，但这3个出版社都只有1个被抽中样本；年鉴样本平均得分最低的是中华书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黄海数字出版社，均为1.67，也都只有1个被抽中样本，其次是成都年鉴社，得分为1.72分，但有3个被抽中样本，详细情况如表22所示。

二 按照年份和分时期阶段的汇总统计（表23）

从以上的统计表可以看到，年鉴类文献样本各年的年平均得分波动相当剧烈，单纯从数据来看，进行简单描述都不那么容易，然而用曲线图补绘趋势线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34年的整个时期中，年度平均得分呈现的是逐渐增加的趋势。不过，和期刊、成果类样本相比，年鉴类样本的平均得分相对较低，34年中只有五年达到或超过了3分的界限，占14%，而在2分或2分以内的却有14年，占41%。当然，在对被抽中样本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了年鉴文献的一些特点，那就是多数年鉴文献的篇幅比较短小，学术色彩不是那么特别鲜明，95篇年鉴文献被抽中样本说明的更多只是有关专业年鉴内刊载的中医（中医药）文献情况。

如果我们把20世纪和21世纪的年份分别作为两个阶段来比较，则1999年及以前的有21年，被抽中的样本有35个，占37%, 2000年及以后的有13年，被抽中的样本有59个，占63%。从这一数据对比我们是否可以推论：进入21世纪以后，年鉴刊载的中医（中医药）文献数量有了比较明显的增加。

按照这两个阶段的区分方法，对不同时期内专业年鉴刊载的中医（中医药）文献的五类评价得分情况进行比较，1999年及以前的年鉴样本平均得分为2.28分，2000年及之后的年鉴样本平均得分为2.11分。从这两个阶段的平均得分看，首先是得分都在2分以上2.5分以下，说明两个时期的年鉴文献基本上是用偏重于整体论的思维模式指导写作的；其次，两个时期的平均得分有一个轻微的下降。以下对两个时期的得分结构做一个对比分析。

图19显示：1999年及以前的年鉴样本评价数中，“完全整体论”最多，有37个，占此时间段全部年鉴样本评价数量的30.1%，其次是“主要整体论”，占28.5%，两项合计占58.6%；而两类还原论合计占比22%，还不到两类整体论的一半；最少的是兼有折中，仅有24个，占比19.5%。2000年及之后的年鉴样本评价数中，最多的是“主要整体论”，有81个，占此时间段内所有年鉴样本评价数量的38.9%，其次是“完全整体论”，数量有66个，占31.7%，整体论的两类合计占比高达70.6%，占了绝对多数；“主要还原论”占比14.4%，和“完全还原论”的5个，占比2.4%合并占16.8%，只有两类整体论合计占比的四分之一！

三 按照年鉴文献的类别不同的统计分析

年鉴文献样本的分类，同样可以分成科研文献类、综述总结类、战略规划类和其他类。具体四类的构成：科研8个样本，占9%；综述29个，占31%；战略5个，占5%；其他类最多，52个，占55%。

把年鉴文献按照四个不同类别区分后，分别对四个类别的样本评价平均得分进行对比，可见：战略类的年鉴样本平均得分最高，为2.49分，其次是科研类年鉴，2.47分，再其次是综述总结类，2.25分，最少的是其他类年鉴样本，2.05分。从得分情况看，科研类和战略类的年鉴样本所采用的思维模式是基本相似的，都是处于“主要整体论”和“兼有折中”两种评价中间的位置（2.5分），而综述总结类和其他类的更偏向整体论一点。

如果把四类不同的年鉴文献按照所得到的五类评价的结构来做一个比较。

科研文献类的年鉴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主要还原论”和“完全整体论”，数量均为9个，各占32.14%，其次是“主要整体论”，数量为7个，占25%，最少的是“完全还原论”，占3.57%。

综述总结类的年鉴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主要整体论”，占所有综述类年鉴样本评价数量的29.7%，其次是“完全整体论”，数量为29个，占28.71%，最少的是“完全还原论”，数量为0。

战略类的年鉴样本评价，数量最多的是“主要整体论”，数量为9个，占52.94%，其次是“兼有折中”和“主要还原论”，数量均为3，各占17.65%，数量最少的是“完全还原论”，数量为0。

其他类的年鉴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主要整体论”，数量为70，占37.84%，其次是“完全整体论”, 63个，占34.05%，最少的是“完全还原论”，数量为4，占2.16%。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四类年鉴文献所得到的五类评价的结构的区别，再做如下归纳。

科研文献，两类整体论评价的合计占比是57.14%，两类还原论评价的合计占比是35.71%；综述总结，两类整体论评价的合计占比是59.41%，只得到“主要还原论”一类评价，占比是22.77%；战略规划，两类整体论评价的合计占比是64.70%，和综述总结类一样，也只得到主要还原论一个类别的评价，占比17.65%；其他，两类整体论评价的合计占比是71.89%，具有明显的多数，而两类还原论评价的占比合计是25.94%。

四 按照年鉴文献的内容来源分组

从整体来看，在三类年鉴文献内容来源当中，以观察类的为最多，具体结构是：观察类67个，占71%；实验类14个，占15%；理论类14个，占15%。

专家对年鉴样本评价的结果是：实验类的年鉴样本平均得分最高，为3.26分，其次是理论类的年鉴样本，平均得分为2.27分，得分最少的是观察类的年鉴样本得分，为1.93分。

再进一步分析三类不同内容来源的年鉴文献的五类评价得分结构的区别，见图20。

不同内容来源的年鉴样本评价情况如下。

观察类的年鉴样本评价数量中“主要整体论”得数最多，89个，占所有观察类年鉴样本评价数量的37.24%,“完全整体论”占36.82%，两者合计整体论占74.06%，具有绝对多数；“兼有折中”38个，占比为15.90%;“主要还原论”占8.37%，最少的是“完全还原论”, 4个，占1.67%，合计还原论占10.04%，相比之下，在观察类样本中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应用明显多于还原论。

实验类的年鉴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主要还原论”, 28个，占所有实验类的年鉴样本评价数量的59.57%,“完全还原论”的占2.13%，两者合计还原论占61.7%，占据多数；而“完全整体论”和“主要整体论”合计仅占25.54%;“兼有折中”，数量为6个，占比为12.77%，由此可见，在实验类样本中的情况和观察类的样本正好相反，还原论的思维模式占据了明显多数。

理论类的年鉴样本评价中，数量最多的是“主要整体论”，有21个，占46.67%,“完全整体论”占20%，两项合计占66.67%，具有多数地位；“主要还原论”有9个，占比20%，没有“完全还原论”，“兼有折中”的占13.33%。

五 年鉴样本总体的概要分析

所有年鉴样本的评价得数中，“主要整体论”占大多数，有116个，占所有年鉴样本评价数量的35%,“完全整体论”占31%，两者合计占66%,“主要还原论”，数量为57个，占比17%,“完全还原论”数量为5个，占2%，两者合计占19%;“兼有折中”的占15%。所以，虽然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占比多于还原论，但其中得到“完全整体论”的评价人次数只有103个，占全部评价人次数的不足1/3。

六 为读者提供的进行更多角度的统计组合数据分析

按照文献领域性质和内容来源组合的统计分析（表24）。

第五部分 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

在CNKI数据库中，硕博士学位论文共55180篇，被抽中的硕博士论文样本166个，经专家评价后确认合格样本163个。由于CNKI没有库存1978年以前的硕博士论文，1979～2000年也只有295篇，因此按照本课题的抽样方案，在2000年以前只抽到了1篇学位论文。

一 按照学位论文完成的年份、学习单位属性和学位论文内容来源综合统计分析（表25）

由于表25综合了三个方面的因素，对于做直观判断不太便利，为此，我们以下进行分项的统计分析。

在图21添加了预测趋势线，从而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从整个13年的时期看，学位论文的年平均评价得分呈现的是缓慢下行的趋势。然而，即便有下行的趋势，但年度平均得分除了2001年一年在3分以下，其余12年都在3分以上甚至4分以上的区间，13年的整体平均得分也达到了3.66分。

从各年的年度平均得分变化来看，2000年因只有一个样本被抽中，比较特殊。除了2001年的得分是2.5分以外，其他各年都在3分以上，平均得分均在3.3～4.3分的区间上下波动，但从总体而言，2005年开始有下降的趋势，逐渐滑落到4分以下为主的区域。这就意味着尽管整体上还是处在以“还原论”的思维模式为主的情况，但“还原论”的思维模式应用有轻微的减弱趋势。

二 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整体在不同年份的年度评价得分和得分结构变化

1．不同年份硕博论文整体所得到的不同评价的数量构成（表26）

2．不同年份硕博论文整体所得到的不同评价的百分比构成（表27）

从表26、表27可以看出：“完全还原论”中，2010年的数量最多，占了当年硕博论文评价数量中的51.1%, 2001年的数量最少，为0;“主要还原论”中，同样2010年的数量最多，占了16.7%, 2000年、2001年、2003年和2004年的“主要还原论”数量均为0;“兼有折中”的评价中， 2007年的数量最多，16个，占了33.3%, 2000年和2002年的数量均为0;“主要整体论”的评价中，2012年数量最多，占30.4%, 2001年“主要整体论”评价虽然只有3个，但占当年所有硕博论文评价数量的一半；“完全整体论”的评价中，占比最高的是2012年的15.2%，最少的是2000～2005年，数量均为0。

从五类评价在各年所得的百分比结构看，“完全还原论”的占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带动了两类还原论评价合计占比的下降趋势出现；“兼有折中”也是下降趋势，但不稳定；而由于“完全整体论”的占比始终不大，因此受“主要整体论”的影响，两类整体论的合计占比也表现波动较大的特点，至少未能显示清晰的下降趋势。

三 按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两类进行分类的统计分析

1．学位论文按硕士和博士分别的数量和占比（其中有4个样本无法断定，因为封页上只使用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字样）。硕士学位论文132篇，占81%；博士学位论文27篇，占17%；未分类4篇，占2%。

2．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两类的平均评价得分对比情况是，各年合计，硕士学位论文的评价平均得分为3.58分，在“兼有折中”和“主要还原论”之间，而博士学位论文为4.13分，明显更偏向还原论方向，超过了“主要还原论”的标准值。

3．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所得到的五类评价结果的构成对比（图22）。

从图22可见：博士学位论文所得到的评价中，“完全还原论”占59.3%，明显多于硕士学位论文的41.3%，高出18个百分点；两类还原论评价的合计占比，博士学位论文占69.1%，比硕士学位论文的53.5%高出近15.6个百分点。而“完全整体论”，博士学位论文的占比只有3.3%，连硕士学位论文7.5%的一半都不到，两类整体论评价的合计占比，博士学位论文为13.2%，硕士学位论文则为30.4%，是博士学位论文的两倍多！

从以上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医药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引导学生用还原论的思想认识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已经明显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越是高学位，还原论的倾向就越明显。虽然被抽中且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样本只有27篇，但这27篇，同样是按照“可靠程度为95.45%，估计误差为均值的2%”的标准从近百所高等教育机构的55423篇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随机抽取出来的。

四 按照硕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单位不同属性的统计分析

1．按照年份和作者单位类别的分组组合统计分析（表28）

从表28来看，科研单位的学位论文被抽中数量虽然最少，但得分最高，整体的平均得分居然达到4.7分，已经在介于“完全还原论”和“主要还原论”之间的位置了！临床单位的次之，3.84分，超过了“兼有折中”的位置，更接近于“主要还原论”了。再次是教育单位，3.61分，和临床单位的区别不大。

2．依照硕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单位的属性不同来区分的统计分析

从图23可见，在根据学位论文完成单位的属性进行评价结构统计时，有以下几种分类。

作者单位为教育单位的硕博论文评价总人次中，有189个“完全还原论”，占总评价得分42.6%，五类中占比最大；加上“主要还原论”的12.4%，两类还原论评价合计占比55%; 97个“主要整体论”，占比21.8%，最少的是“完全整体论”，仅有29个，占6.5%，两类整体论评价合计占比为28.3%，还原论的评价结论占比几乎是整体论的两倍。

科研单位的硕博士论文评价中，有11个“完全还原论”，占总评价数量的78.6%，加上“主要还原论”的7.1%，两类还原论评价的合计占比85.7%，占据绝对多数；“兼有折中”和“主要整体论”各占7.1%，而“完全整体论”的评价一个都没有。

临床性质单位的硕博士论文评价中，有13个“完全还原论”，占总评价数量52%,“主要还原论”占比4%，两项还原论评价合计占比56%，而两项整体论评价合计占比只有16%，还原论是整体论的三倍还多。倒是“兼有折中”的占比在三类机构属性中占比最高，居然达到28%。

五 按照学位论文内容来源分组组合的统计分析

1．按照年份和学位论文内容来源组合的统计分析（表29）

从表29看，学位论文内容来源于实验的，每年都有被抽中样本，平均年度得分只有2年低于4分，其余10年都在4分以上且有不明显的升高趋势，有一年为5分，整体平均得分为4.51分，介于“主要还原论”和“完全还原论”之间。

来源于观察的，有被抽中样本的9年，其中2年达到或超过3分，其余7年都在3分以下，甚至是2分或2分以下，整体平均得分2.6分，和内容来源于实验的整体平均得分4.51分之间差距为1.91分。

来源于理论的，被抽中年份只有6年，但除了一年是3分，其余3年为2分略多，还有2年只有1分多，整体平均得分只有1.91分，是三个类别的内容来源中得分最低的。

2．按照作者学习单位和文献内容来源分组（表30）

从表30可见，三类不同属性的单位的学位论文样本都以内容来源于实验的最多，且得分较高，以科研单位最高；来源于观察的数量其次，得分也较实验低，但科研单位仍是最高；理论的数量最少，且总体上平均得分最低（临床单位只有一个样本，得分高于观察的那个样本，但需考虑个别偏差）。

3．硕博士学位论文总体按照不同内容来源的学位论文五类评价得分的结构比较（图24）

在不同内容来源的硕博论文评价总人次中，观察类的硕博论文评价内以“主要整体论”最多，有65个，占所有观察类硕博士论文评价数量41.1%，其次是“兼有折中”，有48个，占比30.4%。

而实验类的硕博士论文评价以“完全还原论”最多，有202个，占71.9%，其次是“主要还原论”，有33个，占比11.7%，两者合计占据总数的83.6%,“兼有折中”的32个，占11.4%,“主要整体论”的14个，仅占5%，而“完全整体论”竟然一个都没有！从这些数据看，在实验类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中，绝大多数是以还原论的思维模式为指导的。

理论类的硕博论文评价中“主要整体论”最多，有22个，占47.8%，加上“完全整体论”的37%，两者合计为84.8%，情况和“实验类”的硕博士论文几乎倒换了一下，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未区分内容来源的三篇硕博论文评价有5个“完全还原论”和3个“完全整体论”。

如果把两类整体论的评价合计占比按照从高到低排列，则占比最高的是理论类84.8分，其次是观察类49.3分，最低的是实验类，合计占比仅有主要整体论一项5%！而两类还原论的评价合计占比正好相反，实验类得分高达83.6分，观察类20.2分，理论类仅有10.8分。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是在学位论文写作中的指导思想模式的情况从这些数据中应该是看得很清楚了！

六 硕博士学位论文按照论文领域类别进行的统计分析

1．按照四种文献领域类别，在硕博士学位论文被抽中样本内没有战略规划类和其他类的样本：科研类150篇，占92%；文献综述类9篇，占6%；难以分类的4篇，占2%。

2．科研类的学位论文的评价平均得分为3.81分，而文献综述类为1.4分。前者偏向于“主要还原论”的分值，后者偏向于“完全整体论”的分值位置。

3．硕博士学位论文按照文献领域的五类评价百分比结构（图25）。

图25清晰地显示：科技研究领域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完全还原论”的占比达到46.8%，加上“主要还原论”的，合计占比59.3%,“完全整体论”的占比为3.5%,“主要整体论”的占19.1%，合计占比22.6%，相形之下，两类还原论的占比约相当于两类整体论的三倍。

而在文献综述领域的学位论文，“完全整体论”和“主要整体论”各占50%，也就是说，整体论在文献综述一类的硕博士论文写作中的指导思想模式方面全胜。

七 全部硕博士学位论文五类评价的数量和占比结构（图26）

第六部分 对四类文献全部样本的汇总统计分析

本次抽样并经专家评价后共获取有效样本3392个，其中有个别评价专家对19个样本有异议，不包括这19个，有效样本为3373个。其中：期刊3050篇，其中评价专家有异议的19篇，无异议的3031篇，科研成果85项，统计年鉴94篇，硕博士论文163篇。

一 按照年份的汇总统计

图27清晰地表明了中医（中医药）学术科研文献在近60年的时期中的指导思维模式的变化。

二 按照四个时期阶段区分的评价得分变化

结合有关中医药的一些重大事件或环境变化，如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转发《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和卫生部恢复中医局建制， 1979年中国中医学会（现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如果以此来划分为四个大的时期，则汇总结果如表32所示。

三 四个时期里对于不同性质的第一作者单位的文献数量和评价得分的统计分析（表33）

从表33看，从样本数量看，在三类不同性质的第一作者单位分组对比中，在各个时期阶段中，都是临床单位占据多数，教育单位常常位居第二，科研单位的样本量较少。

从平均得分来看，四个阶段都是临床单位的得分最低，科研单位在四个阶段中有3个占据最高分。而从四个时期阶段的对比看，除了科研单位中间略有波动外，教育单位、临床单位和三类单位合计的平均评价得分都是逐个阶段上升的。到了2000年以后，四个平均评价得分都在3分或3分以上，说明以各个时期阶段为整体来考察，在中医（中医药）文献写作过程中，还原论的思维方法所占比重在增加。

四 四个时期里对不同领域的文献样本的数量和评价得分的统计分析

1．文献样本数量按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期阶段的组合统计（表34）

2．文献样本评价得分按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期阶段的组合统计（表35）

在按照文献领域来区分时，从样本数量上，科研领域的文献一直占多数，其次是综述领域的，战略规划领域的最少。

从平均得分情况看，可以说科研领域的文献得分持续处在高位，而综述领域的文献则始终处在低位。

五 不同内容来源的文献结合不同时期阶段的组合统计分析

1．不同内容来源的文献在各个不同时期阶段的样本数量结构（表36）

从表36看，把观察作为文献内容来源的在各个时期阶段都是多数，但从增长速度来比较，是把实验当作文献内容来源的类别增长得最快，尤其是在最后两个阶段中。

2．不同内容来源的文献在各个不同时期阶段的平均评价得分的变化（表37）

从表37看，三种被用来作为文献内容来源的主要类型里，理论推导、概括、分析这一个类别的得分在多数时期阶段中都是处在低位的（第二阶段除外），以得分而论，最高2.62分，低于2分的有两个阶段，分别是1.11分和1.73分，另有一个2.12分，所以说，基本处在整体论的一侧。

把客观的观察作为内容来源的类别处于中间位置，但基本上还是偏向整体论的一边。

只有实验类的文献，得分始终高于4分，甚至有两个阶段超过4.5分，亦即超过了主要还原论的位置，更接近于完全还原论了。

六 对中医（中医药）全部文献样本总体的推断

由计算可见，1954～2012年期间，我国的中医文献原创思维模式应用程度的平均得分区间为：2.82～2.92，可靠性为95.45%。

2015年8月报送稿

2017年6月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