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步叙事到悲剧叙事——讲述大屠杀的两种方法

陶东风

摘要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西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如何书写和讲述大屠杀的故事，已经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所关心的，是如何将大屠杀这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建构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基于其文化建构主义立场，亚历山大认为：这一个关乎大屠杀叙事的问题，必须通过一系列语言符号操作方式和叙述方式的转换，具体而言，就是从关于大屠杀的进步叙事转向关于大屠杀的悲剧叙事，才能完成上述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文化转化。经过这样的转化，大屠杀已经超越特定情境而变成普遍化了的创伤事件，至今仍然生动地“活在”当代人的记忆之中。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西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伤性事件。这个事件对文学艺术，对文化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不亚于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普遍流行的文化创伤理论，相当部分聚焦于大屠杀。与此同时，如何书写和讲述大屠杀，乃至于应不应该书写和讲述大屠杀的故事，也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阿多诺曾有惊人之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关于这句话的阐释至今在存在争议，但无人能够否认：大屠杀之后，文艺创作的正当性必须重新论证。大屠杀之后人们虽然依然在写诗，而且在写关于大屠杀的诗，但如何讲述大屠杀的故事，已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美学乃至伦理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在西方汗牛充栋，几成一门专门学问。本文所介绍的讲述大屠杀的进步与悲剧两种方法，主要依据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创伤建构理论，同时也参照了其他学者或作家的相关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