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地点理论解构城市空间的活化维度

一 地点理论活化的内涵

地点理论强调城市空间发展的地理依存性（geography dependency）、地点价值性、消费符号性、感知意象性等文化特征，因此，其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和共享价值。在地点理论的导引下，城市空间将在物质与具象、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断进行重构与再生，具体主要有区位活化观、设计活化观、遗产活化观、形态活化观、产业活化观。

二 地点理论活化的维度

（一）区位活化观——由传统物质区位观走向微观行为区位观

传统区位观大多以经济利益为判断城市区位价值的标准，强调交通站点、港口、机场等关键节点对城市经济产业布局的影响。地点理论的诞生扭转了这种宏观成本区位观，而转向关注区位的经济、社会、生态与文化利益的最大化，尤其关注人。从地点理论的解构可以看出，现代城市社会空间的差异本质在于不同阶层获取城市区位资源的差异。因此，地点的区位关系从传统的“地点—地点”向“地点—人—地点”过渡。以人对区位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为判断区位价值的标准，传统的区位距离被人的心理接受距离所代替。因此，区位不仅是有距离的，而且还是有思想的。从区位观的空间演变历程也可以看出，区位观正在发生转变。20世纪30～50年代为抽象经济区位阶段，如传统的古典经济区位论就是倡导此种模式；20世纪50～60年代为区位模型定量化阶段，主要是通过抽象经济学模型来计算分析区位的选择价值；20世纪60～70年代为转型阶段，人的行为价值成为区位要素辨识的关键，这一阶段成为微区位理论的诞生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进入以城市消费文化为代表的空间区位认知结构主义时期，符号消费和行为文化综合的微区位布局研究成为城市空间规划所要考虑的焦点，尤其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建筑空间设计及群体组合、城市资源配置、设施可达性等（见图5-7）。

（二）设计活化观——由传统美化设计观走向现代城市形象观

地点理论中的地点感对城市设计研究具有独特的魅力，是塑造城市形象的关键因素。城市设计的本质在于对城市文化和形象的挖掘，地点理论指标可以作为探究人本主义城市空间形态设计的基本原理，城市具有地点感是设计师城市设计的目标。正如城市学家拉尔夫所倡导的，创造地点感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解决城市空间社会问题的基本设计理念和规划方法，也成为识别设计成果优劣的判别标准（见图5-8）。

基于地点理论的设计思维认为，城市中的各类建筑、广场、绿地、公园、街区等形态要素是一种附有情感和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也是城市精神形象传播的媒介，因此，其设计要考虑到形态风格的独特性和文化性，可以将地点文化、历史、社会元素融入形体设计，从而彰显城市完整的时空发展脉络和无形的灵魂价值。正如凯文·林奇所认为的一样，那些人们普遍认为“最为糟糕的区域”往往是现代城市设计所造就的一片缺乏地点感的区域。

（三）遗产活化观——由传统文物保护观走向地点脉络再现观

遗产是时空整合的产物，通过遗产可以窥视过去、现在、未来的景观意象。在地点观的解构下，遗产或遗址的现代文化价值可以被充分挖掘出来，能够让游客产生一种“迷恋”般的地点情感，能够唤起游客或规划师对遗产和遗址景观资源的保护意识，从而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在人与环境的互动当中体现出来，并用来延续地点的脉络和记忆的痕迹。这种行为可以称为一种“地点脉络结构的再现行为”。规划师、建筑师也可通过这种手段来让人们“恢复记忆、发现地点”，培植对历史的兴趣，尤其是在规划设计中，可以采用记忆规划的模式，让历史遗产与产业发展、土地利用、景观设计、街区保护之间融合发展，使城市成为一个记忆的地点、象征的地点、经济的地点和文化的地点，从而强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和意识（见图5-9）。

（四）形态活化观——由功能主义形态观走向实存价值融合观

现代城市规划学科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功能主义为主要目标，但是功能主义的盛行并没有解决城市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反而导致这些问题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加剧。因此，功能主义的形态并不是完美的，必须寻求更好的形态理论。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一书中认为，好的城市形态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镶嵌着各种不同的意图和价值，而不是做几个简单的几何空间容器（凯文·林奇著，林庆怡等译，2002）。在凯文·林奇看来，好的城市形态设计就是一种类似“地点化”的评价体系，关注地点活力、地点感受、地点适宜性、地点可达性、地点管理、地点效率与地点公平。因此，规划师需要更充分地了解地点的文化意涵，将形态设计与人的价值、意义、功能和网络联系在一起，让城市中原有的节点、走廊、围合空间、道路、网格、外围、边界、中心等物质形态要素成为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点，让城市成为一种拥有共同文化精神的共同体（见图5-10）。

（五）产业活化观——由传统产业缔造观走向文化产业更新观

全球化与在地化是当前城市发展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重要议题，如何应对“千城一面”的问题，如何保留中国传统城市的文化特色，是当前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的焦点。采取地点理论的解构模式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崭新思维。文化特色的培育不能只靠城市文化形象的宣传，更应该考虑到文化如何融入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活化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城市的后工业化转型思路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业带动模式，尤其强调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消费产业形态的打造，如《大伦敦发展战略规划（2008～2030）》非常注重地点创意文化产业的复活，通过地方文化的活化，刺激伦敦城市发展的二次更新。我国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城市与乡村一体化发展的阶段，因此，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可以通过文化产业活化来促进。城市可以通过中心城区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休闲产业、创意产业，乡村可以通过地域文化大力发展地方文化产业，如乡村旅游业、现代休闲农业，从而实现地方经济的复苏（见图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