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地点理论的代表性流派及主要思想

一 地点行为流派

地点行为流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借助行为方法和人本主义方法，以地点行为规律的存在为前提，通过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微观尺度来塑造地点，通过地点行为认识城市社会结构，注重对地点行为活动规律的研究，认为“地点的优劣”“地点质量的高低”“地点环境的特质”等会对人（社会）的性格产生影响，并塑造人格行为与社会阶层行为（Walmsley and Lews, 1985）。地点行为流派在探究地点规律时，注重了解地点背后的人们是如何学习、行动和认知空间的，了解他们如何获得、处理与传送地点物质信息。地点行为流派认为要了解人们如何赋予地点意义，研究人们在他们所感知的世界中的活动和决策制定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地点是如何影响行为的，包括解释主观且有意义的社会行动脉络过程。

（一）经验地点理论

地点行为流派以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对地点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日常生活行为与各类地点（如消费地点、娱乐地点、游憩地点、办公地点等）之间的互动机制上，该研究注重环境控制（environmental conditioning）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影响两个方面。地点行为流派非常关注地点的空间环境形态特征是如何对个人及群体的社会文化行为产生作用和影响的，认为某一类地点（诸如公园、绿化带、街巷等空间）中的犯罪行为、休闲娱乐行为、越轨行为、旅游消费行为等是由地点形态设计所决定的。

（二）人本地点理论

地点行为流派注重采用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从微观层面研究地点与个人（社会）自我认同的关系，识别地点的主观价值和意义，即研究地点如何塑造人格和心理，人们如何感受和认知地点，并据此认知外部世界，形成经验而对世界做出反应（Rediscovering Geography Committee, 1997）。地点行为流派关注个人经验中的地点感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空间中被获得的。其优点在于拒绝理性人的行为假设，在研究中重视人的感知、经验、价值取向和决策能力，反对把人抽象成均质的机器或动物。主要研究整体宏观（统计）行为方式和个体微观（认知）行为方式。前者是将重点集中在人们整体（社会现象）行为方式上，关心整体与城市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表面综合特征。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知角度，总结（大脑）内部行为（mind behavior）和外部（特殊社会现象结果）行为（resultant behavior）与对应城市社会地点（区位）构成要素的关系。

（三）地点互动理论

探讨各类地点与人类社会生活行为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日常生活地点是如何对个体和群体行为产生影响的。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不同，地理学家对地点意象与地点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社会学家倾向于理解生活行为在这些地点中的文化特征和规律，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研究地点的四个层次：地理层次（世界）；作用层次（世界对人类施加影响的部分，无论人能否意识到）；感应层次（人以直接、间接经验认识到的部分）；行为层次（可感应的环境部分，感应是其中某些环境性质的重要决定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地点行为理论的研究更加关注“社会—空间”的系统构成。20世纪90年代关于地点行为理论的研究开始重视对人类行为和内部地点的关联机制的分析，以及对日常生活空间中所形成的人的差异化行为的支配作用及情感关联分析（Valentine, 2001）。现阶段的地点行为互动理论更加深入探讨地点与人的行为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地点的主观意义向度，研究地点的空间形态特质如何塑造人格和心理，人们如何感受地点的空间特质并据以认知外部世界，组织对自己有意义的经验，并对空间环境做出反应。

具体来说，地点行为理论可以用来探讨城市休闲空间、城市遗址文化空间、城市文化产业开发、城市景观环境设计与人们日常生活行为活动规律之间的关系（Golledge and Stimson, 1987）。城市不仅是人们组织其生活的空间，而且还是一个富有意义和价值属性的空间。人们将某种意义和特定的感情与各类地点相联系，并通过地点环境的营造手段来辨认熟悉的邻里、工作地点、休闲娱乐地点以及购物消费地点。因此，地点可以塑造人的社会日常生活行为，其行为也根据他们对空间的观点而被组织，进而建构出社会亚文化的地点。人们对地点的认知、感受和经验决定了人们对地点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Pacione, 2005）。

（四）地点意象理论

20世纪70年代的地点理论研究十分重视地点意象（images）。意象理论包含内在表述、意象地图及意象感知框架等。人们在不同的生活地点中接受和感知不同的信息，并进行过滤，形成某种相似的意向，并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种事物进行直接相关，进而反映出人的多种意象地图（Westwood and Williams, 1996）。意象理论包含两个重要的影响要素：一是客观要素，指人们在地点空间环境形态中所需要的内在空间和外在空间；二是主观要素，指个体对地点的感受不同。

地点意象运用和发展了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凯文·林奇在其著作《城市意象》中，提出了可意象性的概念和建立城市可意象性需要的三个条件：识别（identity），指物体的外形特征和特点；结构（structure），指物体所处的空间关系和视觉条件；意义（meaning），指所具有的功能和代表性价值。凯文·林奇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对地点特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意象的构成要素包含路径、区域、边缘、节点和地标等。通过凯文·林奇的意象理论可以进一步分析认为，地点意象理论将地点感和空间环境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强调的是空间环境对人的感知和教化作用，阐释的是意象感知规律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导向作用。另外，人对地点的意象评价与人们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决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居住区位的特质、邻里关系的稳定性、社会身份的标签、时间及性别差异等因素都会影响人对不同地点环境的喜爱或偏好。

根据凯文·林奇的意象生产原理，地点感就是一种视觉化的空间意象。将地点感的概念与近年来文化研究当中对于再现（representation）与论述（discourse）的探讨关联起来就会发现：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作为一种再现的研究或者亨利·列斐菲尔关于“空间之再现”与“再现之空间”的阐释等都可以较好地阐释地点感的视觉文化意象规律。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前许多地方都开始试图营造景区独特的地点意象来吸引游客，获得更多的旅游经济收入。地点感可以转化成商品属性和价值。另外，在近年来日益流行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趋势下，地点所在的文化价值和保护内涵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意象结构，一些遗址公园不仅是保护的象征，更是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地方文化产业。

二 地点结构流派

地点结构流派建立在西方城市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上，在研究上从城市空间的物质属性跨越到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从宏观的城市社会区域结构过渡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微观地点形态与结构。地点结构流派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空间形态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研究基础是社会关系的构成范畴和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该流派认为地点行为流派的根本缺陷在于把各类地点结构的解析建立在个体行为之上，而不是地点的社会结构体系中，而地点的社会结构是引发个体行为以及环境变化的根源。

（一）地点结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经验主义思潮的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社会文化转型趋势日益显著。对城市空间结构及形态的研究日益体现在对“日常生活行为地点”的认知解构上，其认识地点的本体理论观念在于：我们所体验的事物就是存在的事物，其方法论要求提出体验过的事实，认同地点的形成是物质经验的转译和反映，并观察和提炼出地点的物质结构，大多以地图、图表和数学公式的形式来描述地点的物质结构。

传统芝加哥城市社会流派、城市经济流派、建筑与城市规划流派等在研究城市空间结构时，强调城市中各类地点的物质结构属性，诸如所在地点的范围、边界、地点上的建筑规模和形状等。空间的社会文化转向发生以来，关于地点的研究探讨集中在地点结构背后的社会文化特性上，认为地点结构形态的客观现状是人（社会）的意识通过空间进行转译。地点的内涵彰显了城市社会物质发展的条件。地点物质空间结构的变化则会影响甚至加速城市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由地点所建构的物质结构关系则是导致新型社区结构、家庭结构、城市阶层结构等变化的主要原因（Jacob, 2006）。地点结构理论强调地点的不同尺度关系，社会生活有不同的层次，从某个街区到城镇、省市、国家乃至全球层面，上下左右交互穿插。地点结构流派的优点在于对各类纷繁复杂的社会组织关系及对应地点尺度的把握，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强调地点数据和实测手段，却将真正的目的抛在了脑后，过于依赖数量化资料使其研究受到很多限制。

地点结构理论的实质是地点形态和地点中的各类人（人群）相互作用的网络在理性的组织原理下的表达方式。地点结构理论是地点结构流派的重要理论，以研究城市的物质空间结构形态为起点，描述了穿越时空的日常社会活动的结构化方式（Bryant and Jary, 2001）。研究包括统治着城市日常生活的长期及深层的社会实践规律（Dear and Wolch, 1989），如城市地点环境景观形态结构的形式（urban patterning），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的空间组织形式，地点性景观的描述和类型学地点的分类系统等。地点结构理论研究成果较多，德国学者科尔所采用的聚落比较法、拉采尔的城市聚落定义、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以及美国学者索尔的景观形态学（morphology of landscape）等都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地点功能理论

古典区位论开地点结构分析之先河，并已成为现代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是地点理论研究的重点，城市可以被看成各种地点的综合，是多种社会与经济活动集聚而成的地理空间实体，各种活动在城市地域的内部具有不同的组合格局，地点的形成是人类生活与功能组织和情感需求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映射（Alex Anas, Richard Arnott, Kenneth, 1997）。城市的四大功能是居住、工作、游憩、交通，从地点观来看，与之相对应的地点则是居住地点、工作地点、游憩地点和交通地点。城市地点功能的形成是为了满足人类活动需求，因此城市空间的变化与扩展是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与各类城市地点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构成了日常城市生活空间结构模式（王兴中，2004）。从地点观来看，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核心就是探讨日常生活行为地点的组合规律和分布规律。地点的形成是人类生活与功能组织和情感需求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映射，城市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根植于每一个地点结构的功能属性中，地点不是被动发挥作用，而是维系和发展社会关系的基础，不同地点之间的关联性形成重要和复杂的城市空间影响模式（McDaniel, Jason, 2005）。

城市日常生活地点的时空结构解释了社会行为和关系（包括阶级关系）是如何被不同类型和等级的地点所建构的，以及如何被具化的。城市空间中不同地点的形态差异性机制是早期城市规划功能主义流派所关注的重点，即在传统的城市规划领域中，城市中各种地点的物质环境属性（urban physical space）是解构流派所关注的核心。例如，琼斯和木恩（Jones and Moon, 1993）在对Balfast城市风貌的研究中，根据建筑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建造年代、使用功能和建筑形式）来辨识城市风貌特色的地点分布模式。

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反映了当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理论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表明依托城市空间结构理论进行社会文化和生活的研究越来越重要（王兴中，2004）。空间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在于依托各类地点进行空间功能组合，人（社群）通过日常生活行为的地点建立与城市、与环境的相互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空间发展中的社会、行为、经济、健康等理应被纳入各类“地点”的研究视角中，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各类空间和环境的本质，从日常生活行为的地点观视角进行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趋向（Werlen, 2005）。

地点功能理论强调从社会结构调整人的地点行为入手，注重城市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Lowe, 1993）。认为城市中的地点结构具有多层次性，包括功能属性、行为活动属性、文化价值属性和物质形态环境属性等地点特质。地点功能流派认为，地点的属性特征及规律对于认识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构存在形式以地点为基本单元，不同地点属性的功能组合形成现实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征。

三 地点文化流派

地点文化流派从文化特质视角入手，阐释文化如何影响地点的空间结构以及地点中人的行为活动模式。在传统的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分析领域，地点文化的研究拓展了传统城市空间研究的领域，并且衍生出对地点行为文化的关注（Pile and Thrift, 1995）。因此，在城乡区域发展空间中，区域空间的组织结构规律可以从地点的差异格局中去探寻。而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人文经济地理学、城乡规划学、景观学等空间相关学科的社会文化转向趋势可以揭示未来人类行为的地点分布规律和差异关联，从而有助于探寻和找出世界与区域的人文地点的结构组合机制和变化规律，地点理论成为探寻区域空间规律的“手段”式科学（Paul Claval, 2002）。地点文化流派探究问题的核心在于对地点进行行为文化的阐释，目的是通过对人类行为文化的了解，揭示其与地点建构之间的关系规律。

（一）地点与文化互动理论

地点与文化互动理论指地点内部预期的行为文化模式，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即地点强化了文化的属性，或者地点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同时，文化通过各种力量不断地塑造着地点，即文化反映着地点。地点与文化的互动对构建身份、塑造地点的社会特性起到重要作用，这种互动性持续存在，也赋予了地点主观性特征（Nourhan, 2016）。地点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性研究是空间社会科学关注的普遍规律，尤其存在于各种消费空间、购物空间、旅游（游憩）空间、建筑空间、景观及其他各种日常生活地点中。因此，在探究空间发展机制的时候，通过对地点与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梳理，有助于发掘各种类型和尺度的文化景观特征和表现形式（Çi dem Canbay Türkyılmaz, 2016）。由于地点是多层面的，文化是多元的，这意味着构成世界与区域的人类社会文化空间也是多维度的。

（二）文化生态地点理论

地点与地点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其本质是文化生态规律的在地化表达。文化生态学学者强调不同的亚文化因素对各类地点具有一种适应性的作用机制。城市生态结构的基本规律彰显的是各种文化要素的构成。诸如城市结构中的“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等所反映的就是地点区位的亚文化规律，其所强调的就是城市生活空间结构内部的不同地点文化的稳固性。每一个地点或场所在演化的过程中都表现出极强的排他性和稳定性，城市空间结构的布局形态则体现出地点文化的道德传承。因此，地点与它所处的城市社会文化价值结合在一起，成为当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影响城市土地布局的形态。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城市景观，其象征性的价值通过凝聚（retentive）、恢复（recuperative）和抵制（resistive）影响地点的分布（Firey, 1945）。文化生态理论认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体系的构成是社会某种阶层文化价值导向的产物，文化生态理论将社区看作城市中最具有说服力的构成体系，社区就是一个典型而又广泛存在于城市空间单元中的地点。社区功能是不同社会价值体系的空间对应，每种功能都有特定的空间位置（Miriam Gleizer, 2015）。文化生态观认为，城市内部不同类型的地点所承载的行为文化特征能够反映某一城市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诉求。一方面，文化差异性会对地点上的景观塑造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地点本身的特质也在建构或影响着一个区域的文化差异性。

文化生态流派主要研究地点构成中文化因素的作用，阐释各种文化因素（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如何混合在一起，并通过各种地点中的物质文化载体（如景观、建筑物、雕塑小品、公园绿地、广场、街区等）来表达。埃尔沃特（Aravot, 2002）认为，地点能够构建和形成社会身份特征，并形成新的文化地点关系，如竞争关系、共存关系、统治关系、依附关系等。由于文化和社会阶层具有多样性，对所对应的地点类型、范围和属性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化，地点因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而呈现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内涵（见图3-5）。

四 地点社会流派

（一）社会阶层化视角下的地点观

社会学视角下的地点观研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受到社会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开始关注人本主义视角下的社会问题（Arefi, 1999）。社会流派受现象学和人本主义哲学方法的影响，关注地点与人全部关联领域内的生活结构特征，尤其是社会阶层化对地点结构特征的影响机制，诸如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产生的地点感是否具有差异性。哈维（1973）在Social Justic and The City一书中提出“社会—空间统一体”（social-spatial dialectic）的概念，认为人（个体与群体）与周围环境之间双向互动的连续过程就是社会与空间的统一体，反映在社会地点观上就是地点与其所属的社会集合构建了地点社会流派所关注的核心内容。社会流派关注地点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特征以及阶层差异特征，对地点的物质空间属性较为忽视，将地点的敏感性与社会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探讨多变的地点物质景观及区位差异与复杂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现代社会地理学是使社会条件更加合理的一种科学尝试”（Harvey, 2000）。亨利·列斐菲尔认为社会活动发生在地点，并通过创造对象而创造出一个新地点，如到一个城市旅游时，就会产生对该地点的特殊态度（Lefebvre, 1991）。地点社会流派的优点在于由过去的物质属性地点研究转向人文社会熟悉地点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并不能与地点建立完整的对应关系。

近年来社会地点观研究日益深化，尤其是中产阶级受到关注，探讨中产阶层化视角下的地点观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研究将经济、文化、社会阶层分析综合在一起，探讨城市中产阶级在社会及物质构建中如何利用时间和地点的问题（Zukin, 1987）。雷（Ley）则认为在中产阶层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各种地点之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经济结构伴随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性而呈现新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尤其是在社会文化转向背景下，中产阶层作为中间力量，其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较多反映在其对应空间地点上。各类消费地点因阶层化的差异呈现不同的物质属性特征，社会阶层化和地点差异化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动，进而对城市价值观、消费观念和生活、生产方式都产生相应的影响（Atkinson, 200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谢夫凯（Shevky）、威廉姆斯（Williams）和贝尔（Bell）等开拓了城市社会地点观的研究领域。他们认为，作为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些重要演化趋势的地点表现，城市内部地点结构可以用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s）、家庭类型（family status）和种族背景（ethnic status）三种要素进行概括。

（二）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地点观

新城市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一种重要社会发展思潮，其核心人物是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主要关注城市问题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新城市主义强调城市发展要有明确的边界，在边界范围内进行再开发。城市规划要提供多种可能的交通方式、价格合理的住房来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主张社区与邻里紧凑发展，居民的各种活动设施要限定在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之内，公交站点也应在步行距离之内。新城市主义强调在地点设计上要力图创造地点感，要求规划师将各类建筑及景观的设计与地点环境（包括历史、气候、地形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增强地点的安全性、舒适性和吸引力，使地点营建能够增强邻里氛围（李东，2003）。

新城市主义流派深受空间社会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在对城市问题的分析上，着重从城市物质景观的社会文化内涵入手，对城市建设的社会价值、目标与文化期望等方面进行系统阐释。新城市主义理论强调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探究城市日常生活空间质量，并对各类地点（场所）进行质量评价，尤其是在社会阶层化的背景下，不同阶层所关注的消费地点、娱乐地点、社区等成为研究重点。新城市主义通过对地点的物质形态空间的重新建构与规划设计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强人们的“空间获得感”，减弱“空间相对剥夺感”，从而实现空间社会公正、公平发展的目的（Peter Newman, 2015）。新城市主义理论期望实现的主要城市社会目标包含三个：社区、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因为它们代表着当前地点营建理论中所涉及的最为主要的几个社会理论，也是未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主要方向（Grant, Tsenkova, 2012）。

（三）社区主义视角下的地点观

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nism）主张以社区为单位，发展社区服务，建立社区自治，结合个人发展与集体利益，用社区温暖、带动个人，从而发展社会、改革社会。在社会学领域，具有强烈社区主义色彩的古典社会学家是滕尼斯和杜尔克姆。前者强调了社区对个人的重要意义，后者关注社会价值观的整合作用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后来英国社会学家麦基弗在1917年强调指出，社区必须建立在成员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社区主义视角下的地点观把社区当成一个地点，从地点感的建构与生产视角，分析社区感的形成及其影响机制。早在1974年，萨拉森（Sarason）在《社区感：社区心理学的前景》一书中便率先提出建立一门以社区感为核心概念的学科，至1977年，他已比较完整地阐述了社区感的概念并试图围绕社区感来构建社区心理学的理论体系。

麦克米兰（McMillan, 1996）提出社区感形成的四要素模型，认为社区感就是社区成员所具有的一种地点归属感，类似于对“家”的归属概念，邻里之间能够获得彼此的关照，有共同的信念。在四要素模型中，第一个要素是“成员资格”，指的是社区中的建筑、景观及服务设施建设要有特色和吸引力，社区具有明确的边界，能够使成员产生“领域感”，社区具有明确的标志系统，社区安全，氛围和谐；第二个要素是指影响力，主要指社区成员之间彼此默契，形成一种团体动力；第三个要素是“社区诉求的整合与满足”，主要指社区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种共有的价值目标体系，并建构出的一种“精神联结”。一些心理学者还将社区感划分为地点性社区感（sense of geographic or locational communities）和关系性社区感（sense of relational communities）。前者强调社区成员对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依恋与认同，后者强调社区成员以共同的兴趣、爱好建构成的“心理联盟”（Loomis, Dockett, Brodsky,2004）。

总结当前的研究进展可以看出，社区主义视角下的地点观建构研究着重探析社区发展中的地点构成作用，研究地点如何促进社区感的培育以及社区感对社区地点性特征的响应机制（Valentine, 2001）。社区主义地点观强调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区物质形态空间的本土特质；二是人们使用社区中各类资源、空间等所反映的意向及行为方式。因此，社区作为一个地点，承载着物质景观属性、身份权利属性、情感归属特质、文化行为属性、心理交流属性等内涵，能够给生存在此的人提供庇护感、安全感、愉悦感、身份感、认同感、参与感、共享感、刺激感。社区就是海德格尔视角下的“家”，社区对存在于此的人们的意义在于其所提供的“栖居”氛围及其所能提供的心理安全和幸福感（见图3-6）。

社区主义地点观探讨的核心在于社区感，现代主义的居住社区常常因为统一、呆板而破坏了社区感。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新重视社区，创造独特的可辨识的社区感已经成为社区建设与规划的主流趋势，创造社区感的重要手段就是创建新型特色社区及保留具有传统文脉的社区。社区营建除了地点性的文化特征之外，还强调对社区感的培育，更强调社区感塑造中人的因素，人的行为活动使社区这一重要的地点产生了地方特性，并具备了价值、情感、身份等含义。

五 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强调以人为出发点，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一种人本主义的实践哲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注重经济生产关系与历史演变中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城市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相互融合后的产物。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家、制度结构、住房和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丁蕾，2007）。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城市空间和形态的理论框架逻辑严密，但争议很大。马克思本人没有撰写任何关于城市的研究著作，但作为社会理论学家影响着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城市问题的研究。现代社会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除了社会阶级，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它们运用各自的力量影响城市的发展。在城市社会理论分析研究中，许多学者拓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如列斐菲尔、卡斯特尔和大卫·哈维是三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列斐菲尔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他对空间的分析，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导向新的方向，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是沿着他的方向前行的。

（一）亨利·列斐菲尔空间实践视角的地点观

亨利·列斐菲尔是法国社会地理学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对城市的空间生产研究影响最大，其主要贡献在于诊断地点与空间的差异，并从地点性的生产视角解构城市空间，利用空间实践的思想，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各类地点规律。相对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经济社会空间结构分析，亨利·列斐菲尔从空间的实践和生产视角提出了解构空间的新方法，主张用三种类型的空间解构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空间。其一，空间实践，指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实践活动发生的方式，研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实践特征。其二，空间的表征，指描述和构思空间的特定方式，通过地图来描述空间的元素。其三，表征的空间，指特定社会空间内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Lefebvre, 1991）。亨利·列斐菲尔的空间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没有从深度的地点生产机制上去探究人与空间之间的区位关系，没能深刻地解释空间生产中的地点感是如何创造的。虽然列斐菲尔没有深入探究日常生活行为活动中的地点建构规律，但是他提出了对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结构的研究，为今后研究地点理论提供了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思考维度。

（二）后现代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地点观

20世纪晚期，伴随全球化的影响、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以及由此带来的“时空压缩感”，一种重要的城市空间发展思潮产生了，即后现代城市主义。后现代城市主义是相对现代城市主义而言的，反对现代城市主义过于遵循城市功能的信条，转向强调形式追随虚构、形式追随策略、形式追随财政和形式追随恐惧（Nan Ellin著，张冠增译，2007）。后现代城市主义既强调历史主义，又彰显空间的个性，既对地点充满怀旧情感，又希望一些有个性的城市规划设计师能够创造出有个性的地点。后现代城市主义还强调对社会不同群体差异性的认知，主张易变性、虚拟性和意识性，形成了城市空间的高度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后现代城市主义理论主要讲述城市在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一系列复杂的、分裂的、无序的观点，以及由于后现代文化的分裂和变化在城市景观中形成新的物质空间结构（Paul Knox, 2005）。后现代城市主义认为，城市问题的日益凸显根源在于城市中那些有意义的公共空间正在衰退，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的隔离导致各类城市问题的集聚与再现（Duany, Plater-Zyberk and Alminana，2003）。建筑学者赫克斯塔布尔（Ada Louise Huxtable）认为，后现代城市主义关注地点的含义和象征意义，把地点当作联系城市空间与人类经验的纽带，地点是表达城市价值体系的领域，地点是城市社会文脉的表征（Melville, 1986）。后现代城市主义的发展轴线见图3-7。

后现代城市主义追求人的需求满足，除了满足功能方面的需要，还要传递其内在的含义和价值，主要应对的是城市中的各类“无地点”问题。后现代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地点观以彰显人的个性为出发点，不再把功能和结构看作城市空间发展的核心，而是通过人们对城市各类地点行为的认知和表述，形成动机、需要、态度，再经过行为控制形成作用地点（action place）和活动地点（activity place），以此来阐释人们的社会地位、家庭居住、住宅区规模、通勤方式、意象以及客观环境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Castells,1997）。

六 新人本主义流派

新人本主义流派以哲学现象学思想为基础，不断加强对空间使用者的行为特征分析，从而建构自己的本体理论和认识方法体系。新人本主义哲学观认为，存在空间中的人是文化生态中的核心，一切关于地点的分析应该针对地点中的人的行为活动进行，不存在独立于人类行为活动之外的地点建构，即“一切关于地点的特性应该来自人（社会）经验的空间，并且可能独立于那个空间之外”。因此，新人本主义流派关于地点观的建构分析克服了科学主义只关注空间的物质特性（边界、大小、地形、地貌、植被、景观等）的弊端，转而使当前的城市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物质属性。人（社群）是整个空间领域中的一分子，无人的空间是几何的空间，很难区分出地点与空间的差异性。地点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其存在的载体，其构成要素是人的行为活动的结果，每个人在其生存、生产、生活的行为过程中创造了地点的含义和价值，同时，在行为活动过程中，新的地点不断被塑造。新人本主义流派还强调空间生产中的过程研究，不同行为活动过程中的特征成为探讨地点塑造的重要环节，从而获得对地点感的真实了解，即直接关注个人经验中的地点感是如何在城市日常生活中被获得、被传递、被改动以及被融进城市空间概念体系的。在新人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下，城市空间问题更强调从城市邻里单元结构以及地点构成结构的视角来进行深入分析，重在分析城市物质形态结构与行为认知因素之间的微观特征。

城市经济学者、城市社会学者、城市规划学者及人文地理学者对城市邻里区的概念进行了长期的探讨（Kearns and Parkinson, 2001）。近期相关研究者认为，对邻里社区探讨的意义在于探讨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健康和生活机会等规律（Southworth, 2003），包括对地点依恋程度、地点感以及社会结构的分析（Docherty, Goodlad and Paddison, 2001），并把以上这些因素作为判定城市增长和发展变化的指示器（Butler and Robson, 2003）。邻里社区理论涉及四个主题：①邻里社区的定义；②邻里社区的对等与比较；③探究邻里社区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塑造个体态度和机会以及对形成邻里文化起到的作用；④邻里空间结构，确定邻里社区日常生活地点和社会联系，邻里社区是特殊的地点类型（Castells, 1996）。邻里活动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类型、社会联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结构，邻里社区赋予地点更多的意义和价值，也发展和形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交际习惯，邻里社区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地点，通过经济和个人的作用，塑造地点和空间的类型。邻里类型的谱系被划分为以下五种：①独裁邻里，有明确名称没有准确边界的地域；②物理边界，有清晰边界的明确的地域；③均质邻里，环境特征和自然特征十分明确并具有内部均质性；④功能邻里，由于特殊活动类型而聚集在一起的区域；⑤社区邻里，指近亲团体邻里（Bloom, 2004）。

国外新人本主义研究旨在关注城市邻里社区中人的居住选择行为与社区所在地点之间的关系规律，与住房质量有关的拥有权、建筑密度，居住流动性以及社区的空间演变规律。其核心结论认为：①由于居民生命周期、社群或亚文化等因素，城市社区形成不同类型的“阶层—等级”地域体系；②在这种体系下，社会空间环境质量是由该城市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阶段决定的，其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构建了城市居住生活环境的整体结构（丁蕾，2007）; ③（阶层化的）住所与其邻里社区成为不同社群或亚文化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的显现核心区（Hartshorn, 1992）。新人本主义的地点观强调从某一社群中不同生命阶段的人群（如有孩子的父母及其照料者人群）的地点感出发，探究地点感的生成与邻里社区生活质量空间（包含与使用者密切相关的各类社区资源和设施）特质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从城市社区资源（地点）的可获性角度进行质量评估，并进行地点微区位布局规律的探讨和规划应用分析（王兴中，2012）。

七 可持续性城市研究流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受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世界城市体系理论影响，城市化研究迈入了以世界或全球城市为重点的新阶段（李宝梁，2005）。弗里德曼（Friedmann, 1986）提出了有关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控制中心的种种假设，并选用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做了描述性说明。沙森（Saskia Sassen, 1991）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全球城市的理论，并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三个城市的个案比较研究，论证了其理论。沙森把全球城市定义为：①世界经济结构的制高点；②金融、信息和其他专业服务机构的集散地；③占主导地位的高级第三产业的创新发明地；④第三产业的主要市场。全球城市形成的原因包括：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业集中控制功能的加强；制造业的衰退和反映在空间上的扩散及多点化；电信和信息领域的技术发明和金融、法律、会计、咨询、建筑设计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关注城市空间发展的可持续性，城市可持续性涉及环境、人口、资源、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目前国际上越来越重视对可持续城市及其影响要素的关联分析，研究范围涉及各因素中的子因素，研究方法则从宏观区域性分析转到微观地点区位布局规律分析，主要涉及城市可持续空间发展、城市可持续交通、城市土地使用规划、城市公园、城市能源消耗与城市住房、城市文化娱乐空间以及城市生活环境空间质量等方面（Pacione, 2005; Prakash, 2006; Ozdemir, 2007; Cottrell, Vaske, Roemer, 2013），可持续性的理念要求均衡发展，那么就需要考虑可持续性空间所涉及的每一个方面，力争多赢局面。今后的研究焦点应集中在城市社区参与、商业社区（Business Community）以及城市可持续性发展项目成功的衡量标准等方面（Portney, Kent, 2003）。

八 全球化理论流派

全球化理论是关于全球层面的外部力量如何影响改造各类地点，在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空间的本质、含义和功能更加复杂化，不同地方的空间产生差异，城市内的空间差异也开始明显。地点逐步失去使人们产生依附感的传统制度和实际力量，也导致地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全球化导致不同地点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并因此产生更大的空间差异，但是也创造了地点之间更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赖（Eade, 2008）。

全球化带动了城市功能的多样化，世界的城市形成了新的体系，呈现金字塔形，在金字塔顶端的是一些具备全面综合功能的大城市，金字塔的塔基部分是数量众多的小城市。城市在金字塔形的体系中所处的等级位置通常决定了其专业化程度。这一理论观点通常与人类生态学的观点相反，它从政治经济体系或政治世界体系的角度，强调城市由于在体系中相对位置和功能的不同，而拥有不平等的权力和交换地位（Martin Albrow, John Eade, Neil Washbourne, Jorg Durrschmidt, 1994）。

九 旅游意象空间流派

（一）国外代表性学者观点

国外旅游地理研究领域尤为强调对“地点性体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地点意象的讨论分析中。凯文·林奇较早从城市意象角度开展研究，他系统分析了美国波士顿、洛杉矶等城市居民对各类地点的体验，提出了城市空间的“可意象性”（image ability）概念，认为城市意象构成中应包含五种要素，即道路、边界、领域、节点和标志物。凯文·林奇在分析城市中的客观物质景观时不仅强调景观的物质性和人的感知意义，还包含了对物质性景观背后的社会构成、历史文脉、行为文化、价值愿望、空间结构等方面的深层次考虑。城市中各类引人注目和组织完善的地点是人们价值、意义、身份与尊严的汇集之地。地点感会进一步促进人的行为活动，从而更有利于这个城市人们的记忆存储。凯文·林奇认为“可识别性”是城市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城市的人居环境如果拥有清晰的空间肌理和文脉，则可以给人以安全感，并能够提升人们内在的体验深度和强度（凯文·林奇著，方益萍等译，2001）。因此，可以看出关于地点的体验是城市意象研究的重要视角和方法。另外，凯文·林奇还注意到，人自身的感知能力、文化身份、社会地位、个性品行、心理状况、使用经验、态度价值等都会影响对空间的情感体验。

奥特曼和罗尔（Altman and Low, 1992）认为人对地点的依附感源自视觉景观，并可从视觉景观隐含的意义当中找到与地点依附的关联；意象是由个人的态度、价值观、情绪、记忆、体验以及瞬间感觉产生的一种心智地图（mental picture）。爱德华·拉尔夫探讨过地点意象和地点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地点意象会因为地点中人的身份、社会地位、感知经验等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一个地点的意象就是它的身份，理解意象的社会结构是理解地点身份的基本前提条件（唐文跃，2013）。地点意象不仅是客观现实的、选择性的抽象景观，而且还是对“是什么”或“相信是什么”的解释。地点意象由个人或群体的体验及其与那个地点相联系的所有要素构成。在国外旅游地理研究领域，研究焦点集中在旅游目的地意象上。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体验形成了游客对此地的意象。冈恩（Gunn, 1972）将旅游目的地意象界定为两类：一是原生意象（original image），指游客没有实地参观时对目的地的意象；二是诱发意象（induced image），指通过促销旅游产品或者实地旅游观光体验之后获得的意象。埃希特纳（Echtner, 1999）构建了旅游意象的框架性体系，包含属性—整体链（attribute-holistic）、功能—心理链（functional-psychological）、共同性—唯一性链（common-unigue）三个连续链。他还以观光地点、广告的刺激与潜在游客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观光地点能够产生意象符号系统现象。在这种符号系统中，一些有特色的地点或景点被认为是旅游地的旅游商品总称，而游客则是选择商品的消费者。对游客来说，旅游活动不只是选择商品本身，更重要的是体验商品背后所潜藏的符号意象。游客选择到旅游地进行旅游体验，从感知意象的形成到赋予旅游地深刻的意义，这之间寄托了游客对地点的情感。游客在旅游地游览的同时，不仅抒发了心中的感觉，而且得到了旅游地所提供的功能性服务。对于游客来说，旅游地意象是能够被区别、组织和赋予意义的，所以游客会对这个地点产生认知和持续的情感。

索菲（Sopher, 1979）认为，生命首先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撑，其次为地点依附感的产生。索菲的“the landscape of home”的含义以家的概念为基准，将自我的意象当作个人对家的看法。另外，地点除了可以寄托情感外，还可以通过意象的塑造来吸引游客。例如，旅游区醒目的地标物、艺术和特殊建筑、地方仪式或庆典等带有诱惑性力量的景点或事件，都可以诱发旅游地地点意象的形成。地点意象的形成可以使地点的特性被保存或强化，可以成为旅游地空间建构的概念基础，并指导地方旅游规划或创造新的地点空间。旅游地的空间意象亦可以作为形成地点依附感的因素，影响人们的空间行为规律。

（二）国内代表性学者观点

国内的地点意象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古村落、古镇、旅游景区的意象空间研究上。城市意象空间是指由于周围环境对居民的营销而使居民对周围环境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认识，是居民头脑中的“主观环境”（顾朝林、宋国臣，2001）。白凯（2009）则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旅游目的地意象的构成和发展过程，认为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应着力于将抽象的概念推理和具体的实证测量相结合。李瑞（2004）认为，城市旅游意象是旅游者对城市旅游要素所表达的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和时代特征的感知和综合评价。城市意象和城市旅游意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种意象要素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并且物质表现形式的空间组合和表意也不完全一样。徐美、刘春腊等（2012）则从游客感知角度出发，提出“旅游意象图”式的旅游景区规划设想，认为旅游地意象的基本要素包括旅游道路、旅游节点、旅游边界、旅游标识和旅游区域五个方面，旅游意象图的构建过程可分解为旅游意象点、旅游意象线、旅游意象链、旅游意象面、旅游意象图五个基本步骤，指出可从资源类旅游意象、产品类旅游意象、市场类旅游意象三个层面确定具体的旅游意象，并分析了旅游意象调研的四大基本方法：传统问卷调查法、绘制心智地图法、旅游意象游戏法和旅游意象访谈法。唐文跃（2013）认为，国内的地点意象研究较少涉及人的意图、期望等要素对地点体验的影响，缺乏对地点情感的关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国外旅游地意象研究领域，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就是用旅游意象空间及其构成去分析旅游业发展问题，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赢得游客、延长旅游区生命周期，旅游规划实际上成为一种旅游意象空间规划。

十 文学想象空间流派

文学是一种文化符号，其根植于地点，小到某一地点大到全球，要探讨文学所承载的想象空间（环境）必须探讨地点的文化意识与生态建构，因为地点性的文学作品意识在主体世界人形成生态意识、促进环境想象以及解决环境问题过程中至关重要。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曾经说过：“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关联的，没有一种文化是单一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类的、非常不同的、不统一的。”因此，按照爱德华·赛义德的文化意义来看，我们有必要分析文学与文本世界中的地点变迁、地点内涵及地点意识，这对于解决全球与地方的各种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地点感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对地点环境的意识与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对某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环境意识、忠诚感及道德伦理责任。环境诗人文德尔·贝利则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熟悉并忠诚于自己所在地点的环境，地点很容易被滥用，甚至被毁灭。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认为：“环境危机并不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危机，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环境批评的任务不在于鼓励读者重新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地点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海德格尔在论述地点观时强调，地点就是真实而又诗意的栖居地，是属于自己的“家”，并承担起保护“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完整的重任。在当前全球化变迁的背景下，空间被无节制地开发，地点面临特色消弭的危机，仅成为坐标轴上一个虚拟的点。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地点圈层模式逐步被打破，人对地点的归属感被“扁平化”，很难再寻觅其核心。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想象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其通过情境化的语言、神话般的环境意识以及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空间，利用景观的陌生化处理为人们提供多种可能的地点想象，从而唤起人们的地点意识和地点忠诚感。

对于每个人类个体而言，地点意象指人对地点的一系列经验的累积和意识，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地点意象则是人类所有意识的综合与凝练。地点意象的形成历程和变化则凝聚在文学想象空间中，并形成一种文本性语言，因此，探究文学作品中的地点想象很有必要。新西兰生态学家杰佛·帕克、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和美国环境作家约翰·米切尔等曾经跟踪、记录了一些关于地点特征的演化与消弭，不仅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良知，还有利于培养人对地点的忠诚感及道德伦理意识。地点意象在传统的文学与环境作品中表现得较为薄弱，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某些特色领域。未来的环境批评研究应重塑文学作品中的地点意识，实现地点内在特性的表达与集成，彰显地点价值与意义，并将其扩大到整个生态环境研究领域。同时，城市作为现代社会景观中最为核心的有机部分，对城市各类空间的地点意识以及在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地点意识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化。在众多文学想象空间中，地点只是一种空间的载体与事件发生的场所背景，但其表现的则是人赋予空间和环境的象征价值和意义。小说家豪威尔斯在《现代婚姻》中将新英格兰的一个村庄作为一种“地点”背景；哈代的小说《还乡》描述了一个“爱敦荒野”的地点场景，刻画了在其中所发生的人物故事，表达了诸多隐喻意义；生态作家艾伦则从美国式的地域书写、地域生态、本土意识等角度，在其作品中深刻表现出其对人类生存文化困境的关注；美国女作家芭芭拉·金索维尔和萨拉·奥纳·朱厄特则在《记忆中的地方》和《针枞之乡》中表达了对某些特定地点意识的关注；有些城市生态批评家还在叙事、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对城市的文化符号进行有机考察，重视城市中各类地点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研究，从而表达文化与生命的丰富性。总之，探究文学作品中的地点意识差异，理解和想象地点的变迁，不仅有助于培养全球与地方的环境意识，还有利于审视人类文化对环境的深刻影响。

十一 乡村地方性知识流派

全球化所导致的城乡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引发的“乡愁何处寻”问题日益明显。“地方性”日益受到诸学科的研究重视。记录及整理地方性，并使之保留下来以供发展所用已成为区域研究的一种范式。2015年12月，李克强总理在“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座谈会上批示“地方志流传绵延千载，贵在史识，重在致用”。地方志蕴含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亲情的重要力量。综观国内外研究进展，目前关于城乡空间发展的地方性知识流派主要集中在乡村人类学、农村经济学等领域。地方性知识问题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地点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重要范式。

从国外研究进展来看，吉尔兹提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概念，认为其包含土著知识、民族知识等内涵，诸如某国的、民族的、家乡的、老土的等（杨念群，2004）。相对于不同的认知对象，地方性知识有不同的称呼，如在汉语中有“中央的、官方的、正统的、地区性、地方性、地点性”等知识内涵。也有学者认为，地方性知识就是一种传统的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传统知识也被称为本土知识、土著知识、乡土知识、社区知识、无形文化遗产、民族科学知识等。总结不同学科关于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解析，本书认为地方性知识就是指具有某些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知识，包含地方的、乡土的以及通常受到某些条件限制的局域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是以“此地”为对象所形成的特定知识。约瑟夫·劳斯认为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本土实践智慧；一些农村经济学者研究认为，地方性知识有助于确保食物的稳定供应，依据地方性知识制定的农业经济策略更具可持续性。

从国内研究进展来看，乡村发展的地方性知识流派主要集中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学界关注的核心在于地方性知识在乡村现代化实践中的作用。研究成果丰硕，如叶舒宪的《人类学与文化寻根》、秦红增的《乡村社会两类知识体系的冲突》、吴正彪的《论社会历史变迁对地方性知识积累的影响——贵州麻山地区苗族的三种生计方式个案研究》、王建革的《望田头：传统时代江南农民对苗族的观察与地方性知识》等。叶舒宪（2001）评价了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杨庭硕（2004）、冯瑜（2012）等研究了复原及利用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最佳对策。杨念群（2004）、蒙本曼（2016）等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在政治变迁、灾害预防、生态保护、生态移民中的重要作用。杨小柳（2009）、肖应明（2014）、朱竑（2015）等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在农村土地确权、传统农业更新、乡村扶贫开发、特色经济挖掘、民族村寨建设等方面的意义。

本书研究认为，地方性知识对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推进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当代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乡村生态建设、美丽乡村营建等实践中，不同地域的地方性知识所蕴含的本土经验或本土智慧将更有利于维护人类生态安全，更能使现代乡村建设符合不同地区的资源结构、历史文化传统，做到对乡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生态资源的安全利用与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在现代乡村建设领域中，现代乡村规划方法总是与全球化、现代性的功能结构规划相伴随。随着城市现代性对乡村的侵入，以及当地经济、组织、制度、民俗等变迁，乡村社区也往往呈现相对应的文化景观变革，产生了乡村地方性和现代性两类知识体系，即形成不同的乡村社会景观风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