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省城内外的景观
省城城墙的形制在明嘉靖年间形成，以后历有修补。省城的街道多呈东西走向，房屋由砖、石材和木材筑成，有住宅、商铺、庙宇和衙署等种类，规模各异。除各级衙署外，省城还有寺庙、道观、祠宇及其亭台楼阁、宝塔古桥等人文景观。
据历代方志载，广州城始筑于越人公师隅，汉代建安十五年（210）迁于禺山之北，而后历代增筑，未再迁徙。宋代分子城、东城、西城三城。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和都指挥使许良、吕源请连三城为一，增筑连接至东北越秀山麓，后称为“内城”或“老城”。城墙周长三千七百九十六丈，高二丈八尺，上宽二丈，下广三丈五尺。老城辟七座城门，名为正北（又称“庆北门”）、小北、正东、正西、正南、定海（又称“小南门”）、归德，各门先后筑起月城。城墙外三面环绕城濠，曰东濠、西濠、南濠、清水濠，统名“玉带河”。[8]嘉靖四十二年（1563），两广总督、都御史吴桂芳提议在内城外增筑外城，后称为“新城”。新城始建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次年建成。时高二丈四尺，基广一丈四尺，上杀三之一，长一千二百有二丈。[9]新城有八座城门，名曰永安、太平、永清、小南、五仙、靖海、油栏、竹栏。清顺治四年（1647），两广总督佟养甲在新城东西两角各筑长二十余丈的翼城，俗称“鸡翼城”。[10]至此，广州城墙基本完备，以后历有修补，未再增筑。
广州城濒临珠江，水道和淤沙使大多数街道呈东西走向。古代珠江口是个漏斗状的海湾，广州地处顶部河口处，东江、西江、北江在附近入海，成三江汇合之势。随着沙泥淤积、水道变迁，海湾渐成河道，河口外移。[11]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认为，成弯曲如蛇行状的珠江两岸沙洲堆积，形成了广州沿河边东西方向延伸的街道。老城呈规则的方块状，街道成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互相垂直的正交形。新城与南关的街形东西向为主，沿河岸发展，伸长为主街，表现商业性“街圩”性质。[12]西关大部为低洼地，东部、北部略高，称为“上西关”；西部、南部地势略低，称为“下西关”。上西关的街道基本沿着高基、西乐围基、永安围基、带河基等防洪堤而建。[13]下西关的主街道如十八甫、上下九甫、十七甫、浆栏街、登龙街、十三行街、杉木栏、沙基大街均为东西向。主街道间散布着勾连河涌、濠渠的小巷。东关沿河一带街巷也呈东西走向，稍北则多山丘陵地，居户无多。北关为山麓，大北城门外沿着城墙分布着双井街、厚仁里等少量街巷。
正如柯必德（Peter J.Carroll）所指出，街景可以反映一座城市的物质文明、社会等级、经济活动及文化生活。[14]据1895年统计，老城有街巷341道，新城有140道，东关有113道，西关有875道，南关有15道。[15]老城遍布衙署，街衢的平整、宽敞带有“政绩修治”之意，故主街相对宽敞整洁。周祥根据明代重修街道的文献记载“广二丈五尺”（约8.3米），以及四牌楼仅存的一座石牌坊（现位于中山大学校园）的宽度推算，老城的主要街道双门底上下街、四牌楼、惠爱大街的宽度为8～12米。[16]街道以花岗岩石板铺砌，下方有水渠或水沟，以资宣泄。老城各街小水渠汇入六脉渠，再流经城濠，汇入珠江。随着人烟日渐稠密，各街污秽倒弃，渠道日渐淤塞，加之居民私搭骑楼吊桥侵占河道。每当大雨之际，积潦难消，常遭泛滥。疏浚六脉渠遂成为每年冬季城内重大的官方工事。[17]而西关的街道繁多而窄小，恰好体现出商业的繁盛和相对宽松的管治。裨雅礼（David Abeel，1804～1846）记述说：“街道的宽度从十五英尺至三英尺……即使在商业区穿行，我还可以伸出手臂触碰对面的房子。”[18]在裨氏看来，西关的街巷非常糟糕，如同迷宫般曲折，既不舒适、方便，也不卫生。人行道常常被屠夫、鱼贩、花贩、小贩、技工和江湖郎中等人占据，甚至还有玩杂耍的、说书的、赌徒及他们的围观者。[19]格雷（John Henry Gray）也发现，西关不少街道不足七八尺（2.3～2.7米）宽。但他认为在炎热的夏季，狭窄的街道可以遮蔽烈日的曝晒，宽敞街道上的房屋反而需要用帆布、席子或木板遮蔽阳光。[20]
街道两旁有住宅、商铺、庙宇和衙署，建筑材料多为砖、石材和木材。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估计，广州全城的房子大约有3/5是用砖建造的。[21]一般来说，青砖用于砌墙，又有大青、二青之分；方砖用于铺地面。在咸丰、同治年间抽收厘金、牙捐前，每万块青砖价银为23～24两。开办厘金和牙捐后，青砖窑户每年须缴纳的税捐逾万两。青砖价格随之上涨，每万块售价为31～32两。红砖这种新建筑材料遂应运而生。红砖由瓦窑制造，质地像瓦，又像是铺地的方砖，“其质与色虽不及青砖之坚而美，而陶家因无厘金牙捐诸费，故价较青砖为廉”。[22]红砖在清末日趋普及，成为筑坎、填渠的主要建筑材料。石材用于大门周围，或作内门的门柱，主要是来自粤北山区的花岗岩和沙岩。木材则用作梁柱椽桷，通常是某种杉木，编成一排一排的木排由江河顺流漂下，在芳村河面停泊上岸。故芳村一带聚集着临河结肆贩卖竹木料的商铺。[23]房顶覆盖瓦片，“排放在桷条上，依次一行凹一行凸，形成一道道脊和沟，用粘[黏]土泥浆封合”。窗户很小，很少装玻璃；代替玻璃的是纸、云母、贝母或其他类似的透明材料。[24]清末，建筑材料的新趋势是越来越多使用外国进口的金属，据粤海关报告载：“门窗的栏栅插闩等几乎一律都是用铁做的，在本地商铺与住宅前普遍可以看到铁门和铁栏栅。”[25]
房屋规模各异，多为一层，一般住宅、商铺多为单开间，豪门大宅为多开间。从房屋买卖契约来看，一般的住宅为单开间，深一至二进、阔十五至十九桁之间。[26]周祥推测出单开间单体建筑的面宽约为4米，坡屋顶檐口高度约为4.5米，坡屋顶屋脊的高度是5～7米。[27]商铺的建筑样式通常是店铺与住宅的结合，称为“前店后坊”或“前店后居”。商铺的建筑样式与住宅基本相同，坡屋顶檐口高度为4～4.5米，屋脊高度在5～6米。[28]不少店铺架设有作库房用的夹层。[29]商铺门口悬挂着两三块木匾，用金色或朱红色或其他明亮的颜色，大书商铺名号，并标明主要货物。有些商铺将商品陈列门口，有些则在招牌上画上商品。[30]因临街铺面价昂，至清末，单开间临街、向后延伸数进的“竹筒屋”逐渐增多。《岭南杂事诗钞》载，“省中造屋多系单间数进，谓之竹筒屋”。[31]士绅富商的住宅由多开间组成，常见的是三开间，即左偏间—正间—右偏间。住宅向后延三至五进以扩展空间，各“进”间由天井连接。用以接待访客的前厅或门廊，又称“门厅”。接待低一级访客的客厅，称为“轿厅”。妇女休闲、接待亲友及安置祖先牌位的一般称为“神厅”。[32]格雷曾到访一户商人的房屋，大致为三开间，三进深，中轴线的布局为门厅—前天井—轿厅—中天井—神厅—后天井，左右两开间为起居室、饭厅、会客室、卧室、闺房、花园等。格雷注意到有些富家宅邸规模极大，有六至七个天井。[33]而在大小北门内外，被称为“客民”的贫户居住的是极其简陋的泥屋。疍民在省河两岸和濠渠边占地搭建的篷寮亦极其粗劣。
寺庙、道观、祠宇及它们的楼阁、宝塔既是广州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和游客必到的风景名胜，也是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和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据1895年的统计，老城内有寺庙道观139间，新城94间，东关61间，西关226间，南关33间。[34]寺庙类建筑不仅数量众多，且有不少规模宏伟，名扬海外。老城著名的寺庙有光孝寺、六榕寺、大佛寺、怀圣寺、五仙观、城隍庙、关帝庙等。新城最大的祠宇是万寿宫，五仙、靖海两门内的天后庙也称“最为雄壮”。东关有永胜寺、云雨风雷山川城隍坛、火神庙、风神庙等。西关有西山庙、观音庙、华林寺、长寿寺、洪圣庙等。河南最著名的寺庙当属海幢寺和金花庙。在宝塔中最负盛名的是光塔和花塔。光塔位于怀圣寺内，高十六丈五尺，其形圆轮，囷直上至肩膊而小，四周光滑，内可盘旋而上。[35]花塔与光塔遥望相对，位于六榕寺内。花塔初建于宋元祐五年（1090），分九层，高二十七丈，地基四丈五尺。塔平面呈八角形，内层底阔一丈四尺三寸，顶内层阔九尺六寸五分。每层四周环设栏杆。清代人视之为“阖郡观瞻所系”。[36]光塔和花塔分别代表了广州两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一是外贸文化，二是佛教文化。在清代，两塔被赋予风水学上的重要意义，“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常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舵楼云”。[37]
相对于著名的祠庙，散布于大街小巷的街庙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邱捷曾对广州的街庙做深入研究。[38]他发现，广州大多数街区都有自己的街庙，“庙”是街区的代称或标志，而一些小巷则附属于大街的街庙。街庙是坊众供奉共同信仰的神明的场所，通过祭祀、建醮等活动，加强了感情的联络，建立了社区的认同，以维护共同的利益。[39]街庙均有庙产，或来自各街水粪批租之息，或来自坊众的认捐、报效。如逢源众约的街庙“出息系由个人所认，屋地按抽银五钱，约计岁有万余金，又有殷户不次签题功德”。[40]许多街庙的庙产丰厚，如西关清平街天后庙，“积资逾万，岁入亦殊不菲”。[41]北门外双井街天后庙“庙尝亦颇饶裕”。[42]每界神诞各街庙奉神出游，即是显示街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机会。如城内桂香街北帝庙奉神出游，“随行仪仗极形繁盛，有顶马百余乘，彩色数十驾，其余鼓乐、香亭尤不可数计。士女联袂来观，几至万人空巷”。[43]南关麻栏街海旁有龙王庙诞，“仪仗之华丽，色马之众多，为数十年来所仅见。远近士女结队来观，如水如云，几致万人空巷。茶寮、酒肆生意甚忙，无不利市三倍”。[44]更为重要的是，街庙是发布公共信息、供街区居民集会和议事的场所。防火、防盗等凡街区利益或公意的事件，甚至一些民事、刑事案件都会先在街庙里商议处理。商业、手工业行会也常常在特定的庙宇议事。[45]
因不同的地理形态和社会经济活动，省城内外形成不同的景观。老城是两广的行政、军事和文化中心，分布着省、府、县三级的各种衙署，又有旗界和民界之别。新城原为城外江边的商业区，新城筑成后虽受到一定限制，但依赖玉带河的水运和临近南关的优势，仍保留着大量商铺。西关在新城筑成后成为省城工商贸易的中心。上西关聚集纺织工场，下西关混杂商贸、住宅和娱乐消费场所。东关和北关多山冈，不利商业发展，遂成为较场、慈善机构、坟场、义庄的所在。河南近河一带因行商落户带动外贸手工业而逐渐兴盛。粤谚“东村西俏，南富北贫”，形象地反映了省城内外的景观。[46]
一 老城
老城在清初削藩后划分两部，从归德门至大北门以西为“旗界”，兴建驻镇将军、都统武职等衙门，也是旗兵及其眷属的居住区；从归德门至大北门以东为“民界”，兴建院、司、道、府、厅、县各署，大大小小各级衙署林立。乡村大族也乘削藩之际在学宫、贡院附近购地建起了合族祠。
（一）衙署
清代老城分布着省、府、县三级官府的文武衙署，文官衙署包括两广总督署、广东巡抚署、提督学院署、布政使司署、按察使司署、南海县署及番禺县署等；武官衙署包括旗营的广州将军署、右翼汉军副都统署、左翼满洲副都统署，绿营的督标中营副将署、抚标中军左营参将署、广州城守协标左营副将署等。衙署的地产多由历代相沿而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侵占了将军署和布政司署的部分土地，建立起领事府。
省城各官衙署在明末清初曾短暂地迁移至新城，撤藩后迁回老城。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平靖两藩王攻陷广州城。老城内遭兵马蹂躏，一片狼藉。随后，两藩在老城建王府，并驻扎兵营，文职各衙署遂权设在新城。康熙二十二年（1683）撤藩后，文武各衙奉旨迁回老城。“自归德门以至大北门东建院、司、道、府、厅、县各署。西建驻镇将军、都统武职等衙门。”[47]各衙署纷纷规复明代旧址，清代各署地址如下：
（1）两广总督署：原在新城卖麻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迁建老城司后街。
（2）广州将军署：在老城正烈坊，即旧靖藩府。下属的右翼汉军副都统署在将军署右，左翼满洲副都统署在石头街。
（3）广东巡抚署：在老城西大街，即旧平藩府。
（4）提督学院署：在老城九曜坊，即南汉南宫旧址。
（5）粤海关监督署：在新城五仙门，即盐院旧署。
（6）布政使司署：在老城双门大街。
（7）按察使司署：在老城提督学院西，为明代旧盐司故址。
（8）盐运使司署：在老城惠福巷，即盐驿道署改建。
（9）督粮分巡道署：在按察司后街，即旧指挥都司署。
（10）广州府署：在老城惠爱大街，布政司署西。
（11）督抚中营副将署：原在新城白米巷，同治七年移建大有仓旧址。
（12）提督行署：原在老城育贤坊，后改建新城天马巷提督旧行署。
（13）理事同知署：原在老城锦石坊，后移建狮子桥南韶道行台旧址。
（14）广粮通判署：旧在府署西，后移新城水母湾，又移老城西湖街。雍正九年，迁建新城玉子巷。
（15）南海县署：在归德门内早亨坊。
（16）番禺县署：在正东门惠爱九约。[48]
可见，衙署的地产具有极强的连续性。这是两千多年来广州城政治中心基本保持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的重要原因。（见图1-1）例如，清代布政使司署址在隋代曾为广州刺史署，唐代改岭南道署；宋代初为经略安抚使署，皇祐中改为清海军大都督府；元初为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末年改为江西行中书省；明洪武九年（1376），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公堂，清代相沿作为布政使司署。清代的广州府址可追溯至唐代，为飨军堂，宋代改为经略司西园，元代成为总管府，至明洪武二年（1369）成为广州府署。清代的提督学院署在南汉时为南宫旧址，宋嘉祐中改为转运使司署，嘉靖二年（1523）改为提学道署。番禺县治可以上溯到元代至正年间，在洪武二年仍旧址开设。南海县治在元代迁建子城，明洪武二年，迁建于达德街西崇报寺。清代撤藩后，明代旧址已划入旗界，南海县遂迁治于早亨坊。清代的按察使司署是明洪武二年改旧盐司故址开设的。清代广东巡抚署址，在明代为都指挥使司署，清初改建平南王府邸。清代的广州将军署址，在明代可能是提督府行台，清初建为靖南王府。
图1-1 康熙年间省城布局
资料来源：康熙《南海县志》卷1，《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25页。
两广总督署多次迁移，乾隆年间后长驻广州省城。两广总督在明代驻扎广西梧州，并于广州、肇庆设行署，每至夏月移镇端州，名曰避暑。后为更便于管控广东军事，自万历八年（1580），总督开始常驻肇庆。至崇祯五年（1632），总督熊文灿为节制潮惠地区，抵御海盗，遂移驻广州。清初，两广总督又移驻肇庆。乾隆十一年（1746）总督策愕奏请移驻广州，自此历任相沿，不复迁移。当时因两藩驻居省城，文职各官衙门俱设在新城。两广总督行署亦建在了新城卖麻街。[49]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行署“焚毁无存”，署址后被占建天主教堂。咸丰十年（1860），两广总督劳崇光奏准在老城司后街华宁里建署，将抚标左营中参将和理事同知两署合并，又备价购买附近民房，动工兴建。[50]建成后总督行署有大门、宣门，内正中为甬道，左为文职府州县佐杂等官厅，右为武职副参游都守等官厅，大堂、二堂各五楹，东院厅为接见僚属处，厅后为书吏办事、存储档案之所，西院为幕宾房，三堂也各五楹，左右为群房。张之洞主粤时，饬善后局筹款，购置总督行署东新丰街民房，增建广益堂五楹。此后，在历代两广总督主持下又陆续向西、向后增购民房扩建。[51]
除了文武官署，老城还有其他一些官方建置和官地基。贡院、皇华馆、广府学宫、南海学宫、番禺学宫等与科举考试相关的机构，集中分布在老城东南部。这促使明清以来各乡村宗族在城东兴建合族祠。军器局、军装库、火药局等军事机构多在粤秀山麓至小北门一带。因为在中国传统“城”的象征观念中，北门和北郊主军事活动（主凶）。[52]清末这一带的居民多从事以洋纱织土布等小手工业。[53]南海、番禺两县尚有官地基房屋。道光《南海县志》载，“官地基五十四间所半”。[54]同治《番禺县志》也载：“官地基房屋（除割附花县六十三间）存县二千一百九十九间半，地二叚。”官地基房屋是用作“各营镇兵丁居住，及修作衙宇、场圃”。[55]但县志并未记载此类房产的确切位置。这是民国初年官产争执的重要原因。
官宦、士子、绅衿、商贾云集带动老城的金融、休闲娱乐及消费商业兴盛。惠爱大街多酒家、茶楼、钱庄，还有俗称“大街市”的惠爱街市。[56]双门底以刻印、贩售书籍的书坊、书肆而闻名，“每届秋闱，无不利市三倍”。[57]四牌楼多故衣店和鞋店。[58]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侵占部分将军署和巡抚署之地建立领事府。1858年1月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联军指挥官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居住在将军署，英军军官柯路辉及法国领事马殿那等居住在巡抚署。[59]此后将军署成为联军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巴夏礼的住所。署中一部分也曾驻扎英法联军及作为英军医院，后在1859年12月25日被大火焚毁，只余残墙剩椽。[60]1861年10月21日，英法联军退出省城。英军截将军署后园建立“大英国领事府”，岁输租金200两。1866年，法军先截布政司署的后园建法兰西夷馆，1867年复截署东偏建立“大法国领事府”，合共岁纳租银100元。[61]据记述，英国领事府由高高的砖墙围蔽，大门面向西方。府北有一小园栽种着高大茂盛的菩提树，蓄养着几只麋鹿，并且埋葬着一些战争中死去的英军士兵。法国领事府最引人注目的是刻有米芾题字的九曜石。[62]1888年，法国领事于雅乐将石归还两广总督署，“置东院中”。[63]值得注意的是，英法两国在沙面另建有领事馆，在城内设立领事府体现的是对中国王朝统治的征服。
（二）旗界
老城旗界的范围“自大北门至归德门止，直街以西概为旗境，自九眼井街以东至长寿里，复西至直街以东则属民居”。[64]旗界密布官署、兵房、箭道、马圈等，在清初不容汉人居住，至清中期已是旗汉杂居。
旗界由将军署管辖，是城内独立的“特区”。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在广州设立驻防八旗，自京师挑选汉军兵3000名携眷来驻。乾隆二十年，裁汉军兵之半，由京师挑选满洲八旗兵1500名携眷来广州。满汉八旗分区居住，大致以光塔街、大纸巷为界，南为满洲八旗驻地，北为汉军驻地。[65]最高长官分别称为满洲副都统和汉军副都统，隶广州将军管辖。将军与副都统传宣政令、会办军务之所为“公衙门”，位于将军署前的陶街。公衙之左为左司衙门，由满汉协领掌管，负责办理操防、军装、马匹、枪炮一切军火、刑名及武场考试各事务。公衙之右为右司衙门，亦由满汉协领掌管，负责办理钱粮、户口、银库、房间及祭祀、旌表、翻译、文试各事务。[66]除衙署外，将军、满汉副都统署尚拥有其他产业，由右司衙门招租。包括旗界内的月租群房754间，年租土房93间；散布在大石街、小北门与越秀山麓之间的鱼塘10口，菜地16幅，空地11段，厕所2间，菜濠、菜地4幅。[67]
旗界的房屋分为官署和兵房，形制类似北方建筑。旗界各官衙署共有2344间房屋，又有印务处、官学、义学、书院、同文馆、银库、军器库、火药局、监狱等建置。[68]旗兵享受粮饷制度（又称“钱粮制度”）的各项待遇，包括供给房屋居住，发给饷银、米粮和食盐等。一名普通旗兵可领两至三间兵房，光绪年间实存兵房为8600间。每旗还分布有寡妇房、水师房、养育兵房等，共750间。[69]各旗还有箭道、马圈之设，方便旗兵练习骑射。[70]旗界的房屋只有一层，仿照中国北方建筑形式，以夯土的方式筑墙，外墙刷白色石灰，故不耐雨水冲刷，每逢大雨则有被冲塌的危险。[71]普通旗兵家庭的房屋外墙绘有红色的圆圈，象征太阳；军官家庭的住房外墙上则依据军衔等级绘画不同的动物。[72]
旗界设立之初只准旗满人居住，至清中期逐渐旗汉杂处，旗地也渐渐出售给汉民。清初设旗界时，施行严格的旗汉分居政策。在归德门直街北至大北门直街的旗民交界之地，满汉八旗每两旗合设一官堆，各堆每班轮派两旗领催兵五名防守。[73]又在旗界设置栅栏，满洲栅栏共38道，汉军栅栏共53道，每道每班派兵两名防守。[74]但分居政策在清中期已渐失效。道光五年（1825），清廷准许八旗余丁出外谋生，旗界房屋始招汉人入住，“居民廉其值，间入居之。当咸丰乱时，八旗兵多死亡，租值益廉。自是归德门附近，及西北两门等，所居者，均不尽旗满人矣”。[75]租住在旗界的汉人多是肩挑小贩，以及苦力、缝妇等下层劳动者。[76]八旗的田庄、马场也大多数出售给汉人建置楼房。1907年10月，清廷谕平满汉之界，凡各省属防旗民，停止粮饷制度，一律按口给田裁粮。但粤省根本无地可授。[77]
旗房招租、旗地出售的主要原因是八旗生计困难。旗兵领取的饷银、米粮并不宽裕，旗兵眷属不得不另寻谋生之道。其中从事手扎花灯的最多。旗人扎灯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但“居家店铺均于元旦至十五日悬灯，而灯皆为旗人所扎”，在清末已成“粤垣俗例”。[78]据《驻粤八旗志》所载：
羊城灯市，以旗人所制为最伙且又最工。人物、禽鱼、花卉、器皿无一不备，多绫绢或蒲草为之，五色鲜妍，璀灿夺目。盖封印后兵有余闲，藉此稍获赢余，为新岁款接亲宾之需，亦承平佳事也。[79]
八旗每年有春秋两次操练，春操时间在年初开印后至五月十五日停操，秋操在七月十六日开操，至年底封印停操。[80]封印的时间由钦天监择定，年初亦由钦天监择吉日开印。每年岁末封印至次年开印时间长短不等，短者旬日，长者可达期月。[81]旗兵停操后另谋副业，制灯以营利，已得到上层军官和旗民士绅的普遍认可，为“承平佳事”。清末，旗人以小手工业谋生的趋势有增无减。除花灯外，新春时节孩童玩弄之物亦多出自旗人之手。[82]生计窘迫也催生私售旗盐等不为官府准许的贸易。在西门口一带设摊或设铺售卖粤省旗盐已成惯例。官府以其“有碍引埠”，屡次出示限禁，却并无成效。[83]据1910年统计，居住在旗界的满汉八旗正户和附户合计3453户，男口和女口合计16048人。[84]辛亥革命后，旗界的房地产成为新政权召变的对象，旗民生活愈加窘迫。少量旗人参加巡警继续“当差”，有60多人去了邮政局工作，80多人到粤海关工作。其余大多数旗民沦为小商贩或小手工业者，从事“穿牙刷”、“上鞋底”和“织带”等手工艺制作。[85]
（三）合族祠
合族祠是明清以来广东各地乡村宗族在老城建设的一道独特风景。据黄海妍研究，合族祠是广东各地乡村宗族为到省城应考、诉讼、输粮、晋省的乡下同姓子弟提供居所而修建，让来自各地乡村的同姓宗族组织得以在不同的乡村与乡村之间建立起联系和往来。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它实际上是在城市中建立起来的跨地域的同姓士绅联盟。因而，合族祠实际是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社会组织。[86]合族祠或称“书院”、“祖祠”、“家祠”、“宗祠”、“书室”、“书舍”等，并无一定名称。[87]据《广州城坊志》载：
先是两藩入粤，尽踞老城，以居藩兵。官舍民房，皆不得兴。康熙二十二年，削平藩乱，大中丞金讳镌、李讳士祯先后拜疏，请以大市街之东为官廨，余以奠民居。诏报可。维时郡之著姓纷纷购买，以建祖祠。[88]
由此可知，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削藩后是兴建合族祠的一个高峰。合族祠地是由“著姓”购买，但文中并未说明谁是卖主。在《何氏族谱》抄录的屋契、铺契中可大致窥见端倪。何氏在嘉庆十三年（1808）购置流水井一所金姓大屋，改建庐江书院，此后不断置买店铺。在屋契、铺契中明确载有“官地，并无税载，不用过割”字样。[89]据此推测，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该地本为官府所有，铺屋业主通过向官府购地取得业权；二是该地为官府所有，铺屋业主通过占建官地取得业权；三是铺屋业主为避免交易中纳税过割，而将该地写作“官地”。无论是哪种情况，契据中写有“官地”字样就为日后的产权纠葛埋下了伏笔。
合族祠起初多在大市街以东，至清末已遍布全城。双门底、桂香街、马鞍街、仙湖街、西湖街、流水井、师古巷、担杆巷、惠爱街、大塘街、司后街、秉政街、豪贤街、大马站、草芳街等都有合族祠。[90]合族祠的建筑与祠堂相似，供奉数量众多的祖先牌位，提供房间给应试或到省城办事的宗族子弟居住。除了管理房舍外，置业和管业是合族祠的主要经营活动之一。
从合族祠的置契约可管窥省城的房产交易情况。例如，光绪八年（1882），区氏族人为创建区氏林石公祖祠，以凝远堂的名义向大成堂购买了位于大东门内芳草街尾幽兰巷相连的23间房屋。大成堂的上手是“西洋邵”，即法国天主教广州教区第二任主教绍斯。《区氏林石公祖祠谱》收录了大成堂向绍斯购房的契约。据契约载，这些房屋是绍斯以建教堂的名义向明德堂、明圣堂、明胜堂等购买，“今各友商议另择别地，将此地出账招人承买取”。[91]显然，绍斯能在城内自由购买多处房产，当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政治局势有关。（见表1-1）
表1-1 芳草街幽兰巷23间房屋买卖情况
从表1-1及契据中交易过程的描述可见，省城的房地产具有较为成熟的交易模式。交易房屋的规模不一，其中深一进半、阔十五桁的单开间数量最多。这些房屋原本分属多个业主，经明胜堂、明德堂、明圣堂、李宅、廖宅等逐户购买，再转售绍斯，遂成“相连一大段，内无分隔”。北至豪贤街尾，南至安怀里，后墙至芳草街尾，东南至楞垣庵，东北至福胜庵。区氏凝远堂买受该地后，将民宅拆卸改建为祖祠，内外共分48间房。[92]契约中写道：“先招教内人等均不愿受，次凭中人引至大成堂看合，依价迁足银三千二百大元，七二兑，所有签书、酒席、行契、利市均在价内。”[93]即交易由中间人作证，并有完整的契约手续。大成堂向邵斯买房时，成交价为三千二百元（七二兑，合914两白银），而大成堂转手卖给凝远堂时，成交价为2400两白银，增值了1.6倍。[94]因此，置产生利成为合族祠最常见的经营活动。许多合族祠明确在祠谱中规定“积有余赀，务要置业”。[95]区氏林石公祖祠在建祠后，陆续在豪贤街尾买房一间，在馨兰巷买房四间，在承宣直街买铺一间。前述何氏庐江书院在嘉庆十三年建祠后陆续置业，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马鞍街、濠畔街、高第街、小新街、水母湾、旧部前、西炮台直街、贤乐里、泰康里等处均有商铺。又在府学东街买屋五间、铺三间，改建为“庐江别墅”。[96]林氏双桂书院自雍正十三年（1735）始在担杆巷购买屋业，至光绪八年，共置房七间；又在双门底上街和惠爱街清风桥各置铺一间。[97]苏氏武功书院在嘉庆至咸丰年间，先后买下庄宅、卢宅、李宅、何宅、章庄及大公馆一间等改建书院后楼及别业。[98]除院址外，苏氏武功书院又在惠爱八约、十八甫、小东门直街、蓑衣街、贤思街、五仙门等处置有10处物业。[99]
合族祠置产管业一般是长期的，买入后不再卖出。但产业的管理经营却往往掌握在长期居住在省城的少数人手中，成为引发各房之间矛盾和纠纷的渊薮。对合族祠支配权和有关利益的争夺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00]
二 新城
新城在明代是番商贸易之所，明中期筑起城墙后，商贸结构有所变化。在城墙庇护之下，也有官署设置于此，新城遂成亦官亦商之地。
老城外玉带河畔，利便舟楫往来，明清时期是繁华的商业街区。在中原文人记述中，“粤产素多奇瑰之货，番禺为都会，商贾凑集贸迁，易以致富”。[101]自宋代起，广州的外贸已经颇具规模，中外商船在毗连城墙的濠河穿梭往来。明代濠畔街一带成为番商贸易中心，据霍与瑕记载，“广州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102]明成化年间，为了方便番商、留驻广州的回兵及其家眷礼拜，濠畔街建起一座清真寺。商业与娱乐业相互促进，形成新城一片繁华胜景。玉带河水面宽平，花舫、酒艇往来湾泊便利，岸边建筑朱楼画榭，名伶荟萃。濠畔街百货云集，楼宇轩昂，商贾辐辏。[103]便利的水运，是新城商业繁盛的关键因素。明嘉靖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吴桂芳为加强防御，兴筑新城，“自西南角楼及五羊驿，环绕至东南角楼”。[104]在玉带河上建东西两道水关闸门，水运自是受到限制。酒船、花舫迁移至珠江之上，南濠风月不再。清初，广州的外贸中心移至西关濒临珠江河畔的十三行，新城的商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新城在清代是广州与国内市场的接连点，客商云集。有徽商经营文房四宝，浙绍帮与金陵帮经营苏杭顾绣、名贵纱罗绸缎、金华火腿、绍酒等，山陕帮和四川帮运销药材、皮草等。客商帮所营商铺统称为“庄口”，兼具销售与货仓作用，前铺后仓，面积皆极深广，仓后直达濠水，便利舟楫转运货物。晋商“西号”和浙号银庄也多设于濠畔街方便客商资金周转。著名的“西号”有蔚长厚、义善源、源丰润、蔚泰厚、百川通、新泰厚、日升昌、大德通、忠诚信等。[105]相应的，浙绍会馆、江苏会馆、湖南会馆、金陵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新安会馆等均设在濠畔街西约。[106]这些会馆建筑堂皇，占地广阔，规模宏大。每年新春时节，旅粤的各地官员、文人士绅、商人等聚集会馆团拜，大摆筵席。浙绍、山陕、湖广等会馆前照壁，均建有戏台，元旦至元宵，经常连台演剧。“各会馆银庄货庄后座临流之处，画舫蝉联，笙歌鼎沸，灯火荧煌，桥上朱栏，楼头绮户，一派豪华气象。”[107]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濠畔街的徽庄、金陵庄、山陕庄相继收束。新兴的客商帮是联系上海、天津的申庄和津庄，坐落在沙基、新基新兴街、西后街等处。加之玉带河淤塞严重，“两岸建为肆市，濠水淤浅仅通小舟，无复知有昔时繁丽矣”。[108]新城商业结构再次发生变化。据格雷和克尔（Kerr）的记述，新城成为手工艺品的天下。（见表1-2）
表1-2 新城主要街道沿线商号及出售商品
新城筑起城墙后就不尽然是商贸之区，而是官商混居。各文职衙署在清初均设新城，削藩后陆续迁回老城。而新设置或移驻的衙署则留在新城。海关监督署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万寿宫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两广总督行署于乾隆十一年（1746）移驻。[109]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总署废址被迫让与法国天主教兴建教堂。该教堂为哥特式建筑风格，由法国建筑师设计，广东揭西石匠蔡孝总管施工。因墙壁、柱子等全部用花岗岩砌筑，故俗称“石室”。石室工程浩大，1863年奠基，历时二十五年，于1888年落成。[110]无独有偶，官府新设的制造西式枪炮的机器局也坐落在新城。该局位于新城聚贤坊，由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张兆栋在同治十三年（1874）奏请创建，“试办机器，仿外洋制造枪炮轮船各武备”。[111]格雷记述，该局依据欧洲风格建筑，“在围墙内，本地工匠在生产着后膛枪械”。[112]光绪十一年（1885），两广总督张之洞将之拓建为东西制造局。[113]光绪十三年（1887），又改建为广雅书局。[114]因其适宜的地理位置，广雅书局很快就成为官府接待外宾、官员闲暇聚会的场所。《粤海关十年报告》载其拥有一个大型接待厅和幽美的花园，是一个举行官宴活动的理想场所。1891年4月，两广总督李瀚章将该书局铺陈华丽，用以接待到访的俄国储君（the Czarevitch）。[115]此后，每当有官吏过境、元旦团拜、官员升迁等事，广雅书局内便会有公宴之设。[116]
新城高第街一带也是清代盐商聚居之所。清初，盐务会馆建在清水濠，乾隆五十五年（1790）改建为盐务办公之所，并立条约各埠轮值。[117]盐商遂多聚居活动在高第街附近。赵一澐根据高第街许氏家族的房屋契据，勾勒出嘉庆年间盐商许家、金家、广西大盐商李家，及盐纲公所聚集在高第街北侧的图景。依据契书四界描述，自西向东依次排列顺序为：许家—倪家—李家（临全埠省馆）—盐纲公所（乾隆五十年设立纲局，嘉庆十七年改为盐运公所）。这些盐商宅第与盐商办公机构前至官街，后靠玉带濠，占地达1.9公顷以上。购房契约也展现了许家宅邸（后称“许地”）扩张的过程。许宜和堂于嘉庆十三年（1808）向倪珏等人购七开间五进深的大宅一所，奠定了许地的基础。道光年间，先后在其宅旁的居仁坊向关宅、曾松吟堂、金玉燕堂、赵宝荣堂、李树功堂等10多位业主购地，并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购置原李念德堂五开间七进深的临全埠。至此，许地规模宏大的格局已形成，重新按照三路大屋的格局新建以许氏宗祠为中心的东部祠堂和家宅。[118]
三 西关
西关在清代是广东的工商业中心，上西关密布织造“机房”，与下西关的全球商贸发展相得益彰，由此也催生了富商聚居的高级住宅区和繁盛的赌博、娼妓等娱乐业。
清初的一口通商和珠三角地区桑基鱼塘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得广东成为重要的生丝产区，带动广州丝织业的发展。珠三角各乡所产的生丝通过纤细而坚牢的绸艇运往省城，“城乡来往均以傍晚联帮启行，舻浆呕轧，枪炮迭发，互为声援，破曙即至”。[119]机工织造纱罗绸缎之所，称为“机房”。雍正年间，西关的机房已不下数百家，《锦纶祖师碑记》载：“郡城之西隅业蚕织者，宁仅数百家？”[120]至清末，广州约有机万余张，著名的机房有张联盛、黎伦福等。[121]机房集中分布在上西关，包括第六甫、第七甫、第八甫、上九甫、长寿里、茶仔园、小圃园，北连洞坤坊、青紫坊、芦排巷等街巷。不少街巷即以织造为名，如锦纶大街、经纶大街、麻纱巷。[122]
丝织业按行组织，工人聚居于“馆”或“堂”。丝织业总行名为锦纶行，按照产品又细分为若干行，“放机行、朝蟒行、金彩行、宫纻线平行、牛郎行、杂色行、洋货三行、十一行、十八行、丝纱行、广纱行、绍纱行、三纱行、八丝行，缕析条分，各开门户，彼此执业，不能稍渝”。[123]按照雇佣关系，又分为东家行和西家行。东家行议事总所为锦纶会馆，位于下九甫西来新街。该馆创建于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购置邓氏房屋扩建。会馆深两大进，左旁为厅、厨，右旁为横门，道光五年（1825）又添建西厅、后座。[124]各行均有议事之所，十一行在先师庙，十八行和西家公所同在龙津东瑞桂里，通纱行在第七甫孖庙，金彩行在康王庙附近。[125]清末，锦纶各行工人三四万人，聚居在“馆”或“堂”。曾在机房工作的老人回忆，此类堂馆在广州有四五十座，其中有一座规模较大，名为“丛信馆”。同馆的工友形成类似帮会的组织，设立拜案，公推大哥、二哥等名，共商议事，有事就通知大家“上馆”。馆内还聘有武术拳师教授工人武艺。[126]在行业争竞之际，人数众多的堂馆持械互斗时常在西关上演，甚至斗毙人命，互控公庭。1875年，叙庆堂因涉械斗毙命，被官府查办，治以“拜会结盟之罪”。其余各堂赶紧在街道上标贴红纸，声称“素安本分，不过借神叙会，友谊同心，并无械斗之事，街邻可保”等语。[127]
上西关的纺织业与下西关的商贸相得益彰。纺织业的兴盛带动了印染、晒、浆缎、机具、制衣、制帽、鞋业、袜、绒线等相关织造行业勃兴。[128]从事织造的小作坊夹杂在机房、民居之间，例如耀华坊“工艺成林，而燃料、车料等店与人家邻居栉比”。[129]清中叶以后，织造与商贸相辅相成，下西关各街巷成行成市，一片繁盛。格雷记录了下西关各街巷的商贸情况，如表1-3所示：
表1-3 西关主要街道沿线商号或售卖商品
表1-3 西关主要街道沿线商号或售卖商品-续表
格雷敏锐地注意到在西关出售产品的出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网络。西关的商贸呈现的是一幅全球货物流转的图景。来自东南亚的槟榔、椰子、燕窝、藤条，来自英国的五金器具、曼彻斯特的货物，以及来自印度孟买的棉布等直接在西关街市出售。来自国内的原料运抵广州加工后再出售，夏布来自新会，宝兴的瓷器来自江西景德镇，制造玻璃的原料来自英德，玉石来自四川，制纸扎的竹子来自广宁，制香的树皮来自增城，蓪画扇以宣纸或蒲草纸制成，而制宣纸的主要原料是一种大量种植在台湾的树木。商铺出售的商品也不限于本地消费，格雷注明了很多商品是出售给外国人的，如宝兴的瓷器，义昌和义兴的珍珠贝母饰品，义经和永盛绣巾产品，十八甫的古董店，等等。更有趣的是，格雷发现长兴街有不少工匠被雇佣来仿照玉石制作玻璃手镯，做工精美，真假难辨，故很受欢迎。居住在广州的帕西人和伊斯兰教商人遂大批购进，转售给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印度妇女。[130]这一点可以在粤海关货物出口记录上得到证实：自19世纪70年代起，玻璃手镯出口量稳步上升，从1872年的4485担，上升到1891年的16555担，价值白银300万两以上。[131]程美宝认为，这恰好说明广东十三行虽在鸦片战争后顿然衰落，但中外贸易所奠定的商业基础在同治至民国年间仍一定程度上延续。[132]
商贸兴盛吸引不少富商大贾落户西关，在西关与泮塘之间形成东起宝华坊、西至多宝街的住宅区。据格雷所见，商铺老板每到晚上生意即将结束时，就会匆匆赶回通常位于城市较休闲区域的住家。[133]清中叶以后，西关宝华坊以东至泮塘一带陆续填筑成陆，富商大户纷纷迁往建房。清末逢源街、蓬莱新街一带已华屋云连，由《华字日报》所载可窥见一二：
（1）城西十六甫新辟街道，迩时最称繁盛。[134]
（2）近日荔矶荷沼，半填作绣陌香街，华屋云连，无复迷离烟水。……而半塘一带新填沙地距水已远，加以人烟稠密，尘浊熏蒸。[135]
（3）城西自十七八甫以阎闾之地改建货肆，而人家住宅俱迁聚于十五甫、逢源街等处，逢源街在西关迤西，与恩宁、半塘各乡接壤。[136]
（4）城西为水陆通津，而十五甫、逢源一带接壤泮塘，新建街道更为辽阔。……是处塘亩新填，未成街叚，地如旷野，绝少关栏，而富户居家多作泉明之卜宅。[137]
（5）城西蓬莱新街为殷户荟萃之区。[138]
曾昭璇认为宝华坊住宅区大约形成于同治、光绪年间，采用十字交叉街道系统，主街由南而北，宽度大约四至五米，住宅街道以东西向为主，宽度四米以下，整齐有序。清末，宝华坊模式向北扩张至耀华、宝源，向西至逢源、多宝，直连及泮塘。[139]在一则卖房广告上可以看到房屋的样式：
启者现有新屋一连三便过，在第七甫大巷内仁厚里，东向。此屋是新开街屋，内走栊门、官厅、天井、神厅房，偏间倒朝房，楼上阶砖厅房，又倒朝房、晒书台，食井、屏门、满洲窗、双层神楼，俱是异样新款，门口石夹、石脚、石楣。如合意者请往第八甫恒隆布店，问刘乾生翁引看。[140]
广告中的房屋是三开间，两层楼，从房间数量和一个天井可判断应为两进。门口有石夹、石脚、石楣，门上有内走的趟栊门，“内走”一词意味着趟栊外应还有脚门。一楼的正间有一个官厅，一个天井，一间神厅房，偏间有一间倒朝房。二楼有一间厅房，一间倒朝房和一个晒书台。神楼是贯穿两层楼的双层神楼，位置应在官厅后，神厅房前。屋内还有一个食井，有屏门和满洲窗。虽难以判断“俱是异样新款”是指全间房屋的布局，还是指房屋的部分构件，但趟栊门、屏门、满洲窗等被视为是典型“西关大屋”的特征。可见，今天称之为“西关大屋”的建筑形式在当时已经出现了。
西关繁荣的工商业和密集的人口，刺激了休闲娱乐业的发展。妓馆、赌馆、烟馆、戏院、酒家、茶楼，散布西关大街小巷。“城西茶楼以十三行为最盛，层楼高耸，金碧辉煌，说饼品泉座上客常满。”[141]黄芝在道光年间就注意到：粤有三可患，娼妓、赌博与阿片也。[142]据何汉威的研究，道光至同治年间为了应对有增无已的军饷筹措，广东当局对赌博的态度从严禁转变为以抽取罚款方式放松。[143]这一政策的转变令赌博大行其道，娼妓行业也相应大盛。广州娼妓行业大致可分陆上的妓馆和水上的花艇。《羊城青楼竹枝词》提供了娼妓业分布情况，词云：
金沙滩过带河基，妓女无过价一厘。赌馆排场烟馆旺，打围烂仔笑微微。
晚景园来过景云，景云已过转洪恩。从前妓馆多如许，今日烟花无一人。
谷埠开铺不吝钱，中中价值是新田。黄金散尽家无悔，又向珠江放画船。[144]
词中所述的金沙滩、带河基、晚景园、洪恩里，均在上西关。妓馆分布大致上有一个从北向南迁移的过程，而花艇则从西向东迁移，这可能与沙面辟为租界带动沙基的商贸发展有关。19世纪80年代，洪恩里设有娼寮90余间；带河基“娼馆密比如鳞”；金沙滩“有妓馆数家”，被称为“烟花泽薮中之下品，犹上海之小东门也”。[145]19世纪90年代后，妓馆的中心集中到接近沙面的塘鱼栏、大巷口、陈塘、新填地一带。[146]而花艇则从西向东迁移，这可能与沙面辟为租界后带动沙基的商贸发展有关。花艇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多集中于沙面，刘世馨记该处“妓船联集以千数”。[147]沙面辟为租界后，花艇迁移至谷埠、水鬼凼（在谷埠上游）、迎珠街一带。《岭南杂事诗钞》载，“珠江妓艇本泊沙面，近年始迁泊谷埠，今又迁至南渡头”。[148]这在当时的报刊也有反映，《申报》曾载谷埠“妓船鳞比”。[149]水鬼凼有“妓船数十艘，如云之集，类皆烟花下品”。[150]《广州城坊志》也记录有：“娼楼妓馆，所在多有。吾粤附城以水面为优。水面数处，复以迎珠街为最。”[151]
妓馆、赌馆给管业者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故官府虽屡禁而弗止。洪恩里的妓馆为“南海林姓合族人”所设，带河基的赌馆娼寮则是潘、何、林、李、徐等姓氏共同管业。[152]妓馆的管理机构称“众人馆”，“实司花尉之衙署也”。[153]妓馆与官府的关系相当微妙，上层官员视之为“匪徒渊薮”，是社会失序的表现，力图加以封禁；而下层的差役却视之为增收的途径，借陋规而默许妓馆营业。光绪四年，广州遭遇台风，洪恩里一带妓馆尽成瓦砾之场。广州府冯知府乘势禁止该处开设妓馆，并刊碑立石。但该知府很快就调任了，禁令形同虚设，“劣绅蠹役又违示索规，纵容弛禁，遂使颓垣败壁依然绣幕珠帘”。[154]光绪五年八月十五日，广协营兵向洪恩里妓寮索取费用，妓寮不允，双方发生冲突，营兵开枪击毙两人。[155]事件引起妓馆业主林氏家族的抗议。商人交纳陋规给官府差役以换取默许甚至保护，是常见的现象。广协营兵也加入索规，令商人颇为吃力。且营兵动辄开枪伤人，若不加以管治，林姓商人担心会令带河基一带的竞争对手仿效使用枪械。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林氏的预期，两广总督刘坤一对差役和营兵的作为极为愤怒，下令查封洪恩里娼寮。[156]金沙滩的妓馆、赌馆也曾一度被查封，但很快得以复业。[157]带河基一带的娼寮赌馆也是屡禁屡复。1886年8月，两广总督张之洞据南海知县禀以带河基“潘、林、何三姓恃其族大，往往藐法逞凶”，拟“将赌馆毁去，改建营房，调抚标练兵在兹驻守”。[158]禁令只生效了不足一月，“匪徒无以为生，胆敢故违禁令，于初五日重理旧业”。保甲局委员率同地保兵丁前往驱逐，却不敌而退，“匪徒逞强抗拒，声势汹汹”。张之洞闻之勃然大怒，派兵前往将带河基房屋一律拆毁，永远不准起建。[159]这项禁令导致带河基改营赌业。1892年前后，带河基“赌馆林立”，南海知县下令封禁却毫无成效。正如时人所言，“无如禁者自禁，开者自开”。[160]
四 南关
清代，南关随河滩沉积和人工填筑，面积不断扩大。濒临珠江河畔的交通优势令南关商贸大兴，油栏、果栏、菜栏、咸鱼栏纷纷开设于此。谭敬昭《听云楼集·燕窝诗》云：“喧豗珠桥市，杂沓海味街”，所描述的正是海味街上的贸易来往情景。[161]张维屏《袖海楼诗》云：“连云第宅太平沙，别出心裁第一家”，所见的乃是太平沙密集的房屋。[162]据格雷和赫尔利（Hurley）的记述，南关商贸多集中在天字码头以西，所售商品大致如表1-4所示。
表1-4 南关主要街道沿线商号及出售商品
从表1-4可知，南关商贸以食品类居多，满足省城内外数量众多的人口所需。据宣统《番禺县续志》载，果栏、菜栏、东猪栏、东鱼栏各栏口是四乡农民与省城商贩交易的枢纽，而麦栏街、海味街、太平沙、增沙各盐馆则是全省盐业交易的枢纽。[163]
商贸兴盛使得侵占河道、填筑海坦的行为日益平常。一些士绅官员从培植风水、利便交通的角度出发，往往反对填海造地。嘉庆年间，海傍、新基一带，“豪民近复运沙石填筑送水日甚”，《羊城古钞》的作者仇巨川认为，此举“非省会所宜”，留心形胜者应该“清查勒碑永禁”。[164]张之洞在1889年也曾记述“近年地方豪族，往往明目张胆，填筑河身，盖造房屋，动辄斗入河心数十丈”。[165]也就是说，商民有意识地填筑珠江河坦，是清末南关新沙不断延伸的重要原因。
南关水面湾泊众多船只，沿江疍民随着河沙淤积逐渐上岸建寮。湾泊于南关河面的主要有两类船只，一类是乡渡。据同治《番禺县志》载，天字码头有往新安—香港渡（5艘）、往新安—长洲—大澳渡、往东莞—太平渡（2艘）、往河南渡；五仙门有往新安—九龙—裙带路渡（5艘）、往官渡头渡；珠光里有往新安—裙带路渡（5艘）。[166]另一类是密布河面的疍艇，如迎珠街一带“俱浮家泛宅，鳞次栉比如巷曲，可通往来”。[167]居住在水上的人口众多，但关于他们的资料记载却相当匮乏。清代，不少疍户逐渐上岸建寮，其分布随着河岸线迁移。清初，一群疍民得到官府的准许，“永远准在东濠口湛塘海坦居住，充当解送秋审人犯差事”。[168]湛塘位于今万福路之南。道光十四年，喻福基《海天楼诗》云：“才闻大屿蜂房结，又见增沙疍户宽。”黄佛颐在该诗按语中认为，这是始辟增沙以安置疍民也。[169]增沙又名新沙，在南关九菜栏旁。清末，竹横沙、小东门外鸡翼城、黄沙尾等“近海边沙洲一带多疍人结屋而居”，极为简易，以木枝搭盖，“板屋毗连”。[170]
五 东关与北关
省城东关和北关多山冈丘陵，无水运之利，故商贸不兴。明末清初，陈子壮家族在东关一带颇有势力。陈子壮在元运里建有洛墅，有池10余亩，塘三口。其堂兄陈子履建东皋别业，面积更为广阔，当中有一“蔬叶”大湖，环以芙蓉杨柳，有亭台楼榭之胜。[171]两藩入粤后，东山一带曾为平王府马圈，蓄马逾万匹。驷马岗及马湟水诸处，皆为牧地，“禁民不得耕种者”。[172]撤藩后东关成为军事操练、恤政、停厝及坟场所在地。
军事操练之所为东、北两较场。东较场于康熙二十二年定为旗兵合操之地。场南居中设演武厅，自厅后路边起，长一百一十三丈五尺；正东分中普济堂起至正西分中沟，宽一百二十八丈，周围四至四百零三丈九尺。[173]该场是官府举行大型户外活动的主要场所。每年立春，广州知府偕同南番两县官员、下属各级官吏、士绅、耆老及随行的老幼妇孺，在锣鼓声中巡街过巷，抵达东较场举行盛大的迎春仪式。[174]该场亦是武科举乡试之所，武生试馆和弓箭铺遂多开设于东门北直街一带。每界科考，弓箭铺生意极为畅旺。[175]北较场在小北门外，原为旗兵练习鸟枪而设，故又称“枪场”。地势宽远，附近并无村庄，康熙三十年定为旗兵操演之所。南北长一百二十七丈七尺五寸（约425.8米），东西长六十八丈二尺五寸（约227.5米）。[176]据格雷记述，旗兵不常在北较场驻营训练。[177]
东关亦是官府设置的恤政之所，女普济院（又称“女老人院”）、普济院、瞽目院、育婴堂和麻风院等均在东门外。女普济院创设于康熙六十一年，原址为黄华寺，创建时有房71间，后士民陆续捐建。清末共有约240间房舍，收养贫老妇女340人，并建有一座观音堂。[178]普济院设立于清雍正二年，收养鳏独病男民，原建神殿、官厅、东西厨房132间，左右住房112间，后陆续添建房屋。至清末有200多间房舍，收容60岁以上无依老人约178人。[179]瞽目院在大东门外北横街，设于乾隆十二年。据格雷记述，该院残破不堪，条件极为简陋，内住有448位盲人。[180]育婴堂由盐商创设，由此产生“婴盐”的名目。康熙三十六年，两广总督石琳、盐御史沈恺曾率同商人云志高等捐建育婴堂于西关第十甫。康熙五十一年，盐商请场商每包加盐一斤，埠商代买，纳羡于堂，称之为“婴盐”。康熙五十八年，巡盐御史常保以场盐归官，取消了婴盐。乾隆二年，清远埠商叶松云等请将公捐银两发商生息，并仍请带销婴盐以襄公费，获得藩司和盐运司批准。乾隆七年，因房屋不敷，盐商沈宏甫等请于东山紫来里购买民地，另建新堂。堂址占地20余亩，共用工费银9800余两，建有七巷约258间房屋，另有医护房、药房、校舍、金花庙、坟场等。此后，盐运使每以育婴经费不敷为词，不断累加婴盐。乾隆十一年，盐运使朱介圭请准于每包带销婴盐一斤之外，再加带盐一斤，每拆正余盐一封，带销婴盐20包。至嘉庆八年，凡商人每封带销婴盐达50包之多。[181]麻风院坐落在东郊通往白云山的路旁。《羊城古钞》载院内有疯疾孤贫男妇174人，外江（即外省人）134人，批恤33人。[182]麻风病的后裔多居住在筑横沙一带，是地遂有“疯人寮”之名。[183]
东关与北关外多停厝之所和坟场。停厝之所既有义庄、丙舍，也有寺、庵，外国人均称为“City of Death”。棺木停厝不葬，有的是为了寻求风水宝地，有的是等待运送回乡。外省商人、官吏、旅客往往以会馆为单位，集资兴建丙舍，存放棺木。（见表1-5）地藏庵是较早在粤成立的丙舍之一，位于女普济院旁，原为浙江绍兴商人捐资建设，以为乡人停柩之所，“迨后各省侨寓官柩亦皆殡此”。乾隆二十年，两广总督杨应琚札饬盐运使范时纪劝谕盐商捐资修葺并捐设义冢，后又公捐银3000两发商生息，以为经久之计。该庵设有庄头经管，拥有至少550间房舍，并有义冢在东门外官山淘金坑一带。[184]永胜寺亦是停厝之所，有194间房舍。格雷注意到，为防止盗匪来抢劫富人的随葬品，该寺两侧筑有高墙，墙上开设枪眼，并有警卫日夜看守。[185]坟场亦多在东北关外。官府提供的公共墓地“漏泽园”，在大小北门外。[186]其他义冢多在东门外淘金坑、走马山、驷马岗、东山、塘尾、帽峰岗等地。[187]八旗茔地在东门外蟠松岗、驷马岗、官路、东碑亭、西碑亭，计地八十九亩零。[188]
表1-5 东关与北关外义庄、丙舍分布情况
东关与北关的居民多为贫民小户。东关南部附城近东濠、临珠江一带，清初已有不少街巷，如北横街、线香街、荣华坊、永胜街、三角市、糙米栏、永安横街等。[189]张维屏曾记，“广州城货店，以小东门外永安桥区永利酒店为最古”。[190]1887年，小东门外仁昌茶居起火，火势越过桥面烧至东边的三角市、粤秀坊一带，烧毁铺屋不下百间。[191]这一时期，东关外也有一些织造厂。永泰寺旁有家织造草席的大工厂，名为“茂和栈”。[192]百子桥一带有昌隆洋席栈，居住附近的贫民多在该厂佣工。[193]草席在清末成为广州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主要运销美洲。北关亦是聚居贫苦小民。据盖勒特（Valery M.Garrett）的研究，大北门最初是辟作从北京抵粤的官员进城的官道；小北门则用于运输食水和建筑材料进城。[194]官员进城路线随水运条件发生改变，特别是沿中国内海航行的轮船出现后，转向天字码头—永清门—大南门—双门底的路线。大小北门外遂成为小手工艺者、外省流民、客民栖息之地。大北门外双井街，“附近居民工艺成林，亦多种蔬菜以谋升斗者”。[195]1889年1月，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委候补县令王寿民筹款，在大北门外与西关高岗医灵庙之间兴修栖流所。[196]“凡外省游民在此流落者，均许入所居住，日间出外谋食，夜间栖宿其中。”该所在3月中竣工，建有房屋40余间，可容400余人栖止，由候补通判谢澈尔管理诸事。[197]大北门外稍北有村名为三家店，从前地方寥落，至清末“客民相聚，土屋成村。通衢之处有盖搭篷茅，以待游山者评茶驻足”。[198]小北门外也多为贫民小户，村妇“挑汲山水卖于城市，以博绳头”。[199]结屋而居的多是客民，“皆托工艺为糊口之计”，如凿刻墓碑、看守义庄等。[200]
六 河南
河南位于珠江南岸，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隶属番禺县。《广东新语》载，河南之名始于东汉杨孚移洛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201]清代以来，河南腹地依靠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墟市贸易形成一片乡村风貌。而近河一带随广州商贸日盛，逐渐开街辟巷，筑起商铺、行栈、货仓、酒楼，形成新兴“街市”。这种内陆乡村与近河街市并存的格局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
河南马涌（今海珠涌）沿岸在明末清初已是村户比连，形成以瑶头（又名“窑头”、“瑶溪”）为中心的乡村群落。据《番禺河南小志》载，明代万历时河南有“十三村”，清初发展至“三十三村”，至道光时增至“四十八乡”，及晚清已有“七十二村”。[202]这些村落以种植花卉和茶叶等经济作物而闻名。清前期，所植花卉主要为素馨，《广东新语》载，“（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花贩每日在“花渡头”将新摘素馨装载上舟，运至五仙门外登岸入城。素馨消费量极大，“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203]清中后期，花卉品种增多，花市即设在庄头，前后各村数十里，多种植茉莉。[204]兴盛的花卉种植使得河南与邻近的花埭、芳村成为士绅游嬉赏玩之所，每年春初，“花埭花开集画船”。[205]河南另一主要作物是茶，《广东新语》载，“（河南）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206]道光《广东通志》亦载有珠江之南有茶树者三十三村，谓之“河南茶”。[207]瑶头多茶田，与隔山的石岗下形成茶市，“侵晨则荆钗布裙、筠笼箬筥咸集于此”。[208]
横跨马涌的汇津桥、利济桥、云桂桥（又名“小港桥”）因农产品贸易往来而成为河南的交通要道。康熙年间，“瓜蔬果蓏、香花茗芽之属，荷担而市于广州者，络绎不绝，而皆于小港之桥”。[209]汇津桥、利济桥均位于瑶头，云桂桥位于小港。两地遂成为河南最重要的墟市和社会活动中心。嘉庆二十年，瑶头公和市重建倾圮已久的双洲书院，作为“上下十三村童冠会文之所”。[210]此后，双洲书院便成为河南各乡士绅集议会商之所。[211]汇津、利济和云桂三座桥梁亦成为区分河南腹地和近河一带的地标。
与河南腹地的乡村风貌截然不同的是，近河一带在清代随着商贸日益繁盛，形成新的“街市”。近河一带大致以海幢寺为中心。寺西的洲头咀、南岸、鳌洲、龙溪乡、安海、龙导尾、白鹤洲、漱珠岗等地得益于盐仓和行商落户，在清初发展最快。河南官渡头原设有229间盐仓，顺治十八年建新仓144间，雍正十二年又在鳌洲增建一所3层共9间的金家仓。[212]乾隆五十五年，改埠归纲，所有场盐，须统由公局商人先运赴省城，贮于河南金家二仓，再由水客运销。鳌洲遂成为食盐运销中心，大批盐船往来湾泊。[213]盐船、盐商推动了鳌洲以东漱珠桥的酒楼业发展，酒幔茶樯，往来不绝，“笙歌夜夜，不亚秦淮”。[214]因与十三行隔河相对，行商潘、伍两氏于清初迁居河南。行商潘振承于乾隆四十一年在龙溪乡开村建宅；行商伍秉镛于嘉庆八年在龙溪乡东的安海溪峡购地建房。[215]潘、伍两氏在河南经营颇多，不仅建宅修桥，而且大肆修建亭台楼阁，营造园林景致，吸引不少文人士子渡河造访。在其影响下，不少富商大户定居河南，《广州城坊志》有“广州城隔岸地名河南，富者多居之”的说法。[216]直到清末民国，潘、伍两氏仍是近河一带的大族，在地方颇具权势。
清中期，河南近河一带便利的水运吸引了不少从事外贸的工商业与从事茶丝贸易的洋商。乾隆至道光年间，近河一带是“广彩”重要的加工地，其产品遂有“河南彩”之名。美国旅行者希基（William Hickey）于乾隆三十四年参观河南的广彩加工场，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200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这种工场当时竟有100多个。[217]据民国年间刘子芬的《竹园陶说》记载，“河南彩”的原料是景德镇烧造的白瓷，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与西商。[218]不少从事茶丝贸易的帕西商人和洋商也设公司于河南。如Jardine’s（即英国怡和洋行），Rusell’s（即美国旗昌洋行），Dent’s（即英国颠地洋行，又称宝顺洋行），坐落正对白鹅潭的洲头咀一带。[219]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部分外商暂居河南。粤海关、英国领事馆均短暂地设置在河南，战后始迁往沙面。但海关俱乐部一直留在河南。该俱乐部用以接待外贸中的低级官员，如观潮员、船舶抵达时的登船检查员、领事巡警等。[220]沙面辟为租界后，仍有洋商留在河南。19世纪70年代坐落在河南的外商公司、旅馆有近30家，包括Deacon & Co.（的件公司）；Hosse & Co.（希土公司）；Johannes，S.P.（佐宴公司）；Metta，E.N.（南记行）；Modadhoy，P.V.（马打杯）；Nye & Co.（弥公司）；等等。[221]比较有名的外商旅馆是广州旅馆，位于鳌洲外街与金花庙之间。经营者是一位名叫罗萨里奥（A.F.do Rozario）的葡萄牙商人。[222]近河一带也有大批长期与外商交易的商铺，如位于洲头咀的厚盛、吉记、利益、德茂、粤和、裕丰、益盛等木匠营造铺，昭记、福同、同和、相记、永记、和兴等男洗衣工行（washerman）。[223]
清末，河南近河一带的外贸更为多元化，住宅区也随着工商业发展不断扩大。鸦片战争结束了一口通商的贸易格局，行商制度随之瓦解，广州经济曾一度低迷。但随着新口岸的开辟、东南亚市场的开发，市场网络和规模不断扩大，广州的贸易格局日趋多元化。同治年间，洲头咀、白鹤洲、岐兴里等处出口洋庄蓬勃兴起。按商品不同，可分烟庄、茶庄、席庄、糖姜庄、凉茶庄等。凉茶庄如源吉林、王老吉等，每年皆有大宗货物运往美洲大陆和南洋群岛。[224]生产草席的工厂亦多设在河南，《华字日报》载，“迩来粤省织席工作愈佳……是以贩卖出外洋者，生意日益昌盛。河南草席工作最多”。[225]《粤海关十年报告》中称河南“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包括仓库、席栈、分铺，还有造船厂、机械厂、煤场和船舶用品商店等。这方向的土地价值飙升，许多鱼塘和莲花池被填平建房。”[226]同治、光绪年间，白鹅潭东侧的大基头逐渐开发成富商住宅区，形态与西关宝华坊相似，以南北向大街和东西向住宅街道构成一片“十”字形正交街道系统。买地建房者多是出洋经商的获利者，《华字日报》载：“河南大基头旧为荒田积潦，烟水茫茫。今则填成阡陌，交错街衢。近时在外□获利而归者，喜其地僻静，多于此营大厦□□郊，栋宇云连垣墉高拱，气象为之一新。”[227]
大体上看，清代河南的开发是建基于两种不同的商贸形式。内陆是以种植花卉和茶叶等农作物而形成的农业贸易，而近河一带大多与潘、伍两家行商所带动的对外商贸有关。不同的商贸形式带来的不仅仅是从业人员和贸易景象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桥里、桥外不同的乡村基层权力体系。这种乡村基层社会权力体系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成为影响广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不同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使晚清省城内外呈现多样化的人文与地理景观。在城墙内外官府可以管控的范围也明显有所差异。待到19世纪80年代末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试图通过兴建学校、军工厂、道路等来发展教育、军事和工商业时，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地从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