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新政前广州的城厢格局（1860～1900）

明清时期，广州是两广政治中心所在，位于珠江北岸，以城墙围绕着各级衙署，称“省城”。广州城墙北倚越秀山，南临珠江，东为丘陵台地，西为河网密集的西关平原。晚清时期，省城内外的范围即以城墙为界，包括城墙内的老城和新城，城墙外的东关、南关、西关、北关及河南岛沿珠江河岸的一些街巷，在这里生活的人口约有200万。[1]因不同的地理形态、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和人群活动，省城内外景观各异。首次到访广州的人总会惊叹于其密集的建筑、繁华的商贸和喧嚣嘈杂的街市。[2]鸦片战争以后，广州的经济地位发生明显改变。面对沿海新开通商口岸与香港的竞争，广州的商业结构重新调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提倡御敌强国，大兴土木，建设学校、军工设施和基础设施，由此引发了广州城市景观的一些变化。本章拟探讨晚清时期省城内外的景观和土地的使用情况，并通过张之洞所主持的新建设来讨论省城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变化及其对广州产生的深远影响。

“省城”所指的是城墙及其所包围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具备近代意涵的“城市”。章生道（Sen-Dou Chang）认为，修筑城墙是为了保护官署、庙宇、粮仓、住宅等资源。故在中国传统城市观念中，城墙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3]明清时期广东“省城”的城墙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标。城墙高达9.3米，城脚以石头奠基，厚度达11.7米，墙身以红砖垒砌，宽6.7米。城墙上建有城楼、敌楼、警铺、雉堞，厚重的城门日夜定期启闭，墙外东南西三面环以城濠。[4]在今天，其范围大致北至越秀山，东至东濠涌高架，西至人民路，南至一德路-泰康路-万福路。城墙的范围，基本上定义了此后人们心目中“省城”的边界。省城既是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布政司、按察司、广东督粮道、盐运使等统辖两广或广东事务的文官衙署所在，又是旗营的广州将军、副都统及绿营的督标、抚标、广协的驻地，也是广州府及南海、番禺两县的府治和县治。在管治上，省城分属南番两县，南海分治西境，番禺分治东境，分界线为：粤秀山镇海楼经狮子桥、正南街，过双门底上下街，至正南门转西，至归德门出小市街，至五仙门出珠江向西，折向花地涌。[5]因具体的侦查和缉捕等职责是由两县的典史（又称“吏目”、“右堂”）负责，其办公处称为“捕厅”或“督捕厅”，故南番两县分治省城之区，均称为“捕属”。[6]程美宝指出，当人们界定“省城”或广州的时候，实际上表达的是对这片地方作为行政中心遍布机关衙门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的认知。赴省城办事，往往说的就是跟衙门机关打交道。[7]这种诠释对理解晚清时期广州城厢的空间格局极有助益。